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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向中和为陆军第十三混成旅步兵第一团团长授陆军步兵上校衔此令。
中华民国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国务总理 龚心湛
陆军总长 靳云鹏
向文成在汉口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霓虹灯。这年他十四岁。
“南北议和”结束不久，袁世凯为确保长江上游的地位，又调二镇到湖北驻防。此时二镇已按新制改为陆军二师，王占元任湖北督军兼二师师长。王占元欣赏向喜的忠勇，大总统对向中和的任命即缘于他的呈请。之前他还把向喜留在身边做副官长许久。
向文成受父亲的邀请，陪母亲同艾去汉口。
这次他们母子离家，不似他童年时由笨花外出看父亲。那时他们母子常因盘缠不足，路途中遭遇些囊中羞涩之苦。一次在石家庄换火车时，娘儿俩只在车站买了两个贴饼子，就着一碗白开水充饥。贴饼子白开水带给向文成的也是欢乐，因为他站在了火车站上，他是一名小小的旅人。并不是每一个笨花的孩子都能见识火车站的，所谓见多识广，火车站和火车是不可少的见识。当时母亲同艾也很坦然，她一边照顾儿子吃饼子喝水，一边还腾出工夫观察笨花以外的风光人情。从前的向喜在军中虽属下级军官，但同艾能作为家眷常在军中小住，已经觉得十分满足。后来，当同艾住在保定金庄，能和同院的孙太太相伴，常进出于保定城之后，就更觉出那实在是自己的福气了。她常常想起一句老话：有福之人不用忙。这福中之福，都因为她嫁给了向喜。
今天的向喜执意要把妻儿的汉口之行打点得既宽裕又风光——向喜的月薪已是纹银四百两。处事有板有眼的向喜惟恐弟弟向桂疏忽了同艾母子的行程，特意给笨花家中一连去了两封信，信中连他们离家时要坐细车
，买票要买头等车都嘱咐了又嘱咐。同艾和文成在兴奋和忙乱中度过了行前的几天。旅行对于他们虽不新鲜，坐头等车他们可是第一次。离家这天，向桂亲自赶辆细车把同艾母子送到元氏车站，又在元氏为他们买了些粗细果子，和一篮产自兆州的雪花梨。之后，他把他们顺利送上头等车厢。
旅途是愉快的，自幼就对点心、零食不感兴趣的向文成，只是饶有兴趣地看母亲手托酥皮点心吃得那么仔细。他看见一些细碎的薄皮掉在洁白的卧具上，同艾又把它们收敛起来放入口中。向文成看同艾吃点心，还听她讲父亲刚驻保定时，保定金庄的孩子们是怎样笑话父亲的笨花口音。在金庄院子里，有孩子像看稀罕一样看他们的新房客，向喜就说：“出哩出哩。”他是说请孩子们出去。保定孩子便大笑着，也跟着高喊“出哩出哩”！向喜的笨花口音很难改变，他对语言的敏感远不如同艾。同艾随丈夫每驻一地，就能立刻发觉当地口音和自己家乡话的差异，她甚至很快就能对他们的口音和句式做些神似的模仿。同艾第一次驻军营是河北迁安县，迁安属冀东。同艾注意到迁安人管借叫“求”，管篮子叫“笼子”，管大伯叫“大爹”。有个房东孩子叫戳子，他娘说：“戳子呢，快到大爹家求笼子去。”他娘说的是让戳子到大伯家借篮子。向文成没见过迁安人说话，但他深信同艾描述的真实。同艾吃着点心和向文成说话，直说过了高邑和顺德。她累了，就斜倚在雪白松软的枕头上打盹儿。向文成不知累，十四岁的他已是成年，他把头抵住玻璃看窗外，看飞速后退的风景。火车出了河北境，风景就不同于笨花，也不同于保定。风景在他眼里虽不清晰，但他还是能感觉到那些黑的瓦和白的墙，干土地也变成了水田。他又想起了口音的问题。这黑瓦白墙屋子里的人，口音又是怎样呢，和笨花的差别一定更大。保定府离笨花才三百里地，口音就那么不同，更何况现在已经出了省份。有人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口音一定也和水土有关系。兆州每个村子的水都不同，有咸有淡，口音也才有了差别。童年时代的向文成常想，天下有多少种口音，到底哪里的口音最为标准？也许俺笨花最标准。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才意识到儿时自己的可笑，笨花村才那么小。
