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江南特殊地域人文环境

我们从科举文化因素论证了文学社群兴盛于“明末”这一问题后，还有一个社群地域问题尚需我们作进一步关注：即，为何明末文学社群在南直、浙江等所谓的“江南”之地兴盛？明末文学社群能在“江南”兴盛发达，必然有其特殊的地域优势。虽然说科举文化对明末文社的兴盛具有重要影响，但我们也不能对明末文社在“江南”兴盛这一现象默然视之；只有建立在对明末文社兴盛的“江南”地域优势考察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对社群的文学影响力看的更为透彻。谨此，就给我们考察明末文社兴盛的地域背景提供了充足理由。

在论证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尚需对明末文学社群在“江南”兴盛的迹象特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明末清初，文社主要在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兴起，王应奎《柳南随笔》称：“自前明崇祯初，至于本朝顺治末，东南社事甚盛，士人往来投刺，无不称社盟者。” 所谓“江南”地区，广义上讲主要指江苏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地区，狭义上讲主要指太湖流域 。文社在江南地区兴盛有其特殊的地域人文环境。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先秦时期，江南之地人民以原始的“渔猎山伐”方式生活，尚“无千金之家”。唐代江南之地变得秀丽富庶，被文人士子广为歌唱，白居易著名的三首《忆江南》词即是对江南秀丽美景的赞誉 。唐代江南不仅景色秀丽，而且繁荣富庶，韩愈曾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 。宋室南移，很多商贾、文人、官宦、皇亲贵族皆避居江南，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江南之地更为富庶。

明初朱元璋采取“重本抑商”政策，但朝内朝外重视商业发展的呼声一直不断，王守仁就称“四民异业而同道”，何心隐亦称“商贾大于农工”，汪道昆言“良贾何负闲儒”，张居正重视农商一起发展，认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王征更提出“商人者，财用发生根本也，故欲求裕国，必先恤商” ，一直到明代末年，黄宗羲还提出“工商皆本”，把商业经济提高到与传统农业同等重要的地位。明代中叶以后，政府的抑商政策有所松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中萌芽，农户在从事农业生产时兼营手工业等商业活动；而江南的经济发展居全国首位，我们从当时所交赋税即可窥见一斑，大学士丘浚引韩愈的话说，“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 ，江南赋税虽重，但人民生活并不贫苦，明王士性说：“毕竟吴中百货所聚，其工商买人之利又居之什七，故虽赋重不见民贫。”

明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 ，把先前的以田粮等实物征收方式变为按田、丁“折银征收”方式。这种赋役制度对当时商业经济的发展非常有利：其一，征收方式按人丁和田地分担，无地少地农民负担减轻，无地少地的商人也同时减轻了负担，既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激发了商人投资的热情。其二，征收赋役由原来的田粮等实物征收方式变为一律以银两代替实物，粮食等农业作物可以换成银两，有利于商品货币的流通，促进了江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三，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减少，他们在田地种植之余可以从事手工业生产，形成具有工资报酬性质的雇佣劳动者，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成长。张居正一条鞭法在向全国施行之前已在南直隶和浙江试行了七八年，对江南经济的发展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江南地区在以丝织业为主导经济的同时开始向经济多元化方向发展，作为商品聚集交换市场的江南市镇迅速繁荣发展起来，成为市民消费娱乐中心，吴江、华亭两地成为明后期苏松地区最为富裕之地 。

即使明末李自成、高迎祥的农民起义军转战豫、楚、川、陕、晋，北方满清屡犯边境直至打到山东，而江南之地仍然显得安详繁荣，人民虽耳闻战事却也安居乐业，这就为江南文人士子创造了一个稳定繁荣的结社环境。

