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是当代著名作家，曾获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第一届和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作品被译为英、法、德、西、韩等十多个语种在海外发行。而当董卿问起，你对家的印象是什么？他脱口而出两个字：漂泊。

他生在苏北的村子里，在河边和牛群里长大。后又随父母搬到中堡镇，再搬到兴化县城，最后去扬州读大学，“几乎把中国的行政区划由小到大住了一遍”。“童年经验是作家们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有关世界的原始‘图谱’，深深地左右了作家自身的艺术创造。”毕飞宇的文学创作就受到童年经验的深刻影响。居无定所的漂泊、社会底层人物的冷暖悲喜、乡村世界的安静恬淡，都为他的创作积累下深厚的经验和素材，促使他在作品中呈现出小人物的生命力、在困境中开掘出美好的事物。

2014年，一部聚焦盲人的电影《推拿》走进观众视线，在电影斩获各项大奖的同时，同名原著小说及其作者毕飞宇也逐渐为大众熟知。事实上早在《推拿》之前，张艺谋导演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徐帆主演的《青衣》，其原著小说都出自毕飞宇之手。

朗读者 访谈

董卿： 你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童年、少年时代，让你对家的印象是“漂泊”这两个字。

毕飞宇： 第一，我没有根。第二，父母的工作移动性比较大。我的父亲是一个身世很不明朗的人，他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即使后来有一个所谓的“养父”，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也去世了。所以，我们家没有根。

董卿： 对于中国人来讲，所谓“有根”就是有一个在清明节可以磕头的地方。

毕飞宇： 你说得特别好。你知道在我的童年时代，觉得最神秘和最羡慕别人的一件事是什么吗？是看我的小伙伴上坟。为什么到了一个特定的日子，下雨或不下雨，许多家庭排成小队伍，在父亲的带领之下，要去做这个事情？而当一个人代表一个家族对着泥土说话的时候，传统不仅赋予了他这个权利，而且成了他的责任。这一切我们家都没有。我父亲告诉我，那是迷信，一句话就把我给打发了。你知道我心目中什么是祖先？祖先是从哪儿来的？祖先不是从过去来的，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所以现在我要和父亲商量，你行行好，你必须要给我们做儿子、做孙子的人留一个和土地说话的机会和权利。你必须给我们留一个让我们高贵的膝盖可以跪的地方。

董卿： 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你的家跟别的孩子的家有点不一样？

毕飞宇： 1957年的时候，父亲就从县城里头被送到乡下去劳动。我始终觉得我父亲这一代的命运全在一张纸上。一纸调令，对人的命运的改变是非常巨大的。

董卿： 你们家大概每隔多少年就要发生这样一次搬家？

毕飞宇： 四到五年。男孩儿，在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他一定是群居的。像我们乡村里面长大的孩子，跟鸟，跟鸭子，跟猪，跟牛，跟羊一样的，非得要十几个在一块儿。你想一堆一堆的人里面的某一个，那就是我，突然就要离开这一堆了，就会有一些复杂。还有就是一个村子里面要么全部姓王，要么全部姓张，唯一一个姓毕的就是我们家，它怎么可能一样！

董卿： 你是为这种不一样感到骄傲呢，还是感到不安或者自卑？

毕飞宇： 不安是有的，骄傲也是有的。这个不安不是一个理性认识，不能像我现在向你表达的这样，它是一个很具体的感受。但是永远不会给我带来自卑感，相反，它会给我带来自豪感。村子里面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民，看到外地来的两个老师即将教他们的孩子识字，即将教他们的孩子加法、减法、打算盘、数豆子，每一个人见到我父亲都叫毕先生；见到我母亲，都叫陈先生。你想想，这样的情形给我带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而且，你知道，在我们江苏，语言有个特点，有时候三四里路就有区别。如果说我有什么不适应的话，那就是语言。按说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不懂什么叫语言。就是说话呗，但正是因为不停地搬家，让我很早就意识到了语言的存在。我想这也冥冥之中决定了我的职业。可以这样说，我的一生基本上全交给语言了。

董卿： 你跟父亲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毕飞宇： 我的父亲，在我看来完全是一个被命运所耽搁的人。那个时候他是绝望的。绝望的人会有一个标志，就是对日常生活彻底丧失了兴趣：他对物质彻底丧失了兴趣；他对人际彻底丧失了兴趣。那么他靠什么活着？他把那些他看不懂的数学书找来，把看不懂的物理书找来，然后在家里面研究。我始终觉得他不存在。为什么？因为他不说话，他跟你不亲。

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我带我父亲去看病，因为不得已，他紧张，我就把手给了他，可是我一直没有告诉过他，那五六分钟对我来讲，难受至煎熬。那个时候我已经四十大几岁了，跟我爸爸的手握在一块儿，我太紧张了，身上都要冒汗的感觉。

董卿： 第一次吗？因为从小到大，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没有这种很亲密的接触。

毕飞宇： 我跟我爸爸说，你几乎就不知道什么是爱；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关心孩子。他现在听得进去的。

董卿： 但是反过来讲，你就知道什么是爱了吗？你连他攥着你的手，你都想逃开。

毕飞宇：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你的这个话问得特别对。爱的教育也好，好的生活形态也好，真的是需要好几代人一点一点地去建立。而我在这儿很轻松地说，我的父亲不懂得爱；也很有可能，二十年之后，我会听到我儿子这样说我，虽然我知道我很爱我的儿子。

董卿： 可能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在听你讲述的时候，会有一个疑问：漂泊不是只有你那一代人才有的，现在我们也在漂。很多大城市里都充满了从各地漂泊来的，来寻求更好的生活的人。

毕飞宇： 当你离开家出去寻找生活的时候，那是你主动选择的。如果你根本就没有选择，命运让你四处漂散，那叫漂泊。所以我觉得这是有质的区别的。我们可以说浮萍是漂泊的，但不能说鸭子和鱼在漂泊。

董卿： 所以我明白你所说的小时候的种种体验，其实可能是在大的时代背景下个人的一种无力感。

毕飞宇： 对。所以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有许多机会我可以离开南京，但我一直没走，重要的原因就是，无论如何，我要让南京成为我儿子的故乡。我曾在一本书里写，我是一个有故乡的人，只不过命运把它们切成了许多块，分别丢在了不同的地方。

董卿： 你带来了你的《推拿》这本书，是跟今天的朗读有关吗？

毕飞宇： 对。《推拿》这个小说是我2008年5月10日写完的，5月12日，我的父亲看不见了，失明了。一个作家，他的父亲那么爱读书，他写了一个有关盲人的小说，命运却最后让他的爸爸成为了一个盲人，然后，他利用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读一段书给爸爸听听。

董卿： 那你觉得你的父亲要是听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毕飞宇： 我觉得我给我父亲读这个片段，对他的意义并不大，但对我的意义非常大。因为我是他的儿子，因为我还是我儿子的父亲，这个是人类最重要的一个主题，生生不息。所以，我要感谢你，让我有机会朗读。如果人类的生生不息伴随着阅读，这个生生不息将变得伟大、变得深刻、变得欢愉。 8sxnPuwRKFqHq+sgEnK/P0psF6p7tr0BAesWav18ocuOXSYikHAugoaAKWM/Yn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