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与“文学”

汉字古典词“文学”，其义或偏于“文”（文章），或偏于“学”（学问），因而讨论中国古代“文学”概念的内涵及其知识系谱，须从了解“文”和“学”词义的变化入手。

（一）释“文”

“文”字，甲骨文作 ，象人正立之形，本义为纹理、花纹，作名词用。亦可作动词用，义指刺画花纹，引申为“文饰”等义。许慎（约58—约147）《说文解字》解释说：“文，错画也。象交文。凡文之属，皆从文。” 王筠（1784—1854）《说文句读》释云：“错者，交错也。交错而画之，乃成文也。” 朱芳圃（1895—1973）《殷周文字释丛》释云：“文即文身之文，象人正立形，胸前之丿丶乂……即刻画之文饰也。……文训错画，引申之义也。” 《释名·释言》的解释是：“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义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 则是总合本义与引申义而言。近人刘师培认为，“文”最初是与“鄙词俚语”相对来说的：“三代之时，凡可观可象，秩然有章者，咸谓之文。就事物言，则典籍为文，礼法为文，文字亦为文；就物象言，则光融者为文，华丽者亦为文；就应对言，则直言为言，论难为语，修词者始为文。” 兹例举“文”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主要用法如下：

作动词用。秦汉文献中多有此用法。如《庄子·逍遥游》云：“越人断发文身。” 《春秋穀梁传·哀公十三年》云：“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 《礼记·王制》云：“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 《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 “文身”之义，范宁认为是“刻画其身以为文也”，孔颖达认为是“刻其肌，以丹青湼之”。清人洪颐煊认为即“文饰其身”。 其义与今天所说“纹身”接近。

作名词用。《周易·系辞下》云：“物相杂，故曰文。”郑玄描述其情状为“刚柔交错，玄黄错杂”。孔颖达进一步发挥说：“万物递相错杂，若玄黄相间，故谓之文也。” 又如《左传·隐公元年》云：“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 《礼记·乐记》云：“五色成文而不乱。” 由此可以看出，“文”的“错杂”是有一种美感蕴含其中的。

“文”从纹理、花纹、文饰之义，进而引申为“理道”（如某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礼乐制度、礼法等）、“文雅”、“优美”、“文字”、“文辞”、“文章”等义，均含有修饰的意味。

作“某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解。《庄子·应帝王》云：“壶子曰：‘乡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见吾杜德机也。’”陆德明（约550—630）引述他人的解释说：“文，犹理也。” 《周易·贲》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唐人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干宝（283—351）的解释是：“四时之变，悬乎日月；圣人之化，成乎文章。观日月而要其会通，观文明而化成天下。” “天文”、“人文”都被视作可测知自然、人事变化的物象。

作“礼乐制度”解。《论语·子罕》云：“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朱熹（1130—1200）解释说：“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不曰道而曰文，亦谦辞也。” 认为“文”与“道”实际为同一事物，只是被用于不同的表达语境。《荀子·解蔽》中也有“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的说法，其意是说墨子过于追求实用而不讲用作“虚饰”的礼乐之制。曹魏时期李康的《运命论》云：“文薄之弊，渐于灵、景。”李善在注解中引用郑玄的话说：“文，谓尊卑之差制也。” 尊卑的差制，也就是古代的礼乐制度。

作“礼法”解。《国语·周语上》云：“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韦昭（204—273）注云：“文，礼法也。” 《史记·货殖列传》云：“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 “舞”与“弄”、“文”与“法”均属于同义并用。

作“文雅”、“优美”解。此义与下述“字”、“文字”、“文辞”、“文章”等义，在古代“文”字的用法中较为人所熟知。《论语·雍也》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南朝梁皇侃（488—545）解释说：“云质胜文则野者，谓凡行礼及言语之仪也。质，实也；胜，多也；文，华也。言若实多而文饰少，则如野人，野人鄙略大朴也。云文胜质则史者，史，记书史也。史书多虚华无实，妄语欺诈，言人若为事多饰少实，则如书史也。” 《周易·系辞下》云：“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孔颖达疏云：“其辞文者，不直言所论之事，乃以义理明之，是其辞文饰也。” 此义由“文饰”引申而来。《周易》有《文言传》，所谓“文言”，即“优美之言”。

