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已经死了。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医生说小家伙并没有承受太大的痛苦。人们将浮在一堆玩具中的脱臼的小身体塞进灰色的套子，拉上亮色的拉链。救援队员到达的时候，小姑娘倒还活着。她应该挣扎过，如同一头困兽。房间里留下了挣扎的痕迹，柔软的指甲里残留有皮肤的碎屑。在送往医院的救护车上，她仍然处在激奋状态，不停抽搐。小姑娘双眼暴突，似乎在找寻空气。她的喉咙口全是血。肺部被刺穿，脑袋曾经遭到激烈的撞击，就撞在蓝色的衣柜上。

犯罪现场都拍了照片。警察提取完痕迹，测量了浴室和儿童房的面积。地上，公主图案的拼花地垫上浸透了鲜血。用来裹襁褓的台子侧倾在一边。玩具都被装进透明塑料袋里封好。甚至蓝色衣柜也将会成为呈堂证物。

孩子们的母亲受到很大刺激。救援队员是这样说的，警察是这么说的，记者也是这么写的。进入房间，看见孩子们倒在地上，她发出一声低吼，如母狼一般深沉的吼声。连墙体都为之颤抖。五月的日子，夜幕沉沉地落了下来。她吐了，警察看到她的时候，她就在吐，她的衣服全部湿透，瘫倒在房间里，疯子一般，泣不成声。吼声撕心裂肺。在救护车的急救人员谨慎示意下，人们不顾她的反抗和拳打脚踢，将她拉起来。他们慢慢地抬起她的身体，急救中心的实习生给她服了一片镇静药。这是实习生第一个月的实习。

另一个女人也要救，出于同样的职业要求与客观公正。她不知道自己怎么死。她只知道怎么送别人去死。她切了自己的两个手腕，喉咙口也插入一把刀子。她仍在昏迷，倒在婴儿床下。人们把她竖起来，给她测了脉搏和血压。然后他们把她放置在担架上，年轻的实习生用手支撑着她的颈部。

大楼下面，邻居们都围了过来。大部分是女性。这会儿正是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她们望着救护车，眼里噙满泪水。她们在哭，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她们踮起脚尖，试图弄清楚警戒线里，以及响起铃声准备启动的救护车里是怎么回事。她们窃窃私语，互通消息。各种说法早已传播开来。大伙都在说孩子们遭遇了不测。

这是第十区的高街上一幢很好的大楼。即便邻居们彼此并不熟识，见面也都会致以热情的问候。马塞一家住在六楼，是大楼里最小的户型。生了第二个孩子后，保罗和米莉亚姆在客厅中央拦了一面隔板。他们睡在厨房与临街窗户间狭小的房间里。米莉亚姆喜欢云纹的家具和柏柏尔毯。墙上，米莉亚姆挂了好几幅日本的铜版画。

今天，她提前回家。她缩短了会议，把案宗分析推到明天。坐在 7 号线地铁的折叠凳上，她还在想，今天她会给孩子们一个惊喜。下了地铁后，她顺道去了面包店。买了长棍面包，还给孩子们买了甜点，给保姆买了个橘子蛋糕。保姆最喜欢的橘子蛋糕。

她想着要领孩子们去马术训练场。他们还可以一起去买东西准备晚饭。米拉也许会要一个玩具，亚当则会在手推车里吮着一大块面包。

亚当死了。米拉奄奄一息。

“不能是黑户，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吧？要是仅仅找个做家务或者油漆工什么的无所谓。没有身份证件的人也该有工作，可来我们家是要看小孩的，那太危险了。我可不想找一个随时会出现问题，可能招来警察或者需要去医院的人。至于其他方面，不要太老，不要戴面纱的，不要抽烟的。最重要的是要灵活点，能专心带孩子。能干活的，这样我们就能干我们自己的事情。”保罗考虑得十分周全。他准备好一系列的问题，准备三十分钟面试一个。夫妻俩空出了一整个下午，想要给孩子们找个保姆。

就在几天前，米莉亚姆和朋友爱玛讨论找保姆的事情，爱玛好好抱怨了一顿照顾自己家两个小男孩的保姆。“保姆自己也有两个孩子在这里，所以她到时间就走，晚一点都不行，遇到我们有事外出的时候，她也不能临时帮我们看顾。这一点很麻烦。你面试的时候记得想到这一点。如果她有孩子的话，最好是留在自己老家的。”米莉亚姆对她的建议表示感谢。但实际上爱玛的话让她感到很是尴尬，如果哪个雇主用这样的方式谈论她或她的朋友，她肯定会斥责对方歧视。她觉得仅仅因为一个女人有孩子就排斥人家，这是非常可怕的想法。她不想和保罗谈起这个话题。因为她的丈夫和爱玛一样。一个实用主义者，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置于一切之上。

这天早上，他们去了市场，一家四口。米拉坐在保罗的肩上，亚当在手推车里睡着。他们买了花儿，现在他们开始整理房子。在即将排队来面试的保姆面前，他们希望留下个好的印象。他们整理了扔在地板上、床底下的书和杂志。保罗要求米拉把玩具都收在塑料箱里。小姑娘哭哭啼啼不愿意，最后还是父亲把玩具靠墙堆好。夫妻俩折好了孩子的衣服，还换了床单。他们清扫，把该扔的扔掉，绝望地试图让这间令他们感到窒息的公寓通通气。他们希望保姆们看到，他们都是好人，生活认真，井然有序，希望把最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孩子。希望他们能够明白自己真是老板。

米拉和亚当睡午觉。米莉亚姆和保罗坐在床边，有些恼火和尴尬。他们从来不曾将孩子交给别人过。米莉亚姆怀上米拉的时候，她才完成法律的学业。分娩前两个星期，她拿到了文凭。保罗到处去实习，一副乐天派的劲头。当时，米莉亚姆遇到他的时候，也正是被他这副劲头吸引。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工作就可以养活两个人。虽然音乐制作领域已经遭遇危机，预算也大大缩减，他还是很自信，觉得自己必然能开辟出一番事业。

米拉是一个脆弱的孩子，易怒，总是哭个不停。她长得很慢，既不吃母乳，也拒绝爸爸给她准备的奶瓶。弯腰站在米拉的婴儿床头，米莉亚姆完全忘记了外面世界的存在。她所有的野心不过是让这个虚弱的、喜欢乱叫的小姑娘多吃几克奶。在不知不觉中，岁月流逝。她和保罗从未与米拉分离过。朋友们都在背后嘲笑他们，说酒吧或者饭店根本没有婴儿座，但他们总是装作什么都没听见的样子。米莉亚姆完全不接受自己外出时找人临时来看孩子的想法。她一个人便足以满足女儿的所有需求。

