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社兴盛的文学因素

当然，作为一种伴随科举而起的社会现象，文社的兴盛必然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但文社毕竟是一种文学团体，是由具有共同文学趣尚的文人在一起从事文学活动的一种“文学现象”。作为一种以研讨时文为主要文学活动，兼及诗文创作的文学现象，文社的兴盛必然受文学因素的影响。近代学者胡怀琛先生早在20世纪初就曾说过：“我们知道：文人的结社运动，和一个时代的文学有极大的关系。” 指出文社的兴盛与文学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文社的兴盛又是文学发展内在规律的必然结果。

首先，文社之兴是科举士子“缔文”活动的结晶。明万历中叶以后，科举八股文在形式上渐趋成熟定型，更加便于科举士子揣摩学习。这在上文已有论述。而笔者在此所要重点强调的是，科举士子揣摩学习八股文，在方法上主要以“选文”为中介。也就是说，那些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文人士子通过刊刻他们的八股文章，来促进相互间的交流与学习。而文社组织在给他们尊师取友提供方便的同时，也为他们集中选文提供了可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说，文社是为科举士子选文而立，艾南英也说，文社“起于乡闾党族春秋祈报之说，而士因之以缔文” ，可谓一语道破天机。没有科举士子为科举功名共同选文，研讨为“文”之规律，也就没有文社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杜登春在其专载复社与几社事件的《社事始末》中就称，文社之立在于“课材艺”，“征诗文”。科举士子的“缔文”活动成为文社兴盛发展的关节点。

其次，文社的兴盛亦源于科举士子在思想上对“选文”重要性的共同认识。由于科举与文社之间的直接关系，评选八股文就成为文社组织最主要的文学活动。在那些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文人士子看来，“选文”对文社的兴盛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

（一）“选文”决定了文社的名气，文社的名气要靠“选文”来体现。我们知道，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文社”其实就是科举竞争的结果。这种竞争主要表现在文社成员中第数量的多少，文社成员中第数量决定了社群的名气。不难看出，文社只要能通过“选文”联络到来自各地的优秀人才，自然会使文社成员中第数量增加，由此可以扩大文社的名气，促进文社的兴盛发展。复社成员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就曾记载“应社”联络各地文社诸子“选文”而扬名天下：

先是贵池吴次尾应箕，与吴门徐君和鸣时，合七郡十三子之文为匡社，行世已久。至是共推金沙（指应社著名的评选家周介生——笔者按）主盟，介生乃益扩而广之：上江之徽、宁、池、太，及淮阳、庐、凤与越之宁、绍、金、衢诸名士，咸以文邮致焉。因名其社为应社，与莱阳宋氏、侯城方氏、楚黄梅氏遥相应和。于是应社之名，闻于天下。

再比如复社，崇祯七年（1634）会试，时相温体仁“以《国表》（复社时文选集——笔者按）姓字查对，见新进士多出复社，大为骇异” 。《国表》为复社联盟所选各地成员的八股文汇集，竟作为朝廷内阁重臣复核复社成员中第人数的依据，足见复社选文名扬天下，并以多出进士而名震朝右，甚至出现考官非复社成员不取的现象 。可以说，复社能成为当时最大的社群联盟而享誉文坛，与复社《国表》之选联络了全国各地的“精英”之士不能说没有关系。科举士子的“选文”活动为文社的兴盛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选文”是文社具体指导科举士子揣摩风气，提高八股文写作能力的重要方式。对于那些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文人士子而言，谁能更好地掌握八股文形式技巧，谁就有可能中第。他们最迫切需要的，便是那些易于揣摩学习的八股文指导书籍。可以说，文社组织正是迎合了科举士子的功名心理，通过“选文”来具体指导他们的八股文创作。之所以说文社选文是对科举士子八股文创作的具体指导，就是因为选者与被选者之间往往是师承关系，而且有专门的“指导教师”选阅，并由各地分社分选该地八股文章，如复社选文原则即是“各本其师，因其处” 。文社“选文”作为具体指导科举士子揣摩学习八股文的重要方式，表现最为明显的，是文社选家往往在科举士子所作八股文的结尾、眉头，或者文中夹缝给予具体评点，如几社评选家徐孚远评（尾评）陈子龙崇祯十年（1637）会试卷《贤者在位·五句》：“双行法有神气，不实叙政刑，则通篇呼应无不和洽，此他人所不及。” 有些文社领袖本身就是当时非常有名的选家，他们创作的八股文成为社内诸子学习模仿的范本，如复社选家钱禧的《钱吉士先生全稿》，豫章社艾南英的《艾千子先生全稿》和章世纯的《章大力先生全稿》，等等。黄宗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把科举士子私试之经义称为“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社”之立是建立在以选文指导科举士子八股文创作的基础之上。

