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多义的“文学”

隋唐以降，随着“儒学”、“史学”、“玄学”等概念的广泛使用，加上汉代以后勃兴的“经学”，“文学”概念的内涵变得丰富而多样：一方面，随着“文以明道”、“文以载道”观念进一步强化，“文学”用于指广义学术或学问的用法仍十分普遍，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常见含义；另一方面，沿着六朝以来“文”、“学”分野的道路，“文学”的内涵更多偏主于“文”的层面，在含义和用法上与“文辞”、“文章”等较为接近，而在讨论“文学”概念时，则往往合“文”、“笔”而言之。对各种汇录“文”之体类的选集、批评著作进行考察，能从一个侧面看出中国古代“文”的范围。

六朝梁萧统选编《昭明文选》，收录的“文”类有36种：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

刘勰《文心雕龙》所论“古今文体”有34类：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对问、七、连珠）、谐讔、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

明人吴讷编选《文章辨体》，收录的“文章”之体共有59类：古歌谣辞、古赋、乐府、古诗、谕告、玺书、批答、诏、册、制、诰、制策、表、露布、论谏、奏疏、议、弹文、檄、书、记、序、论、说、解、辨、原、戒、题跋、杂著、箴、铭、颂、赞、七体、问对、传、行状、谥法、谥议、碑、墓碑、墓碣、墓表、墓志、墓记、埋铭、诔辞、哀辞、祭文、连珠、判、律赋、律诗、排律、绝句、联句诗、杂体诗、近代词曲。

明人徐师曾编《文体明辨》，收录“文”的体类多达127种：古歌谣辞（歌、谣、讴、颂、诗、辞、谚附）、四言古诗、楚辞、赋、乐府、无言古诗、七言古诗、杂言古诗、近体歌行、近体律诗、排律诗、绝句诗、六言诗、和韵诗、联句诗、集句诗、命、谕告、诏、敕（敕榜附）、玺书、制、诰、册、批答、御札、赦文（德音文附）、铁券文、谕祭文、国书、誓、令、教、上书、章、表（笏记附）、笺、奏疏（奏、奏疏、奏对、奏启、奏状、奏札、封事、弹事）、盟（誓附）、符、檄、露布、公移、判、书记（书、奏记、启、简、状、疏）、约、策问、策、论、说、原、议、辩、解、释、问对、序（序略附）、小序、引、题跋（题、跋、书、读）、文、杂著、七、书、连珠、义、说书、箴、规、戒、铭、颂、赞、评、碑文、碑阴文、记、志、纪事、题名、字说（字说、字序、字解、字辞、祝辞、名说、名序、女子名字说）、行状、述、墓志铭、墓碑铭、墓碑文、墓碣文、墓表（墓表、阡表、殡表、灵表）、谥议、传、哀辞、诔、祭文、吊文、祝文、嘏辞、杂句诗、杂言诗、杂体诗、杂韵诗、杂数诗、杂名诗、离合诗（口字咏、藏头诗附）、诙谐诗、诗馀、玉牒文、符命、表本、口宣、宣答、致辞、祝辞、贴子词、上梁文（宝瓶文说、上牌文附）、乐语、右语、道场榜、道场疏、表、青词（密词附）、募缘疏、法堂疏。

由以上各时期对“文章”之体类的划分来看，即便在六朝以后偏重于“文”的“文学”概念，也远比近代西方传入以“纯文学”为核心的“文学”概念更为宽泛。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在近代知识转型过程中，才会出现类似“纯文学”与“杂文学”的区分，而民国后期涌现的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绝大多数都是以“纯文学”观念为支撑点对中国古代文学历史的重构，而以中国古代诗文评中与现代“文学”四大文类相关的内容作为立论展开的基础。

隋唐以降的“文学”概念，其用义承汉魏六朝而来，词义呈现出丰富的内涵。一方面，隋唐以降的“文学”用例在涵摄“学术”、“文章”二义的同时，开始更多地淡化“学术”内涵，而侧重于“文章”/“文辞”之义。如隋唐时人姚思廉（557—637）撰《梁书》、《陈书》，均设“文学传”，其性质类似于“文章家”/“文人”传，入传诸人中虽有如刘沼、王籍、陆琰、岑之敬等人，或以“博学”著称，或以“经学”闻名，但均有文辞可考。因而二序中对各入选传主的定位是：“学既兼文”，“文兼学者”，都具有“能文”/“善属文”的特征。其所作《陈书·文学传序》云：