作“字”、“文字”解。《左传·昭公元年》云：“于文，皿虫为蛊。”杜预（222—285）注云：“文，字也。” 《孟子·万章上》云：“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朱熹在注释中说：“文，字也。辞，语也。” 一个是书面的文字，一个为口头的言语。

作“文辞”解。《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云：“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杜预对“文”的解释是：“有文辞也。” 《国语·楚语上》云：“文咏物以行之。”韦昭注云：“文，文辞也。” 《韩非子·五蠹》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 将“文”作为儒者的基质，与“武”并举。《孔子家语》卷九《正论解第四十一》云：“孔子闻之，谓子贡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王肃注“文以足言”曰：“加以文章，以足成其言。”注“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曰：“有言而无文章，虽行而不远也。” 这里的“文章”，显然与下文所说指上古典籍的“文章”不同，而与后来指有文学色彩的文章更为接近。

作“文章”解，秦汉时多指上古典籍。《国语·周语下》云：“事大不从象，小不从文。”韦昭注云：“文，《诗》、《书》也。” 《论语·学而》云：“行有馀力，则以学文。”何晏（190—249）注引马融（79—166）说曰：“文者，古之遗文也。” 王充（27—约97）《论衡·问孔篇》云：“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 “文”与“言”对，指书写形成文字的东西。到了六朝时，有时被用于专指韵文，与“笔”（散文）相对，如刘勰（约465—约532）《文心雕龙·总术第四十四》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民国时期，章太炎对“文学”进行分类，将其分为“有韵之文”和“无韵之文”。

“文”，又被作为古代文体的一种。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文》云：“按编内所载，均谓之文，而此类独以文名者，盖文中之一体也。” 至于其体式，据徐氏所说，“有散文，有韵语，或仿《楚辞》，或为四六，或以盟神，或以讽人，其体不同，其用亦异”，实际上并无明确的文体观念。

“文”与其他字组成“文章”、“文艺”、“文献”等词，其词义多由“文”之义演化而来。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文”字，也时常是将这些词约而言之。

文章 《周礼》分别述“文”与“章”云：“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 “文章”的本义是指错杂的色彩或花纹。如《庄子·胠箧》云：“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 在此基础上引申出“文字”、“文辞”、“礼法”等义，与“文”的含义基本相同。

作“文字”解。如《后汉书·董卓传》云：“又钱无轮廓文章，不便人用。” 类似用法并不多见。

作“文辞”解。如《〈史记·儒林传〉序》引公孙弘奏云：“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 后来逐渐演变为指富于文采的著述，与现代的“文学”概念较为接近。

作“礼法”解。如《礼记·大传》云：“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郑玄（127—200）注云：“文章，礼法也。” 《论语·泰伯》云：“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朱熹释云：“文章，礼乐法度也。” 汉代以后，这一用法已较少出现。

又被用于指道德的外在表现。如《论语·公冶长》云：“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朱熹释云：“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 主要被用于指见于言辞的论说、著述，是“性”（人所受之天理）与“天道”（天理自然之本体）的外在表现。南宋淳祐间人蔡节对该句的解释是：“凡盛德之著见，至理之发挥，皆谓之文章。此所谓文章，则见于言辞者也。” “见于言辞”的“盛德”、“至理”都被称作“文章”。类似见解，又是宋明理学家基于自身学识对“文章”概念的理解。

以上“文章”各义，虽然其出现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时序，但总体来说，与“文”之含义的演变一致。从中也可以看出，“文章”一词在中国古代的话语系统中，并非一贯与现代的“文学”含义相近，而是与古语“文学”一样经历了词义的演变，同时又存在各义并存的情形。

文艺 即“为文之艺”，指写作方面的才能。《大戴礼记·文王官人》云：“人有多隐其情，饰其伪，以赖于物，以攻其名也。有隐于仁质者，有隐于知理者，有隐于文艺者，有隐于廉勇者，有隐于忠孝者，有隐于交友者。如此者，不可不察也。” 《旧唐书·王勃传》附载的王勮传亦云：“初，吏部侍郎裴行俭典选，有知人之鉴，见〔王〕勮与苏味道，谓人曰：‘二子亦当掌铨衡之任。’李敬玄尤重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与勃等四人，必当显贵。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杨子沉静，应至令长，馀得令终为幸。’” 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王勃四人以诗见长，称“初唐四杰”，此处将“文艺”与“器识”对举，已包含现代的“文学”意味。朱熹《论语精义》曾引述伊尹的话说：“为弟为子之职，孝于亲，弟于长，谨于行，信于言，泛爱乎众而亲仁人，此德行也。行之有馀力，则以学文。德行，本也。文艺，末也。故穷其本末，知所先后，可以入德矣。” 先“德行”而后“文艺”，为中国传统艺文观的主流。唐代的制举中有“文艺优长”一科，可见是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一种特殊标准。

