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中国传统,人在别离的时候要给对方留下好感,让他以后想念你,谓之“去思”。可是,我们没能这样做。(也许大家都做不到,公共厕所才会那么脏。)
现在我要记述另一个重要“演员”,他是我们那一班的班长,名字叫曹湘源。这个“湘”字与湖南无关,他的原籍是山东日照。
湘源瘦高个子,皮肤黝黑,微微驼背,功课勉强及格,篮球打得很好,得体育老师和军训教官欢心。他的年龄比我们大,在山东打过游击,有领导能力,那时我们快要毕业了,毕业班的学生开始有自己的意见,对校方没那么顺从,曹湘源遇事肯出头,自然而然成为我们的领袖。
老吴来招兵,湘源也报了名,我们少数有意无意带动了多数,总共约有五十个人参加。 这些人的共同之处是,都心志浮动,讨厌“读死书”;都怀乡心切,希望离开陕西,回到山东的周边地区;都对二分校的那个黑脸主任有强烈的反应,很想出一口气;都向往学潮,那时校本部(也就是高中部)的学生正在造反,他们把当时的校长软禁起来,清查学校的账目,轰动了大后方。校本部造反之前,重庆、昆明的大学生有了集体的政治活动,响应中共的主张。
湘源对大家说,咱们不能无声无息走了,总得再闹一场才甘心。他说“再闹”,是因为我们为了王吉林同学的医疗和丧葬,已经闹过一次,上一部自传《怒目少年》有记述。他这么说,多数人赞成,现在不怕学校开除,士气高昂。回想起来,那时有人因为“走”,所以敢“闹”,有人根本是为了“闹”,才决心“走”。多年后,读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写的回忆录《西潮》,他说学生闹风潮好像小孩吃糖,越吃越多,越吃越想吃。我现在接下他的话头继续说,学生闹风潮好像男女接吻,有头一次就想有第二次,就想有以后许多次,就想升高、扩大、再进一步。
我对湘源说,咱们已经是宪兵团的人,吴连长还没走,咱们一举一动他都看在眼里,咱们大闹天宫,会给他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湘源立刻说:“走,咱们找他谈谈。”
我猜宪兵是个讲纪律的部队,大概反对我们的行为,谁知老吴表示完全同情,他说人应该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这是原则,宪兵团没有任何意见。他的态度这样开明,我和湘源都很兴奋,现在我理解,老吴要利用这件事观察我们,进一步了解我们的思想、个性和能力。我们和学校的关系越恶劣,也对他越有利,我们自己断了归路,没有回来读书的可能,只能死心塌地做一名宪兵。不管湘源多精明,我有多谨慎,又怎能敌这个老狐狸?
湘源颇有统御的才能,第一招他先树立共同目标,使人人争其所必争,把大家凝聚为一体。他说十万知识青年从军的时候,他们有路费,有安家费,还有一笔慰劳金,我们也应该有。可想而知,大家个个点头称善,乐观其成,于是曹湘源应天顺人,发号施令。
我想出四大理由,写成一纸请愿书。我们在校园里遇见分校主任,不等我们开口,他先说知识青年从军是中央发动,一切优待都有法令依据,你们想比照办理,钱从哪里来?曹湘源上前一步,指着他的鼻子说:“你贪赃枉法是老手,这点小事难不倒你。”分校主任一听,掉头就走,曹湘源举起拳头追赶,我从后面把他抱住。湘源爱打斗,总想揍那个分校主任,每次都是我拦住。我主张谈判争取,说话不妨客气一点,目标决不放弃。湘源是领袖人才,他马上说:听你的!你去做谈判的代表好了!我事事出头,那个主任因此有点恨我,他只知道我是个坏学生,他永远不会知道,没有我,他要受一顿皮肉之苦。
我们那一伙里头有个同学姓崔,鲁西菏泽人,心眼多,他出了许多点子。我们从不集合在一起开会,由徐秉文同学奔走串联,轮到应该说话的时候,数我能言善道,可以说个起承转合。同学们说,那次胡闹是靠徐秉文的“腿”,我的“嘴”,曹湘源的“拳头”和崔某某的“鬼”。我应该把细节写出来吗?算了吧,回想起来,那时心情绝望,自暴自弃,白天兴高采烈,夜间寂寞空虚。
吴连长“批准”我们胡闹以后,就离开蒲溪小镇到汉阴城暂住,留下那位班长做观察员。我们耀武扬威地闹了几天,安家费和路费弄到手,也领到毕业文凭。湘源对我说,咱们最后来个高潮,为全校同学争一点权利。什么样的高潮呢,湘源拿出一张字条,上面写的是:
要民主(学校实行民主管理,取消对学生的高压手段)。
要和平(停止内战,使师生能顺利还乡)。
湘源絮絮地说如何如何,我心里想,这不是中共的口号吗?湘源好像在说,写一份文件逼分校主任签字,再写一份文件,请全体同学照文件内容发表声明。我没有注意听他的话,心中一直想,这是中共的口号啊,民主,和平,延安才说出口,重庆和昆明的学生立刻响应,昆明、重庆、延安,远在天边,曹湘源是从哪里弄来的?
