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学”的自觉？抑或“文”的自觉？

关于魏晋时期文学观念的一般特征，影响最广的是所谓“文学自觉”的看法。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以“文学的自觉时代”概括魏晋时期文学的特质，并将曹丕等人称之为“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他的这一认识，成为了后世论述魏晋文学的主流看法。罗根泽论述魏晋六朝“文学概念的转变”也说：“古代文学概念的突变时期在魏晋。”并将建安视作“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的灿烂时代”。 尽管后来有研究者对“文学自觉时代”是否始于魏晋提出不同看法，然而概观其争论的焦点，主要在“自觉”开始的年代，对“文学自觉”的提法几无疑义。 而各人所使用的“文学”术语，显然都是指现代的“文学”概念，而非中国传统的“文学”。

“文学自觉”观念对汉魏文学史研究的影响显而易见。近十多年来影响最广的一种《中国文学史》，仍以“文学自觉”概论这一时期文学的突出特征，认为其表现为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 从中不难看出，其据以判定的标准是现代以“纯文学”为核心的文学观念，并以之为准绳将“文学”或“文”的概念缩小为诗、赋等文体，而将其他不以审美性为特征的“杂体文学”排除在“文学”概念之外。然而这样的文学观念是否在当时就已有明确的意识？检视时人的论述，似乎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而不应以今世的文学史观遽下断语。

秦汉时期，“文学”主要用于指广义的学术，“文”与“学”之间较为偏重“学”的层面。到了汉代，为了与泛义的“文学”用法相区别，开始出现了以“文”或“文章”指词章、文辞的用法。 此一用法，在魏晋六朝时期得到充分展开，促成了“文”、“学”二者逐渐专门化的明显分野，“文”作为一种著述类别开始逐渐自觉，“文学”在词义层面表现出“文”、“学”二者并重的态势，概念内涵较之先秦两汉时期有明显延伸，除用以表示“学术”之外，汉代属于“文”和“文章”的意涵也被融入其中。此时的“文学”词义，开始明确表现出后来邢昺所释的“文章博学”之义。罗根泽曾比较汉代与六朝“文学”概念的内涵说：

六朝所谓文，上承汉代所谓文与文章而加以净化，颇近于现在所谓纯文学；其所谓笔，上承汉代所谓学与文学而加以净化，颇近于现在所谓杂文学。汉代所谓文学，同于那时所谓学，虽有一部份可以纳于现在所谓杂文学，但有的却轶出于杂文学以外，差不多相当现在所谓学术了。其所谓文章，同于那时的所谓文，始近于现在所谓文学。到魏晋六朝，其所谓文学与文章，都同于那时的所谓文，就是现在所谓文学。

其立论的依据，主要是基于六朝时期的“文笔之辨”而作的判断。而从这一时期“文学”一词的实际用例来看，虽以“文学”而指“文章”、“文”的情形颇为普遍，但亦不乏以其指广义学术的用例。更进一步说，其时所谓的“文”与“文章”所指的范围，也并非近代意义的“文学”概念所能涵括。以“文”、“文章”等同源于西方的“文学”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犯了年代误植的错误。

南朝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其中《文学》一篇的纪事内容，颇能反映此期“文学”概念的主要内涵及其内容指向。《世说新语》上卷按照孔门四科的顺序，分别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收录与此有关的纪事。就“文学”篇所收纪事来看，其内容包括“学术”（学）和“文章”（文）两大类：前六十五则为“学术”纪事，收录与儒、释、道、玄、诸子等有关的轶事；后四十九则为“文章”纪事，收录与诗、赋、笺、赞、议、论、诔等各式体“文”相关的轶事。 将“文学”作为“文”与“学”的并称，实际上乃是汉代以后的做法，而并非《论语》中的原意。类似的用例又如《晋书·王廙传》载王廙在《中兴赋》中曾自述说：“臣少好文学，志在史籍。” 《宋书·礼志一》引庾亮（289—340）之论云：“四府博学识义、通涉文学经纶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给，皆妙选邦彦，必有其宜者，以充此举。” 《通典》卷九十一“大功成人九月”条云：“晋淳于睿以：‘游、夏文学之俊也。游习于礼者，曰大功；夏广学者，曰齐缞。二者推之，明非无服与缌可知也。……’”

尽管此期的“文学”包含“学术”和“文章”两个层面，然而随着“文”及与之相关的理论批评的进一步发展，“文学”词义越来越多地被用作代指“文章”，“文”的含义渐浓而“学”的意味更淡。如《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云：“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 《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亦云：“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 曹丕、曹植兄弟为三国时期著名文人，以诗赋创作著称，曹丕还曾撰写《典论》一书，其中专有《论文》一篇。不过从《论文》的评述来看，其所谓“文章”，既包括诗、赋等在今天看来仍属于文学作品的文类，同时也包括了诸如章表、奏议等在今世被排除在文学作品行列之外的体类。又如颜之推（约531—590后）《颜氏家训·文章第九》云：“齐世有席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逖云……”同篇又云：“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 至魏晋以后，“文学”一词被用来指“文章”的情况逐渐增多。

