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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一词在先秦两汉典籍中，其义与《论语·先进》中“文学子游子夏”的用法基本相同，一般是指以文字记载的文献资料，并开始逐渐用于指称广义的“学术”和“学问”。
《墨子》中的“文学”用例有三则：
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
文学
、出言谈也。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由
文学
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
今天下之君子之为
文学
、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惟舌，而利其唇呡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
将“文学”与“言谈”并举，可见墨子所说“文学”，是指以文字为载体记载下来的内容。
荀子思想源出孔子，其“文学”用例，承袭了《论语》的用法：
从者将论志意比类文学邪？直将差长短，辨美恶，而相欺傲邪？
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
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
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
荀子谈论“学”的内容，都是围绕上古的文献典籍展开论述，如他在《劝学》篇中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上古时期文本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所学习的内容。由此来看，荀子所谓“文学”，主要是指对上古经典的学习、传述。
相比之下，《商君书》中的用例包含了“文学”概念的另一面——作为否定概念的“文学”。尽管在《论语》中，“文学”科被列于四科之末，然而能位列其中的孔子门生，都是被称扬的对象。而在《商君书》中，“文学”被当作了批判的对象：
奚谓淫道？为辩知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三者不塞，则民不战而事失矣。
在此，“文学”是否仍指上古的文献经典我们不得而知，然而从其将“文学”与“淫道”联系在一起的表述来看，其含义当亦十分广泛。
《吕氏春秋》和《韩非子》中的“文学”用例，已开始逐步衍生出“学问”、“学术”等意涵。《吕氏春秋》的“文学”用例有两则：
今世之以偃兵疾说者，终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说虽强，谈虽辨，文学虽博，犹不见听。
中谢，细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闻先王之术，文学之士不得进，令昭厘得行其私。
其所谓“文学”，指“先王之术”。
《韩非子》的“文学”用例较多，词义也相对更为丰富：
臣非非难言也，所以难言者：……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殊释文学，以质性言，则见以为鄙；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此臣非之所以难言而重患也。
王登一日而见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买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
乱世则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矫之。人主顾渐其法令，而尊学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学也。
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
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养足，不仕而名显，此私便也。息文学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劳，此公利也。错法以道民也，而又贵文学，则民之所师法也疑；赏功以劝民也，而又尊行修，则民之产利也惰。夫贵文学以疑法，尊行修以贰功，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
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
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曰：“敬贤士，先王之道也。”
在韩非子的论说中，“文学”是与“法度”相对而言的，其词义仍主要指礼仪制度。所谓的“文学之士”，也是指讲礼仪道德之人，在韩非子看来是与“法”相违背的群体。
汉代典籍中的“文学”用例，较之先秦时期，其词义未发生明显变化，同样指广义的学术和礼仪制度，其内容主要包括在上古经籍——如《周易》、《论语》、《春秋》等书之中，而今世属于“文学”的内容，则包含在“文章”一词之下。如王元长所作《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其四云：“昔宋臣以礼乐为残贼，汉主比文章于郑卫。”李善注引《汉书》云：“宣帝数从王褒等，所幸宫观，辄为歌颂，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辞赋大者与《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嘉，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也。’”
王褒在宣帝时以辞赋著名，在此，王元长所说的“文章”即指辞赋，然而却被视作是“郑、卫之音”。《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末尾的赞辞中也说：“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二人与“以儒术进”的萧望之、夏侯胜等人并称。
