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乔·迪伦让我们认识了西大荒。他有一个小书屋，里面有旧报刊《米字旗》《勇气》和《半便士奇迹》。每天晚上放学后我们在他家后花园会合，玩印第安人打仗。他跟他的胖弟弟，懒惰虫列奥一起守着马厩的阁楼，我们设法突袭占领它；或者我们在草地上激战一场。但是，无论我们打得多好，都没法在围攻或战斗中取胜，所有的会合都以乔·迪伦的胜利战舞告终。他父母每天早上去加德纳街参加八点钟的弥撒，迪伦太太那宁静的香味弥漫在房子的门厅里。但他玩得太凶猛，我们这些年龄较小、比较胆怯的都不是对手。他看上去就像某种印第安人，在花园里跳来跳去，头上顶着一个旧的茶壶罩，用拳头敲着一个铁罐子，喊道：

——亚！亚卡，亚卡，亚卡！

听说他要蒙召去当神父时，所有人都无法相信。但这是真的。

一种无法无天的精神在我们中间传播，在它的影响下，文化与体质的不同被撇在一边。我们结成一帮，有的是勇敢地，有的是玩笑地，有的几乎是害怕地：最后那一类，那些担心显得太用功或不够健壮的、勉勉强强的印第安人，我就是其中一个。西大荒文学中的那些冒险离我天性较远，但至少它们打开了逃避的大门。我更喜欢一些美国侦探故事，时不时有野蛮热烈的美女穿插其中。虽然这些故事没什么错，虽然它们的意图有时还是文学性的，它们却在学校秘密流传。一天巴特勒神父在听四页罗马史，笨拙的列奥·迪伦被发现带了一份《半便士奇迹》。

——这一页还是这一页？这一页？现在，迪伦，起立！“天还没”……接下去！什么天？“天还没亮”……你有没有学习？你口袋里是什么？

所有人的心脏都悸动了一下，列奥·迪伦把报纸交了出去，所有人都显出一副无辜的表情。巴特勒神父翻着报纸，皱起眉头。

——这是什么垃圾？他说，“阿帕契酋长”！这就是你读的东西吗？不学习罗马史？别让我在这学院里再见到这种低劣的东西。写它的人，我估计，就是个潦倒的家伙，靠写这些东西赚点酒喝。我很惊讶像你这样的学生，受过教育的，会读这种东西。如果你们是……国立学校的学生我还能理解。现在，迪伦，我强烈建议你，学你的功课，不然……

在清醒的学校时间里，这种责备让“西大荒”对我失去了不少光彩。列奥·迪伦慌张的胖脸唤醒了我的一点良知。但当学校的约束力距离较远时，我又开始渴望撒野的感觉，渴望只有这些不安分的记录才会给我的那种逃避方式。最后，傍晚的模拟战斗变得跟上午的学校程序一样令我厌倦，因为我想要真正的冒险发生在自己身上。但真正的冒险，我思忖，不会发生在待在家里的人身上：它们必须到外面去找。

暑假临近时，我下了决心要摆脱学校的乏味生活，至少一天也好。跟列奥·迪伦和一个叫马霍尼的男孩一道，我计划逃学一天。我们每人攒了六便士，准备早上十点在运河桥碰头。马霍尼的大姐姐会替他写假条，列奥·迪伦会让他哥哥说他病了。我们打算沿着码头路，一直走到轮船那里，然后乘渡船过河，走去看鸽子房。列奥·迪伦担心我们会碰到巴特勒神父或学院的其他人，但马霍尼很有头脑地问，巴特勒神父去鸽子房干啥呢？我们都放下心来：我从两个伙伴那里收集了六便士，同时给他们看了我的六便士，完成了密谋的第一步。在那天的前夜做最后的安排时，我们都莫名地兴奋。我们握手、大笑，马霍尼说：

“明天见，伙计们！”

那一夜我睡得很不好。早晨我是第一个到桥上的，因为我住得最近。我把书本藏在花园尽头灰坑旁的高草丛里，匆匆沿着运河堤岸走去。这是六月第一周的一个和煦的早晨，我坐在桥墩帽上欣赏着我不太结实的帆布鞋（我连夜勤劳地用白黏土把它刷白了），看着温顺的马匹把一车生意人拉上山坡。林荫路两边的高树枝头长满细小明媚的绿叶，阳光斜斜穿过它们照在水面上。桥身的花岗石暖了起来，我开始用手拍打它，和着我脑子里的一首乐曲。我非常快乐。

我在那儿坐了五到十分钟后，看到马霍尼的灰衣灰裤过来了。他走上山坡，微笑着，爬到桥上我的身边。我们等待的时候，他拿出了从他里边口袋鼓出来的一把弹弓，解释着他对它做的一些改进。我问他为什么带这个，他说带来跟小鸟玩玩。马霍尼大量使用俚语，说巴特勒神父是老本生灯。我们又等了一刻钟，还是看不到列奥·迪伦的影子。最后，马霍尼跳下来说：“走吧，我知道胖子会临阵脱逃的。”

