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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哨”是《扫荡报》副刊的名称，《扫荡报》是国军创办的日报。抗战时期以报道战地新闻创造巅峰，抗战胜利改名《和平日报》，台湾成立分社。一九四九年从大陆撤退，总社迁台北，七月恢复《扫荡报》原名。我经常写一些散文向“瞭望哨”投稿，自己觉得很受欢迎。
一九五○年一月某日，我有一篇文章在“瞭望哨”发表，使用笔名“黄皋”。文章刊出时末尾多了一行小字，加上括号，写的是“黄皋兄请来编辑部一谈”。幸亏我看副刊一向仔细，没有错过这一条重要的讯息。
《扫荡报》编辑部设在昆明街，楼上办公室，楼下排字房。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瞭望哨”的主编萧铁先生，他心直口快，他说他想建议报社增加一名人手，专门校对副刊，同时参与副刊编务，做他的助手；如果我有兴趣，他可以推荐。乍听之下，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萧老编完全不知道我的底细，那年代“匪谍就在你身边”，他竟敢拉拔我进报馆。那时我漂流失业，天无绝人之路！可是我没有工作经验，他很轻松地说：“你一个小时就可以学会”。
说来像传奇的情节，就这样，萧老编把我带进新闻界（他的年龄跟我差不多，抗战时期就跟熊佛西手下编文学杂志了）。这年我二十五岁，我的人生开始有了轨道。《扫荡报》是军报，一般报社的任职文件用聘书，《扫荡报》用“派令”，总社长萧赞育将军署名。派令记载，我的上班日期为二月一日，月薪新台币每月一百六十元。《扫荡报》是穷报，但我没有“待遇菲薄”的感觉，那时物价也低，记得“纯良”墨水一瓶，一元五角，“惊奇”墨水一瓶，两元五角，笔记簿一本，八角。五月十七日舟山撤退，蒋公犒赏官兵，每人五元。长白师范学院结束，每人发给膳食费，每天一元六角。弟弟妹妹在澎湖读书，我寄零用钱给他们，每月每人二十元。夜晚睡在编辑部的地板上，没有房租开支，还可以看守公家的文具财物，大受欢迎。
果如萧老编所说，校对使用的那几个符号，我马上学会了；然后他教我怎样发稿，什么几号字、几分条、几批、几行、边栏、头题……他告诉我，编副刊，技术并不重要，构想才重要，构想来自思想，思想最重要。
那时各报副刊的“桌面”很小，端出来两种“主菜”，一种是西洋幽默小品，一种是中国历史掌故。“瞭望哨”不登这两种文章，萧主编说，“这不是文学”。他认为大报一定要有文学副刊，文学副刊要反映当时人的意念心灵，一道一道菜都是热炒，不上卤味和罐头，即使有少数文章水准差一点，也算是对文学人才的培养。皇天在上，天生他一对眼睛，简直是为了发现我，“瞭望哨”以军中一般官兵为主要读者，当时作家以军中生活做题材的文章，大都以高姿态俯视士兵，他们笔下的人物或憨态可掬，或愚忠可怜，那种近乎开心的笔调，你说是幽默，大兵们看来是歧视，我从来不犯这种毛病。
进了《扫荡报》，才知道副刊严重缺稿，邮差每天送来几封信，徒劳你望穿秋水；发稿计算字数，常常需要我临时赶写一千字或五百字凑足，我总能在排字房等待中完成，同事们大为惊奇，我开始受到他们的注意。
还记得当年“瞭望哨”发稿，我跟萧铁主编有如下的对话。他交给我一篇稿子，告诉我，“这篇文章是抄来的！”那作者当然没一个字一个字照抄，那时逃难，谁也没带着藏书，这位投稿的人读过一些文章，记得大致内容，自己重写一遍，他以为渡海出来的人少，大陆和台湾之间从此断裂，别人很难发觉。既然是抄来的，副刊还登不登呢？主编最后裁决：“咱们缺稿，登他一次。”
有时他交给我一篇稿子，告诉我：“骗子！他来骗稿费！”那些文章总是称赞自己的仁风义举，或者夸耀在工作岗位上有了不起的贡献，或者如何受到某一位大人物的礼遇而沾沾自喜。怎么知道它说谎呢？“千万不要欺骗读者，读者有第六感。”既然如此，副刊还登不登呢？“咱们缺稿，让他骗一次。”
有时候，萧主编也拿出一些文章，先称赞一番再交给我，罗兰的散文，尹雪曼、骆仁逸（依洛）的小说，他都评为“上品”，他的语气总是十分夸张，或是精华，或是垃圾。那时候还有王聿均、符节合、余西兰、高莫野、傅漫飞、蓝婉秋，都受到萧老编的称赞。
进了《扫荡报》，这才认识《新生报》副刊主编冯放民（凤兮），《民族报》副刊主编孙陵，并且有机缘听到他们谈话。那时各副刊都闹稿荒，那些有名的作家，从大陆逃到台湾，惊魂未定，惟恐中共马上解放台湾，清算斗争，多写一篇文章就多一个罪状，竭力避免曝光。