“文章”的概念在汉代被广泛使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与先秦以来泛义的“文学”相区别。尽管中国古代的“文章”概念与现代的“文学”概念仍有很大区别，却也可以在二者之间找到诸多的沟通之处。因此，夏侯惠在举荐刘劭时才会说：“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
“文学之士”与“文章之士”，在汉代是两类不同的士人，若强以今世的观念加以区分，前者大体相当于学者，后者更接近于作家。
《史记》中的“文学”用例颇多，但基本上都是用于指称“学术”。如《太史公自序》云：
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绝]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
据上所述，其所谓“彬彬稍进”的“文学”，具体内容是指“律令”、“军法”、“章程”、“礼仪”，当然也有“间出”的《诗》、《书》等类著述。而这些内容，均属于广义的“学术”范畴。
三国时期列名“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177—217）曾作《荆州文学记官志》，从中可以看出汉代使用“文学”概念的一般情形：
夫文学也者，人伦之守，大教之本也。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所作文学，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赞之，降嘉礼以劝之，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母阖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馀人。于是童幼猛进，武人革面，总角佩觽，委介免胄，比肩继踵，川逝泉涌，亹亹如也，竞竞如也。遂训六经，讲礼物，谐八音，协律吕，修纪历，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备矣。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书》实纪言，而诂训庄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故子夏叹《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诗》主言志，诂训周书，摛风裁兴，藻词谲喻，温柔在诵，最称衰矣。《礼》以立体据事，章条纤曲，执而后显，采缀生言，莫非宝也。《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鹢，以详备成文，雅门两观，以先后显旨，婉章志晦，原已邃矣。《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则畼。《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此圣文殊致，表里之异体者也。
如王文一样以“文学”指上古文献典籍的例子，在汉代文献中颇为普遍，如汉宣帝元康元年（前65）下诏：“朕不明六艺，郁于大道，是以阴阳风雨未时。其博举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学，明于先王之术，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用“通文学”指称“明于先王之术”并能“宣究其意”之人。又如《史记》称“以儒显”的公孙弘为“文学之士”
；越绾、王臧因“明儒学”而被称为“文学之士”
；将“闲于文学”视为齐鲁地区自古以来的天性。
又如汉宣帝时人张禹，因为明习《周易》、《论语》，被举为“郡文学”。
东汉人杨由，因明习《周易》，被授为“郡文学掾”。
崔瑗（77—142）作《南阳文学颂》，所叙均为礼乐之事。
汉末，献帝（189—220）“颇好文学”，荀悦年十二，以“能说《春秋》”侍讲禁中。
邯郸淳《后汉鸿胪陈君碑》云：“然后研几道奥，涉览文学，凡前言往行，竹帛所载，靡不坐该其善也。”
汉代“文学”的具体内涵，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汉代的“文学”概念，章太炎在引用《论衡·超奇》中的相关论述后总括说：“准此，文与笔非异涂。所谓文者，皆以善作奏记为主。自是以上，乃有鸿儒。鸿儒之文，有经传、解故、诸子，彼方目以上第，非若后人摈此于文学外，沾沾焉惟华辞之守。或以论说、记序、碑志、传状为文也。”同时指出：“独能说一经者，不在此列，谅由学官弟子，曹偶讲习，须以发策决科，其所撰著，犹今经义而已，是故遮列使不得与也。”
章太炎对《文选》以至阮元的看法均予以批驳，认为其“持论偏颇”，不足之处在于“衹以彣彰为文，遂忘文字，故学说不彣者，乃悍然摈诸文辞之外”，并说“推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他的这一看法，因将“文”的范围定义过宽而受到刘师培的反驳：“两汉之世，虽或以笔为文，然均指典册及文字言，非言文体。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春秋文成数万，论次其文’，《论衡·超奇篇》‘文以万计’是也。不得据是以非阮说。惟阮于许、张、刘诸故训，推阐弗详，故略伸其说，以证文章之必以彣彰为主焉。”
由此而言，章氏关于秦汉时期“文学”概念的解说，其义虽不免过泛，但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提示研究者：尽管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今人仍应对彼时的“文学”概念作“同情之了解”，避免在建构秦汉时期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史面貌时失于省察，而不是仅仅以后设的理论和概念作为依据。
在此意下，“文学”范围的宽、狭之间该作何取舍，在文学史书写中似有予以重新讨论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