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亨利是20世纪初期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在约莫十年的时间内，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了近三百篇短篇小说。由于作品内容贴近群众生活，篇幅短小精悍，情节引人入胜，语言富于艺术表现力，甚为读者喜爱，他被誉为“美国的莫泊桑”。他的一些名篇，如《麦琪的礼物》（又译《贤人的礼物》）、《警察和赞美诗》、《最后一片藤叶》等，不愧为短篇小说的杰作。

欧·亨利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1862年9月11日出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小镇，父亲是医生。他幼年丧母，与父兄移居祖母和姑妈家，姑妈林娜从小培养他绘画、写作、讲故事和文学欣赏的才能。十七岁时他到叔父开的药房当学徒，两年后即取得药剂师的行业执照。1882年，由于健康原因，他去西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牧场工作，从而获得了饲养牲口的丰富知识，熟悉了西部民情。1884年以后，他不断变换工作，做过会计员、记者、土地局的制图员等，1891年当上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第一国民银行的出纳员。

波特于1887年与阿索尔·埃斯蒂斯结婚，次年生一子，生后不久即夭折，第二年又生一女玛格丽特，妻子的健康情况随即恶化。

1894年，波特在银行工作期间，买下了一家名为《滚石》的周刊，发表一些幽默讽刺作品。这份周刊只维持了一年时间。同年12月，银行发现波特的帐目上短缺了一小笔款项，随即解除了他的职务；次年7月，波特被法院传讯，但尚未定案，他却取道新奥尔良去拉丁美洲的洪都拉斯避难（因此他后来的小说中有拉丁美洲的题材）。1897年，因妻子病重，波特回到奥斯汀；妻子死后，他在奥斯汀听候传讯，1898年，被判处五年徒刑。由于他有药剂师执照，在监狱中被分配到医务室工作。他在工作之余开始写短篇小说，寄往颇有影响的《麦克吕尔》杂志发表，取得稿酬贴补女儿的生活费用。他用的是笔名欧·亨利，原是监狱中一本法国药典作者的名字。1901年波特因在狱中表现良好得以提前获释，次年即赴纽约专门从事写作。1903年他与纽约的《星期天世界报》签约，每周向该报提供一篇短篇小说，同时还为其他杂志供稿。1904年，他第一部小说《白菜与皇帝》问世，它以拉丁美洲一个虚构的小国安楚利亚为背景，揭露美帝国主义推行殖民主义政策，掠夺拉丁美洲国家的自然资源，如水果等。此书名为长篇小说，但结构松散，实际上是几个短篇的合体（本选集中的《忘忧果与玻璃瓶》即其中的一篇）。接着结集出版的有《四百万》（1906）、《西部之心》（1907）和《都市之声》（1908），都是短篇小说集。1907年他第二次结婚，妻子是他童年时代的女友萨拉·林赛·科尔曼。但这次婚姻没有给他带来家庭的幸福，他开始酗酒。他一方面紧张地写作，一方面将已发表的小说结集，同时还企图将他的小说改编为舞台剧，（这种尝试可惜并未成功）因而健康情况急剧恶化，1910年6月5日，在卧床六个月之后不幸逝世。他的另外几个短篇小说集《善良的骗子》、《命运之路》、《陀螺》等，都是在他死后问世的。

欧·亨利一生困顿，只有最后十年才在纽约定居。他平时所接触的，多属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这些人物自然就成为他小说的主体，其中多的是工人、女店员、公司或其他机构的小职员、穷艺术家、街头流浪汉、警察、骗子甚至盗贼。当然他也写商人、小业主、经纪人、小官吏、地方绅士等，但都算不上什么上流社会的大人物。他是用幽默的笔调，饱含着同情心写这些小人物生活的不幸的。他将主要描写纽约市民生活的一个集子取名为《四百万》，那是他最出色的一个集子，其用意是：构成纽约这个大都市的社会基础的，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四百个举足轻重的上流人物或大亨，而是纽约市四百万普通百姓，也就是他的小说里各色各样的人物所代表的普通人。从这一点，很可以看出欧·亨利的民主主义思想。欧·亨利自己曾说过：“我的目的在于指出：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过上体面生活的愿望，即使那些沦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只要力所能及，都愿意回到比较高尚的生活，人性的内在倾向是弃恶趋善的。” 另一方面，欧·亨利又认为生活里充满意料不到的事，因而他的每一篇小说总有一个出乎读者意料的结尾，然而这结尾又是合乎逻辑、令人信服的。像《麦琪的礼物》里的一对年轻夫妇，为了互送圣诞礼物互表爱心，妻子卖掉引以自豪的一头长发，为丈夫买了一条表链；不料丈夫却卖掉了祖传的金表，买来一套精美的梳子来打扮妻子那已不复存在的美发。两个人的礼物都没有派上用场，而这对贫贱夫妻的恩爱却弥足珍贵。又如《警察和赞美诗》，写一个流浪汉冬天来了无法再露宿街头，一心想进监狱换取三个月的食宿，几次三番为非作歹，警察却视而不见，不予理会。等他在一条僻静的路边听到教堂里传出的赞美诗的音乐，并受到感染，决心弃旧图新自食其力时，警察却无缘无故地逮捕了他。作者通过这个故事，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是非颠倒，黑白不分，而流浪汉也是这种社会的牺牲品，是值得同情的人。欧·亨利写了一些女店员，多半是从乡间到城市来谋职的姑娘，拿十块钱光景一星期的工资，要付房租，有时还要扣罚金，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她们有的丢了饭碗差一点饿死（《绿色的门》）；有的凭自己有几分姿色梦想在顾客中猎取到一个大款，则终生有托（《擦亮的灯》）；有的平时省吃俭用，一年下来积攒下几个钱，然后装扮成贵妇人模样，找一处旅馆度几天假期，过几天自由自在的日子，这算是她们之中最幸运的了（《桃源小憩》）。欧·亨利也写骗子，通过他们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尔虞我诈，如《卖官鬻爵》里的小骗子上了大骗子的当。他甚至写盗贼：《同病相怜》里的窃贼颇有点人情味；《红毛酋长的赎金》里的绑匪非但没有捞到赎金，反而倒贴了二百五十元，因为他们的对手是镇上“很有地位”的人；而在《我们选择的道路》里，作者明写强盗实写金融资本家，后者正如绰号“鲨鱼”的强盗一样心狠手辣。