明末清初文人结社活跃地区多集中在南直隶和浙江，而太湖流域的社事活动最活跃，我们从当时复社成员的地域分布即可窥见一斑。据小野和子对井上进《复社姓氏校录》所载复社名单统计，复社人数为3043人，其中南直1238人，占总数的40.7%；其次为浙江，人数为521，占总数的17.1%；其他各省复社人数分别为：江西394人，占总数的12.9%；福建267人，占总数的8.8%；湖广241人，占总数的7.9%；广东147人，占总数的4.8%；山东91人，占总数的3.0%；北直55人，占总数的1.8%；山西16人，占总数的0.5%；四川9人，占总数的0.3%；贵州4人，占总数的0.13%；广西与云南各1人，分别占总数的0.03% 。其中南直、浙江复社人数所占比例最大。由此我们可以判断，江南地区的社事非常发达；而且多集中在太湖流域商业经济比较发达的苏、松、嘉、杭、湖、常、镇七府 。

关于明末文学社群在江南兴盛的地域显征，我们不仅可以从复社成员的地域分布看出，而且前人的文献也多有记载，清代康熙年间江苏常熟人王应奎的《柳南随笔》就称：“自前明崇祯初，至本朝顺治末，东南社事甚盛，士人往来投刺，无不称社盟者。” 王应奎所言“东南”，其实是指围绕南直、浙江两省及其周边省份的“江南”地区，其中还包括福建沿海地区，范围似乎更为广泛一些。以上种种证据足以说明，明末社事活动最繁荣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以南直、浙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

回到原来问题，我们就有必要继续追问明末文社为何在江南之地兴盛。毫无疑问，明末文社在江南兴盛，必然有其特殊的地域人文环境。明末江西豫章社领袖陈际泰就曾为此解释说，江南文社之盛，“盖亦地气有助焉，南为火房，火主光融，江为水王，水主通明，两者合而文生于其间，于是而求能文之士颇易” 。陈氏所言难免武断，又以风水释之，更属无稽；虽然他所表达的江南文社之盛与江南特殊地域环境有关的思想十分明确，但却没能捕获到明末文社在江南兴盛的真正地域特色。对此，我们就有了深入其中的必要性。

就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状况而言，大多学者持“文社经济繁荣说”，即明末文社能在江南兴盛，主要与江南之地繁荣的商品经济有关。这是经济繁荣促进文学兴盛的普遍规律。但对此也要作具体分析。我们知道，明代万历前期经过张居正的十年改革，社会经济再度呈现辉煌局面，但也没有阻止住明末社会全面衰退的历史命运。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江南经济是否仍然保持其繁盛的强劲态势？如果江南社会经济在明末社会全面衰退的大背景下也开始衰退，那么，“文社经济繁荣说”就有可能是一个假命题。

对此，我们就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论证。

我们知道，自明代万历十四年（1586）神宗皇帝怠政后，社会危机加深。因而，清人在治史时，往往把明亡祸源上溯到明代的万历年间，遂有“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之说。言下之意是说，明代万历年间，社会积弊重重；明思宗虽然勤政挽救，终不免明朝衰亡的命运。明万历年间社会何以急剧衰败，历史学家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一）明神宗怠政，直接造成政府机构职能的瘫痪。神宗怠政，主要不满朝臣对他的君权意志的限制，从而造成他与朝臣的对立，并以近似儿戏般的消极怠朝以示“反抗” ，时间竟达40多年，这对政府政体的影响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其后果是直接导致“人滞于官与官曹空虚” ，政府职能走向解体。

（二）矿监税使的巧取豪夺，对商业资本的发展起到抑制作用。神宗皇帝是历史上出了名的“贪财”皇帝，为了满足他帝王的奢侈享受与巨大的皇室开支，不惜派出宦官充任矿监与税使，到各地开矿采银，收取商税。矿监税使对人民的巧取豪夺不仅长达十年之久，而且渗透到全国各地，对当时商业经济起到极大的抑制作用。南炳文、唐纲所著《明史》对此有一段精彩而深刻的分析：“苛重的税收（文中主要指收取商税的宦官税使——笔者按）使大小商贾、手工作坊主及小手工业者纷纷破产，从城镇到乡村商业活动日趋萧条，手工业生产越来越不景气。”

