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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彪
摘要： 精神分析是从神经症和精神病的治疗实践中发展出来的一个非学院的心理学派，它强调用临床观察法研究人的病态行为，探索无意识、情欲、动机等人的深层心理，并以此对人的心理和人格做出解释。弗洛伊德、弗洛姆和埃里克森等精神分析大师，通过人的病态心理，探讨了宗教与人的心理的密切关系，从而得出宗教对人心理建设的重要性的结论。
关键词： 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 弗洛姆 埃里克森
精神分析又译作心理分析，它是从神经症和精神病的治疗实践中发展出来的一个非学院的心理学派。这个学派用临床观察法研究人的病态行为，探索无意识、情欲、动机等人的深层心理，并以此对人的心理和人格做出解释。精神分析的大师们正是在人的病态心理中发现了宗教的重要性，并使宗教成为他们学说中重要的主题。不管是把宗教看作病态表现，还是认为它有助于健康，他们都发现宗教与我们的心理有神秘的联系。也许是为了治病的直接目的，他们不满足只对宗教与人的心理的关系做描述，他们所受的医学训练要求他们对此做出“科学的”解释，找到它作用于人的机理。这个学派可谓人才辈出，影响深远，许多人对宗教心理学做出了贡献。这里从关切宗教问题的程度以及相关思想影响的角度，选出三个重要的代表性人物和他们的观点，以此来了解他们思考和解释宗教现象的独特角度和主要贡献。
西蒙·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之一。他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派不仅是心理学的重要篇章，而且影响到哲学、教育学、医学以及其他社会文化和生活领域。他的学说极大地推动了心理学的发展，并用其解释宗教，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宗教思想。学者们对他的思想和方法褒贬不一，但谁也不能否认其一个世纪以来对我们人类文化的影响。通过他的书，通过他的学生和后继者，他的许多思想今天仍然活着并对这个世界产生着影响。
1856年5月6日，弗洛伊德出生于奥地利的小城摩拉维亚（Moravia），双亲都是犹太人。
他有异母兄2人，同胞弟妹7人，生活在一个复杂的大家庭里。弗洛伊德4岁时（1860年），全家迁到维也纳定居。这是一个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城市，弗洛伊德喜欢这里，其后一生中大半都是在这里度过的。1873年，弗洛伊德就读维也纳大学医学院，专攻解剖学和生理学。1881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882年，他作为一名医生进入维也纳总医院工作并继续他的有关大脑的研究。后来他的兴趣从神经生理学转向精神病学。1885年，他得到机会访问巴黎并向法国精神医学家夏柯（Jean Charcot）学习利用催眠法治疗歇斯底里症（hysteria）；因为效果不好，后来与维也纳医师布鲁耶（J.Breuer）合作，用“谈话技术”（talking-out technique）治疗此症，通过与病人交谈，让病人在催眠状态下说出内心的不愉快经验，从而达到放松和治疗的效果，这就是著名的“宣泄法”（catharsis）。两人共同研究的成果《歇斯底里症研究》在1895年得以出版。
1886年，弗洛伊德与伯纳伊（Martha Bernays）结婚，婚后育有6个孩子，3男3女。最小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后来承继了父亲的理论衣钵。基于对精神病患者的临床经验，弗洛伊德发现，潜意识（unconsious）对人类的思想行为有重要影响，人类的表面行为都是由许多潜在的动力支配着的，而这也是造成人病态的原因。弗洛伊德凭他的经验和探究，发展出“自由联想法”（free association），并于1900年出版《梦的解析》（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 ）一书。这是一本划时代的书，在现代思想中引发了“弗洛伊德革命”。他在书中指出，所有的梦都是与性有关系的，并第一次概括了他著名的“潜意识”（TheUnconscious）的概念。
从1902年开始，弗洛伊德邀请维也纳多位医生及其门徒，于每星期三聚会一次，研讨精神分析理论及其应用，后来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一个专业组织“维也纳心理学协会”（The Vienna Psychological Society），并创办一些杂志发表其成果。自此以后，精神分析理论逐渐受到重视并推广开来。1904年，弗洛伊德又出版了《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 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 ），探讨潜意识与失言、过错、意外等的联系；1905年，出版《性学三论》（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探讨性本能的发展，并提出“力比多”（Libido，即“原欲”）理论。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力比多”可转换为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却不会消失。