文献 “文”指记载典章制度的文字资料，“献”指熟悉典籍、习闻掌故之人。“文献”一词，较早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郑玄注曰：“献，犹贤也。我能不以其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 朱熹释云：“文，典籍也。献，贤也。” 张栻（1133—1180）的释义与之相似：“文谓典章，献谓故老之贤者。” 从这一点上来说，古代的“文献”，既指书写留下的文字记载，也指交口相传的口头历史。到了后来文字书写逐渐发达以后，才演变成专指见于文字记载的历史资料。如《宋书·谢灵运传》云：“视冶城而北属，怀文献之收扬。” 苏颂（1020—1101）《与胡恢推官论南唐史书》云：“若以李氏草创，典章不备，文献不足，则其命令之文，亦可记其大指而已，不必厘改其辞也。” 杨维桢（1296—1370）《送僧归日本》云：“我欲东夷访文献，归来中土校全经。” 其义均指有形的文字记载材料，并逐渐为人们所习用。因此当丘濬（1418—1495）要使用“文献”的古义时，需要对其上古的用义作特别的重申：“岭南人物，首称唐张文献公、宋余襄公二公，皆韶人也。……昔孔子言夏、殷之礼，杞、宋不足征，徒以文献不足之故。解者谓文，典籍也；献，贤人也。二公之集之存，岂非岭南文献之足征者乎！” 尤其是其中以“献”指贤人的含义，在后世“文献”一词的解读中几乎已湮没不存，而专用于指文字记载的材料，即最初“文献”一词中“文”的含义。由此可以看出“文献”词义经历的演绎变化。

（二）释“学”

“学”，甲骨文写作 ，从臼持爻以教膝下之子，或从子学爻于大人膝前。本义为“仿效”。王延林《常用古文字字典》释之云：“甲文不从攴，从两手，有模仿之义。《尚书大传》云：‘学，效也。’” 《论语·学而》云：“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朱熹解释说：“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 “学”字，篆文又作“敩”，为今之“学”与“教”二字之义。许慎《说文解字》云：“敩，觉悟也。从教，从冖，冖尚朦也，臼声。学，篆文敩省。” 《尚书·说命》云：“惟敩学半。”苏轼（1037—1101）的解释是：“王者之学，且学且教，既以教人，因以修其身，其功半于学。” 所谓“教学相长”，从字形、字义中也能见其一斑。

“学”从“仿效”、“觉悟”之义，引申为“学习”、“学校”、“学问”、“学说”等义。

作“学习”解。《尚书·说命》云：“说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 朱熹以为：“经籍古人言‘学’字，方自《说命》始有。”

作“学校”解，先秦典籍中专指“国学”，即中央一级的学校。《礼记·学记》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从规模和层级上来说，“塾”、“庠”、“序”、“学”大致是依次扩大。

作“学问”解。《墨子·修身》云：“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 将“学”与“行”并举，表示通过学习获得的知识。也有论者认为此处的“士”乃是“君子”之误，墨子所说的“学”是指君子之学。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四》云：“王登为中牟令，上言于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甚修，其学甚博，君何不举之？’” 康有为认为此处之“学”是指儒者之学、孔子之学。 及至后来，就演变为泛指一般的学问和知识。

作“学说”解。《韩非子·显学》云：“世之显学，儒、墨也。” 《史记》中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 。

“学”与其他字组成“学问”、“学术”、“学校”、“学科”等词，其词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将“学”的多义项演化为固定义项，使“学”之所指更为明确。