（三）文人士子被文社选家评选能很快立身文坛而成名。文社选文不仅可以促进社群成员间的科举交流，而且又能提升他们的文坛地位，扩大他们的知名度，从而引起考官的注意。这样，文社士子中第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强。如《明史·文苑传四》称复社领袖张溥“交游渐广，声气通朝右”，那些科举士子的文章能被张溥“品题甲乙，颇能为荣辱”。再如几社选家彭宾，“独肩选政，痛扫卑敝”，“名噪海宇，凡缙绅先生无不以诗文就正，得一文叙，即声价十倍” 。因而，文坛士子对文社“选文”就显得格外重视，如苏州推官周之夔与复社为敌，就起于复社《国表》文选没有对他的文章给予“褒美”；究其心理，无非是复社《国表》文选没有为其“扬名”罢了。文社“选文”的这种直接功利性，使得广大文人士子蜂拥入社，从而促进了文社的兴盛发展。

当然，文社的兴盛还是当时文坛厘正文体、改变文坛腐朽文风的迫切需要。崇祯三年（1630）十月，艾南英应南京两家出版商的邀请到芜湖（今安徽省芜湖市）评选《庚午墨艺》。对于此事，艾南英实不愿为之。原因在于，当时文坛不管是作为作者的科举士子作文，还是作为评阅者的主考官评文，“莫不以篡组为古博，以俚喭为奉华，而不知其为臭腐” ；而且如此之腐朽文章“见于十之三四” ，甚至连先辈之“碑志序记传状之古体”亦不识 。文体可谓日坏，文风可谓日腐。这对于认为文章具有“扶世运，奖帝室”功用的艾南英来说是何等的气愤填膺 。据艾南英《庚午墨卷序》记载，当时朝廷已有一批远见之士纷纷上疏朝廷，要求厘正文体，改变腐朽之八股文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认为“文社”是救文坛之弊的最佳方式，较有代表性的为竟陵派领袖钟惺，他说：

钟子观于近日应制文章，体裁习尚之变，深虑其终，而思目前补救之道，莫急于社也。……故吾以为其道（此道文中指衡文者如何辨别邪正真伪而取得真才实学之士——笔者按）莫急于社，社者，众之所为，非独之所为……其于世道士习岂小补哉！

陆云龙在文后评曰：“社业之足挽回风气，于今见端矣。” 可见，在转变文坛腐朽文风上，钟惺与陆云龙都认为“文社”义不容辞地承担了“厘正文体”，“改变文风”的重任。在具体的救弊方法上，文社仍然采用“选文”的方式，艾南英就说：“救斯病也，莫若以今日之文救今日之为文者。” 也就是说，如果想改变目前的文坛积弊，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文社评选出合乎朝廷要求之文以标示天下，达到正文体的目的。艾氏为此不遗余力，为改变文坛积弊做出了很大贡献 。由此，在明末文体日坏、文风日朽的现状下，以选文救时弊的文社在各地纷纷而起；而文社的那些操选政者更肩负起了厘正文体、转变文风的文坛重任，商衍鎏言：

逮至天启、崇祯之文，理不及成、弘，法不及隆、万，可谓文体之衰。赖有金正希声、章大力世纯、罗文止万藻、艾千子南英、陈大士际泰、黄蕴生淳耀、杨维斗廷枢、陈大樽子龙诸人之作，思力识见，才气典奥，足以振起之，谓为金、陈、章、罗，不仅上接归、王也。同时艾千子以兴复文风为己任，刻本人与大力、大士、文止四家之文行世，又称之为章、罗、陈、艾。若项水心煜、凌茗柯义渠、徐思旷方广、钱吉士禧等，亦足称杰出之辈。

金声、黄淳耀、杨廷枢、项煜、钱禧为复社或东林人士，陈际泰、章大力、罗万藻、艾南英为豫章社代表，陈子龙为几社领袖，皆为当时振起八股文体的文社杰出之辈，他们为改变明末腐朽文风做出了突出贡献，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社之兴亦为明末文坛激烈的门户之争的结果。明人好标榜，这是研究明代文学的学人的共识，郭绍虞先生就说，“一部明代文学史，殆全是文人分门立户标榜攻击的历史” 。明末文社之兴与明代末年文坛愈演愈烈的门户之争有着割不断的紧密联系。究其因，这与明代文柄下移有很大关系。明代文人创作成就的高低不像唐宋时代由“贤公卿”评品，而是“操之在下”。作为明末几社领袖之一的夏允彝在《岳起堂稿序》中对此有详细的说明：“唐、宋之时，文章之贵贱操之在上，其权在贤公卿，其起也以多延奖，其合也或贽文以献，挟笔舌权而随其后，殆有如战国纵横士之为者。至国朝而操之在下，其权在能自立，其起也以同声相引重，其成也以悬书示人而人莫之能非。故前之贵于时也以骤，而今之贵于时也必久而后行。” 唐宋文坛之所以没有明显的“标榜”习气，是因为文学家的冠冕由“贤公卿”决定。换言之，就是一个文人要想在文坛出名，就必须靠真才实学得到“贤公卿”的赏识。因而，唐宋时期文坛士子大多勤于治学，勤于创作，较少文坛标榜。而明代则不同。明代文柄下移，决定一个文人文坛地位的在于“能自立”。也就是说，明代文学家的文学成就能否为“在下”的文人士子接受与推崇决定了他们的文坛命运。因而，明代的文人要想立足文坛，必须寻找能“自立”的途径，“社”就成为他们谋求“自立”的重要手段而登上了文学史的舞台。具体而言，就是文人士子组织文社，“ 立文章之帜，建声教之坛 ”，并且“ 各立一名以自标榜 ” ，以此谋求文坛的独立地位。这种广结文社，树帜标榜的文坛风气，至明末尤甚 。再加以明末科举竞争的日益激烈，更促使文人士子广结文社，以树帜标榜达到增强科举力量，扩大社群门户名气，取悦朝廷考官的目的。应该说，明末文社的兴盛亦是文坛门户竞争的结果。