1909年，弗洛伊德接受美国克拉克大学校长霍尔（G.Stanley Hall）的邀请，赴美进行了一系列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演讲，他的学说由此获得了世界性的承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间，他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有几篇论宗教的论文，后结集为《图腾与禁忌》
，并于1913年出版。1914年，他出版了《精神分析运动史》（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一书，为自己的精神分析理论辩说。此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的残酷使弗洛伊德在“生之本能”外又发展出“死之本能”的学说。1915年弗洛伊德出版了《论本能及其变异》（
Instincts and Their Vicissitudes
），阐释压抑（Repression）及潜意识的作用，探讨潜在心理本能的力量。1917年弗洛伊德出版了《精神分析引论》（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1920年弗洛伊德出版了《超越快乐原则》（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探讨本能的倾向。1923年，弗洛伊德出版了《超越自我与本能》（
Beyond the Ego and Id
），探讨了两种人格结构中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1927年，弗洛伊德出版了《幻想的未来》（ 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从哲学的角度讨论人性、宗教和神的命题。1923年后，弗洛伊德开始受到癌症的折磨，下颚及口腔逐渐受到癌细胞的侵蚀，多达32次的外科手术，使他完全失去说话和进食的能力。但弗洛伊德仍工作不懈，1932年出版了重要的《精神分析新论》（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1938年，他被迫逃往英国伦敦。1939年在德国出版《摩西与一神教》（ Moses and Monotheism ）一书，同年9月23日，逝世于伦敦。
当一个有创造性的心理学家提出一套理论时，人们总是要问，这套理论与其本人的心理历程有什么关系。而当他对宗教发表看法时，人们尤其要问，他本人的信仰是什么？一个人生长的家庭环境、时代背景以及专业训练必然影响到他的学说，这已为心理学的研究所证明。而这也正是我们在介绍其思想之前，总要先介绍其生平的原因。弗洛伊德主张，人幼儿时期的情感经验将对其一生的发展起决定作用。按此理论，他本人的情况如何呢？
有传记作者认为，弗洛伊德的儿时经验与他的理论确有某种联系。他是母亲（父亲的第二个妻子）的长子，自小与母亲关系密切，每个弟妹的诞生都威胁到他对母亲的那种独占的感情，但他对父亲有种嫉妒、敌意和失望的复杂感情。不久他的信天主教的保姆被解聘，与其争宠的弟弟早夭，包括离开他暗恋的侄女，都对他造成心理上的创伤。就是这些事件和家庭环境，促成了他后来的伟大发现——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
弗洛伊德虽是犹太人，却不信教，并以反宗教著称，他自称是“不信教的犹太人”。一般认为，他生活的科学时代、他的科学训练和职业造就了他对科学的信念。19世纪是物理学和生物学的世纪，科学实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领着人们的思维。达尔文（Charles Darwin）进化论的冲击波正在不断扩大，在整个人文领域，无一例外都要接受科学方法的检验。达尔文带给人们一种“科学的进步观”，他成为弗洛伊德心中的知识英雄，直接影响了他的学业选择。
弗洛伊德所喜爱的哲学家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关于宗教是人的本质的投射的思想也直接影响了他的宗教观。当然，他的犹太家庭注重培养他的犹太人的身份认同感，但其父母已没有什么犹太教的信仰，这也是一个原因。
但另一传记研究者瓦茨（P.C.Vitz）认为，弗洛伊德的无神论和反宗教，按其本人的理论，可以在其儿时经验中找到心理根据。他认为，曾常带弗洛伊德去教堂的天主教保姆的离开给他的打击最大，弗洛伊德一直有保姆再回来的幻想以及由此带来的失望，潜意识中有种对基督教的好感。他的反犹太教是与他对父亲的讨厌联系在一起的，而反基督教则与基督教中的反犹倾向不无联系。由此可以看出，弗洛伊德的无神论正是他本人的神经症的反映。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又称“弗洛伊德理论”（Freudian Theory），主要关注的是人的深层的精神，心理的特性、结构、生理机能和规律，故又被称为“深层心理学”。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论和潜意识理论被认为是他的主要贡献。他还清楚地阐述了人格结构中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关系，这极大地影响了后来人格心理学的发展，因而被认为是“现代人格理论的第一位大师”
。弗洛伊德对宗教的兴趣一方面根源于他对西方历史和文学的阅读，另一方面是他在某些病人的神经症中发现了明显的宗教观念和形象，他发现宗教是一个大有前途的研究课题。他致力于宗教研究的专著有三本：《图腾与禁忌》、《幻想的未来》、《摩西与一神教》。他在这些书中提出了一种完备的有关宗教的心理学理论，而且对更为正宗的心理学没有谈到的，如献祭、圣餐、宗教仪式和象征等有关宗教方面的内容，都给出了解释。不过，他的理论更多的是以宗教史、对原始宗教的人类学研究以及临床研究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心理学家所熟悉的经验的和统计的资料为基础，总体上是一种解释性的研究。下面就其主要观点作些介绍。
