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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
这些年，常常看见有人在文章里质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中国人会生气，敢生气，也曾经怒不可遏。“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一齐怒火炙心的时候，也曾使“山岳崩颓、风云变色”，一个人忍无可忍的时候，也曾“忘其身以及其亲”。
远者固无论矣，以我及身所见所闻，中国人为了“华人与犬不得入内”而生气，为了挥动东洋刀砍掉中国人的脑袋再哈哈大笑而生气，直气得开着大卡车冲进黄浦江，气得把一排木柄手榴弹绑在前胸后背往坦克底下钻。中国人也为了从香港到重庆的飞机上有一只洋狗而生气，也曾为了庄稼汉沿街叫卖他的小女儿而生气，直气得抛下老婆孩子远走高飞、隐名埋姓，二十年后再回来清算他的亲族乡党。
中国人生了气，有时像滚水，有时像火山。抗战军兴，中国人蓄怒待发，出气的对象有变化，先对外国，后对本国。许多事我或在局外、或在局内，许多人我或者理解、或者迷惑。许多人，包括我在内，我们不知道何时、何故发生这种载舟覆舟的变化，我们不是秋风未动蝉先觉，而是秋风已动蝉先落。原来人的情绪那么不可测，后果那么不可预估，许多人这才修心制忿。
出入于两种怒气（对外国和对本国）之间的我，以一个少年人的受想行识，构成《怒目少年》这本书的内容。继《昨天的云》之后，这是我的第二本回忆录——应该说是第二部分。它记述由一九四二年我前往抗战后方起，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为止，我对中国社会所作的见证。“两种怒气”的消长即发生在这段日子里。
写回忆录需要回忆和反省，需要资料帮助回忆和激发反省。要清理五十年前少年事，得找到五十年前少年人。一九八二年，我对中国大陆展开了连续四年的通信搜索，向“隔世”寻找我“前生”的旧识。那时，中国大陆的经济繁而未荣，要他们花两元人民币回一封航空信是个负担，我到集邮商店高价买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邮票贴在信封上，打好通信地址，把信封一个一个寄给他们使用。那几年，我几乎每天收到由中国大陆来的信，补足这本书需要的资料（抗战生活），也为我写下一本书提供助力（内战经验）。
五十年了，经过那么长的战争和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旧人怎会仍在原处?不错，内战期间的大迁徙，战争停止后的大整肃，他们在数难逃。他们的星球爆炸了，他们散落在黑龙江、内蒙古、新疆、青海、云南、广西、四川，做旧世界的碎片。谢天谢地，他们还活着。种种磨难都是事实，可是他们活了过来。谢天谢地，外面风传的大灭绝并未发生。
这些人，又是如何被我找到的呢?这多亏了中国大陆各地的侨务办公室，简称“侨办”。大陆上由中央到地方每一级政府都有侨办，即使乡镇也有一个人兼办这方面的业务。只要我能提出某人的原籍地址，他们一定有办法弄个水落石出；只要我能提出某人“最后”住在何处，他们也多半能有个交代。他们人口管理严密，名不虚传，侨办执行政策之彻底我们自叹弗如。——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一九八六年以后，四海交流，统战成功，除了有影响力的侨领，很难、或者根本不能再接到他们的回信，时也，势也，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无论如何我感谢他们，我的愿望已在一九八六年以前实现。我把他们的名字牢牢地记在心里，写在日记里，保存在通信的档案里，但是不必写在这里。
我还需要阅读。我读战史、方志、名人的回忆录，我从那些书里没找到多少可用的材料。我说过，我关怀的是金字塔下的小人物，贴近泥土的“黔黎”，历史忽略了他们，不愿笔生花，但愿笔发光，由我照亮某处死角。说来伤感，打开那些书，皇皇巨著之中，赫赫巨人之下，青年只是一行数字，军人只是一个番号，县长乡长无论有多大贡献，总司令也不知道他姓张姓李，少将以上的部队长才有个名字，下级官兵只在“伤亡过半”或“全体壮烈牺牲”之类的官式用语中含混提及，无定河边骨向来不设户籍，更无论老百姓的汗和泪了。那些书里有天下，没有苍生。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东方图书馆发现一大批刊物，是中国大陆各省各县印行的《文史资料》，这些刊物在各省各县政协的主持下定期出版，他们长期搜集整理地方史料，做成记录。这一批刊物对我帮了大忙。
