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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概念演变的一般情形，21世纪出版的一部大型百科全书作了如下描述：
“文学”一词在中国古籍中早已有之，但其含义与现代的“文学”含义不同。在先秦时代，“文学”兼有“文章”和“博学”两重含义，即将现在所说的文学、历史、哲学等文章、事物都囊括在“文学”之中。至两汉，人们开始把“文”与“学”、“文章”与“文学”相区别，把有文采的、富有艺术性的作品称为“文”或“文章”，而把学术著作称作“学”或“文学”——这与现代的“文学”一词的含义也不相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虽仍有不少人沿用汉代的“文学”概念，但也开始有人用“文学”来指称具有文采和艺术性的作品，而将学术著作称为“经学”、“玄学”、“史学”等。到了唐、宋时期，富有艺术性的作品被称为“诗”、“词”、“赋”、“传奇”、“话本”等，而“文学”一词的含义仍是一切学术著作的总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代末年。如清末民初，章太炎在《文学总略》一文中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现代意义上文学概念是在20世纪初，特别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才被确定下来的。自此，“文学”这个概念才被排除了非艺术的含义，而成为艺术中的语言艺术的名称。
“文学”概念含义和用法的变化尽管要较之更为复杂，然而以上描述与概念演变的历史轨迹在方向上大体相符。清末民初，面对西方学术观念的冲击，传统士人即是通过辨章中国古代“文学”概念来予以回应。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现代“文学”概念的形成，并不只是西方观念的输入，还包含了传统观念的转换：“回顾和考辨‘文学’一词的语义在19、20世纪之交的这段历史中的流变，可以发现，‘文学’成为‘审美意义的语言集合体’的总名，不仅是中西交通之后，国人以之翻译‘Literature’，西方文学观念单向进入的结果；更是中国现代教育兴起、传统知识谱系遭遇重新结构的大背景下，‘文学’逐渐从‘古代（儒学）文献’、‘文章博学’的传统义中剥离、并充实以现代义的过程中最终形成的。”
在近代“文学”概念转换过程中，论者不得不面对中西两种观念交织的情形，并需要在辨明二者的基础上表达自己的立场。
古今中西两种“文学”概念间显而易见的差异，在近代知识转型的特定语境中通常被解读成对立的关系，又往往是通过批驳传统“文学”定义来彰显西方“文学”概念及其知识系谱的合理性和先进性。针对此一情形，钱锺书1932年评论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时指出：“‘诗以言志’和‘文以载道’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似乎不是两个格格不相容的命题，有如周先生和其他批评家所想者。在传统的批评上，我们没有‘文学’这个综合的概念，我们所有的只是‘诗’、‘文’、‘词’、‘曲’这许多零碎的门类。其缘故也许是中国人太‘小心眼儿’（Depart mentality）罢！‘诗’是‘诗’，‘文’是‘文’，分茅设蕝，各有各的规律和使命。‘文以载道’的‘文’字，通常只是指‘古文’或散文而言，并不是用来涵盖一切近世所谓‘文学’。”
无论是“言志”之“诗”，还是“载道”之“文”，实际上都居于中国古代的“文学”/“文章”概念之下，只是在近代西方“文学”概念输入之前，对各自的文体属性、功能未在同一概念下形成系统、完整的体系。日本学者兴膳宏在《“文学”与“文章”》一文中指出：“现在日文、中文中日常所用的‘文学’这个词，如前所述，是与英语的literature大致相当。但是对中国近代以前的文学，直接使用英语或是其他欧洲诸语中的概念，严格说起来，是比较勉强的。”在他看来，“与现在所用‘文学’相似概念的词汇”是“文章”，但又指出：“‘文章’，在中国直到旧的支配体制灭亡为止，依然是处于《论语》的‘文章’的影响之下的。在现代被人们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领域的白话小说和戏曲，在旧体制下一直是遭人鄙弃的东西，始终未能登上‘文章’的大雅之堂。文学革命之际，反对文体改革的林琴南曾辱骂新文学说，用非‘文章’的白话作成的作品，不论其质量如何，终是‘引车卖浆者流’。反过来说，新时代的新文学的概念，已经不能被‘文章’这词表现出来了。”
由此也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文学”还是“文章”概念，与源于近代指语言艺术的“文学”概念均有明显区别。在此意上，现代的“文学”虽与古代的“文学”、“文章”存在联系，但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来说，二者又属于不同的概念系统。这也是近代以后的学者认为西方“文学”概念并非古已有之的原因。
近代以降在中西学术接触过程中，西方“文学”概念及其知识系谱逐渐成为一般知识，为世人所熟习而不觉其为舶来的观念，反倒是中国传统的“文学”概念逐渐成为只见之于各类辞书的释义。缘于这一变化，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中以他者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传统的“文学”的内涵，对中外“文学”概念及其知识系统的差异也许能有更清楚的认识。唐君毅谈论中国古代“文学”概念的古今演变说：
中国文学哲学关系之密，复可自中国文学之名与学术之名未正式对待见之（盖中国学术即以哲学为主）。文之为义，在先秦本该学术文化。两汉言文学，亦指学术。魏晋以降，有文笔之分，而乃渐似有别于他学之文学。然核实而谈，当时论文家所谓文如昭明太子所谓“义出乎沉思，事归乎翰藻”；梁元帝所谓“绮縠纷披，宫徵靡曼”；简文帝所谓“为文且须放荡”；皆旨在表示其对文学所宗主，而非真在界文学之内容。而旨在界定文学之内容如刘勰之《文心雕龙》，则固未尝截然别学术于文学之外也。旷观中国文学史上如有将文或文学与学术对待时，其意皆以文或文学为文章作法。西方所谓文学为一特殊之精神表现方式之说，中国所未尝有也。
唐君毅立足近代学术转型的整体框架观照中西“文学”概念，二者的区别显而易见。而从“文学”概念的古今演绎情形来看，民国初年尤其是新文学运动兴起，西方近代“文学”概念广为传播，传统用义的“文学”概念开始逐渐淡出中国语文的话语体系，以至在后世的中国文学史中也难觅其踪。中国文学的历史与中国的“文学”概念及其知识系统之间，虽居于同一名义之下，彼此却十分陌生，本身就是一件吊诡的事。在此背景下，今时讨论重新建构中国文学历史，如何做到既不受近代西来“文学”概念的拘役，又不致陷入传统“文学”概念的渊泽，寻求二者间互通与共融的契合点，实为一大关键。
不过同时也要看到，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所表现出的“文学”观念，与西方近代输入的“文学”概念及其知识系统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疏离”，并非只是观念的简单移植和套用，其中包含了西方思想输入后本土化的复杂情形。具体而言，中国文学史书写中涉及的诸多作品、文体，并不符合西方近代“文学”的标准，如先秦诸子的散文、秦汉史家的著述、汉唐的小说、宋元的弹词、话本，等等，都是中国文学特殊的存在。这种种文学史事实，又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文学史叙述所呈现的面貌。中国传统的“文学”/“文章”观念，在中国文学史书写中始终有着潜在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