米莉亚姆再次怀孕的时候，米拉一岁半。她一直说这是个事故。“避孕药从来都不是百分百有效的。”她笑着对朋友们说。事实上怀孕是她预谋的结果。亚当是她不离开温馨家庭的一个借口。保罗也没有表达任何保留意见。他才被一家制作公司聘为助理，因为艺术家的任性和非常规的日程安排，几乎整日整夜都在公司里度过。他的妻子似乎在这份接近本能的妊娠中得到了充分的绽放。蚕茧般的生活让他们远离世界与他人，将他们保护得很好。

接下去日子开始显得无比漫长，家庭完美的机械运转卡住了。保罗的父母在米拉刚出生的时候还经常来帮他们一把，现在却长期待在自己乡间的房子里，因为房子正在进行重大翻修。在米莉亚姆分娩前一个月，他们去亚洲旅行三个星期，直到出发前最后一刻才通知保罗。保罗很生气，向米莉亚姆抱怨父母的自私和轻率。米莉亚姆倒是松了口气。她不习惯西尔维娅在他们的生活里插上一脚。她微笑着接受婆婆的建议，看到她在电冰箱里翻来翻去，批评他们购买的食物，也只好忍住不说。西尔维娅总是买有机的沙拉。她为米拉准备食物，但总是把厨房弄得一塌糊涂，乱七八糟。米莉亚姆和婆婆在所有问题上都不能达成一致，公寓里有一种不安的情绪在翻腾，似乎时刻处在一触即发的状态，马上就能打起来似的。“让你父母过自己的生活吧。他们现在还行动自由，的确应该享受一下。”米莉亚姆最终对保罗说道。

她还没有能够充分掂量到未来的生活意味着什么。有了两个孩子，一切都变得复杂起来：买东西、洗澡、看医生、做家务。账单越摞越高，米莉亚姆日渐暗淡。她开始讨厌去公园。冬天的日子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米拉的任性让她觉得难以忍受，甚至亚当的牙牙学语也让她无动于衷。每天，她就想自己单独走上一小会儿，像个疯子一般当街号叫。“他们要生吞了我。”有时她暗自思忖。

她嫉妒自己的丈夫。晚上，她焦躁不安地替他守门。她花上一个小时抱怨孩子们总是叫个不停，抱怨公寓太小，抱怨自己缺少娱乐。等她让他说的时候，听他说录制嘻哈音乐组合的场面如何激动人心，她就会禁不住恨恨地说：“你的运气真好。”而丈夫总是反驳说：“你的运气才好呢，我更愿意守在孩子们身边，看他们长大。”这一类的游戏中从来没有赢家。

夜里，保罗在她身边沉沉睡去，那是工作了一整天的人的睡眠，他应该好好休息。她则独自沉浸在酸涩与悔恨中。她想到自己为学业付出的努力，尽管没有钱，父母也不支持；她想到自己拿到律师证时的喜悦，想到自己第一次穿上律师袍的样子，保罗给她拍了照，就在他们的公寓楼门前，她的脸上写满了骄傲和快乐。

很长一段时间，她试图装出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即便和保罗，她也不会讲起自己有多么羞愧。除了孩子们的种种古怪滑稽，或是在超市听来的陌生人之间的对话，她根本没什么好说的，她觉得自己差不多就是一具行尸走肉。她开始拒绝所有的晚餐邀请，也不听朋友的电话。尤其是女人，她很不相信她们，因为她们有时显得非常残忍。看到有人装出一副很欣赏她，尤其还很羡慕她的样子，她有时真恨不得掐死她们。她再也无法忍受，听她们抱怨自己的工作，说自己没什么时间见到孩子什么的。她最害怕的还是和陌生人在一起。他们会很无辜地问起她，她是做什么工作的，然后听她回答之后，就转而谈论起所谓的家庭生活了。

有一天，她去圣德尼大街上的莫诺普利超市买东西，发现自己把童袜落在了手推车里，她可不是故意要偷的。发现的时候她还没到家，原本可以回到超市把袜子还给他们，但是她没有这么做。她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保罗。没什么意思，可她禁不住总是要去想。在这个小插曲发生后不久，她时不时地去莫诺普利超市，在儿子的小推车里放上一支洗发水、一盒面霜或是一管口红什么的，其实她根本不用这些东西。她很清楚，倘若被捉住了，她只需要扮演好一个精疲力竭的母亲的角色，人们就会相信她的。这类无谓的偷窃让她感到激动。她一个人在街上放声大笑，仿佛这样就愚弄了全世界。

她把与帕斯卡的偶遇看作是某种暗示。帕斯卡是她法律系的同学，他差点没能认出她来：她穿着一条过于宽松的裤子，旧靴子，脏兮兮的头发绾了个发髻。她站在旋转木马旁，因为米拉不愿意下来。“最后再玩一次。”每次她都和女儿那么说，女儿骑在木马上，从她面前转过去，冲她做了个手势。她抬起眼睛：帕斯卡正冲着她微笑，双臂微张，似乎为了表达遇见的喜悦与惊讶。她也报之以微笑，双手紧紧抓住手推车。帕斯卡没什么时间，但比较运气的是，他的约会地点离米莉亚姆家只有两步路的距离。“正好我也该回去了。要不一起走吧？”米莉亚姆建议道。

米莉亚姆冲向米拉，米拉发出尖锐的叫声，赖着不愿意走，米莉亚姆将微笑坚持到底，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样子。她不停地去想自己大衣里面的旧毛衣，或许帕斯卡已经注意到毛衣磨损的领子。她抬起手，捋了捋两鬓，仿佛这样就能将枯萎、打结的头发整理好似的。帕斯卡似乎什么都没有意识到。他和她讲起自己和同届的两个同学一起开的事务所，以及让一切走上正常轨道所经历的困难和欢乐。她全神贯注地听他说。米拉没少打断她，为了让米拉能够闭嘴，米莉亚姆用尽一切办法。她一面盯着帕斯卡听他说，一面在口袋里、包里翻寻，为了找到一小块棒棒糖或是其他什么糖果，总之任何能够买来女儿安静的东西。