（三）连年不断的内外战争几耗尽国库，明末财政几成虚壳。明万历年间因战争而耗费军饷的莫过于“三大征” 。其结果是，万历三大征“都耗费了巨量的军饷，是造成当时财政紧张的重要原因，对明朝之走向衰亡，影响甚大” 。而当崇祯朝，北部边防日紧，农民起义不断，仅有的库银也为之耗尽，而且更加重了边饷 。其结果只能是加重赋税，阶级矛盾由此激化，明随之亡矣。

（四）党争的内耗与误国。神宗怠政，朝内难以形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权力中心，朝内各派势力互相扯皮，唯构党树派，全无是非，徒增内耗，边疆失策也多与此有关。当时就有人很痛心的指出，“士大夫精华果锐之气，争驰于门户，毁誉者半” ，徒增内耗，于国无益。即使为人盛赞的东林党人，也徒有救世浩志，在清兵攻陷辽阳时也只有“束手相叹而已” 。即使在他们执政时期，对如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未见良策，更无边功。当魏党拿起屠刀时，他们也只能以“愚忠”与“气节”欺人。因而，有学者就批评东林党为“无能”，徒增内耗 ，于事无补。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明末社会呈现全面衰退景象，这对江南之地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如矿监税使致使江南之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 ，对江南经济的发展起到抑制作用。赋税的增加也加速了手工业者的大量破产，封建社会的抑商政策与农本位体制使得在江南出现的商业资本发展十分缓慢，等等。如此，则是否意味着明末江南经济一蹶不振呢？事实并非如此。论者以为，明末社会衰退对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抑制作用，但还不足以对它构成致命的杀伤力，江南社会经济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态势。原因如下：

（一）明末江南之地少有战事发生，这就为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宽松而稳定的环境。明万历年间，各地虽有反矿监税使斗争，还不足以对社会构成实质性威胁；但到崇祯年间，兴起于陕西的农民起义军则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政府与义军的战事主要分布在陕西、山西、河南中西部与湖广、四川等地，与满清的战事主要集中在东北边境及部分山东地区。而江南地区则相对显得安祥繁荣，人民虽耳闻战事，却也安居乐业；即使偶有民变发生，也对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无多大影响。应该说，这是促使江南社会经济保持繁荣昌盛的最主要原因，同时也为江南文人士子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结社环境。

（二）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得江南之地成为全国最为富庶之地。江南之地素有“鱼米之乡”美称，这显然与江南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借用陈江的话说就是：“地处亚热带季风区的江南，东临浩渺无际的大海，西接幅员辽阔的内陆，南为蜿蜒起伏的丘陵，北有奔流而过的长江，腹地为浩瀚的太湖及其周围广袤的平川沃野。域内四季分明，气候温润，雨水充沛，日照充足，原田腴沃，水资源丰富；土地含有机质多，通透性高，保水储肥性能好，利于农作物种植和生长；湖泊池塘甚多，水网系统完整，水面境域宽阔，适宜养殖淡水鱼和种植菱藕之类的水生植物。在这种优越的地理环境中，人们可以充分挖掘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综合利用，保持生态平衡，使农、林、牧等多种经济综合发展。” 这种地理优势不仅适宜农业耕作，而且适宜发展多种产业，人民因此生活十分富裕，江南遂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

（三）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江南地区萌芽，农户在从事农业生产时兼营手工业等商业活动，经济在丝织业基础上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作为商品聚集与交换市场的江南市镇也迅速繁荣起来 ，即使小的市镇也显得相当繁荣。这些作为市民消费娱乐中心的江南市镇的大量增加与极度繁荣，极大地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吴江、华亭两地更是明后期苏松地区最为富裕之地 。江南经济发展不仅位居全国首位，而且成为全国的财赋重地。虽然明代末年由于内外战事等因，政府增加了对江南赋税的征收，但人民生活并不十分贫苦，其因正如明王士性所说：“毕竟吴中百货所聚，其工商贾人之利又居农之什七，故虽赋重不见民贫。” 其言可谓中肯。

