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一样的“文学”

现代用于指语言艺术的“文学”概念，在清末民初的语用实践中，其义却并不明晰。正如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一部文学术语辞典所说：“文学的意义，看似明白，但要简单的语句说明之，实在极难。” 因而编者虽然给出了“文学”的明确定义，“把用言语文字表现的人的精神的产物称作文学”，仍不厌其烦地列举了西方诸多论者对“文学”概念的界定。其间用意，恰如卢前所说：“吾人为文学立界说，亦庶可免其漫然滥用，意无专指之蔽矣。” 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对“文学”予以定义是为了言有所据，这在古今“文学”概念转换的民初尤有必要；然而其时的知识界又未对“文学”的具体内涵形成“统一认识”，最便利的做法自然莫过于罗列各家界说，以避免概念滥用所造成的理解混乱，同时也能为自家立说提供来自西方的思想资源。

近代学术体系中作为独立学科门类的“文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存在“文献经典”、“文章博学”、“学问”等义，又被用以指代“儒学”、“理学”，虽为“孔门四科”之一，却并未形成独立形态。时至清末，随着西方新文学形态和文学观念输入中国，“文学”概念经历古今转换与中西涵化，逐步演为表述近代分科体系中独立学科门类的新名，并被用来指称以语言文字为表达方式的艺术。身处概念演化之际的学人，对中西“文学”概念的差异有更加直观的感受。朱希祖曾撰《文学论》一文，分述古今中西“文学”概念之不同：

吾国之论文学者，往往以文字为准，骈散有争，文辞有争，皆不离乎此域；而文学之所以与其他学科并立，具有独立之资格、极深之基础，与其巨大之作用、美妙之精神，则置而不论。故文学之观念，往往浑而不析，偏而不全。

准之以西方知识的立场，中国传统的“文学”概念自然是甚为含混，既没有符合逻辑的定义，又缺乏明确的文体范围，与西方近代知识分科体系下的“文学”存在诸多不合乃是情理中事。而这种种“不合”，又恰是中国文学特点之所在。

况观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换，学术分科体系的形成为标志之一。分科治学是近代学术的一大特征，而中国传统学术则讲究经史一体。面对近代涌入的西学知识，中国传统以四部分学为主体的知识体系，难以适应装载新知的需要。顾颉刚（1893—1980）指出：“中国的学问是向来只有一尊观念而没有分科观念的”，“旧时士大夫之学，动称经史词章。此其所谓统系乃经籍之统系，非科学之统系也”。 中国古代虽然也有科学，然而却没有与科学相关的知识分类，多数都隶属于子部之下，被作为方技、杂家之流。因而在近代中国输入西方学术分科观念时，最初引起关注的即是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门类。同此，黄远庸（1884—1915）

也将“分科”视为区别中西学术的主要因素，认为中国文化“无分业之说，其思想论辨不由名学，故常以一科之学，包举万类”，“自古亦以一切学问纳之于文”，这一点与欧洲古代学者“举一切物理、心理、政治、道德之理论，悉归之于哲学”有相似之处，而欧洲自文艺复兴以后已逐渐摆脱了原有的知识分类系统。 有感于中西学术之不同，唐君毅（1909—1978）以图书分类为切入点分析二者学术文化体系的差异：

然在中土，则所谓文化之各领域素未截然划分，此于中国图书分类之不能按照西方分类法即已得其征。中国传统之书籍分类，如七略、四部之分，均以书籍体例分，而不以学术之对象属于何类文化领域分。而此中尤以哲学、文学中之分划为难。集部之非同为文学，如子部之非同为哲学。而经、史二部正治哲学、文学者所同读。

中国传统的书籍分类，其依据是知识类别和文章体裁的差异，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反映的即是这一知识系统中学术研究的路径。《四库全书总目》确立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方法，与西方近代的七科之学，在学术统系上有着完全不同的结构。而其时多数学人的观照视野，则是以西方的学术分科观念为判断标准和分科依据，是今而非古遂成为时代的大势。