帕斯卡几乎没怎么看她的孩子。他甚至没问他们叫什么。哪怕是在小推车里安静沉睡的亚当，尽管脸蛋看上去那么宁静、可爱，似乎也没有让他产生一丁点儿的柔情，让他感动。

“就是这里。”帕斯卡吻了吻她的面颊。他说：“很高兴再见到你。”然后他走进大楼，沉重的蓝色大门发出巨大的声响，让米莉亚姆吓了一跳。她开始默默祈祷。就在这里，在街头，她是那么绝望，她真想席地而坐，放声大哭。她想抱住帕斯卡的大腿，求他带她走，给她机会。回到家里，她完全崩溃了。她看了看正在安静玩耍的米拉，然后她给宝宝洗了个澡。她对自己说，这份所谓的幸福，简单的幸福，无声的、如同坐牢般的幸福，已经不再能够给自己以安慰。也许帕斯卡会嘲笑她。说不定他已经给以前的同学打了电话，和他们讲述米莉亚姆悲惨的生活，“简直不像样子”，根本“没有人人都认为她应该拥有的事业”。

整整一夜，她一直沉浸在想象中的对话里。第二天，她才洗完澡，就听见了手机信息的提示音。“不知道你是否打算重回法律界。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可以谈谈。”米莉亚姆高兴得差点叫出声来。她开始在公寓里蹦来蹦去，亲吻米拉，米拉一直说：“怎么啦，妈妈？你为什么笑呢？”过了一会儿，她在想，是不是帕斯卡察觉到了她的绝望，或者事情很简单，他觉得意外遇见米莉亚姆·夏尔法是他的运气，因为米莉亚姆是他所见过的最认真的学生。如果能够聘用她这样的人，将她推上通向法庭的道路，应该是很值得庆幸的事情。

米莉亚姆和保罗谈起这件事，对于保罗的反应，她感到很失望。他只是耸耸肩：“可我不知道你想出去工作。”这让她感到极其愤怒，远远比她该有的反应还要大。对话的形势很快恶化。她指责他自私，他说她的行为过于冒失。“我也很愿意你出去工作，可是孩子们怎么办？”他冷笑道。突然间就将她的事业心化为笑谈，让她更加觉得自己千真万确就只能被关在这间公寓里。

冷静下来，他们耐心研究了各种可能性。现在是一月末：根本就不能指望在幼儿园或托儿所拿到名额。他们在市政府里没有熟人。如果她重新开始工作，他们的收入将是最为不利的那个层次：在紧急情况不能求助于政府救济，因为收入超过了规定；而请个保姆又似乎捉襟见肘，这就让她在家庭上做出的牺牲变得不值。这也是他们的最后决定，保罗说：“如果把加班时间考虑在内，保姆和你大概挣得差不多。但是好吧，如果工作能够让你快乐……”这次交流给她留下了无穷的苦涩。她恨保罗。

她希望能把事情做好。保险起见，她去了社区才开的一家事务所。小小的办公室，简单的装修，两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女人站在里面。橱窗的正面放置着漆成蓝色的新生儿衣着用品箱，上面画着星星和金色的小单峰驼。米莉亚姆按下门铃。老板娘透过玻璃窗打量着她，随后慢腾腾地站起身，把头从门缝间探出来。

“有事吗？”

“您好！”

“您是来登记的吗？我们需要完整的档案。简历，还有您以前雇主的签名意见。”

“不，完全不是这样。我是为孩子来的，我想找个保姆。”

姑娘的脸瞬间就变了。能接待客户，她似乎很高兴，可因为刚才的轻慢又有些尴尬。但是她又怎么能想到呢，眼前这个看上去如此疲惫的女人，一头浓密卷曲的头发，竟然是那个在走廊上哭哭啼啼的漂亮小姑娘的母亲？

经理打开一个很大的目录，米莉亚姆探过身去。“请坐。”经理说。约十几张女人的照片打米莉亚姆的眼皮底下一张张翻过去，大部分都是非洲或菲律宾的。米拉觉得很好玩：“她真难看，那个，不是吗？”母亲推了女儿一下，心事沉沉地回到了模糊的，或是取景不太好的照片上，照片上的女人竟然全无笑容。

经理让她觉得倒胃口。她的虚伪，红彤彤的圆脸，脖子上那条旧围巾，还有刚才那显而易见的种族歧视，这一切都让米莉亚姆想逃。米莉亚姆和她握手告辞，答应说回家和丈夫商量一下，然后就再也没有踏进过这间事务所。相反，米莉亚姆自己在社区小店里贴了小广告。她还听取了一位朋友的建议，将标有“紧急”的小广告大量贴进各种网站。一个星期后，她收到了六个电话。

这个保姆，米莉亚姆是把她当成救世主来期待的，尽管一想到要把孩子交给别人，她就会感到恐惧。她了解孩子的一切，很愿意守护这些秘密，永远不与他人分享。她了解他们的兴趣、他们的癖好。他们两个当中的任何一个只要是病了或是不高兴，她立刻就能感受到。他们从来不曾离开过她的视线，她认为不会有人能像她一样，把他们保护得那么好。

自打他们生下来，她总是害怕，害怕一切。她尤其怕他们会死。她从来没有说起过，不管是和朋友还是和保罗，但是她可以肯定，所有人都和她一样有过类似的念头。她可以肯定，有的时候，看见自己的孩子睡着了，他们一定会有一念闪过，在想这是不是一具尸体，孩子的眼睛是不是永远闭上了。她对此无能为力。她的脑袋里总是会出现残忍的画面，她拼命摇头，祈祷着，想要驱赶掉这些不好的想法，她会摸木头，或是握一下从母亲那里传下来的法特玛女佣的手。她驱除厄运、疾病、事故，以及掠夺者对孩子错乱的觊觎。夜里，她梦到过他们突然消失在陌生的人群中。她大声叫喊：“我的孩子在哪里？”人们都在笑。他们觉得她是个疯子。

“她迟到了。这个开头可不好。”保罗有点不耐烦。他到门口，透过猫眼张望。现在是 14 点 15 分，第一个应聘者，一个菲律宾女佣，却一直没到。

14 点 20 分，吉吉不紧不慢地叩响大门。米莉亚姆去给她开了门。她很快就注意到这女人的脚很小。尽管外面很冷，她却穿着布面的网球鞋、带花边的白色袜子。将近五十岁的年纪，却有双孩子般的小脚。吉吉颇为优雅，头发编成辫子，垂至腰间。保罗冷冷地说她迟到了，吉吉于是低下头，嘟囔着，不知道在找寻什么借口。她的法语表达很糟糕。保罗不太有信心地开始用英语面试。吉吉谈了她的经验。谈到她留在自己国家的孩子，最小的那个，她已经六年没见到过了。保罗不会聘用她的。他问了几个问题，只是为了装装样子，等到 14 点 30 分，他便起身送她到门口。“我们会再给您电话的。 Thank you 。”

