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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危险的事情最简单”，据说，这句话是列宁留下来的。列宁哪会知道他的嘉言给我们壮了胆，那年代兵凶战危，人人冒险过日子，于是，在我的家乡，这句话大为流行。
中国对日抗战中期，敌我对峙，日军在两军交界的边沿，设置长长的封锁线，严格检查往来行人。在那关卡隘口，多少中国人被捕，被殴打，被狼狗咬！多少妇女被脱衣搜查！青年穿过封锁线到大后方加入抗战的行列，至亲好友捏一把汗。可是我们断然上路，自己告诉自己：不要怕，最危险的事情最简单。如果我们祷告，也是祈求列宁这句话成真。
事情似乎很简单，只要走出兰陵镇的西门，沿公路西行五十华里，到峄县县城南关基督教会，找杨成新牧师。杨牧师安排同行的伙伴，向警察局申办探亲证明，代买火车票，把我们送上火车，那时，峄县有铁路和津浦线连接。杨牧师办来驾轻就熟，可是担当多少风险！
杨牧师家中常有年轻人或他们的父母来访，商量怎样到后方去念书。
有一个峄县中学的学生对我说，他早就想到后方去，下不了最后的决心，直到日本兵一个耳光打得他鼻孔冒血。有一个苍白少年，穿得整整齐齐，头上还戴着靛青缎子做的“帽壳儿”（瓜皮小帽的一种），天天来央求杨牧师。他父亲开绸布店，要他站柜台学生意，又要给他娶媳妇。他说，日本兵太可恨了，待在家里，早晚给气死。杨牧师说，到大后方抗战是好事，不过你年纪还小，我得先问问你父亲。他一听到“父亲”，转身就跑，可是并没有回家。后来有人在河南流亡学生接待站里看见他，很瘦，眼睛很大，一身肉都晒黑了。
这天是星期天，礼拜之后，留下了两个女学生，其中一个，漆黑的头发像盔一样盖在头上，前额梳着小帘似的刘海，一张脸皓白，那时女学生不化妆，最难得眼眉唇线干干净净清清楚楚。身上是小凤仙式的夹袄长裤，没有腰身，脚上机器织的线袜，平底圆头的黑皮鞋。
她最受人注意。在她出现之前，她的故事先流传过来。她家乡的警察局长想娶她 ，托人提亲。她反对，也就罢了，她多说了一句话，“我要到大后方去找对象，不在家乡结婚。”到大后方？不是有封锁线吗，封锁线上不是有日本军用的狼犬吗？她说：“宁愿让狼狗咬，也不嫁给汉奸。”咳，她就是多了这句话。那年代常说沉默是小代数，语言是大代数，语言引起的问题比较麻烦，难解。有人把这句话传过去，当警察局长还怕没人通风报信？那人哈哈一笑，也放出一句话来：“好吧，有一天我让她尝尝狼狗的滋味，也让狼狗尝尝她的滋味。”她的父母得到消息，央杨牧师赶快把女儿送走。
办探亲证明有个插曲。峄县警察局有个巡官是基督徒，他带我进警察局。进去一看，满屋子制服笔挺，佩件全新，简直明盔亮甲，很有些朝气，大出我的意料之外，家乡的警察，没这个气派。那巡官的年纪三十出头，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发剪得整整齐齐，看他站在那里两足落地生根，胳臂腿肌毫不懈怠，就知道受过严格训练。汉奸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根本不像嘛！
探亲证明的大标题是“良民通行证”，铅印，重磅纸，纸面发亮，拿在手里哗哗响，精神一振。那巡官跟我谈汪精卫，汪在一九三九年投奔日本，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汪是中华民国开国元勋，是追随中山先生的革命先进，他怎么会当汉奸？有人猜测，汪在抗战局势最恶劣的时候有此一举，是国家设定的计谋，汪蒋两人之间有默契，他这个汉奸是假的。这猜测在沦陷区流行，使下水当汉奸的人也可以有一番说辞。那巡官说：“我认为汪先生不是汉奸，我才跟着汪先生走。你到重庆去打听打听，来封信告诉我，他到底是真汉奸还是假汉奸。”
我没能替他办到，他太高估了我。也许，他并不真正需要答案，只是向我，向一个到大后方参加抗战的人表明心迹，尽管我还是个孩子。看来汪精卫还是发生了作用，使做汉奸的人有个道德立场，对人对己，有个交代。
到一九四五年，我才听到对汪精卫的评论，我没有办法转告给他，只能事后写在这本书里。
那时，我对行程只有模糊的概念，杨牧师则有精密的计划。依照计划，我们在峄县上火车，江苏宿县下火车。宿县教会为我们安排住宿的地方，代雇手推的太平车，车夫一半运行李，一半作向导。阜阳的位置在宿县西南，尹宝玺同学在《难忘的岁月》一文中，对那一段路有准确的记述。由宿县到蒙城，一百三十华里，中间有个叫芦沟集的地方，是日军伪军最后一道盘查哨，也就是封锁线。过了封锁线，经过所谓无人地带，也就是双方都不设防的缓冲区，到蒙城之北三十里板桥集，是国军的最前线。蒙城到阜阳，还有一百八十华里。
带我同行的是两个女学生，她们到重庆去读大学。依照计划，我和她们过涡河以后分手，她们向西，我向南。
女学生是一个变数，我惴惴不安。当年，女学生这个名词的含义，今人很难体会。