弗洛伊德对宗教心理学的第一个贡献是他在1907年发表的论文《强迫性行为与宗教实践》
，他在论文中认为，宗教仪式是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一种形式。这个观点成为他以后论宗教的著作中一个一贯的主题，表达了他对宗教起源的看法。他认为，宗教信徒的行为和神经症病人的行为非常类似，如二者都遵循一定的模式或仪式，如若违反就会有一种负疚或罪感；而这些仪式化的行为都与人的本能压抑有关：神经官能症产生于性本能的压抑，而宗教则产生于对利己主义以及对自我本能的压抑；它们都有创伤—压抑—潜伏—神经病爆发—“被压抑事物的回归”这样一个过程。因而宗教仪式被认为如神经病症状一样，是对压抑的突破，是内在心理张力的缓解，对个体有保护性作用。弗洛伊德认为，宗教就是一种产生于压抑的神经症，“整个人类的普遍的神经症”。
究其根源，弗洛伊德认为，它产生于儿童早年对母亲的性欲望（quasi-sexual desire）以及对父亲的敌意的压抑，即俄狄浦斯情结
，并且与罪疚和强迫倾向相联系，使人处于幼稚状态。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们后来在宗教中发现了所有种类的神经症倾向。
弗洛伊德不仅提出了这一使人震惊的观点，即把宗教与人的性本能联系起来，而且还用它解释许多宗教现象，并以此为其观点辩护。弗洛伊德在其自认为最好、也是最有名的论宗教的著作《图腾与禁忌》中，进一步阐述了宗教传统的起源过程。他借用了达尔文关于早期历史的猜测，即认为许多世代以来，原始人“群”（hordes）是由单个强有力的男性来统领的，这些统领独占所有的女性并赶走或杀死其他男性，包括他的儿子们，于是兄弟们联合起来杀死并吃掉了父亲，占有了那些妇女。后来兄弟们发现，这导致了一种强烈的罪感，并且可能导致社会组织的崩溃；于是为了补偿，一种杀死图腾动物的禁忌形成了——图腾动物曾是这个部落的象征，现在则象征着父亲，后来变成上帝。弗洛伊德认为，图腾动物和上帝两者都象征着父亲。他认为，与此同时也形成了另一种禁忌——禁止与组织内女成员发生性关系。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性本能。
弗洛伊德认为，那个被弑杀的既可爱又可怕的父亲受到哀悼，并且最后内化为超我。聚在一起吃喝是友谊和相互承担责任的象征，并且使参与的人感到像是亲属，如同血缘兄弟。他们还感到自己与牺牲的图腾动物和上帝是同类。这些事件的记忆被以后的世代所继承，并在原始图腾崇拜定期宰吃图腾动物的仪式中得到纪念。这种现象继续存活在以后的宗教中，如在对上帝的负疚、畏惧和对性的禁避中，在祭牲仪式或在基督教的圣餐（吃上帝）中，以及在赎罪——其结果是与上帝的和好中。弗洛伊德说，图腾崇拜的宗教产生于子女的罪恶感，是通过对父亲表示顺从以平息其情绪的一种努力。后来的所有宗教都可视为力图解决同样的问题。
在弗洛伊德看来，前述史前史中对父亲的谋杀，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每一个儿童注定要记得并且重演古时的人类历史，而在宗教中，人类也集体地注定要经历这一过程。所以，我们不仅在这一历史事件带来的强烈的感情冲击中寻到宗教的起源，而且在其产生的乱伦禁忌中，我们也看到了道德和社会契约的起源。因此，图腾和禁忌是后来一切文明的基础。
弗洛伊德关于宗教的最有影响的理论是认为上帝是父亲形象的投射，是“放大了的父亲”（the Exalted Father）。它来源于儿童早期关于真正父亲的经验；而上帝就像父亲一样成为人们需要的一种保护力量，不过它也是畏惧和罪感的源泉（1910年及以后的论文）。
这个理论是以俄狄浦斯情结为基础的。俄狄浦斯情结是弗洛伊德宗教心理学中一个关键性的概念。按此理论，4～7岁的小男孩与他们的母亲之间有一种性爱关系，并包括一种伴随性兴奋的幼儿性欲；他却被父亲这个可怕的对手所挫败，并产生一种可能被阉割的畏惧感。这种畏惧感最后通过对父亲的认同并将其形象内化为超我而得到解决。在儿童依赖父母并需要保护的长时间内，形成了一种对父亲的既恨又爱的矛盾态度。对父亲的敌意虽被压抑下去，却会留下一种负疚感。据说对女孩子而言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并有类似的效果，只是创伤要小一些，超我要弱一些，与正义的关联要小一些。
弗洛伊德认为，面对疾病和死亡，面对自然的强大力量和文明对个人的限制，成人个体会重新体验到一种儿时的无能为力，因而总是渴望有一种儿时的安全感，但实际上我们已不可能再拥有它。而宗教却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它在外部世界中按儿时的模式投射了一位上帝，以给予我们安慰，并奖赏我们接受文明施加的道德限制。所以，宗教说到底“只是投射到外部世界中的心理学……我们可以以此解释天堂的秘密和人的堕落，也可用此解释上帝、善恶、永生等”
。“人格的上帝，从心理学角度看，只不过是放大了的父亲。”
“对父亲的渴望，是一切宗教形式的根源。”
弗洛伊德认为，男性对父亲有更加深刻的既爱又怕甚至怀恨的矛盾心理，同样，对神明的那种既高度尊崇又十分惧怕的矛盾心理可见于所有的宗教。所以，在弗洛伊德看来，上帝并不是什么超越的存在，它只不过是世俗的父亲的放大和提升。这鲜明地表达了弗洛伊德的无神论态度。