学问 《周易·上经》中说：“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 “学”指学习，“问”指“询问”。二字联缀使用，较早见于《春秋穀梁传·昭公十九年》：“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就师学问无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 此处“学问”，是“学”与“问”二字词义的叠加。又如《孟子·滕文公上》云：“〔滕文公〕谓然友曰：‘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 《荀子·大略》云：“学问不厌，好士不倦，是天府也。” 其中“学问”的用法均是如此。而较早将“学问”作为固定词语使用的是孟子（前372—前289）。《孟子·告子上》中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又如《荀子·劝学》云：“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 《荀子·大略》云：“《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 尽管仍含有“学”与“问”二字之义，已与现代汉语中的“学问”词义接近。到了南朝刘宋时期，“学问”的用法已与现代汉语无太大区别。刘义庆（403—444）《世说新语·文学》记载：“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 “问”的意味逐渐淡化，基本上只馀下“学”的含义。

学术 “学”、“术”二字联缀出现，较早见于《礼记·乡饮酒义》：“古之学术道者，将以得身也。是故圣人务焉。”郑玄注：“术，犹艺也。得身者，谓成己令名，免于刑罚也。言学术道，则此说宾贤能之礼。” 此处之“学”，为“学习”之义，而“术”则与“道”并列，指“艺能”。相同的用法，还见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司马贞在索隐中解释说：“术，即刑名法术。” 其所谓的“学术”，是指学习刑名法术。扬雄《法言·学行》称：“有学术业。”其所谓“学术”，已与后来的“学术”较为接近。而“学术”被作为固定词语使用，将“学”与“术”并列来说，到南北朝时期已颇为流行。《后汉书·盖勋传》云：“枭患多寇叛，谓勋曰：‘凉州寡于学术，故屡致反暴。今欲多写《孝经》，令家家习之，庶或使人知义。’勋谏曰：‘昔太公封齐，崔杼杀君，伯禽侯鲁，庆父簒位。此二国岂乏学者？今不急静难之术，遽为非常之事，既足结怨一州，又当取笑朝廷，勋不知其可也。’” 其义主于“学”，指先王的礼仪制度。《晋书·元四王列传》云：“晞无学术而有武干，为桓温所忌。” 《梁书·太祖五王列传》云：“范虽无学术，而以筹略自命。” 此一“学术”，与“武干”、“筹略”相对，已逐渐远离“术”的范围而近于“学”，开始向近代意义上的“学术”靠近。

学校 “学校”一词，较早见于《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此处之“学”与“校”为两并列之词，“学”指中央一级的学校，而“校”则指地方一级的学校。朱熹对此的解释是：“庠以养老为义，校以教民为义，序以习射为义，皆乡学也。学，国学也。共之，无异名也。伦，序也。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 而“学校”作为固定词语被广泛使用，大约是在汉代以后。《汉书·董仲舒传》云：“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已经是合“学”与“校”笼统言之。此后类似的用法变得甚为普遍，成为各级教育机构的通用名称。如《后汉书·明帝纪》云：“是岁（永平九年），大有年。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 《后汉书·班固传》云：“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爼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 《后汉书·宋均列传》云：“其俗少学者而信巫鬼，均为立学校，禁绝淫祀，人皆安之。” 《魏书·李欣传》云：“欣上疏求立学校曰：‘……今圣治钦明，道隆三五，九服之民，咸仰德化，而所在州土，学校未立。’” 仅就名称来说，与现代的“学校”用法并无区别。

学科 “学科”一词，至晚于唐代即已出现。据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载：“咸通中，进士皮日休进书两通，其一请以孟子为学科。” 今存皮日休（834至839—902后）所作《请孟子为学科书》，见于《文薮》卷九。其所谓“学科”，当指用以选取人才的学问类别，与今日之“学科”虽属二意，却已有类的概念。 西方“学科”概念输入之前，中国古典语境中的“学科”一词，大致均从此义。如《旧唐书·职官三》载国子监下的属官，其中之一即五经博士，名下注云：“五品下。旧无《五经》学科，自贞元五年一月敕特置三礼、开元礼科，长庆二年二月始置三传、三史科。后又置五经博士。检年月，未获也。” 《旧唐书·韦见素传》云：“见素学科登第。” 《新唐书·儒学传序》云：“自杨绾、郑馀庆、郑覃等以大儒辅政，议优学科，先经谊，黜进士，后文辞，亦弗能克也。” 王禹偁（954—1001）《答张扶书》其二云：“《易》之道，圣人演之，贤人注之，列于六经，悬为学科，其义甚明而可晓也。” 明人董其昌（1555—1636）撰有《学科考略》一卷 ，其所谓“学科”，义指“立学之制”，即“分科举人之学”：“是书叙历代立学之制，兼叙孔庙封赠配享之始，而贡举之志兼及焉。” 虽然与现代的“学科”并无直接关系，但对推进知识分类的形成仍有一定意义。