向喜这次接同艾母子来军营，决心要把一切做得尽善尽美。他亲自到江岸车站迎同艾母子下车，用马车把他们接进军营。他让护兵和马弁称同艾为向太太，称文成为少爷。他特意请来当地名厨为太太和少爷烹制当地菜肴。一场家宴热闹过后，马弁就陪同艾去逛街。原来汉口和保定大不相同，这里，不仅本国商贾云集，诸多外国商号铺面也在埠设立。当晚向喜又亲自领着妻儿赴江边看汉口的夜景。向文成第一次看见长江，第一次看见往来于江面的帆船、汽船，第一次看见江边那个令他终生难忘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霓虹灯广告。那面竖起来的神奇之灯就像从天而降，它们在夜幕中逐字逐字地显现着，又逐字逐字地消失下去，之后再显现再消失，闪闪烁烁，永无停止。向文成发现，电，不仅可以使一个灯泡亮起来，原来还可以制造出让人意想不到的新奇。自此，这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霓虹灯便永远矗立在了向文成的心里，成了他见多识广的一个证明。
从江边归来，向文成在自己的房间久久不能入睡。他发现了茶几上的报纸，那是一份头几天的《申报》。报纸他虽不是第一次看见，但《申报》之于他，是汉口之外的又一个世界了。这报纸应该是属于父亲向喜的，可不知为什么他猜测父亲不是一个喜欢读报的人，军人仿佛没有时间再去阅读什么。这样想父亲也许有些大不敬，向文成却还是执拗地这样以为，好像父亲在军中时间越长，离文字就越远。报纸对于向文成本人却有着莫大的吸引力，他拿过《申报》，在灯下翻阅起来。顿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几个大字又闯进视线，原来这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申报》上刊登的一则广告。广告上画着一个身着长袍马褂的戴眼镜男人和一个身穿花旗袍的女子。这男人一手托腮坐于沙发上，女人正一手撩起门帘，一手拿着一盒香烟递给坐着的男人。画面配着文字，文字写道：他醒了就要吸烟，中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的梅兰芳牌香烟是他最赞成的，所以我预先给他拿来。
向文成反复读着这则广告，广告上精心组织过的绵软句子竟使他兴奋。他想，若是换了笨花人，这段话该怎么说呢？递烟人要是母亲同艾，吸烟人要是父亲，这话又该怎么说呢？他想不出来。父亲也从不吸烟，所以向文成永远不曾看见父母关于烟的交流。但是《申报》上这则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广告，伴随着汉口江岸那闪烁不止的霓虹灯，毕竟给向文成带来了某种莫名的心境。他尤其不能忘记广告上那位撩起门帘的年轻女子，她额前整齐的刘海儿，身着旗袍的窈窕身材都让他激动不已。将来他身边的女人就应该是这样的吧？假如他睡醒了要吸烟，他身边的女人也应该用这样的言语关照他抽烟才是……向文成背诵着广告词，把自己坠入舒畅的梦里去了。