——他的六便士……我说。

——没收，马霍尼说，对我们来说更好——一先令六便士，而不是一先令。

我们沿着北沙滩路一直走到硫酸盐厂，然后右拐沿码头路走。一走出众人的视线，马霍尼就开始扮演印第安人，挥舞着他那没上子弹的弹弓。当两个衣裳破旧的男孩英勇地向我们扔石子时，他提议我们应该向他们进攻，我反对说那两个男孩太小了。于是我们继续往前走，破衣裳军在我们身后喊道：“傻包包！傻包包！”以为我们是新教徒，因为马霍尼皮肤黑，帽子上戴了一个板球俱乐部的徽章。到“熨斗角”时我们发起了一次围攻，但失败了，因为你至少得有三个人。我们拿列奥·迪伦出气，说他是个胆小鬼，并猜想他三点钟会从赖安先生那里挨多少剋。

然后我们靠近了河边。我们在两侧都是高高砖墙的喧闹街道上逛了很长时间，观看起重机和引擎的动作，经常因为我们不动而被推着吱吱嘎嘎货车的车夫吆喝。走到码头时已经是中午了，似乎所有工人都在吃午饭，我们买了两个大大的葡萄干面包，坐到河边的什么金属管上吃。我们欣然观赏着都柏林的商业景象——从卷曲像羊毛的烟迹远远就能认出的驳船，林森德那边的棕色渔船队，对面码头正在卸货的大型白色帆船。马霍尼说乘着那种大船逃到海上可真够意思。就连我，看着那高高的桅杆时，也看到，或幻想到，学校零星学到的地理知识在我眼前逐渐变成了实形。学校和家似乎从我们身边退去，它们对我们的影响似乎在削弱。

我们乘渡船过了利菲河，付了摆渡钱，同船的有两个工人和一个背着包的小犹太人。我们严肃到了庄严的程度，但在短暂的航行中，我们的目光相遇，两人都笑了起来。靠岸后，我们观看优雅的三桅帆船卸货，就是我们从对面码头看到的那一艘。一些旁观者说它是挪威船。我走到船尾想辨认出上面的铭文，但不认识，我回来查看那些外国水手是不是绿眼睛，因为我有些混淆的观念……水手们的眼睛是蓝的、灰的，甚至是黑的。唯一一位能称得上是绿眼睛的水手是个高个子，他在每次木板落下时都兴致勃勃地大喊：“好的！好的！”把码头上的人群都逗乐了。

看厌了这一幕之后，我们慢慢逛进林森德。天气已经变得闷热，杂货店窗户里晒着发霉的饼干。我们买了些饼干和巧克力，在渔民家庭居住的肮脏街道上溜达时，坚忍不拔地吃着。我们找不到乳品店，就进了一个小贩的铺子，每人买了一瓶覆盆子味柠檬汽水。喝过精神一爽，马霍尼又沿着小巷追一只猫，但猫逃进了一片开阔的野地。我们都觉得很累了，一到野地，我们马上奔向一个斜坡，越过坡脊可以看到多德河。

太晚了，我们也太累了，不能完成参观鸽子房的计划。我们必须在四点以前到家，免得我们的冒险被发现。马霍尼惋惜地看着他的弹弓，我只好提议坐火车回家，他才又恢复了一点兴头。太阳钻进了一些云彩背后，留下我们跟疲倦的念头和干粮的碎屑做伴。

野地里除了我们空无一人。当我们在斜坡上沉默地躺了一会儿之后，我看到一个男人从野地的另一头走来。我嚼着女孩们用来算命的那种青草梗，懒洋洋地看着他。他走路时一只手叉在腰上，另一只手拿着根拐杖，轻轻敲着草地。他穿着一套破旧的、绿色的衣服，戴着一顶我们过去称为“夜壶帽”的高毡帽。他看上去相当老了，因为他的胡子是灰白的。在我们脚旁经过时，他迅速抬眼望了望我们，然后接着走他的路。我们用目光尾随着他，看到他走了约五十步之后，又转过身，开始往回走。他很慢很慢地朝我们走来，一直用手杖敲着地面，慢得我以为他在草地上找什么东西。

他走到跟我们齐平时停了下来，对我们说日安。我们答应了，他在我们旁边慢慢地、非常小心地坐到坡上。他开始聊起天气，说这个夏天会很热，又说天气跟他小时候比变了很多——那是很久以前了。他说人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毫无疑问就是小的时候，如果可以重新变小，付出什么他都愿意。他表达这些有点让我们厌烦的伤感情绪时，我们保持沉默。然后他说起了学校和书本。他问我们有没有读过托马斯·莫尔的诗或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和利顿爵士的作品。我假装读过他提到的每本书，最后他说：

