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布罗迪对茨威格来说无关紧要。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地方。那些年,在维也纳几乎没有谁知道布罗迪。这是与哈布斯堡帝国接壤的加利西亚地区的一个小镇。知道它的人,视它为贫困的代名词,视它为贫穷的东欧正统犹太人的家乡,这些东欧犹太人,是维也纳已同化了的西欧犹太人的令人羞惭的亲戚。布罗迪太远了。维也纳人没有谁想为布罗迪作战,更别提维也纳的知识界,更别提斯蒂芬·茨威格了。
这座边境小镇,当时在那里生活的人口不及两万,但大战之初,便成了首战重镇。这里四分之三是犹太人。布罗迪曾是富有的商贸重镇,是来自俄国、波兰、奥地利商贾的汇聚地。但自1879年敖德萨–利沃夫铁路开通以来,列车不在布罗迪停站,这座小镇成为一个被人遗忘的与世隔绝之地。
一位年轻作家日后这样忆起这座小镇:“我们这儿是个平和的小城,只是近邻间喜欢相互作对。醉汉们总会重归于好。竞争对手间并不使坏,他们只会拿客户和买主出气。每个人都会借钱给他人,所有的人都欠他人的债,谁也不会责备谁。
政治党派不被容忍。各个民族无以分辨,因为每人都说着不同语言。犹太人却一眼能让人认出,由于他们装束特殊,还有他们的优越感。有时会发生对犹太人的小洗劫。在事件的旋涡中,人们又会很快忘掉它们。死去的犹太人被掩埋,被洗劫者否认遭受了损失。”
这位年轻作家是很有天赋、很有抱负的犹太人。他留着深色短发,长着一对招风耳,眼睛很蓝,带着不肯轻信的目光。他要尽一切努力,尽快离开布罗迪。
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喜欢通过毅然决然的口头禅“那是事实”来加强语气。因他自称“姆扭”(Muniu),小时候也被亲切地冠以“事实姆扭”的称号。他从小在母亲玛丽亚身边长大,住在外祖父耶池尔·各吕波的家里,那是黄金街上富有的制服裁缝卡尔曼·霸龙的房子。他从未见过父亲。人们告诉他,在他出生前,他父亲就出门做生意去了,从此再没回来。据说他疯了,或者让酒精灌傻,被杀了。
姆扭的大名叫约瑟夫·罗特。1913年他去加利西亚首府利沃夫上大学,半年后,他去了维也纳。这座奥地利首都的宏伟辉煌令他震惊、着迷。他到维也纳后,最初的几个行动之一,是去了一位他所敬仰的作家的住宅,他要向他表达对他创作书籍的感激,表达他的敬意,或者只是想亲眼见到他,至少看看他住在什么地方。这是1913年的一天,约瑟夫·罗特站到了斯蒂芬·茨威格的公寓前。可他没有勇气按门铃。在紧闭的门前他等了一会儿,没有见到他钦佩的作家,他离开了。
*
1914年夏,约瑟夫·罗特回加利西亚度假,去了布罗迪和利沃夫。奥匈帝国王储遭暗杀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同朋友佐马·莫根施特恩 坐在一起。他们谈论各自的大学学业,谈论维也纳。他们预料,战争将爆发。对他们来说,战争意味着与俄国开战,意味着,战胜俄国。他们很盼望俄国战败。1905年俄国在对日战争中失败时,他们还只是孩子。可那时,他们已能感到极大的喜悦。他们可以肯定,俄国的失败还会重演。只是这一切与他们个人并无多大关系。
对于即将来临的战争,他们谈笑自若。那天,他们去了一家叫“十好”的犹太饭馆,约瑟夫·罗特认为它是利沃夫最好的餐馆。罗特自己没有父亲,因而对朋友父亲的一切都想了解。他了解到,佐马·莫根施特恩的父亲很爱他,很希望自己的儿子学习法律。这时候,一位蓄着尖胡子的男人走进饭馆,他看上去很老,是这里的常客。罗特很着迷地看着他,想从莫根施特恩那儿知道,等他老时,会是什么样子。可这位还没想过这个问题。他家的男人差不多都活不长。罗特倒是经常想,他会活得很长,而且他对此很肯定。他对一脸惊讶的朋友说:“我总是看着自己说:我是一个又瘦又老的老头。我身上的黑长衫,袖子长得几乎能过手背。秋天,我漫步于花园,一边走,一边想着用来对付敌人、也用来对付朋友的花招。”这是他第一次对佐马讲这些。这个故事他还会在他一生中一再讲起:他成了一个耄耋老者,身着长袖衫,肚里装着鬼花招。
战争爆发后,莫根施特恩和罗特又见了一面,这次是在维也纳。此时奥地利《新自由报》的大字新闻是:“利沃夫还在我们手里!”接下来的几年,这个大号字型没有改变:“利沃夫还在我们手里。”尽管对奥地利来说,它早已失落。布罗迪的情况也是如此,正如那个显赫帝国,正如那昨日世界。
*
罗特与莫根施特恩见而之时,斯蒂芬·茨威格正坐在海边,同一圈朋友笑谈世界。接着,他完成了最后的心理抗争,登上了最后一列回家的火车。就像那位汉斯·卡斯托普 ,从不看报、听新闻,终于读到时,当即认真对待,突然间野性出走,出人意料地驶回平原参战。
很多年后,茨威格仍很怀念他的那个人生之夏。“听到号召时,每个人都想将渺小的自我投入到激情燃烧着的大众之中,让自身的所有自私自利在其中受到净化。职业的不同,语言、阶级、宗教的不同,都在博爱情怀奔涌的瞬间化为乌有。在大街上,陌生人彼此交谈。多年来相互回避的人们握起手来,到处能看到激动的面孔。每个人都经历着自我升华,他不再是从前那个孤立的人,他融入了集体,他是人民。而他这个人,这个本来遭忽视的人,获得了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