接着是格蕾丝，然后是一位微笑的，然而没有身份证件的科特迪瓦人。卡罗丽娜，肥胖的金发女人，头发脏兮兮的，面试的时间都是在抱怨自己背疼，还有静脉循环的问题。玛丽卡是个摩洛哥人，上了一定年纪，她强调自己已经有二十年从业经验，很喜欢孩子。米莉亚姆脑子很清楚。她不想雇一个北非的保姆看孩子。“这也挺好的，”保罗试着说服她，“她可以和孩子们讲阿拉伯语，因为你不愿意讲。”但是米莉亚姆坚决予以拒绝。她担心自己和保姆之间会有一种不成文的默契和亲密感，担心保姆会用阿拉伯语和她交谈。然后接下去，保姆就会用她们共同的语言和宗教的名义向她打听无数的事情。对于所谓的移民团结，她一向持怀疑态度。

接着路易丝到了。每每谈起第一次见面，米莉亚姆总喜欢说，根本没什么可犹豫的，就像是一见钟情。她尤其强调女儿见到路易丝时的表现：“是女儿选择了她”，她喜欢进一步明确说：米拉才睡好午觉醒来，是弟弟的尖叫声把她从睡梦中拽了出来。保罗去照看小家伙，小姑娘跟着他，藏在他的双腿间。路易丝站起身来。米莉亚姆每每描述起这个场面时，都要对保姆表现出的镇定惊叹不已。路易丝小心地从父亲手中抱过亚当，故意装作没有看见米拉。“小公主在哪儿呢？我觉得我刚才见到过公主，可是她消失了。”米拉开始爆发出笑声，路易丝继续把游戏玩下去，在房屋的角落里、桌子底下、沙发后面寻找消失的公主。

他们问了她几个问题。路易丝说丈夫死了，女儿斯蒂芬妮现在已经长大了——“差不多二十岁了，真是难以置信”——，说她现在很清闲。她递给保罗一张纸，上面是她以前雇主的名字。她谈到了卢维埃一家，位于名单最上面。“我在他们家做了很长时间。他们家也有两个孩子，两个男孩。”保罗和米莉亚姆都被路易丝吸引了，她平整的轮廓、坦率的笑容，还有她的双唇，说话时那么平静。她看上去非常沉着。目光中透露出她是一个什么都明白、什么都能原谅的女人。她的面庞仿若一片宁静的海水，任何人看到都不会怀疑海水下还有什么暗流。

这天晚上，他们拨打了路易丝留给他们的电话。一个女人接的电话，开始时有些冷淡。等听到路易丝的名字时，她立刻换了语调。“路易丝？你们碰巧能请到她，真是运气太好了。她简直就像是我两个儿子的第二个母亲。我们不得不和她分离的时候伤心极了。这么和您说吧，那会儿，我甚至想要再生第三个孩子，好留住她。”

路易丝打开公寓的百叶窗。现在刚刚过了凌晨五点，外面的路灯还亮着。街道上有个男人在走，擦着墙，想要尽量避开风雨。暴雨下了整整一夜。风在各种管道中、在她的梦里呼啸。大雨横扫，如鞭子一般抽打着大楼的墙面和窗户。路易丝喜欢看外面的风景。就在她家对面，有一座小小的房子，周围是个灌木丛生的小花园。今年夏初，一对年轻夫妻在这里安下家来，一看就是巴黎人，星期天，孩子们荡秋千，清理菜园。路易丝在想，他们搬到这个社区来干什么呢？

因为缺觉，她浑身哆嗦。她用指甲尖剐蹭着窗户一角。她近乎疯狂地擦拭窗户，一个星期两次，可仍然是徒劳，玻璃在她看来总是那么灰蒙蒙的，覆满灰尘和黑色长痕。有时，她简直想要把玻璃擦破。她用力擦，越来越用力，用食指尖擦，指甲都破了。她把手指送进嘴里咬住止血。

公寓只有一间房，既是路易丝的卧室也是她的客厅。每天早晨，她小心翼翼地合上沙发床，罩上黑色的沙发罩。她在矮桌上吃饭，电视一直开着。贴墙放着的硬纸箱仍然没有打开。也许纸箱里有能够给予这间没有灵魂的公寓些许生机的物件。沙发的右手边，有一帧红发少女的照片，放在一个亮闪闪的镜框里。

她很小心地把她的长裙和衬衫铺在沙发上，抓起放在地上的轻便女鞋。鞋子是十年前买的，当时的款式，可是她穿得很小心，所以现在看起来还很新。是那种亮皮女鞋，款式很简单，方跟，前方缀有一个小小的蝴蝶结。她坐下来，开始清理其中的一只，将一小块化妆棉浸在卸妆油里。她的手势轻缓、准确。她带着一种狂躁的小心擦鞋，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使命中。化妆棉很快脏了。路易丝将鞋子凑近独脚小圆桌上的台灯，待到皮面在她看来足够亮了，她才放下鞋子，拿起另一只。

现在实在太早，因而她还有时间修理一下因为家务而损坏的指甲。她为食指包上创可贴，然后很小心地给其他指甲刷上玫瑰色的指甲油。尽管很贵，她生平第一次去理发店染了发。她在脑后盘了发髻，化好妆，蓝色的眼影让她有点儿显老，因为她的身形是那么柔弱、那么瘦小，打远处看像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而实际上她已经是两倍于二十岁的年龄了。

她在房间里转了个圈，这间房从来没有显得那么小、那么窄。她坐下，然后几乎马上就重新站了起来。她可以打开电视，喝杯茶，看一会儿她放在床边的过期的女性杂志。但是她害怕自己会放松下来，听凭时光溜走，然后陷入昏昏欲睡的状态。太早醒来，这让她变得脆弱，变得容易受伤。只要随便一点什么借口让她闭上一分钟的眼睛，她就立刻会睡过去，就会迟到。她必须保持清醒，必须成功地将所有精力都集中在第一个工作日上。