——啊，我看出你是个像我一样的书虫。喏，他又指指睁眼看着我们的马霍尼说，他不一样，他喜欢游戏。

他说他家里有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全部作品，还有利顿爵士的全部作品，从来都读不厌。“当然，”他说，“利顿爵士的有些作品小男孩是不能读的。”马霍尼问为什么小男孩不能读——这个问题让我不安和难受，因为我担心那人会以为我跟马霍尼一样笨。不过那人只是一笑。我看到他嘴里的黄牙之间有很大的缝隙。然后他问我们谁的情人最多。马霍尼轻松地说他有三个妞儿。那人问我有多少，我回答说没有。他不相信，说他敢肯定我一定有一个。我没说话。

——告诉我们，马霍尼鲁莽地对那人说，你自己有多少个？

那人像先前那样一笑，说他在我们这个年龄时有好多情人。

——每个男孩，他说，都有一个小情人。

他在这一点上的态度，我觉得在他这个年龄的人中开明得有些奇怪。在我心里，我想他关于男孩和情人的说法是有理的。但我不喜欢他嘴里的话，而且我搞不懂他为什么要哆嗦一两下，好像他害怕什么或突然发冷似的。他往下说时我注意到他的口音不错。他开始对我们讲女孩子，说她们有怎样漂亮柔软的头发，有怎样柔软的双手；又说所有女孩都不像她们看上去那么好，如果你知道的话。他最喜欢不过的事，就是看着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孩，看她美丽洁白的双手，看她美丽柔软的头发。他给我的印象好像是在重复他已经背下来的东西；或者，被他自己讲的一些话吸引，他的头脑在一圈又一圈围绕同一个轨道缓缓转动。有时他的语气像只是在提一些人人知道的事实，有时他压低嗓门，语气神秘，像在告诉我们什么他不想让别人听到的秘密。他一遍遍地重复他的话语，变化它们，用他单调的声音把它们包围。我一直凝视着坡底，听他讲。

过了很长时间，他的独白停止了。他慢慢站起来，说他必须走开一会儿，几分钟。然后，没有改变我凝视的方向，我看到他慢慢离开我们朝近处的野地边缘走去。他走后我们保持沉默。几分钟的寂静之后我听到马霍尼叫道：

——哎！看他在干什么呀！

我既没回答也没抬眼，马霍尼又叫道：

——我说……他是个古怪的老家伙！

——要是他问我们的名字，我说，就说你叫莫菲，我叫史密斯。

我们没再交谈。我还在考虑我是不是要离开时，那人回来了，又坐在我们中间。他刚坐下，马霍尼发现了那只逃掉的猫，跳起来在野地里追它。那人跟我观看着这场追逐。猫再次逃掉了，马霍尼开始拿石子砸它攀上的那道墙。罢手之后，他在野地远处漫无目的地溜达起来。

过了一会儿那人跟我攀谈。他说我的朋友是个非常粗野的男孩，问他在学校是不是经常挨鞭子（这是他的说法），但我保持沉默。他谈论起惩戒男孩的话题。他的头脑，又像被他自己讲的话吸引，在一圈又一圈围绕新的中心缓缓转动。他说男孩要那样就该挨鞭子，好好挨一通鞭子。男孩要是粗野没规矩，什么对他都没有用，只有一顿结结实实的好鞭子。打手或打耳光都没用：他需要的就是一顿漂亮的、热辣辣的鞭子。我对这种观点感到惊讶，不禁抬眼望了望他的脸。这下子，我看到一双酒瓶绿的眼睛，在抽搐的额头下面盯着我。我又移开了目光。

那人继续他的独白。他似乎已经忘记了他方才的开明。他说如果他发现一个男孩跟女孩说话，或是有女孩子情人，他会用鞭子抽他，好好抽他；那样会让他记住不要跟女孩说话。如果一个男孩有女孩子情人并且对此撒谎，他会给他一顿狠狠的鞭子，世界上哪个男孩都没有挨过的鞭子。他说世界上没有比这更让他觉得痛快的事情。他向我描述他会怎样抽打这样一个男孩，就像在披露一个复杂精妙的秘密。他的嗓音，在他单调地将我引入这个秘密时，变得几乎带有爱意，似乎在恳求我理解他。

我一直等到他的独白再次停止，才突然站了起来。怕暴露我的不安，我又拖延了片刻，假装把我的鞋穿穿好。然后我说我不得不走了，跟他道了再见，我镇定地走上坡去，但心脏急速地跳动，生怕他会抓住我的脚腕。走到坡顶我转过身，没有看他，大声朝野地里喊道：“莫菲！”

我的嗓音中有种勉强装出的勇敢腔调，我为自己渺小的计策而羞愧。我又叫了一遍，马霍尼才呼喊回答。他穿过野地向我跑来时，我的心脏跳得多么厉害啊！他好像是要来援助我一样地跑过来。我感到忏悔，因为在心底里我一直有点看不起他。

马爱新 译 abPpeJUxH5wREcs+ppTugxko2CoFBGYIKXuSuX2YYWot1qsxYYXnzZXkkLqwM6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