钱穆（1895—1990）谈到传统与近代中国学术的变化时曾说：“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 中国传统学术重“通儒”而轻“专家”，西方近代学术则分科明晰，各成一家，“在吾国则以一切学术皆为文学，在欧美则以文学离一切学科而独立”，中国传统“论文学者，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凡无句读文如图画、表谱、簿录、算草，有句读文如赋颂、哀诔、箴铭、占繇，古今体诗、词曲之有韵文，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之无韵文，皆得称为文学”，西方近代学术则“政治、法律、哲学、文学皆有专著”。晚清以降，随着西学东渐的进一步扩展，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学术观念上的差异日显突出，一方面，“格致学”（自然科学）诸科自输入后迅速生长，成为重要的学科门类；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学术固有的经学、史学等在西学冲击下瓦解、分化，并经由近代大学教育的兴起而体制化，形成了近代学术分科中的文学、历史、哲学等科，实现了由传统学术向近代学科的转换。钱穆亲历其时，描述其间的转变说：“专家学者，率置其专学以外于不论，否则必加轻鄙，惟重己学有如此。于是文学、史学、哲学，及考古发掘龟甲文等各项专门之学，一时风起云涌，实可谓皆自新文化运动启之。” 学科分野带动了大量术语的产生，其中的情形，或者创为新词，或者由中国古典词转义，新语的出现呈喷涌之势，而后一种情形产生的新词又大多经历了语义的古今转换与中西涵化。

缘于对中西学术分科和知识系统存在不同的认识，朱希祖指出，要正确把握“文学”概念的中西差异，必须认清“文章”与“文学”之间的差别：“前所论者，仍以一切学术皆为文学，不过分为说理、记事、言情三大纲耳。此以言文章则可，言文学则不可。何则，文章为一切学术之公器，文学则与一切学术互相对待，绝非一物，不可误认。” 言下之意，以文字记载历史、哲学甚至自然科学等方面内容的著述，亦不妨为“文章”；而“文学”则是作为与历史、哲学等科同级的学科分类，范围较“文章”要小得多。近代新语“文学”与古代的“文学”、“文章”均存在不同。钱基博也说：“今之所谓文学者，既不同于述作之总称，亦异于以韵文为文。” 民初学者在“文学”的定义上虽未形成统一见解，但对中西“文学”概念内涵之不同、所指范围之差异，都已瞭然于心。而今日之“文学”已非昔时之旧，也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识。

近代分科体系中的“文学”，是在汲纳西方（经由日本）近代Literature/“文学”概念及其知识系统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一个重要表征，是“文学”概念的古今转换，由传统的广义学术、学问演变为指语言艺术的独立分科。民国九年（1920）10月，朱希祖作《中国文学史要略叙》，叙述1916年至1920年间“文学”概念使用的变化说：

《中国文学史要略》，乃余于民国五年为北京大学校所编之讲义，与余今日之主张，已大不相同。盖此编所讲乃广义之文学，今则主张狭义之文学矣，以为文学必须独立，与哲学、史学及其他科学可以并立，所谓纯文学也。

《公言报》曾发表《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一文，概括评述了1919年前后北京学界的各种思潮。文中将朱希祖视作介于新旧二派之间的代表人物：“朱亦太炎之高足弟子也，邃有国学，且明于世界文学进化之途径，故于旧文学之外，兼冀组织新文学。惟彼之所谓新者，非脱却旧之范围，盖其手段不在于破坏，而在于改良。” “五四”前后，类似朱希祖者并不在少数。朱希祖关于“文学”概念变迁的叙说，对他个人而言，反映的不过是时代文学观念变迁背景下一己思想观念的变迁；但从整个文学界、思想界的状况来看，却包含了一段深刻的学术史、思想史、文学观念史演变的曲折历程。而潜行其间的，则是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及文学史观念的重大转折。 qbGhvHy1GjLr2MBQuwRgSpsQv/uB5YymnkgtsilvjzOzYai9yFdTgsm0pT5rzi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