由此看来，明末社会虽然呈现全面衰落状态，但江南地区仍显繁荣富庶，商业经济也仍保持其强劲的发展态势，这就为明末文社的兴盛创造了条件，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江南地区商业资本的发达使得组织文社的成员多为亦官亦商的缙绅之家 ，这些人家不仅家富于财，而且科举功名观念十分强烈，他们对文社的成立提供了坚实的资金援助。如复社杨彝，杨彝并非一个普通生员，其所在江苏常熟唐市镇，镇外河塘环绕，镇内河流纵横，商船往来不息，为当时江南地区商业活动非常繁荣的市镇之一。杨彝即为唐市“家富于财”的大商人，初无文采，独与由太仓流寓到唐市的名士顾梦麟相友善 。杨、顾二人在“娄东二张”天启四年拜访他们之前，曾加入常熟著名的文社——拂水山房社 。因而，明末复社的成立最早可以溯源于此。杨彝与顾梦麟在社内共同选文，所需盘缠及出版费用皆由杨彝提供 ，杨、顾二人因此成为复社最早的组织者之一 。作为复社另一较早组织者之一的吴江巨室吴，也为复社的成立提供了不少的资金帮助。如复社孙淳到各地联络选文所需费用即由吴提供 ，张鉴《冬青馆甲集》卷六《书复社姓氏录后》云：

扶九居吴江之荻塘，籍祖父之赀，会文结客，与孟朴最厚。奔走社事，扶九实出白金二十镒，家谷二百斛，以资孟朴之行，阅岁群彦胥会于吴郡。

据小野和子先生计算，当时白金二十镒相当于白银480两 ，可见吴家资殷厚，出手之大方。当然，吴出资帮助组建复社还远不止于此，朱倓说：“吴之有复社，吴之力居多。家饶于赀，喜结客。复社初起，四方造访者，舟楫相蔽而下，客既登堂供具，从者或在舟中作食，烟火四五里相接，如此十余年无倦色。” 其女婿计东就说他“不惜破产始复社” 。吴为复社的成立付出甚多。其后，复社几次大规模的社集活动也得到江南很多缙绅巨室的帮助，如复社虎丘大会，复社成员吴县许元恺捐资千余金 ；弘光帝即位，复社再为大会，浙江秀水姚瀚“尽收质库所有私钱，载酒征歌，大会‘复社’同人于秦淮河上，几两千人” ；复社内被人称为“五狗”的黄某、曹某、陈某、陶某、赵某则专门负责到江南这些缙绅之家募集资金。

第二，江南商业经济的发达也促进了该地图书出版业的繁荣，南京、苏州、常州、杭州、湖州、建阳等地都是当时图书出版特别发达的地区，这就为文社在江南的兴盛提供了机遇。我们知道，明代中后期以后，刻书费用极为低廉 ，书坊可以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收入。图书著作商品化，那些制艺选本、戏曲小说，以及一些关于时事题材的图书在市民阶层中最为畅销，书坊也多刊刻此类书籍而获得了丰厚的利润。特别是明代八股取士的科举功名效应使得那些指导八股文写作的所谓“射利”之书在当时最为流行，出现“书坊非举业不刊，市肆非举业不售，士子非举业不览”的景象 。因而，有些书商就专门聘请文社选家专事选文，刊刻八股文选稿，如豫章社艾南英，江南苏杭一代书商经常聘请他到那里选文，这些书商因此而大发其财 ，比较流行的八股选本甚至可以卖到“四千两” ，孔尚任《桃花扇》中南京三山街书商蔡益所对书坊聘请选家选文有一段精彩的自我表白：

俺蔡益所既射了贸易书籍之利，又收了流传文字之功；凭他进士举人，见俺作揖拱手，好不体面。〔笑介〕今乃乙酉乡试之年，大布恩纶，开科取士，准了礼部尚书钱谦益的条陈，要亟正文体，〔眉批〕凫西鼓词云：“调嘴文帝，当不的厮杀。”此何时也，而亟正文体。以广新治。俺小店乃坊间首领，只得聘请几家名手，另选新篇。今日正在里边删改批评，待俺早些贴起封面来。〔贴介〕风气随名手，文章中试官 。

