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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登春《社事始末》云：“娄东（张溥）、金沙（周钟）之声教，日盛一日，几于门左千人，门右千人，为同心者所忧，异己者所嫉矣。”
社内社外斗争也变得异常激烈。
社内如周之夔的同室操戈。周之夔与张溥为同榜进士，同为复社成员，初与社内诸子相雅善。周之夔作难复社除了因为张溥《国表》所选周之夔的文章没有给以“褒美”，引起他的不满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据陆士仪的《复社纪略》和吴梅村的《复社纪事》记载，苏州推官周之夔和太仓知州刘士斗为同年，癸酉（1633）南闱，“之夔已谋定易三房矣，两张为州官地，临期骤易士斗，之夔心恨三人特甚”，“随奋身作难”，“具疏特纠”，勾结时相温体仁攻击复社“树党挟持”，“把持计典”，无恶不用其极，复社也因此展开了大规模的“驱周”运动
。
社外斗争则有阉党余孽阮大铖在安徽创中江社、南京创群社与复社相对抗。明代末年的文学社群再也不是文人优游林下、诗酒唱和以终老的社群了，而是由科举制艺的文学运动一变而为“朝局与社局相表里”的政治运动，朝内政要“援社为重”，朝外社群则“丐党为荣”。文人结社到明代末年由于政治的腐败，经济的萧条和外族的入侵以及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朱元璋在明初制定的生员不得议政的规定成为一纸空文。以社群为基地的文人士子再也不能不关心国家危亡和民族生存了，明末的文人结社几“与国运相终结”
，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
随着明政治的日渐腐朽，社群对政治的参与也大大增强，社群的斗争也逐渐转向了与朝内小人的斗争，黄宗羲就给我们记载了复社与朝内权要小人斗争的事件：“当是时，党事起吴中，有数大狱未具，巡抚张公国维曰：‘贾伟节西行解祸，今冯公在此，可听之乎？上疏留之。’思陵既心疑诸臣朋党，乌程以事讦钱侍郎谦益，方得于上。小吏张汉儒希乌程旨，上书告钱侍郎谦益、瞿式耜不法状，下抚按治之。公平反，坐张汉儒杖。苏李与乡官张采、张溥不相能，已而御使巡按劾之，苏李疑其受意于二张也，因书诬告溥等交接诸郡生徒，共为部党，名曰复社。而太仓人陆文声欲附复社不得而怒，亦走京师，言东南大害必始于复社。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按其事。复社者，东南诸生所刻私试径义之名也，主自二张，一时士子多慕之者。二张亦与钱侍郎相得，故乌程遂以复社嗣于东林为天子言之。公仰天太息曰：‘东汉之祸，一牢修成之，彼陆文声者将踵其故事耶！’具疏争之于上，有旨降公，而吴中党祸亦解。”
复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被朝内阉党余孽视为“小东林”，并与奸党小人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明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