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社起于科举说

文社的兴起和繁盛与科举考试的关系最为密切，科举考试是文社兴盛的直接原因。当时曾参加过复社的陆世仪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说：“令甲以科目取人，而制艺始重，士既重于其事，咸思厚自濯磨，以求副功令。因共尊师取友，互相砥砺，多者数十人，少者数人，谓之文社。即此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遗则也。” 陆世仪的话至少说明文社兴盛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科举为当时文人士子步入仕途的敲门砖，八股时文在他们的思想中占有绝对重要地位，这就为那些热衷于科举功名的文人士子广结文社做了思想准备；其次，为了博取科举功名，文人士子往往在一起尊师取友，学习交流八股文法，文社就为他们尊师取友提供了可能。可见，文社之兴主要由政府“科目取人”所致，钱谦益也不无感叹地说：“结社会文，原为经生应举而设。”

如果我们作进一步的考察，还会发现，明代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对文社的兴盛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就是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大全》与《性理大全》为内容，并分房阅卷，从而导致以分选五经八股文的文社兴起，如应社等。而科举考试八股文章的定型化与出题范围仅限四书五经与大全，也极易导致科举士子揣摩试题，这就容易导致某些以操选政的文社出现。再加以科举名额的地域之争，与官僚名儒对其家乡科举的支持，也容易导致不同地域文社蜂拥而起。学术界对此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 。

科举考试内容在明初即已确定，分房阅卷亦非始自明末，科举考试上的“南北榜之争”在明洪武三十年（1397）就已开始，我们据此是否就可以判定文社在明初就兴盛呢？其实关于文社兴盛时间问题，自明至今就有不同说法。近代学者郭绍虞认为文社创自万历间，到明末尤盛 ；明末学者顾炎武也称文社兴盛于明代末年 ；而据清初诗人朱彝尊所载，文社实始于天启甲子四年（1624） 。

文社究竟兴盛于何时呢？如果我们从明代科举八股文体式的演变过程作一考察，这一问题便迎刃而解。

科举八股文为明太祖朱元璋和刘基于明洪武三年（1370）所定，《明史·选举志二》言：

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

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内容，用八股程序行文。清代李调元的《制义科琐记》载，明洪武三年规定“乡试会试文字程序第一场试五经义，各试本经一道，不拘旧格，惟务经旨通畅” 。洪武二十四年（1391），朝廷规定四书经义“文字格式”为：“破承之下，便入大讲，不许重写官题。” 可见，明初制艺之文“不拘旧格”，只要能有效阐明五经旨意即为上文。从某种意义上讲，明初科举文体还不能用“八股文”称呼，顶多是稍有变化的“宋元经义文” 。故商衍鎏说：“洪、永为制义初轨，八股格式尚未周备。” 商氏为清末最后一个探花，亲身经历科举考试，其所言恐怕不假。由此看来，八股文在明初体式尚未完全定型，文人士子缺乏在一起揣摩八股体式的文化基础，文社在明初出现不大可能（目前还未发现明初文社的相关记载）。

清人陶福履认为，格式成八比的时文应该出现在成、弘以后 ，顾炎武也认为：“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 他又举成化、弘治两朝时文，具体论证了两两对偶的八股文应该在这一阶段定型：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宏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

著名学者启功在对八股文体长期研究后也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说：“（八股文）到了明代初年刚有雏形，到了成化、弘治时间，才渐渐具备八股文的各项条件而成了定型。” 从形式上讲，成、宏、正、嘉之际八股文“简古浑融而讲理法” ，结构简明扼要，八股层次分明，八股程序初具模型；但并不意味着八股文就一成不变，启功言：“一般说，好像定了型就稳定了，但并不然。各个部分有先无后有的，也有先有后无的。各部分的字句也有由多转少的等等。” 可见，成、弘、正、嘉之际，八股文初步定型，但在某些细节上仍有变动。因而，这一时期的八股文适合初学者入门，文人士子在一起进行成规模的模仿揣摩活动还不大可能；即使有科举文社出现，也显得数量甚少 ，文社之间还缺乏联系，更别谈像明末复社那样的社群联盟了。