晚上，向喜和同艾的恩爱在自然中渐渐复苏着。同艾和前些年相比，体态稍显出些丰腴，丰腴的同艾和向喜依偎在一起，向喜又闻见了同艾头发里那股花籽油味儿。虽然同艾来汉口前已经不再使花籽油，她使了在保定买的生发油。但向喜还是顽固地认为那就是花籽油味儿，也许那是同艾带来的笨花的味儿吧。笨花味儿使向喜兴奋，笨花味儿也给向喜带来一丝忧愁——二丫头不时出现在他眼前，他跟同艾说着话，就免不了有些走神儿。凭着女人的敏感，同艾不久就觉出了向喜的走神儿，她谨慎地又有几分肯定地对向喜说：“你有心事，我觉出来了。”
向喜长出了一口气说：“是哩，我心里一直有事。”
同艾又问：“是国事还是家事？”
向喜犹豫了一下说：“国事、军事……都有。”本来他要说国事家事都有，家事就是娶了二丫头。但话到嘴边，他把家说成了军。同艾知情达理地说：“那就不是我该听的事了。”
向喜却说：“你不听我也想给你说说。我不说给你，又能说给谁呢。”他说得很动情，也很真切。他确有一些不能与人言的国事想对发妻说，虽然他知道，身边这个女人并不能够完全理解。他突然给她讲起一个名叫宋教仁
的人，说袁大总统差了个叫应桂馨的人在上海暗杀了他。那个杀害宋教仁的应桂馨几次三番向大总统邀功，大总统为灭口，竟又派人把应桂馨也暗杀在火车上。向喜叹了口气说：“我一向钦佩袁大总统，可袁大总统这么做实在不该，有点叫人心惊胆战。这件事之后，我在外头做事经常心有疑虑，有时候我半夜醒来经常闹不清自个儿在什么地方……”
向喜对同艾说的话，是他埋藏在心里的真话，是啊，此话除了同艾他又能对谁说呢。
同艾深知这些，她用力攥住丈夫的手说：“人在外头不管做事大小，都是身不由己，有些事我比你还放心不下呢，也只能全靠个人节在
了。”
向喜说：“有些事你节在都来不及。”他说着又想到了二丫头的事，背着发妻娶二丫头就是一次不节在吧。他这次接同艾来汉口，就是要把这个不节在源源本本告诉她的，这种打算又何止今天才有？他一次次鼓足勇气，又一次次气馁下来。他想该怎样开口才能最小程度地刺伤同艾？就在向喜一次又一次鼓勇气的时候，二丫头顺容却又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于是气馁就更占了上风。
同艾攥着向喜的手见向喜不说话，又问：“心里还有别的没有？”
向喜说：“别的一时也说不清。”
同艾说：“那就明天吧，你也困乏了，明天还得听王大人差遣。”
向喜就势打了个哈欠。
有句形容夫妻间相处的好话叫做相敬如宾，向喜和同艾在汉口的日子就相敬如宾。虽然同艾也觉得他们夫妻这样的相处已不同于笨花，也不同于保定，可她又实在挑不出丈夫对她的怠慢。她只想，现今已经被人称为向大人的向喜，莫非你非得让他回到从前不可？他已经不再是守着火盆烤火的庄稼人，他也不再是教她拿肉馅包馄饨的、自己起火做饭的队官。同艾暗自为自己圆满着说法，也从心底感激着丈夫对她的关照和周到。
向文成和父亲相处总有几分不自然，他在父亲面前常常自觉其貌不扬，尤其当父亲身着戎装威风凛凛地出现在他眼前时，他就更加感到了自己的渺小。他不愿意与父亲的眼光相遇，这使他在父亲跟前就常有一种犹豫不决的表情。向喜或许察觉了儿子和他之间的距离，竭力想找回他和儿子之间的那种父子亲情，但他终也找不到合适的话题。他和儿子谈文字、谈时局，父子也能做些对答，可他们对答着，双方又都觉出，这仅仅是做出的一种姿态。向喜不愿意把逐渐长大的儿子形容成其貌不扬，一切都是性情所致吧，他想。他只觉得，文成要是个子再高些，身板再壮实些会更招人喜欢。还有他那双残缺的眼睛，给他与别人的交往带来了更实际的障碍。唉，向喜想，那个中午他为什么非要带他去下府河不可呢？他怀着这不能平抑的内疚暗中端详着十四岁的向文成，却又从儿子那貌似自卑的形态里，发现了他有一种超越了身高的迷茫而又热切的神情，他突然会显出些抱负满怀。