那年代，在我们家乡，“女学生”一词的含义比现在复杂。读小学读初中的女孩只是“女生”，不是女学生。带职进修或退休后再读大学的白发女学士从来没有，至少是没人见过。所谓“女学生”，通常是泛指由高中到大学，十七八岁到二十出头。那时女子能受高等教育，必定是家里有钱，家长的思想也开明，有这种背景的女孩子多半漂亮。那时读大学同时是一种享受，有音乐、有体育、有社交，这些女孩子多半明朗可爱。那时候，“女学生”一词中有个什么样的形象，可以想见。
所以，那年代，女学生在眼前出现是一件大事，使女人嫉妒，男人窥伺，使男人女人都放下手里的工作想一想自己的命运。那年代，某一支游击队攻打日军防守的城池，指挥官发明了一句口号：“打进××城，一人一个女学生”，每个人都知道绝对不会这么办，可是仍然提高了士气。眼前的这两位女学生敢闯封锁线，敢闯大后方，不怕道路坎坷、人心险恶，了不起，可是我找人同路原是图个安全，与女学生同行，岂不等于伴着两枚炸弹？
既而一想，此行本来就是冒险嘛！怕什么？最危险的事情最简单！
拂晓时分，杨牧师送我们上火车，增添了一个男生，名叫杨大维，年纪比我小一些。郑重约定，四人分散穿插在满厢乘客里，谁也不看谁，谁也不跟谁说话，万一有谁被鬼子识破，谁也不管他死活。听最后一句我打了个寒噤，马上又处之泰然。
火车慢慢开行，似乎步履艰难。用家乡话来说，我做的事情叫“连根拔”，即使动力万钧的火车头，也拔得如此吃力。火车经过徐州，在车站上停留了很久，我正襟危坐，没敢向这个四战之区望一眼。咳，徐州是我的伤心地，抗战胜利次年，也就是四年以后，我再坐火车经过徐州，火车也是在车站上停留了很久。那时，我的父亲带着我的弟弟和妹妹逃难，暂时在徐州落脚，我仍然只能端坐在满车乘员之中，不敢下车一步。我有几个伤心地：徐州、沈阳、上海……
好容易在宿县下车。我看见日本兵站在月台上，有枪有弹，他们对面四只狼犬一字排开，傲然高坐，咻咻吐舌。我看见日兵踢打小贩，用刺刀划破小贩背负的布袋。我看见一个乡下人已经通过检查，日本兵喝令他回来，他一面走回来，一面全身发抖，恰似我有一年患了疟疾。
检查行李由中国人动手，日兵监看。检查员一面翻箱倒柜，一面偷看日兵的脸色，如果日兵心不在焉，他就马虎一点。那“鬼子”，忽然命令中国助手打开箱子，提起箱盖，把东西抖落在地上，以便他一览无余。然后，他嫌行李的所有人收拾得太慢，用枪托捣那人的腰部，那人急忙合上箱子，落荒而逃，舍弃散落在地上的衣服。
那几个日兵绝不离开那一排四只狼犬，跟狼犬在一起，他觉得安全。日军信任这种畜生，任凭它揪出抗日分子，据说狼狗能察言观色，有谁做贼心虚，它就扑上来，别人不肯带我同行，就是怕我没见过场面，在这节骨眼儿上惊慌失措，连累了他。我从狼狗鼻子前面走过，不敢看同行的女学生，头皮发麻，她们使问题复杂，也更危险。焉知她们不同样估量我！当地受日军指挥的中国部队（当时称为伪军）有一位军官，他受教会托付，来车站暗中协助我们，可是，在日本人面前，他没有半句发言权。
我要慎重地记下来，最后越过封锁线的时候，全靠女学生的机智和勇气，化险为夷。详细经过我写进小说体的《山里山外》第一篇，大致情形是，检查哨所的伪军早就识破我们的行藏，等到行人过尽，夕阳西下，由一个上校来亲自处理，我猜检查哨的勤务由他指挥。我们编好的谎话，他摇头不听，我们提出的探亲证明，他摆手不看，一定要我们实话实说，才肯放行。可是，说了实话真能过关吗？万一结果相反呢？当时的情况危险极了，可是也简单极了，拖到不能再拖的时候，那位漂亮的女学生在上校耳旁悄悄说了一句：“我们是到阜阳升学的学生。”
后来，女学生说，反正那句话别人听不见，只有“他”听见，如果“他”翻脸，我就赖。真想不到，上校很爽快：你早说这句话，不早就过河了吗！他真的听到实话就放行，他这样做，为的是证明他也支持抗战，身在曹营心在汉。
现在我追忆前尘，感念那位同行的大姐，不知道她们进了哪家大学，是否顺利完成学业，后来天下大乱，她们是否仍能逢凶化吉。现在我知道，由山东临沂到安徽阜阳有铁路可通，行人省去多少辛苦。我知道峄县已废县改市，铁路已拆除，南关教会的建筑，只是被革命群众打坏了几块玻璃。至于杨牧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严禁宗教活动，峄县教会与美国的渊源深，杨牧师的身份敏感，他又坚持奔走各乡，广传福音，在当时是严重的罪行，因此受到许多惩罚，下落不明。我再三打听，也没人能提供他最后的行踪，他是牧师，上帝会接待他的灵魂，保佑他的儿女。
我也常常想起那几位汉奸，他们分裂的人格，可有小说家费心描写？后来知道，南京汪精卫政权的要员，大都和重庆的国民政府通气，重庆派到上海南京的情报人员，竟然能把无线电台设在高官的家里。并吞异族太难了，被征服者表面的驯顺，背后用加倍的反叛来平衡，他们是沙子，使你盲肠永远发炎。从征服者的角度看，异族都忘恩负义，反复善变，殊不知这正是他们的正义。咳，天下本无事，侵略者自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