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明代末年，著名的民间文学家冯梦龙收集了宋元明三代的话本和拟话本小说——即白话短篇小说——编纂成为三部集子：《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本书《醒世恒言》，每集四十篇，合称“三言”。又与后出的《拍案惊奇》初刻、二刻，总称“三言、二拍”，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宝藏，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份丰富而珍奇的遗产。同时，也是世界文学小说这个门类的前驱，文学宝山群中的一座巨峰，全世界爱好文学的人们的共同财富。

中国的白话短篇小说，是从口头文学开始的。最初的创作者是讲故事的说书人，也就是宋代的所谓“说话”人。他们把历史上的传说和当时社会上的新鲜故事，编排成一篇篇独立的篇目，作为说书卖艺的内容，对着听众讲说。由于讲说时备忘和传授生徒的需要，就把这些讲说的内容用白话文字记录下来，它的底本习惯上称为“话本”（这个名称，最初并不仅限于短篇小说，后来才成为白话短篇小说的专称）。之后，经过长期的反复增删、修改，并经文人润饰，开始分别以单篇文字的形式流传，后又被汇集成为话本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三言、二拍”和《今古奇观》等这类形式的白话短篇小说集。话本这种体制，唐人讲唱佛经故事，已开其端。两宋以来，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到了明代，为适应社会听众（读者）的需求，文人们模拟话本形式进行小说创作的风气，颇为盛行；现在人们称这类模拟作品为“拟话本”。

话本和拟话本，都是在城市相当发达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产生的。宋代的一些大城市，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虽然后来遭受了元代的若干破坏和阻碍（也有个别城市，在那时有着畸形的发展），但到明代，经过一段恢复时期，又继续发展起来，赶上并超过了两宋的水平，而逐步形成、达到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逐渐扩大的市民阶层，在社会生活中日益占着重要的地位。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了自己的明显要求；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也必然会产生出各种适合他们要求的东西来满足他们。——“说话”，就是在文化生活方面适应他们的要求的一种文娱技艺。

“说话”技艺中，原本有许多“家数”（门类），其中以“小说”和“讲史”两类为主。前者所说的主要内容是社会现实生活，也就是以市民本身或市民所熟悉的人物、事情为主的短篇故事。“讲史”所说的则是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英雄好汉之类人物的长篇故事。这两种“说话”，特别受到广大市民群众的爱好和欢迎，这正好反映出市民阶层要求从自己的角度来认识现实，认识历史；特别是“小说”，正好反映出市民要求把自己阶层正面或反面的人物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出来，而加以欣赏、歌颂，或予以鞭挞、唾弃。

“小说”的底本，最初内容较为简单，还不能离开口头文学而单独存在，在社会上独立地流行。随着“说话”技艺的发展和听众要求的不断提高，口头创作过程中一些较成熟的经验，自然会不断地用文字记录巩固下来，逐渐积累而增加到底本中去。这种底本，经过这样长期、集体的艺术加工，并经过一些与“说话人”有联系的、或对民间文学有兴趣的作家们有意识的润饰或改编，便逐步达到了一定的艺术完美程度，而脱离口头文学的初级阶段，成为完整的书写文学，独立地在社会上流传起来。这就使得这种文学集中了长期的群众和作家的艺术创造，在思想性、艺术性等方面具有了新颖的、优秀的突出表现，因而更受到历代广大读者的欢迎。

“话本”成为书写文学以后，开始以单篇形式流传。到明代中叶，才有汇集许多单篇、刊印成集的“话本”集出现。冯梦龙所编的“三言”，成书较晚，其中《醒世恒言》为最晚，出版于明天启丁卯年（一六二七年），其中收录的宋元人的作品较少，除了少数几篇如《十五贯》、《小水湾》、《勘皮靴》、《闹樊楼》、《张孝基》、《神臂弓》、《鱼服证仙》等篇，可从作品中的语气、地名、文字、风格、口语等方面大致推知为宋元之作而外，其馀绝大多数是明人之作，很大可能还有冯氏的作品在内。

这些故事，有来源于史传的，也有出于历代笔记、小说的，而最多最根本的源头，则直接来自民间传说故事，来自社会的实际生活。通过这些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各种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愿望。尤其是话本小说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城市的发达为主要条件的，因此，它对于两宋以迄明代城市发达以后的市民阶层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有着较广泛、较细致深刻的描绘。这就使作品带来了新颖的、优秀的风格。当然，市民阶层作为一个社会力量来看，当时还很薄弱，不够强大，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方面，还远远不能形成为自己的、系统的一套东西。他们的意识和感情本身，必然还同时包含着封建的、庸俗的一面，也必然会在作品里表现出来。不过，总的来讲，初期的民主主义思想，人道主义精神，乐观健康的情绪，以及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某些方面加以冷讽热嘲，加以揶揄讥刺甚至反对等等较积极进步的因素，仍然占作品中的主导成分。