无论如何，向喜一家三口是愉快的，一旦找到话题，彼此都会忘记任何间离，尤其在饭桌上。这天中午全家在餐厅用饭，厨子不仅做了鲜藕炖排骨、红烧猪手，还特意从外面的饭馆叫来一道当地菜肴——土匪鸭。于是全家就围绕土匪鸭展开了话题。向文成问父亲，这土匪鸭真是土匪吃的菜吗？向喜说，正是这样。你看鸭子外面包着荷叶，荷叶外面又裹着泥，这鸭子是用火烤熟的。先前土匪抓了别人家的鸭子来不及细做，就用了这个办法。向文成就说，这办法好是好，就是土匪做鸭子太失策。向喜说，怎见得？向文成说，土匪既是土匪，就不必再自己动手把生鸭子做成熟鸭子，要是有人追上来怎么办？向喜说，照你的说法，鸭子就不用做了。向文成说，土匪既是土匪，就不如去抢做熟的鸭子。同艾说，看你说的，要是近处没有饭馆呢？向喜就说，再饿着肚子跑呗。三口人都笑了。后来向喜又说，其实湖北的土匪鸭和杭州的叫花子鸡做法都一样，都是借了个离奇的名字。名字越离奇，越能吸引人去吃。快尝尝，快尝尝，趁热乎。向喜亲手将泥和荷叶扒开，先给同艾夹一块，又给文成夹一块。
就在向喜为文成母子夹菜的时候，一个女人大步跨进了餐厅。在向文成看来，这女人显得很是人高马大，她就像江中的一股浪头朝饭桌涌来。他本能地往母亲那里闪了闪，才看清这女人跟前还有两个孩子。小一点的被她抱着，大一点的在她手里牵着。这女人大约在刚进门时受到了护兵的阻拦，所以嘴里还在责骂着护兵。女人闯进门后，先把两个孩子推搡在向喜跟前，就让他们管向喜叫爹。
两个孩子按照女人的吩咐，一人搂住向喜一条腿，果然叫起了爹。女人又冲孩子嚷道：“大点声儿，再大点声儿，你们爹耳朵背，怕他听不清。”女人说着，拿眼睛斜视起同艾与文成。斜视一阵就又挑衅似的说：“我不是走错了门吧，是我走错了门，还是有人进错了门？”
来人是二丫头。这是她携儿子文麒和文麟对汉口的一次突袭。原来二丫头早就在向喜身边安插了“眼线”，她嘱咐眼线，一旦向大人身边有风吹草动，就立即往保定发电报。几天前她果真接到了一封电报，那电文只有一个字：来。二丫头顺容仿佛就是冲着这个“来”字来的，电文越简单，她胸中的火气就越大。
这一幕情景对于同艾来说是爆炸性的，却也干脆明白，不再存有悬念，向喜的“国事、军事”也有了结果。哪有不相干的女人让儿子乱叫爹的？
这一幕情景对于向文成来说也不再存有悬念，他已知晓这女人就是他的“姨”了，按笨花人的习惯，二房被称做姨。那两个小男孩，便是他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了。
同艾还是感到了惊骇，她惊骇的不是这事情本身，她惊骇的是向喜会把事情瞒得这么严实——两个孩子都会叫爹了，也许一个五岁，一个三岁吧。她恍恍惚惚地看见他们头戴小瓜皮帽，身着西式花呢小外套，体面，整洁，气色红润，她的眼光突然瑟缩起来，又一阵恍惚，就觉得餐厅里没有了她自己。
同艾看见二太太汤顺容之后就昏了过去，醒来后又说了几天胡话。向喜为她请来一个叫马克的德国大夫，同艾吃了几天马克的药，才逐渐恢复了常态。
向文成一直守在母亲身边，他们和二丫头分住在两个院子里，只待吃饭时才同坐在一张餐桌旁。同艾大半不再上桌吃饭，只有向文成碍于父亲的尊严，不得不上桌就餐。每次进餐，向文成都不知如何对待他这位从天而降的姨和两个从天而降的弟弟。有时他试图不加人称地和他们打个招呼，但他又断定，那换来的一定是二丫头和两个儿子不约而同的白眼。原来一张桌子上只有他才是多余的。父亲向喜也总想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但偏偏文成自己又不“赶劲”，虽然每次进餐他都加倍用近视的视力扫视桌面，惟恐有什么闪失。但面对一桌盘子和碗，又常常错误百出。一次他把混入菜盘中的一根麻绳当粉条，用筷子夹住送进口中，被两个弟弟看见，他们立刻兴奋得不能自制地高声大笑起来。他们不看文成，只看向喜，好像在说，怎么这个人也是你的儿子？向喜并不纵容两个年幼的儿子，他甚至为此喝斥他们。但是向文成还是感觉到，父亲和他们似有一种天然的亲昵，而父亲对他更多的是责任和客气。小时候父亲和他都光着屁股去府河游泳的日子已经是往事了。