《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焕乎其有文章”也。自楚、汉以降，辞人世出，洛汭、江左，其流弥畅。莫不思侔造化，明并日月，大则宪章典谟，裨赞王道，小则文理清正，申纾性灵。至于经礼乐，综人伦，通古今，述美恶，莫尚乎此。后主嗣业，雅尚文词，傍求学艺，焕乎俱集。每臣下表疏及献上赋颂者，躬自省览，其有辞工，则神笔赏激，加其爵位，是以搢绅之徒，咸知自励矣。若名位文学晃著者，别以功迹论。今缀杜之伟等学既兼文，备于此篇云尔。

《陈书·文学传》中列名的文人，有“家世儒学，以三礼专门”的杜之伟，“表奏章诰，下笔立成”的颜晃，“善属文”的江德藻，“属辞好为奇字”的庾持，“博通群书”的许亨，“博学能属文”的褚玠，“以经业进，而博涉文史，雅有词笔”的岑之敬，“游心经籍”的陆琰，“笃学，美词藻”、“博综子史，谙究儒墨”的陆瑜，“好学，能属文”的陆玠，“屏绝人事，锐精著述”的何之元，“以文笔称”的徐伯阳，“五言诗尤善”的张正见，“博涉经传，有文辞”的蔡凝，“笃志经籍，善谈论，尤工五言诗”的阮卓，等等。虽然所称“文学”仍属广义，但其对“辞”的强调，使《文学传》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文学家总汇。

而在《梁书·文学传序》中，姚思廉承曹丕之说，尤其强调“文章”/“文”能够传之后世的属性，为文学家树立“历史”的价值：

昔司马迁、班固书，并为《司马相如传》，相如不预汉廷大事，盖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为《贾邹枚路传》，亦取其能文传焉。范氏《后汉书》有《文苑传》，所载之人，其详已甚；然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文莫可也。是以君临天下者，莫不敦悦其义，缙绅之学，咸贵尚其道，古往今来，未之能易。高祖聪明文思，光宅区宇，旁求儒雅，诏采异人，文章之盛，焕乎俱集。每所御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诣阙庭而献赋颂者，或引见焉。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至若彭城到沆、吴兴丘迟、东海王僧孺、吴郡张率等，或入直文德，通讌寿光，皆后来之选也。约、淹、昉、僧孺、率别以功迹论。今缀到沆等文兼学者，至太清中人，为《文学传》云。

无论是前代的司马相如、贾山、邹阳、枚乘、路温，还是本朝的沈约、江淹、任昉、丘迟等人，在古代是“文章尤著”、“能文传”，在现代也是文学史研究当然的对象（有少数作品数量少，研究较少）。其所称的“文”/“文章”，已经与今世以文学性为标准的文学作品十分接近。因此在《梁书》中，姚氏将那些“由乎经术”的学人（如皇侃、严植之等）归入到了《儒林传》中，使《文学传》更显示出“文学”的特征。

类似以“文学”指称“文章”/“文”的用例，如张说（667—730）《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神道碑铭并序》云：“昔仲尼之后，世载文学，鲁有游、夏，楚有屈、宋，汉兴，有贾、马、王、扬；后汉有班、张、崔、蔡，魏有曹、王、徐、陈、应、刘，晋有潘、陆、张、左、孙、郭，宋、齐有颜、谢、江、鲍，梁、陈有任、王、何、刘、沈、谢、徐、庾，而北齐有温、邢、卢、薛，皆应世翰林之秀者也。吟咏情性，纪述事业，润色王道，发挥圣门，天下之人谓之文伯。” 文中所列诸人，除《论语》中提到的子游、子夏之外，楚国的屈原、宋玉，西汉的贾谊、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东汉的班固、张衡、崔骃、蔡邕，三国的曹植、王粲、徐幹、陈琳、应玚、刘桢，两晋的潘岳、陆机、张华、左思、孙绰、郭璞，宋、齐二朝的颜延之、谢灵运、江淹、鲍照，梁、陈两代的任昉、王褒、何逊、刘孝绰、沈约、谢朓、徐陵、庾信，北齐的温子升、邢邵、卢思道、薛道衡，几乎都是今世文学史论述先秦汉魏六朝文学所必及的人物。又如皇甫湜（777—835）《答李生第二书》其二云：“秦汉以来至今，文学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其文皆奇，其传皆远。……生轻宋玉而称仲尼、班、马、相如为文学。……生以一诗一赋为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耶？直诗赋不是文章耶？如诗赋非文章，《三百篇》可烧矣；如少非文章，汤之盘铭是何物也？” 不同时代、不同群体对“文学”/“文章”/“文”的看法，会因为思想观念和知识系谱的不同而互有出入甚至相互扞格，理学家眼中的“文学”与文人眼中的“文学”，涵摄的内容必然会存在差异。