恰巧此时发生了一件事。一九五○年五月，“中国文艺协会”开成立大会，张道藩主持，事先发函邀请文坛名宿梁实秋、钱歌川，两人没有回音。那时前辈小说家王平陵协助张道公筹备会务，他仗着道公和梁实秋、钱歌川都是朋友，就替他们在签到簿上签名，增加大会的光彩，采访记者根据签到簿写新闻，都把梁和钱两人的大名放在前面。第二天，这两位名教授看到报纸，马上写信给报馆郑重声明：“本人并非文协会员，从未参加该会。”报馆“来函照登”，作家们笑谈文协开张没查黄历。
一九五一年一月，国民党办理党员总登记，资料显示，那时台湾地区共有党员二十五万多人，前来登记者只有两万多人，低于十分之一。前辈报人雷啸岑在他的回忆录里透露，那时很多名人逃到香港，国民党在香港办了一份报纸《香港时报》，国民党赠送《香港时报》给这些名人看，有两个人拒不接受，报社派人再送一次，说明是赠阅不是推销，对方依然拒收，雷公说，这两个人以前跟国民党关系密切，现在惟恐再跟“中央”沾边儿。
几位老编也谈到本省作家是文坛将来的希望，但是现在，《扫荡报》是军报，从未接到本省作家的稿子，《中华日报》是党报，也跟本省作家结缘不多，《新生报》是省报，跟本省作家有历史渊源，承他们不弃，但很少采用。冯老编说，文章上副刊，总要“辞气顺畅、内容生动”，否则怎么发得下去？我问：“是否可以开一个周刊，专门做本省作家的园地？”冯老编毫不客气：“那怎么行？你拿他们当中学生？”
那时台湾推行汉字教育未久，报社找排字工人很难，《扫荡报》排字房的人马是从大陆上带来的“忠贞之士”，都是宝贝，也都是大爷，他们给校对立下规矩。
那时校对工作的程序是这样：排字房先把文章一篇一篇拣成铅字，印一张初校“小样”送给我校对，我用红笔把错字挑出来，错字改正以后，再印一张“二校”的小样，我再校一遍。排字房通知我，校对应该在“初校”的时候发现所有的错字，“二校”时，校样上应该只有工厂“漏改”的字，不能有“漏校”的字。两校之后，工厂拼版，印出“大样”，校对看大样的时候，只看文章转接有无错位，应该不再修改任何一个字。
我完全照办，可是有一天，改正错字的工友来找我，把我校过的二校校样往办公桌上一摔，“你改得太多。”我告诉他，初校的校样没仔细改，留下这么多错字，他说，“二校还有这么多错字，我们工厂来不及做，影响出报的时间，谁负责任！”他的意思是由我“吃下”那些错字。排字房的习气如此，所以《扫荡报》各版错字特别多，编辑部束手无策。
一个月后，我见习期满，独立作业，排字房又通知我，他们只对原稿负责，原稿如有错误，由编辑负责，编辑发稿之后，不能临时修改原稿，即使改一个字，他们也断然拒绝。
第一天，我多发了一篇五百字的短稿，我希望这篇短稿拣字以后存在排字房里，准备拼版时机动使用。拣字的工友擅作主张，把这篇五百字的短文抽出来丢掉，拼版的时候我到处寻找，哪里还找得到？
有一天，拼版的工友站在楼梯口大叫：“副刊的稿子发多了，版面没法拼起来！”我赶紧下楼，多出多少字呢？多出一行！那就删掉一行吧，时间紧迫，匆匆忙忙删了一句，第二天看报，删断了文气。从此以后，我发稿时一个字一个字计算清楚，十个字一行，每一篇文章要排几行，拼版时要在第几行转折，我用米达尺在报纸上画线，务要做到一行不多、一行也不少。
我在《扫荡报》副刊工作的时候，接连发生重大新闻，参谋次长吴石伏法，韩战发生，美国第七舰队保卫台湾。吴石官拜中将，在参谋本部主管作战，握有军事的最高机密，这样一个人居然是中共卧底的高级间谍。这条新闻占了各报头版的头条，《扫荡报》号称军方的报纸，居然单独把它漏掉了！原来跑军事新闻的那位记者根本不知道吴石被捕，没有盯住案情的发展。那位记者严重失职，依然每天高视阔步，屹立不摇。
《扫荡报》漏了吴石伏法，“中国广播公司”台湾广播电台漏了韩战爆发，新闻界的两大轶闻，都要从萧铁说起。那时我跟广播还没有任何关系，萧主编在台湾台新闻科兼差，偶尔带些印象回来。韩战爆发，他根据外国通讯社的报道写了一条新闻，把稿子交给新闻科长，那科长是台湾本位论者，他说：“韩国打仗，跟我们台湾有什么关系！”拿起新闻稿揉成纸团，丢进字纸篓。他下班走后，萧老编把纸团捡回来装在口袋里，第二天节目部开会追究责任，萧从口袋里掏出纸团，满座哗然。不久那位新闻科长另外找到工作。三十五年以后我在美国遇见他，他居然还没离开新闻媒体。现在我从网上查台湾省文献汇编的台湾大事记，也没查到韩战发生这一条。