她不能再在自己家中等待下去。还不到六点，她提前了太多，但她还是疾步走向快速火车的车站。她用了十五六分钟的时间抵达圣莫德弗塞火车站。在车厢里，她坐在一个上了年纪的中国人对面，对方蜷作一团昏睡，前额抵在车窗玻璃上。她凝望着他那张精疲力竭的脸。车每到一站，她都在犹豫要不要叫醒他。她很担心他会迷路，坐过了站，怕他一个人在终点站醒来，怕他不得不原路折返。但是她什么都没有说。不和人攀谈是理智的行为。有一次，一个年轻的棕发姑娘，很漂亮的，差点给她一记耳光。“你为什么盯着我？嗯？我有什么好看的！”她吼道。

到了奥贝尔，路易丝跳上站台。这时人开始多了起来，就在她爬上通往地铁站的楼梯时，有个女人撞了她一下。羊角面包和热巧克力的味道令她的喉头一阵发紧。她在歌剧院站转上 7 号线，往布瓦索尼埃方向。

路易丝早到了将近一个小时，她在天堂咖啡馆的露天座位坐了下来。咖啡馆没什么好的，但是可以看见进出大楼的人。她把玩着小咖啡勺，羡慕地望着坐在右手边的那个男人，他在吸烟，丑陋的厚嘴唇间吞吞吐吐。她真想抓过他的手，长长地吸上一口。她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付了咖啡钱，走进了安静的大楼。等一刻钟再按门铃，这会儿她就坐在两层楼之间的台阶上。她听见一阵响动，几乎还没有时间站起身来，就看见保罗跳着下了楼梯。他的胳膊下夹着自行车，脑袋上戴着一顶红色的头盔。

“路易丝？您早就到了吗？为什么不进门呢？”

“我不想打搅你们。”

“您没有打搅我们，正相反。来，这是给您的钥匙，”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串钥匙说，“来吧，别客气。”

“我家的保姆是个仙女。”每当米莉亚姆和别人说起路易丝怎么突然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时，她总是那么说。只有凭借她的魔力，才能够把这间令人窒息的、窄小的公寓整理得那么安宁、明亮。路易丝将墙往里推。她让橱柜变得更深了，抽屉变得更宽了。她让阳光透进了公寓。

第一天，米莉亚姆还交代了她几句。她告诉路易丝电器该怎么使用。她指着某些东西或是一件衣服重复道：“这个要小心，我很在意的。”她就保罗收藏的黑胶唱片给出建议，那些孩子们是不能碰的。路易丝一一应承下来，沉默而温顺。她沉着地观察着每一样东西，就像个将军，在视察自己征服的领地。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路易丝将这个混乱的公寓变成了完美的资产阶级住宅。她强制推广自己的那一套，追求完美。米莉亚姆和保罗也不再坚持。她把他们外套上的纽扣一一缝好，而以前，扣子掉了好几个月，由于他们懒得把针找出来，所以往往弃之不顾。她重新缝好了裙边和裤边。她还织补了米拉的衣服，本来米莉亚姆想都不想就打算扔掉的。路易丝洗了被香烟和灰尘熏得发黄的窗帘。她一个星期换一次床单。保罗和米莉亚姆满心欢喜。保罗笑着说，路易丝就是仙女玛丽·波平斯 。他也不确定，她是否听懂了他的恭维。

晚上，睡在干净的床单上，夫妻俩笑得很开心，简直怀疑这份新生活是不是属于他们。他们感觉自己受到上帝的祝福，找到了稀世珍宝。当然，相对于家庭收入来说，路易丝的工资是笔不菲的支出，但保罗却不再抱怨。几个星期的时间，路易丝的存在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了。

晚上，米莉亚姆回到家，晚饭已经准备好。孩子们穿戴齐整，安安静静。以前，米莉亚姆羞于做的那种理想家庭的幻梦，路易丝却真的将它变为现实。她教会米拉随手整理自己的东西。在父母惊愕的目光下，小姑娘竟然把自己的外套挂在衣钩上。

没有用的东西都消失殆尽。有了路易丝，再也不会有堆起来的东西、碗碟、脏衣服，或是忘了打开、夹在旧杂志里的信件。不再会有东西发霉腐烂，不再会有过期的东西。路易丝没有一丁点儿的疏忽。她非常细致。她把一切都记在一本花皮面的小本上。舞蹈课、放学、看牙医的时间。她把孩子们吃的药品记下来。在旋转木马那里买的冰激凌的价格，还有米拉老师的话，她也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

几个星期之后，她开始毫不犹豫地更换房间里的东西。她彻底清空了壁橱，在大衣间塞上薰衣草香袋。她在家里放上花。每次，亚当睡着、米拉去了学校的时候，她坐下来欣赏自己的工作成果，就能感觉到一种安宁的满足。安静的公寓尽在她的掌握之中，就好像一个在请求宽恕的敌人。

然而最神奇的改变还是在厨房里完成的。米莉亚姆承认自己什么也不会做，而且她也没有兴趣。保姆准备的菜，保罗觉得棒极了，孩子们也都狼吞虎咽，话都来不及说，根本不需要命令他们吃完盘子里的食物。米莉亚姆和保罗重新开始邀请朋友们来家里聚餐，共享路易丝精心烹制的白汁牛肉、火锅、鼠尾草牛小腿肉和脆生生的蔬菜。朋友们都恭喜米莉亚姆，对她大加赞赏，但她总是坦然承认说：“这一切都是我家保姆做的。”

送米拉上学后，路易丝喜欢用背带把亚当绑在自己身上。她喜欢孩子那胖乎乎的小屁股蹭着她肚子的感觉，喜欢孩子睡着的时候流到她脖子上的口水。她成天哼唱歌谣，哄着小宝贝，把他养得懒洋洋的。她为他按摩，很为孩子身上一嘟噜一嘟噜的肉、玫瑰色的胖脸蛋而感到骄傲。早上，小宝贝咿咿呀呀地欢迎她的到来，胖嘟嘟的小胳膊抱着她。路易丝来后的几个星期，亚当开始学走路。这个以前夜晚总爱大哭大闹的小孩子现在可以一觉沉沉睡到早上。