（三）释“文学”

今存文献所见“文学”一词首出于《论语·先进》：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者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围绕“文学”词义，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见于南朝梁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

德行至子夏，此章初无子曰者，是记者所书，并从孔子印可，而录在论中也。云德行云云者，孔子门徒三千，而唯有此以下十人名为四科。四科者，德行也，言语也，政事也，文学也。德行为人生之本，故为第一，以冠初也，而颜、闵及二冉合其名矣。王弼曰：“此四科者，各举其才长也。颜渊德行之俊，尤兼之矣。”范宁曰：“德行谓百行之美也。四子俱虽在德行之目，而颜子为其冠。”云言语宰我、子贡者，第二科也，宰我及端木二人合其目也。范宁曰：“言语，谓宾主相对之辞也。”云政事冉有、季路者，第三科也，冉、仲二人合其目也。范宁曰：“政事，谓治国之政也。”云文学子游子夏者，第四科也，言偃及卜商二人合其目也。范宁曰：“ 文学，谓善先王典文 。”王弼曰：“弟子才不徒十，盖举其美者以表业分名，其馀则各以所长，从四科之品也。”侃案：四科次第，立德行为首，乃为可解。而言语为次者，言语，君子枢机，为德行之急，故次德行也。而政事是人事之别，比言语为缓，故次言语也。 文学，指博学古文 ，故比三事为泰，故最后也。

根据范宁（339—401）、皇侃的理解，“文学”一词是指对上古元典的学习、掌握和传述。这种说法，在中国古代并非只是一家之言。如颜师古（581—645）注《汉书·西域传》“为文学”一语云：“为文学，谓学经书之人。” 《汉书·武帝本纪》云：“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 范仲淹（989—1052）在《选任贤能论》文中，对“文学子游子夏也”的理解是：“经纬天地曰文，礼乐典章之谓也。游、夏能述之者也。” 认为子游、子夏所传述的是上古的礼乐典章制度。南宋真德秀（1178—1235）持说亦同，且更为具体：“或问四科之目何也。曰：德行者，潜心体道，默契于中，笃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语者，善为辞令也。政事者，达于为国治民之事者也。 文学者，学于《诗》、《书》、《礼》、《乐》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 盖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长，以入于道。然其序则必以德行为先，诚以躬行云云。其卒莫之能及者，则以其自暴自弃而已。” 其中所指之“文”，并非泛指一般的“文章”，而是专指上古记载典章制度的文字，即后人所谓的“经”。 据此，则所谓“文学”，亦大致相当于后世的“经学”和“儒学”。曾国藩（1811—1872）则以“义理、考据、辞章”对应孔门四科，其中“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近世目为汉学者也”，而辞章，“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 此一释义，近代以来也不乏赞同者。钱穆在《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教育》文中认为：“言语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属政治科，文学则如今人在书本上传授知识。” 可见其指涉范围甚广。

对“文学”的另一种解释，见于北宋邢昺（932—1003）的《论语注疏解经》：

正义曰：此章因前章言弟子失所，不及仕进，遂举弟子之中，才德尤高可仕进之人。郑氏以合前章，皇氏别为一章。言若任用德行，则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四人。若用其言语辨说，以为行人，使适四方，则有宰我、子贡二人。若治理政事，决断不疑，则有冉有、季路二人。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然夫子门徒三千，达者七十有二，而此四科唯举十人者，但言其翘楚者耳。或时在陈言之，唯举从者。其不从者，虽有才德，亦言不及也。

根据邢昺的理解，“文学”包含“文章”（文学作品）和“博学”（学术性著作）两层内涵。 这一说法，成为后世对“文学”的主流释义。如黄人《中国文学史》第四编《分论》解释认为：“孔门之所谓文学者，实以‘文’与‘学’对举，非如后世以文为一种特别之学。盖文则仅限于《诗》、《书》、六艺，则学则心传口授者皆属之，惟对于德行、政事、言语，其义皆若骈枝，不易分析，故可合为一名词。” 近世所编《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中文大辞典》等均采引邢说，将“文章博学”作为“文学”的第一层含义。