文社之兴亦为明末文学批评多元化走向的外在表现。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追溯文社的起源，我们还得回到科举八股文上。明代中叶以后，八股文已经成为一种可供揣摩练习的程序，科举测试变相地成为一种“形式游戏”。但八股文终为“文”之一种，其文体亦融合了古人文章的一切法，科举士子创作八股文就不能不借鉴古文之法。复社文人吴应箕在给同社好友陈贞慧所编《八大家文选》所作的序言中就称，唐宋八大家古文“有法度之可求，于场屋之取用甚便” 。科举士子学习古文，大多也是“袭其词者，但靳以动悦有司” 。可见，科举士子要做好八股文，必须借鉴古文作法；只有熟知古文法，才能创作出优秀的八股文章。由此看来，科举士子要做好八股文还得从古文中取经，他们在八股文创作实践中逐渐揣摩出一套古文理论供八股文创作借鉴。而这一古文理论往往由不同地域的文社领袖倡导，文社树帜其实代表了不同地域科举士子对古文创作经验的群体思考。没有各地科举士子对古文创作理论的积极思考，文社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合理意义。

但是，各地文社对科举经验事实的思考必然具有差异性，不同文社对古文创作理论的总结也不尽相同。因而，在明末文坛就呈现出文学理论批评多元化现象。黄宗羲就描绘了明末文坛文学批评的不同走向，他说：

甲子、乙丑间，周介生倡为古学，因尚子书，《繁露》、《法言》，家传户诵；又数年戊辰，张天如易之以注疏，名为表经；未几，吴次尾以八家风动江上；陈卧子以时务崛起云间；而艾千子以先民矩镬，短长当世：要皆各有长处。

从黄宗羲所言可知，明末文坛主要呈现五种不同的文学理论走向，其实质乃是五个不同地域文社的文学主张。周介生即江苏金沙周钟，在复社联盟成立前为应社领袖。据张溥《房稿表经序》载，周钟对天启年间时文导致“人之志日以荒下”的现状深表忧虑，因此倡导“古学”以救时文之弊 。其所倡“古学”，其实就是要求科举士子治学为文要根柢六经。张天如即张溥，此时还未组织文社，时年也仅二十岁，与同里张采同为乡里诸生。二人年轻气盛，深虑“娄（娄东）文卑靡”，因而“有志振起之”。但二人最初读书未有师授，以唐代文章晦涩的樊宗师、刘知几为师，终未能及第。后“闻周介生倡教金沙，负笈造谒之”，治学思想转向“古学”，岁试竟然及第。天启四年张溥组织应社享誉文坛后，此种古文理论“百家竞兴”。至崇祯二年（1629）复社联盟成立，“兴复古学”几为广天下之士子所尊奉。虽然张溥在科举思想上以周钟所倡“古学”为师，但在具体如何学古上却与周钟不同。周钟侧重于学古的内容，即以“子书”为主 ；而张溥侧重于学古的方法，即以“注疏”为法。但二人皆认为科举学术当以“六经”为本。吴应箕为安徽贵池人，在加入复社联盟前曾组织匡社，与吴门徐鸣时评选七郡十三子之文在文坛广为流行，影响颇大，古文创作主要以“唐宋八大家”为师，与吴地文社甚有区别。松江几社主要以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等人为领袖，文学理论主要尊前后七子，重视“时务”，提倡八股文的“经世”功能。艾千子即艾南英，与陈际泰、章世纯、罗万藻为江西“豫章社”领袖，文学主张主要继承归有光的“唐宋派”理论，以唐宋古文为宗，主要取法宋代古文家曾巩。由此看来，明末文坛呈现文学理论批评多元化倾向，究其原因，无非是各地文人士子对以何种方法创作八股文的不同理论认识，明末文社林立不过是当时文坛众多文学理论主张的形式表现罢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促使明末文学社群兴盛的原因与背景是相当复杂的，这既有科举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双重影响，同时还有社会政治与社会思潮的合力作用 。在这种多因素综合影响下，明末文学社群一直持续发展到明代灭亡，大致经历了30年之久。 51BUBfGwVTv0Ak3t3zYj19FJqWv1QfAGmhSqWcTfa5te5xUS9BqnyhBd9ZEtTw4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