米拉更难相处。这个小姑娘举止态度如同芭蕾舞演员一般。路易丝将她的发髻梳得很紧，使得她双眼细长，眼梢微吊。就好像中世纪传奇中的女主人公，宽宽的额头，神情高贵、冷峻。米拉是个难缠的、让人精疲力竭的孩子。对于所有的不高兴，她都用号叫来表达。她随时能躺倒在大街上，又踢又蹬，在地上赖着，这样就可以让路易丝感到难堪。等到保姆精疲力竭，试图和她沟通的时候，米拉就看着别的地方。她高声数着画纸上的蝴蝶。她一边哭一边从镜中打量自己。这是一个极度迷恋自己倒影的小孩。在街上，她的目光总是在玻璃橱窗上流连。有好几次，就是因为欣赏自己，她会撞在柱子上，或是被人行道上的某些小东西绊倒。

米拉很恶毒。她知道人群对她来说是一种保护，知道在大街上路易丝会不好意思。有人的时候保姆会比较快让步。路易丝需要尽量避开大街上的玩具店，因为小姑娘总是会在店门前发出尖锐的叫声。在去学校的路上，米拉拖拖拉拉不愿走。她从蔬菜摊上偷一颗覆盆子，蹿到橱窗的木头边上，躲在大楼的门廊下，然后撒腿开溜。路易丝推着手推车在后面追，叫喊着小姑娘的名字，可是小姑娘一直要跑到人行道尽头才肯停下来。有时，米拉会后悔。看到路易丝苍白的面容，还有她的担心，她觉得都怪自己。她会重新变得可爱、温柔，请求原谅。她抱着保姆的腿，哭着，请求保姆对她好一些。

渐渐地，路易丝也驯服了小姑娘。她讲故事，日复一日，故事里都是同一类人物。孤儿，迷路的小姑娘，被囚禁的公主，吃人妖魔丢弃的城堡。路易丝的风景里都是非常奇怪的动物，尖嘴的鸟儿、独腿熊、忧郁的独角兽，等等。这时小姑娘便安静下来。她躲在路易丝身边，专心而又焦虑。她在等故事里的人物回来。这些故事都是从哪里来的呢？都是路易丝心底里的故事，绵绵不断；她从来不用思索，也根本不需要回忆甚至想象，这些故事就这么来了。但是，这些残忍的故事——好人在拯救了世界之后最终都会死去，她究竟是在哪片黑暗的湖里或是哪片茫茫的森林里钓上来的呢？

每次，听到律师事务所的门开了，米莉亚姆都有点失望。九点半左右，她的同事们陆续到达。泡咖啡，此起彼伏的电话声，地板发出的吱嘎的响声，原有的宁静就这样被打破了。

米莉亚姆八点钟前就到办公室了。她一向第一个到。她总是只打开自己办公桌上那盏小小的台灯。在这一小圈光晕下，在这洞穴般的静谧里，她又重新找回做学生那些年时才有的全神贯注。她忘掉了一切，兴致勃勃地翻阅卷宗。有时走在黑暗的走廊上，手里拿着资料，她会一个人自言自语。她来到阳台上，一边喝咖啡一边抽烟。

米莉亚姆重新开始上班的那天，天刚刚亮她就醒了，如同孩子般激动不已。她穿上新裙子、高跟鞋，保姆路易丝感叹道：“您真美。”路易丝把亚当抱在怀里，在女主人即将跨出大门的那一刻推了她一下。“您别担心，”路易丝又一次说道，“家里会一切都好。”

帕斯卡热情欢迎米莉亚姆的到来。他给她安排的办公室和他的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中间有一道门，这门也的确经常开着。仅仅在她到来的两三个星期后，帕斯卡就把一些此前同事绝对不能染指的重要任务交给了她。若干个月之后，米莉亚姆独自一人负责十多个客户。帕斯卡鼓励她多锻炼，早日成为熟手，让她充分展现出自己的工作能力，他知道她有这份能力。她从来不拒绝。对于帕斯卡给她的卷宗，她全盘接受，从来不会抱怨工作得晚。帕斯卡经常对她说：“你完美无缺。”很多个月里，那些小案子几乎压垮了她。她为可怜的毒品贩子，为智障，为裸露癖，为无能的持械抢劫犯，为醉酒驾驶的人辩护。她处理的案子几乎都是过度举债、信用卡诈骗或者身份窃取一类的。

帕斯卡相信她能够找到新客户，他鼓励她在司法援助上多投入些。她每星期去两次波比尼法庭，在走廊上等待，直到夜里九点，眼睛盯着手表，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有时她也会发火，生硬地回答她那些不知所措的客户。但是她尽一切所能，得到了她所能得到的一切。帕斯卡经常对她说：“你必须熟记案宗。”她确实尽了力，她经常读诉讼笔录到深更半夜。她带有一种疯子般的狂热工作，最终这一切都有了回报。旧客户把她推荐给朋友。她的名声在犯人间流传开来。她让一个年轻男人最终避免了看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牢狱之灾，年轻男子承诺会报答她：“是你把我救出来的，我不会忘记这点。”

有一天，已经是大半夜了，她被叫出去，有人进了看守所。她的一个客户因为家庭暴力被捕。可他此前和她发过誓，说他根本不可能打女人。她在黑暗中起身穿衣，凌晨两点，轻手轻脚地，她向保罗侧过身，和他吻别。他嘟囔着转过身去。

丈夫经常说她工作太卖力了，听到这话，她颇为恼火。对她的反应，保罗也感到不快，夸张地说是为她好。他假装担忧她的身体，担心帕斯卡对她过度剥削。她试着不去想自己的孩子，不让自己陷入罪恶感中。有时她甚至觉得大家都结成同盟和她作对。婆婆试图说服她：“米拉生病就是因为她觉得太孤独了。”她的同事从来不曾在下班后提议和她一起去喝一杯。看到她夜里还待在办公室，他们都觉得很惊讶：“可你不是有孩子的吗，你？”直到有一天，米拉的老师把她喊了去，谈到米拉和班里一个女同学间发生的一件小事。米莉亚姆说自己感到很抱歉，前几次家长会她都没能来，让路易丝代为出席，灰头发的老师做了一个大大的手势：“要知道，这就是世纪病！所有可怜的孩子都只能自己顾自己，而父母则沉浸在相同的野心中。很简单，父母每时每刻都在奔忙。您知道父母对孩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快点！’当然了，是我们在承受一切。我们要为他们的恐惧和他们的被弃付出代价。”