明科举制度规定，科举考试内容仅限于《四书五经大全》与《性理大全》，不许考生在文中“自由发挥”。明代初年，官府还允许科举士子在“八股文”结尾“大结”部分表述个人对时政的看法；但到万历年间，党争尖锐，朝政日非，朝廷遂对此予以禁止。既然朝廷禁止科举士子表述个人观点，他们也只能按照《四书五经大全》与《性理大全》内容陈陈相因，即使应试士子的试卷在内容上有雷同之处也无关紧要。为了吸引考官，科举士子开始追求八股文形式上的“出奇”，八股文也逐渐形成一种形式僵死的固定程序。那些热衷于科举功名的文人士子因此而纷纷转向了对科举八股文形式的追求，科举考试逐渐走上了八股文“形式”上的竞争，其结果是直接导致八股范文的泛滥。

虽然在正德、嘉靖年间就已出现八股文选稿 ，但仅局限在官方的刻本。到明代万历以后，选稿成风，选文之权也逐渐由官方刻本转向了民间坊刻本。士子可不读四书五经，但不可不读这些八股选本。于是，那些以评选八股文为主要文学活动的文社便应时而生，到明末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拔地而起。明末文社这一繁盛趋势我们从当时文社数量即可看出。在明代万历48年的短短时间内，文社就有37家（见第三部分“资料汇编论”附录），相比成化至隆庆这漫长的108年时间而仅有8家文社而言，明万历年间文社呈现迅猛发展态势。但此期文社多囿于自足性，彼此之间还缺乏相应的来往与交流。明天启以后，文社数量猛增到103家（见第三部分“资料汇编论”附录），呈现出“无地无社”的繁盛景象，明末学者张履祥就说：“其以文社鼓煽，虽穷乡邃谷，无不至者。” 南社领袖沈寿民也说，万历中叶文社还是“社不数人，邑不数社” ，而到昌启之间，“魁异隆起” ；特别是到“丁卯、戊辰（1627—1628年）间，江南北社事大盛。……南方之名士中原莫不闻，中原之名士南方莫不识也” ，形成南北文社往来交流的繁盛局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明成化年间科举八股文形式初步定型，开始出现以研讨科举八股文为主要文学活动的文社组织；随着科举八股文到万历年间的程式化，文社数量逐渐增多，到明末达至鼎盛。

由此看来，郭绍虞所说文社“创”于万历年间似可商榷，而他与顾炎武所言文社到明末达至鼎盛却是事实。至于朱彝尊所言文社始于天启甲子（1624），其实应该说是“应社”始于天启甲子。也就是说，从该年起，在张溥与张采的组织下，各地文社逐渐走向联盟，并到崇祯二年（1629）形成全国性社群联盟组织——复社。以此为标志，明末文社呈现繁盛景象，并逐渐突破地域界限，呈现向全国蓬勃发展趋势。曾参加过几社的杜登春就说，明末文社“始于一乡，继而一国，继而暨于天下” ，形象地描绘了明末文社的繁盛景象。

对于文社兴盛的原因与背景，论者尚需补充一点，即文社的科举教育功能也为文社的兴盛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一点尚未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我们知道，科举功名观念在广大文人士子的思想中占有绝对重要地位，为了增强他们的科举应试能力，很多文人士子通过组织文社，模仿科举考试情景进行“实况”培训。如河南商丘“毫社”即“周列号房”从事科举活动 ，黄宗羲在为李杲堂写的墓志铭中也记载了浙江甬上“鉴湖社”“仿场屋之例，糊名易书”，并以李杲堂等人为主考，对社群成员进行科举教育 ，等等。文社这种训练科举士子应举能力的功能，着实培养出很多科举人才，如复社的张溥、陈子龙、杨廷枢、吴梅村等人，都成了进士，复社名气因此大增。中第的社群成员在朝内担任要职，反过来又可以通过各种手段疏通关节 ，影响考官，以便更多的社群成员能够中第。文社这种快速培养科举人才的实效性，使得科举士子纷纷加入文社，陆世仪对此曾十分感慨地说：“为父兄者莫不乐其子弟入社。” 甚至当时担任朝内宰辅的温体仁之子亦想加入复社 。可以说，只要科举士子加入文社，其中第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强，文社遂成为科举士子博取科举功名的终南捷径，由此导致文社大量兴起。 9htUOL6IEIisGN7IzRvsP7LADzmNGU75QxFS/BCEjenvJKVUf9PXZQV79psw874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