同样显著的是，“文学”仍被广泛用于指对上古文献典籍的传述或是广义的学术、学问。如颜真卿（709—785）《曹州司法参军秘书省丽正殿二学士殷君墓碣铭》云：“经天纬地之谓文，博古知今之谓学。文学也者，其德之蕴欤！” 唐天宝年间的李翰作《通典序》云：“故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 崔元翰（729—795）《与常州独孤使君书》称赞独孤及“绍三代之文章，播六学之典训” 。李观（766—794）《辨曾参不为孔门十哲论》对“文学子游子夏”的理解是：“子游、子夏之文，《春秋》之外，得与仲尼论之，故谓之文学矣。” 其用义都十分宽泛。或是以“学术”之义出现。如《清史稿·儒林二·万斯大传》：“万斯大，字充宗，鄞县人。父泰，明崇祯丙子举人，与陆符齐名。宁波文学风气，泰实开之。以经、史分授诸子，使从黄宗羲游，各名一家。” 或用以指作为“学术”之一的“儒学”。如元光祖《重修宣成书院记》云：“予闻亚圣既没，道统不传，天相斯文，濂洛大儒辈出，倡明道德性命之学。至紫阳夫子始集大成，而二先生实为之辅，六经四书之旨，发明著述，无复馀蕴，厥功茂矣。桂林岭海之会，使于兹郡者，智略之士非不多也，生于兹土者，文学之士非不多也，而后之人惟二先生是崇是仰独何欤？诚以有功于圣门也。彼区区功利词章之习，乌足与议哉？” 用“文学之士”指称修习儒学的士人，而把从事文学创作称作是“词章之习”。类似用法，在宋代理学兴盛之后尤为普遍。如黄溍（1277—1357）《送八元凯序》云：“班固为汉儒林传，凡经术之士，登载甚悉，序称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西京人材众盛，盖可想见。” 顾嗣立（1669—1722）《元诗选三集》杜瑛小传云：“金之将亡也，遗老儒硕皆来居相。缑山而外，如蒙城田芝、北燕刘骥、永平王磐、古郑周子维、武安胡德桂、浑源刘祁、太原高鸣、刘汉臣、燕山尚子明、林虑张允中、洛水徐世英、李仲泽、汴魏献臣、田仲德、郭谦甫，各以经术教授，互相提唱，盖彬彬乎多文学之士，亦一时之盛事也。” 上述“文学”用例，在历代文献中随处可见。

“文学”概念经过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演变，降及隋唐以后各朝，与各种释义相关的用例层出迭见，构成了“文学”概念及其知识系谱丰富的内涵。刘永济历述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认为：“统观我国历代文学之观念，不可谓于学识、感化之界，无知之者。然而名不立者义不彰，虽心知其意，而语焉不详。此所以终多淆混也。大抵六朝以前，言志之旨多，唐宋而来，明道之谊切。老庄谈玄而文多韵语，《春秋》记事而体用主观，此学识之文而以感化之体为之者也。后世诗人，好质言道德，明议是非，忘比兴之旨，失讽谕之意，则又以感化之文为学识之文之用矣。” 将“文”分作“感化之文”（接近于今世的“文学”）和“学识之文”（相当于今世的“学术”），是基于中国古代“文”/“文章”概念的一般认识；然而以此反观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这一划分又不免面临困境，《老子》、《庄子》、《春秋》等上古经典，或是魏晋玄言诗、宋明理学诗，很难用今世“文学”或是“学术”的标准予以明确归类，“类”的归属与“体”的区分，其界限并非显而易见。 mATDulk6eVuQWO7dhwguXu60jljhRrnkYgnS1BWrZNXP6iexUVcUIm6qdVXwFd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