弗洛伊德在《幻想的未来》一书中发展了他的无神论观点，他对宗教的功能进行了分析，并对宗教的发展前途进行了预测。他用其心理学中的投射（projection）概念来分析宗教的作用机制。投射是弗洛伊德防御机制中的一种：当遇到压力时，人的内在部分就会被投射并被看作像是外部的。弗洛伊德认为，人遇到的现实压力就是怕死、自然灾害以及社会问题，而被投射的则是父母形象和良心。宗教帮助我们应对苦难和无能为力。文明和文化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通过社会纽带、道德准则以及用内化的道德准则来阻止侵犯以保护弱者，从而使人类生活成为可能。弗洛伊德十分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世界造成的破坏，并认识到控制它的重要性。他认为，宗教隐藏着一些被遗忘的历史真理。以压抑为基础、以强迫与冲动为表现形式的宗教在抑制人的本能，尤其是人的暴力（倾向）、服务人类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弗洛伊德认为，对本能的否定是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的基石，而宗教是人类成长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然而，弗洛伊德不相信宗教最后能拯救人类，也不相信它的存在有其最终的合理性。他在《摩西与一神教》中，用精神分析的理论重新解释摩西和犹太教的历史，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所有宗教的诉求，如关于上帝与拯救者的说教、关于奇迹和选民的论断以及来世的希望等都是空的，没有任何证据。他认为，宗教是迷信，描述宗教信仰的最好的词是“幻想”（illusion），其主要特征就在于，我们充满深情地希望它是真的。但它不能通过科学方法的检验，而只依赖于信仰者的直觉和感情。弗洛伊德带着当时时代赋予的科学的进步观指出，文化是进步的，理智注定要取代情感，宗教将随着我们向科学的理性时代迈进而消失。
弗洛伊德用本我、自我、超我、心理性学阶段、意识、前意识、潜意识、焦虑和防卫、压抑和投射、性驱力和俄狄浦斯情结等独创性的概念建立起一个心理分析的模型，并开创了一个学派。他使潜意识心理成为人类的文化共识，这一发现被认为是对人的崇高地位的第三次致命性的打击。
他的宗教心理学理论也几乎具有同样大的影响。他对信仰背后的人格结构中的动力因素的分析，使宗教心理学拥有了一种独特的洞察力。他对宗教的否定态度并不影响其洞察力为那些对宗教持同情态度的人所用。如荣格、弗洛姆、埃里克森等与精神分析学派有关的著名宗教心理学家，都曾受到他的直接影响。他们也用一种心理动力论和心理发展的观点来分析宗教。而且，后来的许多自我心理学家以及对象关系（Object-relations）理论家也受其启发，尝试从人格因素与宗教的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宗教现象。弗洛伊德代表一种解释性的研究路线，即通过对信仰的心理分析和对宗教传统的历史考察，力图对宗教的一切内容（如观念、行为、仪式、情感等）做出系统的心理学解释。我认为他的这种解释是前后一致的、在当时也是成功的。他的独特贡献不在于指出宗教是幻想、是心理投射，这种观点在其前辈休谟、费尔巴哈那里早已提过，而在于指出这一幻想的动机（motivation）源于儿童早期的本能被压抑的历史，是最基本的性的本能。正如帕默尔所说，他的影响不是来源于他的观点和结论，而在于他为其观点找到的丰富的证据。
弗洛伊德深受那个时代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的影响，用一种生理学的决定论和还原论的观点来分析人的心理、来解释宗教现象，同时用一种类比的方法、象征的语言来揭示个人心理和人类历史文化（包括宗教）之间的关系。他不相信宗教本身是独立的实在，认为它只不过是其他事物的呈现和表达，所以要引导人们去发现隐藏在宗教背后的更为深层的实在。他用怀疑的眼光和无畏的精神开辟了许多新的领域，揭开了很多谜底，虽然他的许多结论性观点都很难用科学方法证实，但对宗教心理学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当然，弗洛伊德的某些观点也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例如，上帝是父亲形象投射的观点，得到了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宗教实践中存在性的象征的观点也得到部分支持。
心理学家阿盖尔认为，不仅如此，弗洛伊德的某些解释和观点不失为开创性的尝试，如杀死父亲的理论对宗教献祭给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用精神分析的性象征理论来解释某些圣经故事等。
他所探讨的许多宗教主题，都是所谓主流的实证心理学不愿去碰的。但在他之后，却引出了很多实证性的研究。
与此同时，弗洛伊德的宗教心理学也遭到了很多的批评。正如他的宗教学说与他的心理学是连在一起的，批评他的宗教论断同时也要批评他的心理学。虽然精神分析已被我们的文化接受为一种有关心智的科学，但还是有人不停地对他的心理学的普遍假设提出批评。有人认为他的性本能和俄狄浦斯情结缺乏普遍性的根据，荣格就反对把一切归为性的决定论，并因此与弗洛伊德分手。另有人批评他的心理学过分强调了儿时经验的影响，而且所谓幼儿性欲也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还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弗洛伊德标榜为“科学”的精神分析缺乏科学的方法来对其加以检验，他的“科学”的核心——人格理论和神经症理论建立其上的原则是通过类比和推论得出的，因无法证实和证伪，所以谈不上是科学。
弗洛伊德的宗教观也遇到了类似的批评，他的许多结论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来检验。