例如：主张婚姻自由，男女结合应以真正的爱情为基础，这是市民阶层初期民主思想的一种表现。本书中反映这种思想的作品较多，像《卖油郎》、《闹樊楼》、《吴衙内》、《黄秀才》等篇都是。但在同书里，也有为封建说教，宣扬“从一而终”、“守节”的作品，虽然不多，但正好说明了市民阶层思想中附庸于封建思想的落后的一面。

本书另一重要内容，则是大胆地暴露、揭发了封建统治头子们的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生活。像隋炀帝的“召谴”，金海陵的“亡身”，都罪有应得，万死不足蔽其辜的。通过这类历史故事，把统治者们隐藏在庄严、神圣伪装之下的许多丑恶残暴的面貌、具体罪行，一一地在人民面前公开讲说、揭露、传布，戳穿他们的伪善和尊严，这都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封建社会里，僧侣也是构成统治阶级的一个社会阶层。他们之中，有的利用宗教愚弄人民，骗取土地和政治上的特权。更坏的则进一步在“庄严慈悲”的金像下面，进行糜烂、荒淫、诈骗、劫杀的勾当。如本书所写的非空庵、宝莲寺、宝华寺、二郎庙等，哪一处不是愚弄、危害人民的渊薮！

本书里有很大一部分是明代的作品。这个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已大量发展起来。一般地讲，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于这个阶段。作为市民文学特点的话本文学，自然会把这一时期的经济生活和由此而产生的思想意识反映到作品中来。像《施润泽》、《徐老仆》等篇都透露出一些消息，尤其前者，施由一个小手工业者，几年间就把一个小织布厂发展成为拥有三、四十张织布机的大户，更有典型意义。

其他如《钱秀才》、《乔太守》等篇，对旧式婚姻的讽刺；《一文钱》对恶霸地主武断乡曲的揭露；《十五贯》对官吏糊涂断案的嘲讽，以及《灌园叟》、《卢太学》、《二郎神》等篇，也都是历来被人称道的作品，值得仔细一读。

总之，这几十篇作品，产生的时代和背景都不相同，因而内容是比较丰富而复杂的。甚至有些作品里，常常是美丑杂陈，瑕瑜互见，既有歌颂、向往美好的一面，同时也往往夹杂着一些封建说教和对人民的不适当的看法，以及因果报应和色情渲染等等。对于这些，希望读者阅读时用批判的眼光去辨别和抉择，对每一具体篇章，要具体分析，用不同的态度去对待。要清醒地意识到这是几百年、上千年以前古人写的东西。

《醒世恒言》因为刊行较晚，文人创作的成分较多，修订润饰之处较精，所以有许多篇的艺术成就，如结构的完整，人物形象的刻划鲜明，情节描绘的细腻，语汇的丰富等等，都远非在它之前的质朴简古之作所能比拟。

本书初版于1956年。当时因《醒世恒言》的原刻本在国内已不易见到；流传在日本的叶敬池原刻本因故无法借到，只好以过去上海出版的“世界文库”复排叶敬池本为底本，并参校了衍庆堂刻本和《今古奇观》等有关书籍。对于其中错讹缺漏之处，作了订正、增补。此次据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叶敬池原刻影印本，重行作了全面的校订。但影印的原刻本中，仍有不少漏、误及很明显的错别字；因而仍根据衍庆堂本、《今古奇观》等书对影印本作了较详细的校勘，并予以订正、增补。明显的错别字如“百（白）银”、“真学（孝）贞（真）廉”之类，则径行改正，不作说明。此外，对于注释和标点，也作了全面的修订补正。书中个别色情描绘的字句、片段，作了必要的删节。《金海陵纵欲亡身》一篇，本来是删除存目，根据编辑部的意见，保留了该篇并作适当的删节。这次根据影印本恢复原刻本的工作过程中，除了我已校出的部分外，编辑部的降云同志还帮我详细地校勘一遍，并补订了一些疏漏，供我决定取舍，特在此向她致谢。校释工作中可能还存在某些缺点、错误，希望读者、专家指教。

顾学颉
1992年2月；
1993年10月修订于病榻，
时年八十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