可见当时书坊“借社养坊”的商品意识非常强烈，这就为以评选八股文为主的文社的兴起提供了契机，文社通过选文也可以从出版商那里获得不菲的报酬，为文社的成立和社群日常的活动筹集到经费，杜登春《社事始末》记载几社陈子龙、彭宾在崇祯三年（1630）“并隽”之时，“江右、福建、湖广三省贾人以重资翻刻”，可想而知，当时的书商给了几社很大一部分“稿费”，文社因而也获得了巨大的活动基金。对于这种“社”“坊”相互依赖的关系，谢国桢先生深有体会，他说：“坊字的意义，不容说，就是书铺，可见结社与书铺很有关系。原来他们要揣摩风气，必须要熟读八股文章，因此那些应时的制艺要刻板，这种士子的八股文章，却与书坊店作了一个好买卖，而一般选政的作家，就成了书店里的台柱子。” 社与坊之间的商业互助关系成为文社兴起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第三，明末生员的骤增也对文社的兴起具有很大影响。明代末年，生员数量急剧增加，顾炎武说：“今则不然，合天下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 而有学者统计，明末生员的数量甚至有可能达到60万之多 。明末生员的骤然增加使得生员由原来隶属于绅士阶层而逐渐从中游离出来，到明代末年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独立的社会阶层，成为文社成员的主要组成部分。据统计，从嘉靖年间到崇祯间明代十二个府学生员数，其中，占据江南六府的松江1000人，嘉兴府800人，绍兴府700人，福州府680人，常州府520人，宁国府350人，而其他六府，除了雷州府500人，保定府400人比较多外，南阳府220人，寻甸府104人，衡州府280人，延平府64人，显然，江南六府生员数量要远比其他地区多 。众多生员为科举功名而在一起结社读书会友，不管是在繁华市镇，还是在乡村僻壤，只要有生员的地方几乎都要尊师取友，会文结社，甚至受结社风气的影响，那些还未成为生员的童生也结社课艺，明末学者张履祥就说，“其以文社相鼓煽，虽穷乡邃谷，无不至者” ，这在教育水平较高，士子向学成风的江南之地尤为普遍。

总的来说，明末江南地区商业经济的发达对文社的兴盛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同时，江南地区政府官员对文社的扶持、交通的发达，以及文化教育的兴盛等地域优势也对江南文社的兴盛具有重要影响。以下分别述之：

（一）文社的兴盛也是明末学校教育的需要，政府官员因此对文社的成立给予了一定的扶持与帮助。明代中叶以后，学校教育生员大多以房稿、程墨为学，在学术思想上也被限制在《四书五经大全》与《性理大全》范围。这就造成当时的科举士子为学不能本之六经，难以切实治学，从而失去了学校教育生员的本质，多数学校也就沦为科举的附庸。生员通过立社，既可以在社内交流科举经验，又可以倡导“尊经”学风切实治学，这对克服学校教育的某些弊端，促进学校教育的良性发展具有一定的帮助。从这种意义上讲，文社就成为如同书院一样的新的私学教育模式，某些督学官，或者地方官员就对文社的成立给予了一定的扶持与帮助，这在江南地区尤为明显。如早期复社的成立就与当时担任吴江县令的熊鱼山的支持分不开。湖广熊鱼山（1599—1676），明天启乙丑（1625）进士，据崇祯《苏州府志·职官》记载，崇祯元年（1628），熊鱼山由崇明县调到吴江任县令。当时的熊鱼山刚好29岁，对当时与其同龄稍小的生员结社论艺极为赞赏。最初的复社就是在熊鱼山的支持下成立的，朱彝尊言：