他的所谓一般的宗教理论来源于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考察，只适于解释一神论的宗教，其中俄狄浦斯情结以及上帝是父亲形象的投射的观念显然不适于用来诠释多神的或无人格神的宗教。而且他的类比的方法也值得怀疑，他将宗教与神经症加以类比，将个体成长与人类整体的发展加以类比，将个体记忆中的儿童早年的创伤与人类群体“记忆”中的古代的谋杀加以类比，这些是他的宗教观的核心基石，但我们却找不到如此相异的两者间的逻辑联系。
另外，也有学者提出，他在《摩西与一神教》中对早期犹太人历史的重构缺乏历史学和圣经考古学的证据；而人类学家施米特（Wilhelm Schmidt）、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等认为，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有关原始人群中存在儿子们杀死并吃掉父亲的观点纯粹是种臆测。
他明显的男性的上帝观也遭到了女权主义神学家戈登伯格（Naomi Goldenberg）的批评。
他的终身好友、新教牧师和正宗的精神分析师费斯特（Oskar Pfister）代表了另一种批评意见，认为弗洛伊德只是选取了宗教中相当有限的部分——对父亲—上帝的信念以及重复遵守仪式的实践——并把它当作是全部的宗教来对待；事实上，的确存在着满足愿望与强迫冲动模式的宗教。但问题是弗洛伊德只考虑这种模式的宗教，是片面的或者有选择的。他显然忽视了宗教形式的多样性以及宗教特征的复杂性，正如存在着幼稚的、病态的宗教，同样也存在着成熟的、健康的宗教。
出自精神分析阵营的对象关系理论家们也对弗洛伊德提出了批评。韦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等人认为，弗洛伊德把宗教看成幻想，并认为幻想与实在相冲突是错误的。幻想是幼儿成长并与对象世界建立联系所必须借助的手段，它使人的内在世界与外在的对象世界联系起来。不管它是真是假，我们能够生活下去，它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上帝就是这样一个对象。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提到，时至今天，弗洛伊德认为宗教将被科学代替的预测并没有变成现实。事实上，进入21世纪，科学有了极大的发展，却也因此带来恶果，然而宗教不仅没有消亡，还有复兴之势。这使我们看到，弗洛伊德的理论固然伟大且充满了洞见，但也有其时代的局限。他的“正统”思想的许多方面在新精神分析学派那里得到了修正，弗洛姆就是一位杰出代表。
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通常被归类为“新弗洛伊德”（Neo-Freudian）学派的成员，虽然他自己并不承认。
新弗洛伊德学派被认为是在精神分析与社会心理学之间建立起联系的学派。弗洛姆的思想体系是建立在“人本主义的精神分析”（Humanistic psychoanalysis）基础上的。人本主义的精神分析的重点指出，人类的基本需求并非植根于其本能，而是产生于人类生存的特殊情境，在于寻找人和自然新的关联性的需求——当人丧失了其在演化成人类以前与自然的原始关联性之后，这种需求更为强烈。弗洛姆虽然对弗洛伊德学说有所批评和修正，但他仍肯定弗洛伊德学说的价值，包括它的方法论、发展的概念、潜意识等。
1900年3月23日，弗洛姆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父亲是一名酒商，性情急躁而喜怒无常，母亲的气质则倾向抑郁，弗洛姆为独子，因而对人的性格感受极深。他曾忆及他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发生兴趣的潜在原因：在他12岁那年，他家族中的一位朋友、一位年轻的女画家因弗洛姆父亲之死而自杀，并留下遗言要与其同葬。这位女画家曾订婚又解除婚约，只因她不愿离开弗洛姆鳏居的父亲。
弗洛姆的家世为犹太律法师后裔，家庭宗教气氛浓厚，这无疑影响到他日后对宗教问题的兴趣。弗洛姆在法兰克福大学和慕尼黑大学修习社会学和心理学。1922年获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第二年入慕尼黑大学研究精神分析，并在柏林精神分析学院完成精神分析的正规教育。1925年，他加入弗洛伊德创办的国际精神分析协会。1933年，赴芝加哥大学精神分析学院讲学，第二年加入美国籍，后任教于美国多所大学。1949年，弗洛姆迁居墨西哥，1951年任墨西哥国立大学医学院精神分析学院教授，1955年任系主任。
弗洛姆曾三度结婚，第一次在他26岁时，后两次分别在44岁、53岁。弗洛姆身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都肇始于德国，战争的惨痛使他对人性投注更多的心力予以剖析。1957年，他积极协助成立“健全核子政策组织”（The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a Sane Nuclear Policy），他主张“为和平而奋斗是维护健全之道”
。1980年80寿辰前夕，他在瑞士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弗洛姆受到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影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方法以及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为他提供了思想资源。虽然弗洛姆在20岁左右的时候放弃了其犹太教的信仰
