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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中，我们已对储蓄与投资二者下了定义；根据我们定义，二者必然相等，因为从社会全体看来，二者只是同一事物之两面。但有若干当代学人（包括写《货币论》时代的作者本人在内），对此二名词下了特殊定义，依照他们定义，二者不一定相等。更有些人先假定二者也许不相等，但在讨论之前，根本未对这两个名词下过定义。兹为使以上讨论与他人对此二名词之讨论发生联系起见，乃将这两个名词之种种流行用法加以分类，也许有助于读者。
据我所知，大家都同意，所谓储蓄是等于所得减消费。如果储蓄之意义不是如此，一定非常不方便，而且容易引起误解。对于何谓消费支出这一点，各家意见亦并无多大出入。故各家名词用法之所以不同，不出二途：或由于投资一词之意义不同，或由于所得一词之意义不同。
先论投资。在通俗用法中，所谓投资，往往指一个私人或一个法人购买一件新的或旧的资产。偶尔投资一词，专指在证券市场上购买一件资产，不过我们对购买房产、购买机器或购买一批制成品或半制品，都一样称为投资。一般说来，所谓新投资（以别于再投资），是指从所得之中，购买一件资本资产（capital as-set）。如果我们把出售一件投资作为负投资，则我的定义与通俗用法相符，因为旧有投资之交换，一定互相抵销。我们固然必须顾及债务之产生与清偿（包括信用或货币数量之改变），但从社会全体而论，总债权之增加或减少一定恰等于总债务之增加或减少，故在讨论总投资时，这个因素已经互相抵销掉了。由此，如果通俗所谓所得相当于我之所谓净所得，则通俗所谓总投资相当于我之所谓净投资，——净投资乃一切资本设备之净增益；至于旧有设备之价值损失，凡属净所得之计算范围者，皆已扣除净尽。
投资之意义，既包括一切资本设备之增益，不论所增者是固定资本、运用资本或流动资本；故除了投资与净投资之区别以外，如果投资之定义仍有重大差异处，则必由于有人之所谓投资，并不包括一切资本设备之增益在内。
今以郝特雷氏为例。郝氏对流动资本之改变，即对未出售存货量之意外的增加或减少，非常看重。他提出了一个投资之定义，把这种变动摈斥于投资之外。在这种情形之下，所谓储蓄超过投资，实即未出售存货量之意外增加，亦即流动资本之增加。郝氏未能使我服膺：何以应该着重这个因素。郝特雷氏之说，把所有着重点都放在如何矫正不测之变这一点上，而忽视意中（不论预测是否正确）之变。郝氏认为雇主在决定其生产规模时，今日产量之所以与先一日不同，即参酌其未出售存货量之变动而定。设为消费品，则未出售存货量之变动，对雇主所作决策，自然有重大影响。但是影响雇主之决策者还有其他因素，我看不出有什么目的摈斥后者。故我宁愿着重于有效需求之全部改变，而不仅仅着重于有效需求之局部改变——即反映上期未出售存货量之增减者。而且，设为固定资本，则未用能力（unused capacity）之增加或减少，就影响生产决策这点而论，其效果与未出售存货量之增减相当。我看不出郝特雷氏之法，如何处理这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因素。
也许奥国学派所谓资本形成与资本消费，其意义与以上所谓投资与负投资，或净投资与净负投资之意义不同。在某种情形之下，如果根据我们定义，则资本设备之价值，显然并未减少，但在奥国学派看来，据说可以发生资本消费。无论如何，我尚未发现有任何地方，把此二词之意义明白说明。例如，生产时期延长时，即有资本形成之发生，——这一句话，实在并没有把我们的知识推进多少。
设所得之意义不同，则储蓄（等于所得减消费）之意义亦因之而不同；兹进而讨论由于所得之定义不同，所引起的储蓄与投资之不相等。我自己在《货币论》中对这些名词之用法，即是一例。我在上面（第六章第一节末段）解释过了，《货币论》中所谓所得，与我现在所谓所得不同，因为在计算前者时，我并不以实得利润作为雇主之所得，而用（某种意义的）“正常利润”作为他们的所得。因之《货币论》中所谓储蓄超过投资，实在是指：在其当前生产规模之下，雇主从资本设备之所有权上可以取得的利润，少于正常利润。《货币论》中所谓储蓄超过投资之数扩大，意思是指：实际利润正在减低，故雇主们有缩小其产量之动机。
我现在认为：就业量（亦即产量与真实所得）由雇主决定，雇主之动机，乃在设法使其现在的及未来的利润成为最大量（雇主有某种设备，该设备有某种寿命，雇主设法在此寿命年限之内，从该资本设备上取得最大报酬，使用者成本即由是而定）；可以使雇主利润成为最大量之就业量，则定于总需求函数；后者则又定于雇主在种种假设之下，预料从消费及投资二者，可以取得之收益（proceeds）。在《货币论》中，所谓投资减储蓄（二者皆依彼处所下定义）之差额改变，实指利润改变，但在该书中，我没有明白划分预期结果与实得结果