米莉亚姆真想让她打哪儿来回哪儿去，但是她做不到。也许是因为这个小椅子，她坐得很不舒服的小椅子，这间散发着油漆和橡皮泥味道的教室？因为这里的背景？老师的声音把她带回童年，必须服从和备受约束的年龄。米莉亚姆微微一笑。她机械地谢过老师，保证米拉会进步的。她竭力忍住才没有把这个老女人对女人的蔑视和道德训诫扔回她脸上。她太害怕这个灰头发的女人会把仇恨报复到她孩子身上。

帕斯卡似乎能够理解她内心的狂热，她对于认同以及挑战自我极限的渴求。帕斯卡与她仿佛投入了一种模糊的战斗。他推她，她和他对抗。他让她精疲力竭，她竭力不让他失望。有一天，他请她下班后去喝一杯：“你来我们这里已经半年了，应该庆贺一下，不是吗？”他们在街上静静地走着。他为她打开酒吧的门，她报之以微笑。两个人在酒吧里面坐下，坐在铺了垫子的凳子上。帕斯卡要了一瓶白葡萄酒。他们谈起手上的一桩案子，然后很快，他们就开始追忆起大学时光：他们的朋友夏洛特在十八区的饭店里举行的盛大聚会，可怜的塞丽娜在口试那天非常可笑的心理危机。米莉亚姆喝得很快，帕斯卡让她笑个不停。她不想回家。她真希望自己的行踪不需要知会任何人，真希望没有人等她。但还有保罗，还有孩子。

淡淡的情欲，有点烧心，她的喉咙口、胸口都有了感觉。她伸出舌头舔舔嘴唇，她想要点什么。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她感受到一种没有什么目的的、无关紧要的、自私的欲望。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欲望。她爱保罗，可是又怎么样呢，丈夫的身体似乎承载了太多记忆。他进入她的时候，进入的是一个母亲的肚子，她沉重的肚子，保罗的精液经常在里面逗留。她的肚子上都是褶子，撑出了空间，盛开着那么多忧虑与欢乐。保罗为她按摩肿胀发紫的腿。他看见血在床单上漫延开来。她蹲下呕吐的时候，保罗拢住她的头发，扶住她的前额。他听见她在号叫。他擦拭着她因为用力憋得通红的脸。他从她的身体里取出他们的孩子。

她一直不愿意去想，孩子有可能成为她获得成功和自由的阻碍。就像是锚，那种死命往里拽，把溺水者往泥浆里拖的锚。开始的时候，这种念头让她陷入一种深深的悲伤。她觉得这不公平，太令人沮丧。她意识到，她不可能继续这样活下去，否则她一定会有不完整、把事情弄得一团糟的感觉，她会觉得自己为了别人牺牲了生活的另一面。她曾经把这一切当作悲剧来演，拒绝放弃理想母亲的梦想。她坚持一切皆有可能，觉得她可以完成一切目标，觉得她既不会变得尖刻，也不会精疲力竭；觉得她不会扮演殉道者的角色，也无须扮演勇敢的母亲。

每天，几乎是每天，她都会收到来自朋友爱玛的提醒信息。她把两个金发孩子的照片贴在社交网站上，贴成八爪鱼的造型。在公园里玩耍的，完美的孩子。爱玛的两个孩子进了一所学校，据说这所学校能够让孩子们的天赋——她已经猜到他们身上具有这种或者那种天赋——得到充分发展。她给孩子们起了很难读的名字，据说是北欧神话里的名字，她很热衷于解释名字的含义。照片上的爱玛也很美丽。她的丈夫却从来不曾出现在照片上，他的任务永远是拍摄理想家庭的照片，而他正是理想场面的观众。不过他也会努力进入镜头。他，留着络腮胡，穿着天然羊毛的羊毛衫，在工作的时候他总是穿着又紧又不舒服的裤子。

米莉亚姆不敢告诉爱玛，有时，在一旁看着路易丝和自己的孩子，会有一个不算残忍、但却令她羞愧的念头在心里一闪而过。她觉得，人们只有在不彼此需要的时候才会是幸福的。只过自己的生活，完全属于自己的、和别人无关的生活。在我们自由的时候。

米莉亚姆往门口走去，透过窥视孔向外张望。每隔五分钟，她就重复一遍：“他们迟到了。”米拉看到妈妈这样，愈发紧张了。她穿着可怕的塔夫绸裙，坐在沙发边，双眼含泪：“你是不是觉得他们不会来了？”

“他们当然会来，”路易丝回答道，“再过一会儿，他们都会来的。”

米拉生日会的筹备已经超过了米莉亚姆所能够承受的范围。两个星期以来，路易丝就只有这一个话题。晚上，米莉亚姆工作结束精疲力竭地回到家里，路易丝把自己制作的花环拿给她看。她还用一种带着神经质的声音和米莉亚姆说起在一家小店里看到的塔夫绸裙，说她敢肯定，米拉穿上它一定美疯了。好几次，米莉亚姆都强忍住才没有粗暴地打发她走。这类可笑的事情让她精疲力竭。米拉还这么小！她不觉得这类事情对米拉有什么好处。但是路易丝眼睛瞪得圆圆的，望着她。米拉幸福得要命，她见证着这一切。这是最重要的，这个小公主的快乐，即将来临的生日的幸福经验。米莉亚姆把挖苦的话都咽了下去。她觉得自己这样不太好，便最终答应，一定尽自己所能参与生日会。

路易丝决定在某个星期三的下午为米拉庆祝生日。她要确认孩子们都在巴黎，他们都答应出席。米莉亚姆早上去了办公室，她发誓午饭后就回。

中午过后回到家中，米莉亚姆险些叫出声来，她差点没认出这是自己的家。客厅完全变了样，到处都是闪亮的金银片、气球、彩纸花环。不过最大的改变是沙发全都掀了起来，这样孩子们就有地方玩耍了。甚至那么重的榉木桌，自从进家后连位置也没有挪动过，现在也被移到了房间的另一头。

“是谁把这些家具移开的？保罗帮你移的吗？”

“不，”路易丝回答道，“我一个人做的。”

米莉亚姆简直难以置信，她真想放声大笑。她一边望着保姆纤细的、好似火柴棍般的胳膊，一边想，这肯定是在开玩笑。接着她回想起她已经见识过路易丝那令人惊讶的力量。记得有一两回，她看见路易丝一手抱着亚当，一手抓着笨重的包裹。就在这看似柔弱、细小的身体中蕴藏着巨人的生命力。