看到口号,想起中共,由中共想到家乡,由家乡想起父母。离家时,父母的叮嘱是读书,自己的抱负是读书,李仙洲办这所学校收容我们,也是让我们有书可读。可是我决定不读书了,以后也永远与学校无缘了,过去,梦是这样短促,未来,偏离目标是如此之远,我不觉流下眼泪。
我说,算了吧,这篇文章我做不出来。
为了“怎样闹”,我和湘源有过多次争辩,可是这一次,他静静地收起字条,一句话也没说。他找不出第二个人替他做文章,只有放弃他的最后高潮。
跟后来大专院校沸腾全国的学潮来比,我们是茶壶里的风波,不过由模型可以看大厦。领导学潮的人总是提出理想,例如反内战,要和平,再带领大家谋现实利益,例如争“公费”,争菜金,然后两者统一,例如停止内战,国库省下钱来增加老师们的薪水,免除学生的学费,改善学生的伙食。哪个学生能反对增加公费、反对改善伙食、反对替清寒学生募助学金?尤其是,助学发展成开舞会,反内战发展成罢课:坏学生欢迎罢课,逃避功课的压力,逍遥自在,好学生也由他罢课,减少竞争的对手,自己躲起来用功,凭成绩出类拔萃。所以拥护政府的“忠贞学生”苍白无力。
学潮使学生立刻获得权力,与校长(或者也包括县长省长)分庭抗礼,恍如白昼飞升的神话人物。学潮也解放了学生的智力体力,大家抛开功课,自由发挥,居然无往不利,每个人立地成为拿破仑。这般情境非常迷人。闹学潮是挑战既存的社会秩序、价值标准,学生以小搏大,在如醉的昂扬中,也模糊觉得难以善了,索性豁了出去,说句漂亮话,就是宁为玉碎,于是行动步步升高,故意走绝路。后来大规模的学潮在全国各地发生,国民政府束手无策,正因为找不到办法逆转人性。
湘源未能尽兴挥洒,颇感遗憾。事后回想,我那一时的软弱,也许正是命运的怜惜。后来知道,我们入营以后,宪兵团查考我们在校的记录,对我们这样一群新兵特别侦防,唯恐中共分子渗透。倘若真的照曹湘源的意思做了,以后在宪兵营里,这一段记录势必成为杯弓蛇影,我们的脑子里好像装着延安的指令,宪兵团非得像敲破核桃一样取出核桃仁来看清楚不可。我们要受到加倍的猜防,加倍的打压,加倍的嫉恨。后果更不堪设想。
曹湘源也许不会这样想,那时他对我言听计从,文稿是我写的,他也许以为可以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后来知道,湘源并非中共分子,他从来不谈政治,我们那个学校历次闹事,都跟中共没有关系,风行草偃,我们并不知道风从哪里来。
湘源后来脱离宪兵十四团,到四川进国立第六中学,六中一位体育教师介绍他参加中共的地下党,始终留在四川。他总算有本事,历史问题一大堆,却也熬过层层叠叠的政治运动,干到四川省德阳县人大常委,不过我那次拒绝合作,到底使他少了一笔政治资本。也正因为如此,后来西安、北京的校友编校史,认为我们的胡闹没有进步的意义,不肯写下一笔。
秋风萧萧,很想无牵无挂走掉算了,但是忍不住还是写了几封信。一封给五叔,他是一位山炮营长,自从入缅甸作战就断了音讯,信笺上有我的眼泪。一封给校本部读书的二表姐,说明我的去向。一封给师范部的凌仲高老师,谢谢他指引我到二十二中来读书。还有一封给训育处,告诉他们怎样处置我以后的信件,我本来写的是请他们把来信一律退回,不知怎么又撕掉重写,信件由二表姐代收。这个决定对二表姐的影响大极了,说得夸张些,这件事改变了她的生命,一如她改变我的生命。我们都出于无心,唯其无心,才使我惊悚人世祸福之难测。
我把以后发生的事情提前写在这里。我们离开汉阴,到宝鸡入伍,二姐也高中毕业,考进武功的西北农学院。几个月后,二姐突然来到新兵连,拿出五叔汇给我的老法币三万元。五叔好意资助我求学,可是我已经当了兵,这笔钱还是退回去罢!二姐沉默不语。我既而一想,如果五叔的本意是栽培一个上进的青年,二姐比我更有资格接受,我何不建议五叔把这笔钱送给她?她凭衣食不周的公费读大学,实在艰苦得很啊。