，但他在大学所接受的宗教教育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特别受到希伯来圣经中先知传统及其叙述中的怜悯与人类拯救的希望的感染。他试图揭开宗教幻想的尝试来自弗洛伊德的遗产，而他对为释放人的力量而对革命的可能性的强调则源自马克思。在弗洛姆的著作中，与存在主义现象学的紧密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弗洛姆从“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观点出发，就人的状况与人类的改造所需要的措施撰写了大量著述。他在《精神分析与宗教》
一书中特别论述了宗教问题。其他涉及宗教问题的著作主要有：《拥有还是存在》（
To Have or To Be
，1976）、《基督的教条》（
The Dogma of Christ and other Essays on Religion，Psychology and Culture
，1963）、《禅与精神分析》（
Zen Buddhism and Psychoanalysis
，1960）
等。
弗洛姆著述的中心主题是：人实现他们与生俱来的潜能并获得完全的自由与意识的能力。弗洛姆称自己为“激进的人文主义者”，认为在宇宙中还未发现有优越于人类生命的力量。他明确地说，“在人以外没有灵（精神）的领域”，人的生命之上没有上帝。
生命中唯一可发现的意义，就是人所赋予它的意义。弗洛姆虽然是一位如此公开声明的无神论者，但他发现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非常普遍。他说，人们有着深深地植根于克服他们与自然分裂的强烈的宗教愿望。人本属于自然，但又由于意识的缘故而超越于它。在他看来，宗教是解决人生这一矛盾的尝试，但并非所有的宗教都是相同的。弗洛姆认为，在构成概念体系的基础之中，权威主义和人文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他尤其将人本主义的宗教同权威主义的宗教区分开来。他认为，人本主义的宗教包含着释放所有人的力量的承诺以及一个人们能够趋同（变成为）上帝的象征；而权威主义的宗教则需要对外在权力与权威的服从，以及拥有一个希冀对其盲从的超越一切的上帝。弗洛姆说，我们必须与我们珍爱的幻想、偶像以及意识形态决裂。为达到这个目的，弗洛姆从探究作为思想体系基础的人的实在与现实出发，以期找到通向自由的路径。
弗洛姆把精神分析与20世纪的社会心理学思想结合起来，以此对人在当代的情境进行分析。他认为，人本是自然的一部分，要遵守自然的规律。但自从人有了自我意识、理性和想象后，原来作为动物与自然的和睦关系就被打破了。我们还是它的一部分，但同时又超越于它，打破原来的与自然一体的状态的代价是，我们感到无家可归的焦虑并认识到自己生命的有限。生存本身变成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弗洛姆从人的当前状态出发，谈到了它与宗教的关系。
弗洛姆认为，人的本性分裂表现在几种生存的二分状态：有生命的存在，但最后要死亡；承认人有无限的潜能，但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实现；在广袤的宇宙中有一种根本上的孤独感，同时又与他的同类相连。他认为这种生存的二分状态是人永远无法解决的。为了避免最后的疯狂，个人需要一种人生的取向结构（frame of orientation）和献身的对象（object of devotion）。他认为疯狂是人的一种特别的危险，它是人无根、无助和孤独的经验的结果。人们普遍共同的一个取向就是屈服于强有力的领导人，如牧师、国王或上帝等。他们被认为既有智慧又一心为了大家的福利。而为了满足内心深处与超越于己的世界相联系的感觉需要，人们总是要找一个热爱献身的对象，并且常常是再次肯定儿时经验的“原始的联系”（primaryties），即与父母的关系，与土地、与祖先、与种族及更为复杂的社会的关系，与宗教、民族和阶级的关系。他认为，正是为了回到自然，屈服和依赖于有权威的人物，从而感到与世界的和谐，人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人的理性、爱、创造等能力的全面的发展受到了阻碍。
在弗洛姆看来，《圣经》里人类的堕落和从伊甸园中被逐正是象征性地描述了人的背井离乡的状况。伊甸园中，亚当与夏娃以动物的方式“与自然是一体的”。他们与“血液与土壤”混乱地联系在一起。亚当挑战上帝的权柄，偷吃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子。这被认为标志着人类自由与自我意识的开始。弗洛姆说，通过悖逆，人的生命与自然的关系被斩断，开始了其个性化的历程，而我们原初与自然的和谐也丧失了，冲突与痛苦逐渐取代了和平的、无忧无虑的存在状态。类似于亚当与夏娃的堕落被认为标志着人类异化的开始。他认为，世界上大的宗教对生命的目的与生活的标准阐释大体是相同的：真理、痛苦的减轻、自主、责任、人们爱与理性力量的释放以及普遍意义的我们更高的本质的（灵魂）的发展
；但我们今天的目的和标准已不同，是一个充满了精神紊乱和混乱的时代。人的异化带来了精神的病症，精神分析师就是要对人的精神或灵魂进行医治。
弗洛姆说，人类最为热切的愿望就是回归自然，回归宁静的、舒适的、不因为我们的悖逆以及相应的意识增长而被迫放弃的家。我们最希冀的，就是放弃理性、自我意识以及选择。我们希冀回到子宫里去，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中。弗洛姆认为，正是在人寻求更新的统一与平衡的处境中，宗教有了它的地位。为了达成新的完全，去寻找超越于我们自己的献身的对象，如一个观念或一位神，就是一种我们需要平衡的表达方式。他认为，人丧失了自己的本能，就需要一个可全心侍奉的对象，使它能够为我们的奋斗与价值体系提供聚焦的对象。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献身的对象”来整合我们的“能量”，来超越我们隔绝的存在，去获取生命的意义。