排字工友对编辑部怀有“集体的敌意”，彼此常有龃龉。排字房设在楼下，黝暗闷热，到处都是铅锈，工友像在矿坑里挖煤的工人，脱光上衣，满手满脸黑灰。排字房跟楼上编辑部是两个世界，他们的情感或者可以用“阶级对立”来解释？有一位工友考上师范，对我忽然表示善意，把我弄糊涂了。事后回想，他将来要做“知识分子”了，他要上“我们”这条船了，他开始在“我们”中间建立人事关系，他改变了立场。
他离职前找我聊天，告诉我，如果拼版时多出一行两行，不必删稿，只要“抽条”。那时活字版用六号铅字排文章，工友在两行铅字之间嵌进两片薄薄的铅条，每一片的厚度是六号铅字的八分之一，这两片铅条可以抽掉一片，抽掉八片就可以多出一行空间。有时候，拼版也会缺少一行两行，出现空白，这时可以“加条”，也就是把两行铅字之间的铅条增加一片，每增加八片就填满一行。
他说，副刊编辑要准备一些极短的补白稿，每篇只有五行十行，一篇一篇预先拣字校对打印小样，拼版的时候紧急使用。那时排字房有一项规矩，编辑当天发稿的字数不能超过当天的需要，如果超出了，他们退回来，或者干脆丢掉，我怎么能预先储存？他笑了一笑说：“从明天起，你带一包香烟进排字房，你把香烟往拼版台上一丢，什么话也不用说。”
这番指点真是暗夜明灯，那时候，“新乐园”牌香烟两元一包，每天一包香烟，每月要支出六十元，我在《扫荡报》的薪水才一百六十元。没关系，我还有稿费收入可以支持，为了对得起萧老编，我决心把工作做好。可惜那位排字工友离职以后《扫荡报》就停刊了。我没有福气享受改变后的工作环境，排字房也没有福气每天抽一包免费的香烟。
后来知道，《扫荡报》的后台是黄埔同学会，停刊前，报社托人向同学会会长陈诚进言：“《扫荡报》有十八年历史，停掉了可惜。”据说陈诚的回答很轻松：“中国大陆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不是也丢掉了吗！”
最后关头，报社有人提出救亡之道，大量发展社会新闻，也就是犯罪新闻，其中以男女风化事件占最大比例，后来称为黄色新闻。犯罪新闻可以争取读者，增加销路，也就可以吸引广告，开辟财源。
《扫荡报》同仁何以有此先见之明？这得再提一次张白帆、陈素卿殉情案。
起初，新闻报道说，外省青年张白帆和本省少女陈素卿热恋，女方家长因省籍偏见反对他们结合，两人约定殉情，结果男主角自杀未遂，女主角死了，留下一封缠绵悱恻的绝命书，报纸披露案情，发表遗书，引起社会极大的同情。台大校长傅斯年发起为女主角铸立铜像，表彰他们坚贞的爱情，各方纷纷响应。
很不幸，后来警方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浪漫的佳话破灭，男主角进了监狱，傅斯年校长大呼“上当了！上当了！”妇女界怒斥男主角负心，社会大众等待法院审判的结果。
这年四月一日，《扫荡报》发了一条愚人节新闻，殉情案男主角已遭法院判死，今日中午公开执行。这条新闻很短，也没有标题，夹在“本市简讯”一组新闻当中，居然引得台北市民聚集在刑场“马场町”旁边等着看热闹。撰发这条新闻的副社长说，他想试试《扫荡报》究竟有没有读者，结果发现犯罪新闻的巨大潜力。怎奈《扫荡报》董事会都是有为有守之人（或者昔日能够有为、今日只能有守之人），尊重传统价值，拒绝走向低俗。菊花抱香死，报业史可能留下一缕芬芳？
后来许多报纸在困境中挣扎，大都以黄色新闻做开路机拓建坦途。当初渲染张白帆、陈素卿殉情案，正值本省人外省人的隔阂日渐加深，各界希望殉情案能像“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爱情悲剧那样，感天动地，化解仇恨，所以连傅斯年这样的大贤都肯出面。后来报刊刻意发展社会新闻，动机就复杂了。
《扫荡报》的另一契机是，当年王惕吾要办联合版，曾邀《扫荡报》参加，不知何故，《扫荡报》选择了一九五○年七月停刊。惕老的回忆录和几种报业史没提这一笔，当时董事会会议的议程交给我用钢版誊写，“讨论事项”中有这一条，应是确有其事。一九五一年九月，《民族报》、《全民日报》、《经济时报》的联合版出现，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大报，《扫荡报》旧人见了面都嗟叹不已。
《扫荡报》停刊后，报社使用原有的设备开办印刷厂，一再亏累，改成“扫荡出版社”，更难存续。最后，副社长程晓华念一副对联给我听，上联“扫地出门”，下联“荡然无存”，横批“消而化之”（总社长萧赞育将军字化之）。据说对联的作者是总主笔许君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