然而其时所谓“文章”，“原出于《五经》”，其中只有“生于《诗》”的歌咏赋颂，在现代的观念体系中被视作文学作品。据此看来，此时所谓“文章”，与今世的文学作品仍有很大差别。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魏晋人所谓‘文’或‘文章’，其范围还是很广泛的。各种实用文体都在‘文章’范围之内，这在《典论·论文》、《文赋》、《文章流别论》、《翰林论》有关文体的论述中都显而易见。成一家言的子书，亦属‘文章’。东汉王充《论衡·对作》说‘书论之造，汉家尤多’，及至《典论·论文》云‘书论宜理’，桓范《世要论·序作篇》云‘著作书论，乃欲阐弘大道’，这几例中所谓‘书论’都包括子书而言。葛洪《抱朴子外篇》再三强调‘文章’的重要，他所说的‘文章’实际上主要指子书。（葛洪对诗赋、杂文等相对而言是比较轻视的。）又史书同样亦属文章，所以刘邵《人物志·流业》云：‘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又云：‘文章之才，国史之任也。’就是儒家经典，也还是文章，所以《典论·论文》论述文章重要时，说到文王演《易》、周公制《礼》，而傅玄则称《雅》、《颂》、《典》、《谟》为‘文章之渊府’。总之，凡形诸文字、体现作者写作能力的各种单篇诗文及成部著作，都属于所谓‘文章’，其范围比今日所谓‘文学作品’大得多。” 魏晋六朝“文学”现在所呈现的形态，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多数论者以现代的“文学”概念加以“选择”的结果，而并非该时期“文学”、“文章”所具有的本来面目。

南北朝后期，随着文学理论家在修辞、文体形式等方面的审美意识得到增强，“文学”用例的文学性也日趋明显，其中六朝时期的分科置学和“文笔之辨”，即是在此层面上的进一步展开，“文”与“学”开始逐渐被视作两种知识类型。

魏晋六朝时期“文”与“学”的分野，较早体现为一种用于区别人才和知识的不同类型。三国时期魏人刘劭在《人物志·流业》篇中曾将“人之流业”分为十二种，“文章”和“儒学”被作为两类，其中“文章”类，“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儒学”类，“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 司马迁、班固是因为编写《史记》、《汉书》而被认为以“文章”见长，与今世的看法不免有所出入，然而其将“文章”作为一种知识和著述类型的意识确已表现得十分明显。

到了南朝刘宋时期，“文学”曾被作为人才培养和知识传授的一种类型。据《宋书·隐逸·雷次宗传》记载：“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馀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总监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 朱膺之、庾蔚之时任太常丞，掌管礼制，负责“儒学”理所当然。何尚之（382—460）在当时以讲“玄学”著名，元嘉十三年，在他出任丹阳尹后，“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 ，可见甚有影响。何承天所著有《春秋前传》、《礼论》、《杂语》、《说苑》等书，又长于历法。谢元以学识才智闻名，为谢灵运堂弟，母亲为王羲之孙女。 各人所长均有所不同，因而也是各司其职。由此而言，虽然文中未就各科所包含的具体知识内容予以详述，但仅由名目来看，各科的范围是有一定边界的，而“文学”科所包括的范围较之前已有缩小。

魏晋六朝时期“文笔之辨”的流行，从某些方面来说是由此期“文”概念的日趋狭窄引起，反过来又促进了“文”概念内涵的进一步明晰。刘勰《文心雕龙·总术》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此为时人对“文”与“笔”所做的一般性区分。对此，黄侃在考察了汉代以迄六朝各种关于“笔”的论说后概括指出：“‘文’、‘笔’以有韵无韵为分，盖始于声律论既兴之后，滥觞于范晔、谢庄，而王融、谢朓、沈约扬其波。以公家之言，不须安排声韵，而当时又通谓公家之言为笔，因立无韵为笔之说；其实笔之名非从无韵得也。然则属辞为‘笔’，自汉以来之通言；无韵为‘笔’，自宋以后之新说。要之声律之说不起，文笔之别不明。” “文”、“笔”作为六朝文学理论的重要概念各有其演变的历史，而对于属于著述的“文”来说，这样的区分不仅具有文体意义，同时也使各概念的边界更加明晰。