以我涉猎所及，一九八二年以前你很难找到信史。但《文史资料》记邻里乡党之事，影响甚小，上级不甚指导，执笔者又多是十室忠信，朴实无华，他们大概还没听说“上帝给我们语言文字，正是要我们掩饰事实”，或者听说过，还不能领会，他们居然不偏不倚地写出许多真相来。——我自己身历其境的事，是真是假我当然知道。
我从这些事件里走出来，现在又借着阅读走进去。我找到日期、地点、某人的名字和数目字。我需要的正是这些，难遇难求的也正是这些。本书出版以后，凡是我当年生活过的地方，峄县、阜阳、南阳、内乡、汉阴、安康，我都会寄书给它的政协、文史办公室，附一封我的感谢信。一如第一本回忆录《昨天的云》出版以后，我曾寄书到苍山、峄县、郯城、宿迁。将来第三本回忆录出版，我也寄书到宝鸡、南京、上海、沈阳、秦皇岛、天津、宝坻。
根据《文史资料》中的线索，我在大陆上买了一些书。隔洋买书，我的办法是“不管有鱼没鱼、先撒一网”。看见书名，猜想它的内容，买来再说，网中也许空空，那么再撒下去。幸而大陆上出版的书，书名和书的性质大致符合，不像台湾，书名往往脱离书本单独供人欣赏。感谢大陆亲友，他们在官吏的猜疑下、在人与人还不能和睦对待的地方办事，忍受公车司机的呵斥、乘客的互相践踏、书店职员的白眼、邮局柜台的颐指气使，寄来我需要的著作物。我也把他们的名字牢牢地记在心里，写在日记里，保存在通信的档案里，但是不必写在这里。
那些书多半以内战四年为背景，演说历史巨变。那些大事本末我用不上，但是它使我重温恐慌、焦虑、虚无，以及在绝望中挣扎的本能，到了我写下一部回忆录，成了无形的助力。感谢这些著述者。
在《昨天的云》里那样年纪，我们思想单纯，七窍混沌，受父母庇护，无须面对挑战，眼睛明亮然而只朝空气看。没关系，只要你长大。
在《怒目少年》那样的年纪，开始窗隙窥月，雾里看花，一路挺胸昂首，没有天使指引、先知预告，自以为是，坎坎坷坷。没关系，只要你长大。
人活着，好比打开一架摄影机，少年时底片感光，不曾显影，一直储存着，随年齿增长，一张一张洗出来。
下一本书我打算写三年内战。那三年我又大了几岁，“摄影机”的性能提高，并且知道世事有远因近果，有表象内幕，有偶然必然，有真诚伪装。重要的是学会了作出决定并面对后果，在惊骇、抗拒、疑惑、悲痛中认识人性，长大真好。
长大了，由窗隙窥月、中庭步月进入“高台玩月”，人生的秘密次第揭露，应验了《圣经》上的话：“所有在暗室中隐藏的，都要在房顶上宣扬出来。”种种昨日，作成了一个人，这人凭天赐的基料作成了一卷或几卷书，这一生算是“还诸大地”。
米兰·昆德拉说“回忆是依稀的微光”，我的回忆“在我大量阅读有关史料之后”是望远和显微。
克莉斯蒂说“回忆是老年的补偿”，我的回忆“在我洞明世事练达人情之后”是生命的对话。
有些中国老人怕回忆，如果他是强者，他有太多的孽；如果他是弱者，他有太多的耻，两者俱不堪回首。他的回忆录不等于回忆。
有些事情我还得仔细想。生命不留驻，似光；不停止，似风。山川大地尽你看，“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浮云。”实际上也带不走，连袖子也得留下。不能携带，只有遗留或遗失，这是生命的特征。
现在，电视、报纸天天有人谈论青少年。正是：
水流少年色，
风飘少年春。未了少年事，
又有少年人。
上帝在天上，他们都会长大。
《怒目少年》本来由我自己出版，老友黄力智兄督印，吴氏图书公司吴登川先生发行。现在加以修改增订，请尔雅出版社隐地先生出版，修订的缘由，卷末《难忘的岁月》一文作了交代。
《怒目少年》的写作和发表，得到多位编辑人的支持，他们是：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弦先生，中华日报副刊主编应平书女士，《中央日报》副刊主编梅新先生，新生报副刊主编刘静娟女士，美国世界日报副刊主编田新彬女士，《中国时报》副刊主编杨泽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