二姐仍然把钱分两份,给我留下一半。那时候尽管法币贬值,对我们而言,三万元仍是一笔大钱,二姐拿去的那一半,充分发挥了助学的效用。我的那一半呢? ……我希望能找到我的父亲、弟弟和妹妹,一直找不到,通货天天膨胀……我的那一半就糊里糊涂地消失了。
再想一想,我该向两个人当面辞行,一位是国文老师牛锡嘏先生,一位是事务员毕础基先生。我和牛老师的因缘,《怒目少年》有记述,以后还要提到他。我和毕先生的关系是,我替学校抄缮名册文件赚零用钱,他在他的职位上照顾我。我向他辞行,拿出用手工做的纪念册请他题字。他想也没想,提笔就写。好像他早已想好了句子,正等着我。他写的是:
冰山有泪逢春瘦
雏雁无家入网栖
我一向爱读律诗,长于记诵对仗,这两句话很像是律诗中的一联,后来常念诵,常思想,陆陆续续有了解读。
“冰山”应该是指国民党,我们的靠山。国共两立,互为消长,抗战八年,共军壮大,在日军占领区到处建立根据地,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到处发展地下组织。那时世界思潮向左,中共在国际间到处有声望,有支援,趁着日本突然投降的机会,在华北和东北出面接收,国民党正像开始融化的冰山,暗暗缩小。
“雏雁”当然是指我们这些流亡的孩子。抗战已经胜利,流亡学生的身份还能维持多久?故乡成了解放区,又如何回老家?小鸟不能永远在空中飞翔,总要有个落脚之处,慌不择路,一头撞进网里,还以为那是个鸟窝呢!
毕先生应该是这个意思,他的经验多,阅历广,世事如棋,他能看出下一步、再下一步。后事正如他所说,我们落入了捕鸟人的网罗。由他写下的两句话,可以体会他对我们的同情。往大处看,多少人正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很清醒。
我们这一群迷途羔羊离开蒲溪镇往西走,曹湘源是头羊,吴连长是牧人,宪兵十四团是饲主。第一站先到汉阴县城,老吴在那里等着我们。下午出发,昏黑到达,住在城南一个小村庄里。农家没有大房子,我们草草分成几组,各自找个宿处。我们住的地方,湘源没来看,湘源和他左右一批人住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我们显然已经分化。
湘源放下行李,立即带着亲信人马,连夜急行军奔回蒲溪,蒋梦麟说的那块糖他没吃够,他非把分校主任和事务主任痛打一顿,二十二中这一章难画句号。依他设想,蒲溪是个偏僻的小镇,简陋的农舍散布各处,一伙人蒙上脸,半夜三更闯进去又打又砸,呼啸而去,结果必定不了了之。这件大动作他完全瞒着我去干。
曹湘源一再说过,我们是“益者三友”:学友,难友,盟友。他说一同度过艰难困苦的人,彼此必定终生结交,同舟共济的情义,到老犹在。可是湘源以后的行为显示,盟友是可以随便抛弃的,狡兔死、走狗烹,帝王将相之间的事,也可以发生在平民身上。江湖行第一步,我就领受了深刻的教训。
那一夜,湘源扑了个空。对方都是老江湖,料到曹湘源有此一着,他们藏起来了。
第二天,听说老校长李仙洲将军在汉阴,我提议大家去向他辞行,他以无限爱心创校,我说“即使咱们给他磕一个头也应该”。我和湘源一同到第二十八集团军司令部洽商,老校长拒绝接见。
这才知道,学校迁到陕西以后,不断有学生投军,老校长召见过知识青年从军的三百人,考取军校第一分校的二百人,除此以外,参加炮兵第十二团的,参加海军的,参加兰州特训班的,还有我们这批投入宪兵的,他一律不见。褒贬臧否,他心中向有一架天平。
许多年许多年以后,我想起这件事来,还觉得十分惭愧。
这是我和湘源最后一次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