“文笔之辨”促成“文”、“笔”的分野，“文学”概念中的“文”与“学”两个层面也进一步分化。梁元帝萧绎（508—554）《金楼子·立言》云：

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

古今之学类型的不同，不仅在于知识系统的差异，还在于知识分类的变化：古代的“儒”至此期分化为“儒”与“学”，“文”分化为“文”与“笔”。现代学者将其时称为“文学自觉时代”，大概即缘于此。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萧绎在文中曾提到“古之文笔”与“今之文笔”间存在“其源又异”的区别，似乎也是要提醒读者不要将六朝时期的“文笔”观念等同前人的观念。每一种观念都可能有它自身演变的历史。

排除了“笔”之外的“文”，其内涵与今世的文学作品仍有较大区别，如《文镜秘府论》引《文笔式》之说云：“制作之道，唯笔与文。文者，诗、赋、铭、颂、箴、赞、吊、诔等是也；笔者，诏、策、移、檄、章、奏、书、启等也。即而言之，韵者为文，非韵者为笔。” 其所谓“文”者，除了诗、赋之外，其他各体在今世的文学史中均鲜有论述。从某种意义上说，“文笔之辨”是广义“文”体式上的划分，而不是观念上的自觉。

当然，以“文”、“笔”对先秦两汉以来的“文”作进一步区分，促进了“文学”概念趋于明晰。罗根泽指出：“因为文学观念的渐趋于狭义的文学，由是不能列于狭义文学的作品，别名为‘笔’，而有‘文’、‘笔’之分。” 与之相关的“文章”概念在内涵层面也有充分展开。梁朝萧子显（487—537）作《南齐书》，于列传中特立“文学”传，虽然入传的有祖冲之这样的非文学人物，然而其在篇末的发论，却纯粹是针对“文章”而言：

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

文中提到“今之文章”的作者谢灵运、傅咸、应璩、鲍照等，在当时均以写诗著称。尽管傅的《五经诗》、应的《百一诗》按照今天的审美标准，在艺术性方面可能存在不足，然而在体式上无疑属于诗的范围。其所论虽未说是“文章”的全部体类，但他偏重于论述现代观念中具有文学性的作品这一事实，无疑会让今人将其视为现代“文学”概念的渊源。

又如刘孝绰（481—539）作《昭明太子集序》，所用“文学”一词，其范围与今世所说的“文学”作品已较为接近：

若夫天文以烂然为美，人文以焕乎为贵。是以隆儒雅之大成，游雕虫之小道。握牍持笔，思若有神，曾不斯须，风飞雷起。至于宴游西园，祖道清洛，三百载赋，该极连篇，七言致拟，见诸文学，博逸兴咏，并命从游，书令视草，铭非润色。

刘文中的这一用例，与萧统《文选》对“文”概念的定位基本一致。《文选》所收作品，即为各体“文章”，虽然包含了册、诏、策文、檄文等应用文体，但诗、赋等文学文体是其主流。在此基础上使用“文学”一词，其义主要用于指赋、诗等文学作品。尽管如前所示，在魏晋六朝的其他文献中，“文学”或“文”的范围较此要更加宽泛。

与一般以“文笔之辨”作为这一时期“文学自觉”的重要论据不同，章太炎对“文笔之辨”的论说和此一时期的“文学”概念有不同的理解：“自晋以降，初有文笔之分。范晔自述其《后汉书》曰：‘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文心雕龙》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有韵者文也，无韵者笔也。’然《雕龙》所论列者，艺文之部一切并包。是则科分文笔，以存时论，故非以此为经界也。昭明太子序《文选》也，其于史籍，则云‘不同篇翰’，其于诸子，则云‘不以能文为贵’。此为裒次总集，自成一家，体例适然，非不易之定论也。” 章氏关注的重心虽是包含于“文笔之辨”之外的意涵，为自家的“文学”观念张本，然就理解六朝“文学”概念及其知识系谱的全貌而言，其说亦应引起足够重视，不当为后世以“纯文学”观念建构的文学史所忽略。

虽然这一时期的“文学”概念较之前一时期有了明显转变，但先秦两汉以降以“文学”指代上古文献经典的用法并未消失。如《北齐书·马敬德传》附马元熙传云：

武平中，皇太子将讲《孝经》，有司请择师友。帝曰：“马元熙朕师之子，文学不恶，可令教儿。”于是以《孝经》入授皇太子，儒者荣其世载。

马元熙因熟习《孝经》，遂被视作“文学不恶”。此一“文学”，仍是沿自先秦的泛义“文学”。类似用法，至清末仍沿用不辍。 4L4I88N93ztSOhwIU3KDWK/6FjPjpgAin66zm7sXn3RaQ4dLDIj5XNSEXpGcsl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