产生上述二说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时代的发展，“文”的概念在不断发生变化，与之相对应的“文学”词义也随之改变。不同时期对于“文学”词义的不同解释，与各该时期“文”概念的演变一致。宋末元初理学家胡祗遹（1229—1295）曾以历史主义的眼光对古今“文”、“辞”之不同做过对比：

三代之学，学为文辞乎？曰：若今之生徒，执笔操纸，受题措辞，则不经见，所见诵诗读书、习礼明乐、射御书数而已。虽然，如子夏之门人小子，学洒扫应对进退，应对则习其辞也，进退则习其文也。孔鲤过庭，训以学《诗》曰：“不学《诗》，无以言。”则非辞而何？学礼则非文而何？又曰：“使于四方，不能专对。”专对非辞而何？又曰：“言语宰我、子贡。”言语，即辞也。盖古之所谓文辞者二事，辞则言语应对，文则威仪进退。礼乐刑政，父子、君臣、朋友、宾主之间，粲然可观，秩然有序者，皆谓之文，非其辞之谓也。后世指以辞语为文章，则误矣。“文学子游子夏”，岂若今之所谓文学也欤？古之学辞，始于应对，中于学《诗》，终于专对，其先后次第，皆自养德性、博古今、明义理，以精其辞。今之学，不养德性，不博古今，不明义理。今日入学，明日付以纸笔，使之措辞为文，岂理也哉？故至老师宿儒，动笔数千言，而能不谬于义理、精粹可采者，几何人哉？盖亦失其本矣。

在不同时期的文献当中，“文”所指范围均有所不同，而处于不同时代文化背景下的学人，又往往会根据各自时代的“文”的观念去理解前代文献中出现的“文”的含义。由此出现错位也就在所难免。例如对周代“文”的类别，宋濂（1310—1381）的概括是：“凡天地间青与赤谓之文，以其两色相交，彪炳蔚耀，秩然而可睹也。故事之有伦有脊，错综而成章者，皆名之以文。唐虞以来，贤圣之君迭作，而其文至周特备：画疆定野，授田分井，邦之文也；前室后寝，左昭右穆，庙之文也；车服有章，爵土有数，官之文也；钟磬竽瑟，干戚旄翟，乐之文也；朝会燕飨，郊社禘尝，礼之文也；振旅茇舍，治兵大阅，兵之文也；发号施令，陈经布纪，政之文也；舒阳惨阴，彰善瘅恶，刑之文也；如此之故，殆不可以一二数。斯文也，非指夫辞章而已也。” 在他看来，周代的“文”有着为后世之“文”所不具备的意义，有“邦之文”、“庙之文”、“官之文”、“乐之文”、“礼之文”、“兵之文”、“政之文”、“刑之文”等，实则是关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规章制度，与后世以“辞章”为核心的狭义“文”的观念存在明显差异，其义更为宽泛，类似于著述的总称。正如司马光（1019—1086）所指出的：“古之所谓文者，乃诗书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非今之所谓文也。今之所谓文者，古之辞也。” 正是这种基于“文”的观念的差异，导致了对于“文学”概念的不同理解。

现代著名中国文学批评史家郭绍虞（1893—1984）解释“文学”诸名的意义，在采纳邢昺说法的基础上，又部分地吸收了皇侃等人的意见：

《论语·先进篇》云：“文学子游、子夏。”此处所谓“文学”，其义即广漠无垠；盖是一切书籍，一切学问，都包括在内者。扬雄《法言·吾子篇》云：“子游、子夏得其书矣。”邢昺《论语疏》云：“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曰“书”、曰“博学”，则所谓“文学”云者，偏于学术可知。故邢氏所谓文章、博学，并非分文学为二科，实以孔子所谓“文学”，在后世可分为文章、博学二科者，在当时必兼此二义也。是则“文学”之称，虽始于孔子，而其义与今人所称的文学不同。

不过孔子虽不曾分文章、博学为二科，而在“文学”总名之中，实亦分括文章、博学二义。大抵时人称名：就典籍之性质言，则分为“诗”、“书”二类；就文辞之体裁言，则别为“诗”、“文”二类。孔子所谓“诗”，即邢昺所谓“文章”一义；其所谓“文”或“书”，则邢昺所谓“博学”一义；而“文学”一名，又所以统摄此二种者。