向文成在汉口的日子变得很沉闷。他隐隐觉得，自己终归还是属于笨花的吧。他不再去江边看船只的往来和霓虹灯的闪烁，对《申报》上的烟草广告也减了兴趣。他忽然觉得，他配不上广告上那位女子，那样的女子只配得上同父异母的弟弟文麒和文麟。为母亲治病的德国医生马克就在这时走进了向文成的心。马克的儒雅和谈吐常常带给向文成一种陌生的冲动，他想，如果这时父亲问他将来的打算，他会告诉他，他要做一名医生。
经过德国医生马克的调治，同艾的精神恢复到往常。她脾气出奇地好，还常常陪王占元的太太去听戏、打牌。她不卑不亢地对待二丫头，她待文麒和文麟也如同亲生。向喜估计风暴已经平息，他受着同艾的感动，他想，和二丫头相比，同艾到底是多些豁达和厚道的。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是同艾给了他面子。
然而，一天晚上，打牌归来的同艾把向喜请进自己房里说，她想回笨花了，在汉口固然清闲，可笨花还有公婆。向喜在这里有顺容照顾，也就够了。同艾把顺容的名字说得格外自然，就像在说着自己的姐妹。
向喜对同艾的表示并不意外，也没有做理应的挽留。因为他知道，他的任何挽留在同艾看来都会是虚假的。他只对同艾说，就替我给老人行孝吧，我打算给家里盖新房，要盖笨花最好的房。
向喜差人到首饰店给同艾打了一枚金戒指，戒指背面铸有一行字：向梁氏同艾。这枚分量不轻的金戒指不仅是向喜对发妻的一份情意，也是向喜对发妻身份的再一次郑重确认。
同艾和向文成坐上了返回北方的火车，他们比来时多了许多行李。向喜不但为同艾买了礼品，还不忘把家里人一一打点。行前向喜曾问向文成想要点什么，文成想了想说，我把爹不看的《申报》带走吧。向喜就给向文成准备了一只尺把长的藤编小箱，把手头所有《申报》都收拾进去并说，从今往后，他会替文成把《申报》订到笨花去。
同艾一路无话地把头靠在车窗墨绿色的窗帘上静坐，她面容淡然，心中却是倒海翻江。她已经许多天不再流眼泪了，现在人一离开汉口，眼泪才又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噼里啪啦落下来。她忽然想起向喜给她讲过的那个被袁世凯派人杀死在火车上的人，她想，不如也叫人把我杀死在火车上吧。可她又明知，有人杀宋教仁，也有人杀应桂馨，却没有人杀梁同艾。梁同艾还得回到笨花去。
对面的向文成凑近母亲的脸，躲着人们的眼睛小声说：“娘，你哭了。”
同艾的眼泪流得更汹涌了。
向文成说：“娘，别哭了，你的眼可别再哭坏了。”
同艾终于止住了哭。她不是怕哭坏了眼，那是因为儿子文成的提醒，那是因为她对文成的怜惜。她也不愿意同包厢的人看见她掉眼泪。
火车到达石家庄是个早晨，同艾母子要在这里换乘去元氏的慢车。母子二人下了火车走在站台上，旅途的劳顿使二人脸色都不太好，眼角也堆积着眵目糊。现在天色尚早，车站外面显得非常冷清，只有几个当地妇女在卖洗脸水，她们各自守着眼前的脸盆、毛巾和一把热水壶，喊着：“洗洗脸吧，洗洗脸吧，洗洗脸长精神啊！”
萎靡了一路的同艾在一排洗脸盆前停住，从口袋里掏出几文小钱对向文成说：“我要在这儿洗个脸，你也洗一个。”
同艾执意要洗完脸，精神着回笨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