。当时我认为，如果投资与储蓄之差额改变，则产量亦随之改变，前者为后者之原动力。我现在的新说，虽然我自以为比较正确，比较有启发性，实在只是旧说之自然演进。如果用我《货币论》中所用语言表达，则我的新说是：设以前的就业量与产量为已知，又设雇主预期，投资减储蓄之差额将增加，则雇主将增加其就业量与产量。旧说与新说都想指出，就业量乃决定于雇主所预期的有效需求；《货币论》中所谓投资减储蓄之差额扩大，亦即有效需求增加之一种指示。有了新说以后，再回首过去，觉得当时那种说法非常纷乱，非常不完全。
依照罗伯森（D.H.Robertson）氏定义，则今日之所得等于昨日之消费加昨日之投资，故彼所谓今日之储蓄，乃等于昨日之投资，再加昨日消费与今日消费之差。故在他定义之下，所谓储蓄超过投资，在我的定义之下，就是昨日之所得超过今日之所得。故他所谓储蓄超过投资，与我所谓所得正在降低，意义完全一样；换句话说，他之所谓储蓄过多，恰等于我之所谓所得降低。设今日之预期，常决定于昨日之实得结果，则今日之有效需求，将等于昨日之所得。故罗伯森氏所用方法，虽然和我不同，但是我们二人，都想区别所得与有效需求二者，
——在因果分析上，这是异常重要的区别。
现在我们要讨论另一个名词——强迫储蓄（forced saving），以及与之相连的许多更空泛的观念。从这些观念中，可以发现什么明确意义吗？我在《货币论》中，曾经提及这个名词之初期用法，并且认为这些用法，和我当时所谓投资与储蓄之差别，有点接近。现在我不再敢确言，二者之接近性，有没有像我当时设想那么大。无论如何，“强迫储蓄”以及近人（例如哈耶克教授或罗宾斯教授）所用类似名词，和我在《货币论》中所谓投资与储蓄之差，并没有一定关系，——这一点我觉得很确定。虽然这些学人没有明白说明其所用名词之意义，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所谓“强迫储蓄”，是由于货币数量或银行信用之改变，所直接产生的一种现象，而且即以此种改变之大小，来衡量强迫储蓄之多寡。
（a）当产量及就业量改变时，会引起所得（以工资单位衡量）改变；（b）当工资单位改变时，会引起债务者与债权者之间所得之重分配，又会引起总所得（以货币衡量）改变；（a）（b）二者都会改变储蓄量。货币数量之改变，既可以影响利率，从而改变所得之数量与分配（以后将加说明），故货币数量之改变，可以间接引起储蓄量之改变。不过此种储蓄量之改变，并不较之由于其他环境之改变所引起者，更有“强迫”性。故除非我们用某种情形下之储蓄量作为标准，否则我们没有方法，区别强迫储蓄与非！迫储蓄。而且（我们以后会知道）当货币数量增减某数时，总储蓄量将增减若干，实异常不定，还系乎许多其他因素。
故在没有规定一标准储蓄量以前，“强迫储蓄”没有意义。设我们以充分就业状态下之储蓄量为标准（这似乎是合理的标准），则可下定义如下：“如果实际储蓄量，大于长期均衡中充分就业状态下之储蓄量，则谓之有强迫储蓄。”这个定义有意义，不过依照这个标准，则强迫的储蓄过度，将是非常稀少，非常不稳固的现象，强迫的储蓄不足，倒是常态。
哈耶克教授在“强迫储蓄说之发展”
一文中，指出这是这个名词之本义。“强迫储蓄”或“强迫节俭”（forced frugality），原来是边沁（J.Bentham）之概念。边沁明白说明，他先假定“各人都已就业，而且所就之业，对于社会最有利”。然后设想：如果在这种状态之下，货币数量相对——相对于可以出售的商品数量而言——增加，则将发生什么后果
。边沁指出，在这种情形之下，真实所得不会增加，故过渡时期中之额外投资，将引起强迫节俭，“因而牺牲生活程度（national comfort），违反正义（national justice）”。十九世纪学者，凡讨论此问题者，心目中都有同样观念，虽然不一定明白说出。不过要把这个非常清楚的概念，推广之于非充分就业状态，则有若干困难。当然，设就业量增加，而资本设备不增加，则由于报酬递减律，已就业者之真实所得，会因之减少；但是要想把这种损失，与就业增加时可能有的投资增加，联系起来，恐怕不会有多大结果。无论如何，我还不知道近代学人之对“强迫储蓄”发生兴趣者，曾想把这个概念，推广之于就业渐增时情况。一般而论，他们似乎忽略了一点：要把边沁氏之强迫节俭概念，推广之于非充分就业情况，须有若干说明或若干修正。