欧·亨利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对小人物的同情和对上流社会的鞭挞形成鲜明的对比，泾渭分明。在《麦迪逊广场的天方夜谭》里，他写一个流浪街头的画家，过去曾名噪一时，上流社会的名流贵妇争相出重金请他画肖像。但自从他获得了一种特异功能，使人能从惟妙惟肖的肖像上看出画主藏而不露的性格和内心的卑鄙时，再也没有人找他画画了。这种寓含深意的写法，在欧·亨利的作品里并不少见，读者当不至为故事的外壳所迷惑，而忽视它的内在意义。欧·亨利还善于捕捉不幸的人们灵魂上的亮点。《警察和赞美诗》里的流浪汉不愿损害自己的尊严接受所谓慈善团体的救济；而《同病相怜》里的窃贼不肯劫掠同是痛风病患者的屋主的钱财，尽管那钱财就在眼皮底下，唾手可得；在《重新做人》里，警察局的侦探对改邪归正的撬保险箱的惯窃网开一面，这也说明了欧·亨利对底层人物的认识。

欧·亨利所写的主要是平民百姓的生活，而他的写作手法，又是平民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手法。他的作品篇幅短小，故事性强，情节进展迅速，语言幽默风趣，多用俚语，常用《圣经》及《天方夜谭》等群众熟知的典故，因而极受读者喜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基调中，融合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又时时构思出近乎荒诞的情节，引人入胜，加之以出人意外的结尾，值得读者回味。例如《供家具的出租房》是一个凄婉的故事。一个年轻人来到一家破旧的公寓，寻找出走多时的爱人，住进一个房间。作者对公寓及房间的描写细腻逼真，完全是现实主义的手法；后来写他在房间里突然闻到一阵浓郁的木犀草的香气，这种香气正是他爱人所独有的。他找不到爱人的踪迹，当天夜里就躺在房间里的床上，开煤气自杀了，而他的爱人正是在一星期前在这间房间里，在这张床上开煤气自杀的。这篇小说里对香气的描写以及情节上的巧合，明显地带着浪漫主义的笔调。而在《红毛酋长的赎金》里，付出代价的竟是绑匪，更可说是够荒诞的了。欧·亨利小说的出人意料的结尾尤其出色，在美国文学界径称之为“欧·亨利式的结尾”。前辈作家当然也运用过类似手法，例如莫泊桑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项链》，但欧·亨利对此运用得更为经常，更为自然，也更为巧妙，就像中国寓言中的“画龙点睛”，一点便使画上的龙矫健地破壁飞去。当然他在小说的情节发展过程中也作了铺垫，留下了伏笔，其构思的巧妙的确不同凡响。欧·亨利给美国的短篇小说带来新气息，他的作品因而久享盛名，并具有世界影响。美国自1918年起设立“欧·亨利纪念奖”以奖励每年度的最佳短篇小说，由此可见其声望之卓著。

我国读者对欧·亨利并不陌生，他的名篇曾被选入中学课本。中译本有解放前伍光建先生英汉对照的《白菜与皇帝》及《四百万》的节译本，解放后有王仲年先生、张经浩先生先后编译的《欧·亨利短篇小说选》及散见报章杂志的单篇。本选集选译了四十二篇，其中有些篇目既属欧·亨利的名作，自不免与已有的译本相同。译者所追求的目标在于紧扣原文，尽量保持原作的语言形象，如鲁迅先生所教导的，“一当然力求其易懂，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不一味追求“汉化”，而力求“汉化”与“洋化”的和谐。但欧·亨利出语幽默，常用俚语，有时还运用谐音和双关之类修辞手法，往往造成翻译上的困难，要充分保持原作的韵味，实令译者捉襟见肘；加上时代与文化背景的差异，译文中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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