根据以上论述，不难看出郭氏试图弥合两种释义的努力：一方面认为《论语》中的“文学”一词含义广泛，是指古代的文献典籍；另一方面，又认为“文学”一词包含“文章”、“博学”两层含义，只不过在《论语》中是合一的，而到汉代以后出现分化。事实上，两种说法之间并非截然对立，只是在不同程度上以后世的观念解释前代的事实，未免会有所偏差。缘于此，郭氏的解释遭到了日本学者中岛敏夫（1931—）的批驳。

“文学”一词自秦汉以后，还一直被用作官职名称。秦曾有负责“典文学”的狱官，其职责大体为执行和解释监狱规章制度。《史记·蒙恬列传》记载：“恬尝书狱典文学。”司马贞在索隐中认为是：“恬尝学狱法，遂作狱官，典文学。” 由此官职可以看出，汉代以前“文学”一词含义广泛，仍常被用于指称礼法制度。

汉代州郡和中央都设有“文学”官，主要承担教育士子的职责，名目繁多。有“文学卒史”。《史记·匡衡列传》载：“丞相匡衡者，东海人也。好读书，从博士受《诗》。家贫，衡佣作以给食饮。才下，数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经以不中科故明习。补平原文学卒史。” 《史记·滑稽列传》载：“武帝时，征北海太守诣行在所。有文学卒史王先生者，自请与太守俱，‘吾有益于君’，君许之。” 《汉书·兒宽传》载：“以射策为掌故，功次补廷尉文学卒史。”颜师古注云：“苏林曰：‘秩六百石，旧郡亦有也。’臣瓒曰：‘汉注卒史秩百石。’师古曰：‘瓒说是也。’” 又有“郡国文学”。《史记·儒林传序》云：“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司马贞在索隐中引述如淳的话解释说：“汉仪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补郎中，乙科二百人补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国文学，秩百石也。” 《汉书·昭帝本纪》始元五年的诏书中曾提到：“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 也作“郡文学”。《汉书·隽不疑传》载：“隽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治《春秋》，为郡文学，进退必以礼，名闻州郡。” 《汉书·诸葛丰传》载：“诸葛丰，字少季，琅邪人也。以明经为郡文学，名特立刚直。” 又有“郡文学史”。《汉书·郑崇传》载：“崇少为郡文学史。” 东汉时作“郡国文学吏”。《后汉书·孝灵帝纪第八》载熹平五年曾“试太学生年六十以上百馀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国文学吏”。 “吏”字不知是否有误。又有“文学掾”。《后汉书·杨伦传》载：“少为诸生，师事司徒丁鸿，习古文《尚书》。为郡文学掾。” 《后汉书·陈寔传》载：“时中常侍侯览托太守高伦用吏，伦教署为文学掾。” 又有“郡文学博士”。《后汉书·马武传》载：“高密侯邓禹先对曰：‘臣少尝学问，可郡文学博士。’” 又有“鸿都文学”。《后汉书·阳球传》载：“奏罢鸿都文学，曰：‘伏承有诏敕中尚方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图象立赞，以劝学者。……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书奏不省。” 又有“弘农文学”。《后汉书·张玄传》载：“建武初，举明经，补弘农文学。” 又有“大鸿胪文学”。《汉书·平当传》载：“当少为大行治礼丞，功次补大鸿胪文学。” 杜佑（735—812）《通典·职官十八》列东汉官秩，有卫尉文学吏、廷尉文学吏、鸿胪文学吏、宗正文学吏、大司农文学吏、执金吾文学吏等。

汉代以后历朝均设“文学”官。三国魏有“太子文学”，《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载：“〔郭〕奕为太子文学，早薨。” 《三国志·魏书·王昶传》载：“文帝在东宫，昶为太子文学，迁中庶子。” 徐幹、应玚、刘桢均曾为“太子文学”（名“五官将文学”，以曹丕曾授改职）。晋有“文学掾”，《晋书·职官》载：“郡国皆置文学掾一人。” 唐、宋有“文学参军”，《旧唐书·苏瓌传》载：“瓌四代孙翔，文宗大和四年释褐文学参军。” 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大都督府有“文学参军”一职。 明代洪武前期，太子东宫的属官有“文学”一职。 建文年间，曾经改翰林院的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等官为“文学博士”。 rsu8zzXYe/nO8NhJb04Zan8VCM/t8ANJqk6t1TPx+ERdMmyE4DFkV0FcELnUmiR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