储蓄与投资之意义甚为直截了当，但相信储蓄可以与投资不相等者仍大有人在，这个道理我想可以用光学上的错视来解释：存款者与其银行之关系，实在是一种两面的（two sided）交易，而却误认为是一种一面的交易。一般人以为存款者与其银行，可以互相串通，变一手法，一变以后，储蓄即消失于银行体系之中，不再用之于投资；或者以为银行体系可以使投资发生，而没有储蓄与之相应。不过，如果一个人要储蓄，则他必须取得一件资产，不论是现金、债权或资本；一个人要取得一件他以前没有的资产，则亦不出二途：或者社会上新产了一件资产，价值和他的储蓄相等；或者有人把他原有的、价值相等的一件资产脱手。在第一种情形下，有储蓄即有新投资与之相应；在第二种情形下，有人储蓄，有人负储蓄，二者价值相等。第二人之所以损失其财富，一定是因为他的消费超过了所得，而不是因为他的资本蒙受了资本账上的损失。因为现在问题，并不在他资产之原有价值是否受了损失，而是在他依当前价值，出售其资产以后，并不以之转购其他财富，而却用之于消费；这就是说，他的当前消费超过了当前所得。而且，设银行体系把一资产脱手，则一定有人把现金脱手。故第一人与他人之储蓄总量，必定等于本期新投资。
说银行制度可以创造信用，产生投资，而没有真正的储蓄与投资相应，这种说法，只看到了银行信用增加时，所生后果之一部分，而未见及全部。设银行体系并不减少其现有信用量，而创造额外信用，授予一雇主，该雇主则以之增加其本期投资；又设如无此额外信用，即无此额外投资；——设属如此，则所得一定增加，在正常情形之下，所得之增量常超过投资之增量。而且，除非在充分就业情形之下，否则真实所得与货币所得皆同时增加。公众可以“自由选择”，如何把所得之增量分配于储蓄与消费；雇主实现其意旨——即举债以增加投资——之速度，亦不能大于公众决定增加其储蓄之速度，——除非该雇主之投资，仅系替代其他雇主之投资者，故此增彼减，总投资并未增加。而且，如此产生之储蓄，其真实性与他种储蓄毫无二致。设银行体系增加其信用，则货币数量必增，但除非一人自愿持有货币，而不持有其他形式之财富，否则没有人可以强迫其持有此新增货币。但就业量、所得及价格不能不变，互相适应，故在新情况之下，自然有人愿意持有此新增货币。我们承认，如果某方面投资之增加，事先未曾逆料，则在总储蓄与总投资方面，也许会有不规则现象发生；而若事先已充分料及，便无此类现象。我们也承认，当银行信用增加时，可以引起三种趋势：（a）产量增加，（b）边际生产物之价值——以工资单位计算——增加（由于报酬递减律关系，此乃产量增加时必有之现象），以及（c）工资单位——以货币计算——增加（此常与就业情况之改善相伴俱来）。这三种趋势，可以影响社会各集团间真实所得之分配。不过这种种趋势，都是产量增加这件事实本身之特征，设产量之增加，并非由于银行信用之增加，而由于别种原动力，则以上三种趋势仍然存在。要避免这种种趋势，只有不让就业状况改善。以上所述，有许多是以后讨论中得到的结论，此处提前应用了。
旧说认为储蓄常常引起投资，新说认为可以有储蓄而无投资，或有投资而无“真正的”（genuine）储蓄，二说相比，旧说虽然不完全，容易引起误解，但比之新说，在形式上尚较为健全。旧说之误，在于由此推论，如果个人储蓄，则总投资亦必作同量增加。个人储蓄可以增加其一己之财富，这是不错的；但由此推论，以为亦可增加社会全体之财富，则忽视了一个可能性：即一人之储蓄行为，可以影响他人之储蓄，因之影响他人之财富。
储蓄与投资恒等，而个人似乎又有“自由意志”，可以任意储蓄，不论他自己或别人是否投资，投资于什么。这二者之所以能调和，主要是因为储蓄与消费相同，也是一件双面的事情。他一己之储蓄量，虽然对于他本人之所得，不致有重大影响，但他的消费，一定影响他人之所得，故不能每个人都同时储蓄一特定数目。如果每个人都想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则因所得一定受到影响，故这种企图必自招失败。同样，社会全体之储蓄量也不能少于当前投资；若有此种企图，则所得一定会提高到一种水准，使得各人愿意储蓄之数，相加起来，恰等于投资量。
以上所述，与另一个命题非常相似：即每人都有自由权，可以随时改变其持有之货币量，但各人持有之货币量，相加起来，其总数又恰等于银行体系所创造之现款数量。后者之所以相等，是因为一人所愿意持有之货币量，与其所得之多寡以及商品（主要是证券）之价格有关——购买商品即不持有货币。故所得与物价必然改变，达到一新水准，使得各人所愿意持有之货币量，其相加总数，恰等于银行体系所创造之货币数量。这是货币理论上之基本命题。
这两个命题都从一个事实推演出来：即有一买者必有一卖者，或有一卖者必有一买者。个人一己之交易量，在市场上甚为渺小，故可忽视需求之双面性而无碍，但如在讨论总需求时，亦如此忽略，实为大谬。社会全体行为之经济理论，与个人一己行为之经济理论，其重大区别就在这里：在后者，我们可以假定当个人改变其一己之需求时，其所得并不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