一上午，路易丝都在吹气球，然后挽成各种各样动物的形状，贴得到处都是，从大厅一直到厨房走廊。她自己做的生日点心，一个巨大的苹果酱点心，上面堆满了装饰性的红色水果。

米莉亚姆有点后悔奉献出了自己的下午。如果待在安静的办公室该有多好。女儿的生日会让她感到惶恐。她害怕和孩子们在一起，看见他们无聊的、不耐烦的样子。她既不想给争吵的孩子们拉架，也懒得安慰父母迟迟没来接的孩子。关于自己童年的冰冷记忆又浮现在眼前。她仿佛看见自己坐在白色的厚羊毛毯上，旁边一群小姑娘都在玩扮家家做晚饭的游戏，就她一个孤零零地站着。她拿了一块巧克力，看着它在毯上融化，渗进羊毛里，接着她想隐藏自己干的坏事，可一切变得愈发糟糕起来。主人家的母亲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斥骂她。

米莉亚姆躲进卧室，关上门，假装全神贯注地阅读邮件。她知道，和往常一样，她可以完全信赖路易丝。门铃开始响起来。客厅里充斥着孩子们的声音。路易丝开了音乐。米莉亚姆悄悄走出卧室，观察围在保姆身边的小朋友。他们在路易丝周围围成一圈，完全被迷住了。路易丝准备了歌曲和各种戏法。她在他们好奇的眼神中装扮成各种模样，而孩子们可不是那么容易哄骗的，他们很清楚她就是那个家人。她就在那里，充满活力，快乐，喜欢逗弄人。她唱起歌谣，学鸟儿啼鸣。她甚至当着小淘气的面，把米拉和她的一个同学一起背在肩上，孩子们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纷纷要求加入到这个混乱的场面里。

在路易丝身上，米莉亚姆尤其欣赏的就是这种把玩儿当真的本事。她玩儿得很起劲，只有孩子才能这样无所顾忌地玩。有天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她看见路易丝躺在地上，脸上涂抹着乱七八糟的颜色。在她的脸颊和前额上画了一道道黑色的线，看样子是装扮成战士。她用硬纸板做了个印第安人头饰。在客厅中央，她用床单、一把扫帚和一把椅子支起了一个歪歪斜斜的印第安圆锥帐篷。站在门口，米莉亚姆有点蒙。看见路易丝扭动身体，发出野人的叫声，她感到实在是尴尬。保姆像是醉了。至少这是米莉亚姆的第一反应。看到米莉亚姆，路易丝站起身来，脸颊红红的，脚步踉跄。“我脚有点发麻。”她抱歉地说。亚当抓着她的小腿，路易丝还在笑，笑容显示出她仍然沉浸在游戏所营造的想象国度。

米莉亚姆安慰自己说，也许路易丝自己还是个孩子。她总是把和米拉之间的游戏当成真的来对待。例如她们有时玩警察和小偷的游戏，路易丝会待在想象中的监牢里。有时，她扮警察，追着米拉跑。每次，她都会绘制一张精确的地图，要求米拉记清楚。她还制作戏服，剧本起伏跌宕。她非常精心地准备布景。有时孩子倦了，她就请求道：“来吧，我们重新开始！”

米莉亚姆不知道，路易丝最喜欢的，还是玩躲猫猫。只是躲猫猫没什么规则可言，而且没有人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躲猫猫的游戏建立在惊喜的原则上。没有吱一声儿，路易丝就消失了。她通常会选择那些躲起来依旧可以继续观察到孩子们的地方。她滑到床底下，或者躲在门后，一动不动，屏住呼吸。

米拉于是明白，游戏开始了。她像疯子一般地叫着，拍着手。亚当跟在她后面。亚当拼命笑，以至于他经常站不住，总是仰面跌倒。他们叫着路易丝的名字，但是路易丝不回答。“路易丝？你在哪里？”“路易丝，你可得小心了，我们来了，我们马上就能找到你。”

路易丝什么话也不说。她一直待在藏身之所不出来，哪怕他们叫、哭、绝望。她蜷缩在阴暗的角落，暗自观察亚当的惶恐，他已经精疲力竭，因为哭泣而摇摇晃晃。他还什么都不明白。他叫着“路易丝”，名字的最后一个音节被吞咽了下去，鼻涕流在嘴唇上，双颊因为苦恼而涨得通红。米拉最终也感到了害怕。有一会儿，她真的相信路易丝走了，她把他们扔在这间公寓里，夜幕就要来临，他们会孤零零的，她再也不会回来了。这份惶恐简直难以忍受，米拉于是开始求保姆出来。她说：“路易丝，这一点也不好玩。你在哪里？”米拉变得神经质起来，她跺着脚。路易丝还在等。她望着他们，就像在研究刚刚钓上来、鳃孔里全是血、浑身抽搐的鱼奄奄一息的样子。鱼在船的甲板上抽动，精疲力竭的鱼唇在找寻着空气。一条永远也没有办法脱离困境的鱼。

接着米拉明白过来，她发现了路易丝的藏身之所，她明白过来，只需要打开门，拉开窗帘，低下头往床垫里看。但是路易丝身形太小，她总能找到新的藏身之所。她钻进装脏衣服的篮子里，钻到保罗的办公桌下，或者躲进壁橱，把被罩披在身上。她有一次甚至藏进了阴暗的卫生间里淋浴室的一角，米拉于是没能找到。她哭哭啼啼的，而路易丝兀自一动不动。孩子的绝望并不能使她让步。

有一天，米拉不再叫喊。路易丝落进了她自己铺设的陷阱里。米拉不吭声，在路易丝藏身之所周围转着圈，装作没有发现保姆的样子。她坐在洗衣篮上，路易丝感到自己快窒息了。“我们讲和吧？”小姑娘咕哝道。

但是路易丝不愿意放弃，她静静地待着，下巴磕在膝盖上。小姑娘的脚轻轻踢着柳条篮。“路易丝，我知道你在里面。”她笑着说。突然，路易丝站起身来，把米拉吓了一跳，她顿时被掀翻在地。她的头撞到淋浴的方砖上。小姑娘被撞得头昏脑涨，哭了起来，接着，望着得意扬扬、突然苏醒的路易丝，自上往下以胜利者姿态望着她的路易丝，小姑娘的恐惧突然间转变成为歇斯底里的欢乐。亚当跑进浴室，他也加入了两个姑娘的快步舞曲中，她们早已沉醉其中，爆发出咯咯的笑声。 rBqm11yocMkqI3BlWXGVTuXv8Q7m9nzJwf4e3P++hL0tPMN3S2TJPv3/B3cUc7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