因此，对宗教的需要、对一个“取向框架与侍奉对象”的需要，是我们人在目前这种不平衡的存在中固有的。弗洛姆说，在人的生命中，没有任何事物如同宗教需要一般有力、强大。我们要么献身于对权力与毁灭的崇拜，要么献身于“理性与爱”。
弗洛姆认为，对西方人来说，“宗教”一词意味着一位统治宇宙的神。但有的宗教，如佛教、道教和儒教就没有这样的一位神，而当代的权威主义虽然不叫宗教，但从心理学意义上说它起着宗教的作用。因此必须赋予“宗教”一个广泛的定义，以便容纳诸如此类的宗教。他认为，宗教应定义为共享的、赋予它的追随者以“取向的框架以及一个对之奉献身心”的任何思想与行为体系。
弗洛姆说，根据这个定义，所有的文化都有一个宗教。宗教需要，按照他的观点，深深地植根于人类存在的本身，是堕落的直接结果，也就是说，是人类意识与自由出现的结果。
弗洛姆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理想，都有比食物与居所更多的需要。拥有理想是不可避免的。每一个人都是理想主义者，因此，每个人都有宗教需要。问题是，人们是否拥有具有真正质量的宗教。所崇拜的是树木、金钱、自然或神？我们的宗教生发爱还是毁灭？它在我们寻求新的和谐的过程中，是帮助我们前进，还是损害我们的力量？这些对弗洛姆来说，才是真正的问题。弗洛姆指出，宗教普遍性的事实，证明了在人的存在中有着对拥有一个取向框架以及一个侍奉对象的与生俱来的需要，这也就是宗教实在的证明。弗洛姆同意弗洛伊德的看法，认为神经病与宗教有某种联系，它可以被视为是个人的宗教，一种向原始宗教性的倒退。根据弗洛姆的观点，生活的根本目标是独立、爱、真理以及一个富有成果的存在。精神上的神经症患者显然没有取得这些目标。任何丧失人生目标的人都被认为是患上了一种精神上的神经症。弗洛姆说，如果人们缺乏对世界的一个近似正确的希冀，他们就会在宗教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幅图画，他们会尽全力紧抓住它不放。
弗洛姆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的宗教需要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现代社会大量流行的是偶像崇拜，在那些声称是一神教的宗教里，也是如此。还有如对权力、成功以及市场的崇拜，也是强大而明显的形式。除了这些集体形式的偶像崇拜宗教外，还有许多个人种类的原始宗教形式，许多以精神病或神经病的面目出现，我们也可以赋予它们宗教的名称，如祖先崇拜、图腾崇拜、仪式崇拜、拜物教等。但弗洛姆认为，在众多的形式中，可以区分为两种基本的类型：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的宗教和人本主义（humanistic）的宗教。
弗洛姆认为，我们不能在普遍的意义上谈论宗教，而必须要区分宗教的形式，即权威主义式的与人本主义式的宗教。这种区分打破了有神论的与非有神论的宗教的划分。所谓权威主义的宗教主要是指，对某一“更高的”被视为是控制人们的力量的顺从与崇拜。其首要的美德是顺从，最大的罪是悖逆。
人们相信某物，是因为权威这样告诉他们。在权威主义的宗教里，上帝是所有的事物，是权力、力量以及统治的象征；而与此同时，人却如无物，他们贫穷、毫无权力可言，更谈不上有什么重要性，只有借着对拥有完全与绝对权力的上帝的交托来获取能力。这种服从说是可以使人从孤独与有限中逃离，并提供给人一种保护与安全，也一定程度上使人从困境中解脱并得到一些安慰。但是，借着顺服，自主、正直、诚实与完整也交托了。弗洛姆说，权威主义的宗教的心绪是悲哀与负罪感，它的理想常常是抽象的、远离现实的。为获取“死后的生命”或“人性的未来”，人们拒绝了现世的幸福。
弗洛姆认为“投射”是权威主义的宗教的主要因素。
爱、真理与公义的力量本是刻画人的适宜范畴，然而在权威主义的宗教中，这一切都被视为是上帝所独有的；我们人原初所独有的——人类理性与爱的力量——被投射到上帝的身上。由于所有有价值的事物、人生最优秀的经历都被视为是上帝所独有的，实际上所存留于人的已是无物。
上帝愈是强壮，人就愈是软弱。上帝其实是一个偶像，是我们创造的结果，我们将我们所有的力量都投射到他的身上，然后又顺从他，以一种异化的方式与我们自己发生关系。
弗洛姆进一步认为，同样的“投射”过程也发生在世俗的权威主义的宗教之中。只不过那是一位被唯一赋予所有最优秀的素质的政治领袖，不是上帝而已。在他看来，权威主义的宗教代表了人的异化。我们把原本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投射到上帝或权威身上，然后又通过完全地交托自己去与同我们分裂与投射出去的部分发生关系。这样，我们完全处于一种依赖状态。弗洛姆说这种自我中的异化使我们变得糟糕。我们不相信我们自己与他人的能力。我们缺乏对自己去爱去思考能力的经验。所有这一切的最终结果，使我们感觉如同罪人，要请求上帝的宽恕。上帝被举的愈高，人的地位就愈低。我们越是颂扬上帝，我们的地位就越是低下；越是低下，我们的罪就越大，就更是需要赞美与颂扬上帝；我们越是赞美，我们就……我们因此循环往复愈来愈异化于我们自己，愈来愈难以发现我们自己。
弗洛姆说，当一个小的群体征服大众的时候，那些被征服的人们就无法感觉到自主与力量。他们的宗教因此就有着权威主义的特点，不管所崇拜的是上帝还是另一个人。因此，人们的宗教经验是有赖于社会结构的。而且，当宗教与世俗力量结盟时，它就成为权威主义式的宗教。恨与不能宽容他人是对“顺从的补偿”，这一点正是权威主义的宗教的核心。