崇祯之初，嘉鱼熊开元（即熊鱼山——笔者按）宰吴江，进诸生而讲艺，于时孟朴里居，结吴翻（当为“”字——笔者按）扶九、吴允夏去盈、沈应瑞圣符等肇举复社。

陆世仪言：

吴江令楚人熊鱼山开元，以文章经术为治，知人下士，慕天如（指张溥——笔者按）名，迎至邑馆，巨室吴氏沈氏诸弟子，俱从之游学。……天如乃合诸社为一……因名曰复社。

从以上两条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吴江县令熊鱼山鼓励支持生员聚集“讲艺”；其次，孙淳、吴、吴允夏、沈应瑞、吕石香 等人就是为县令熊鱼山聚集生员“讲艺”而成立复社；其三，熊鱼山同诸多生员在复社内以“文章经术”治学。由此看来，文社成为学校教育生员之外的一种特殊方式，政府官员对生员结社读书的鼓励和支持，就为文社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文社的兴盛与江南之地便利的水陆交通也有很大关系。对于这个问题，谢国桢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说过，便利的水陆交通使得明季的文人社集极为繁盛 。这在江南地区尤为明显。从水路而言，江南之地北部有长江，南部有钱塘江，还有大运河贯穿南北，航运极为便利；特别是位于江南腹地的太湖水域“东通长洲松江，南通安吉霅溪，西通宜兴荆溪，北通晋陵滆湖，西南通嘉兴韭溪者” 。（见下图）

把东西南北的江南地区连为一体，形成江南地区特有的“一街则有一河，乡村半里一里亦然，水道如碁局布列”的天然湖泊水路交通网络 ，再加上陆路的众多驿道及其他大小道路四通八达，就为文社联络社群成员开展社集活动和选文活动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艾南英就曾感叹豫章之地由于交通的不便而影响选文活动，他说：“今天下选政之盛莫盛于吴，吴多君子，非独师友渊源，以故去取详明。而所居据东南之会，四方所辐辏，征材博而为时多暇。独吾乡邮寄艰，征文多所浮沉。而所谓房选者，贾人争先竞利，复逼时日，又不暇师友究晰，以相从事，虽目力专利者，为之不能无憾。” 特别是复社的三次社集活动，以舟车到者竟然达到数千人，不能说与江南之地便利的交通毫无关系 。

（三）当然，文社在江南的兴盛亦与该地读书向学的良好风气有关。江南虽多大贾，但在四民之中地位仍然不显；要常保家族利益世代相传，唯一可行之途是走科举之路。明王士性就说：“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 因而，江南很多大户人家多教育子弟读书向学，以博取科举功名，这就形成江南地区读书好学的良好学风。如清初诗人吴梅村的父亲就曾与座师李明睿同在太仓王岵云司马家里教授其子，复社著名的评选家“杨维斗先生设帐于沧浪亭内，为其子焯择友会文” ，复社领袖张溥也曾在吴江教授巨室“吴氏、沈氏”子弟，河南雪苑社领袖侯方域也在少时“知读书，求友金陵” ，凡此皆反映出江南地区读书向学风气之盛；即使是普通人家，也知以科举功名教子读书。因而，江南为有明一代状元及第之最 ，江南士人“同胞三及第”、“一郡三传胪”、“人文甲天下”的自豪感经常溢于言表，文人学者，达官贵族也多出其地，文学创作蔚成风气，“即女郎多有能诗文者” 。江南之地成为全国人文荟萃的文化中心。凡此皆为文社的兴盛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

综上分析我们可知，明末社会经济虽然呈现衰败景象，但是江南地区特殊的地域人文环境，使得该地社会经济仍然保持其繁盛的发展态势，这就为明末文人士子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结社环境，奠定了社群得以成立的经济基础。再加以江南之地特殊的地理位置、文化教育的普及、交通的便利、图书出版业的发达、政府官员对文人结社的扶持等地域优势，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结社最为繁盛之地。 xnG0iLVZWmqS2oli8Aj0tTt2PzbSRrVObHuyKhxeYTU38Ts/zH0l+yfs4Fy77p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