弗洛姆认为，人本主义的宗教与权威主义的宗教形成鲜明对比，它以人的生命、它固有的力量及能力为中心。人被视为能够在人的理性的力量以及自己把握其存在的意义的能力中，在他的潜能、他的有限中成长。
我们爱自己、爱他人以及爱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的能力也会增长。在这种宗教中，人们通过思想和爱感到与世界的关联，并因此经历着自己与万物的合一。在人本主义的宗教中，人是要获取最大的力量，而不是要变得最软弱；其美德是自我实现，而不是贴服；信仰的获得是基于思想和情感，而不是权威者的提议；主导的情绪是一种欢乐而不是悲伤和负疚。弗洛姆认为，当个体自由并为他们自己负责的时候，人本主义的宗教就被认为是进入繁荣的状态。
弗洛姆说，当人本主义的宗教以有神的形式出现时，上帝就成为我们可能成为或应该成为的更高的自我的象征，它是我们在各种力量的成长中不断接近的理想。人本主义的宗教的目标是“克服自我本位式的自我的局限性，获得爱、客观、谦卑的生活，从而使生活本身成为生命的目的，而人实现他潜在的可能性”。虽然这种宗教的因素在西方和东方都明显存在，但弗洛姆认为，道教和佛教，因为它们没有那种超越的“父亲—救主”的观念，所以更具合理性和现实性。弗洛姆尤其推崇佛教禅宗。
弗洛姆不仅对宗教进行了分类，而且对信仰也进行了区分。他认为信仰有两种模式：作为存在的信仰（faith as being）和作为拥有的信仰（faith as having）；而信仰作为人的性格特征，又可分为两种：理性的与非理性的。
弗洛姆认为，所谓信仰的存在模式（being code）是指不以事物为中心而以经验为中心的信仰；它原初不是一套信念，而是一种内在的取向和态度。不管是朝向我们自己、他人或上帝，我们就在信仰之中。而拥有模式（having mode）的信仰是指，为了生存的需要，中心目的是获取并拥有个人财富，或者是他人、荣誉和知识等非物质性的事物，并以此作为我们的自我的信仰。由于拥有模式的信仰根源于权力和侵略并排除别人，它培育的是贪婪、嫉妒和暴力。而存在模式的信仰，是一种自由地和有目的地运用人的力量和天赋去行动，它具有一种与他者融和的需要和力量，因而代表着自我超越、成长、无私、兴趣和爱等品质。
弗洛姆说，因为信仰的这两种倾向，即存在的和拥有的，都出现在每一个个体中，所以社会的价值和形式，即是以人为中心还是以物为中心，将决定何者成为主导方。存在模式意味着人“活着以及与世界真实的联系”，拥有模式意味着占有与拥有，意欲使每个事物、每个人、包括自己，成为他或她的财产。后一个取向，以对钱财、名誉与权力的贪婪的形式出现，被视为支配着西方工业文明。
弗洛姆以此为理论来解释圣经故事，他认为在耶稣受试探的故事中，耶稣和撒旦正好代表了这两种对立的原则。撒旦代表着“物质消费，掌控自然与人类的力量”；耶稣代表着“存在”，代表着“非拥有的观念是存在的前提”
，耶稣是“爱的英雄”，是“存在、给予的英雄”。同样，他说，佛也发现“拥有、希冀与消费使人不幸”。
弗洛姆更多的是将信仰看作人的性格特征，而非对某事物的信念。
从这个角度，他将信仰分为两种：理性的与非理性的。理性的——人本主义的信仰是一个“基于富有成效的智力与情绪活动”的强烈的信仰，是“基于个人经验”的对信念的确定。它是基本的遍及整个人生的态度，它使人能够积极地面对现实、丢掉幻想。例如，科学就是以远见——科学的预测为先导的，并非是盲目的。科学史充满了对理性的信仰。理性信仰的基础是具有创造性以及对我们自己的力量与能力的经验。
非理性的信仰，相比之下，被认为是相信某物，它可以是通过一个“情绪化的对非理性的权威的顺从”，而非通过个人的经验产生的“一个人、一个观念或象征”。
这种信仰是植根于顺从的盲信，它的一个例子就是对独裁者希特勒的信仰。弗洛姆说，权力与理性的信仰是相互排斥的。一个宗教，即使诞生在理性的基础上，当它逐渐地开始依赖权力的时候，也就开始了其瓦解的过程。弗洛姆说，没有信仰的人无法生存，问题是这个信仰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
弗洛姆对包括宗教仪式在内的人的礼仪活动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精神分析已经看到了强迫冲动性植根于潜意识。但当我们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待宗教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宗教仪式与强迫冲动性之间的相似性。不过，礼仪并不总是展示精神病的强迫冲动性的事实。虽然弗洛姆认为非理性的礼仪的确是基于压抑以及它的回归，但他认为，理性的礼仪也是存在的，并且这些礼仪与压抑毫无关系。他说，在所有的宗教里，礼仪是极为重要的因素。我们人类有着在与他人共享的行为中表达我们宗教信仰的需要。礼仪被定义为共享的行为，它表达了植根于共享的价值观中的努力，是思想的象征性的表达，是用行动表达的情感。弗洛姆强调，理性的礼仪并非抵制被压抑的愿望的防御机制，而是要表达有价值的努力。理性的礼仪中没有强迫冲动的特点，这一点得到“省略理性的礼仪并不会导致焦虑”这样一个事实的进一步证明。
谈到宗教经验，弗洛姆把它看成是人的而非超自然的经验，是某些思想体系的基础并为它们所共有，无论它们是有神论的、无神论的或反有神论的。他认为，那些宗教神秘主义者经验了人类力量的实在以及人类与上帝的基本的相同之处。神秘的经验因此导致对人类力量的确定，对人来说，上帝是一个象征。此外，神秘主义者已经看到，上帝需要我们正如我们需要上帝一样。弗洛姆视神秘主义宗教经验并非是与理性相冲突的经验，而是宗教思考中合理性的最高发展。他认为，在不同的思想体系中，宗教经验的核心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用以表达的言语和概念。但我们有必要区分植根于精神疾病中虚假的宗教经验，与以与神合一及爱为中心的健康的宗教经验。
弗洛姆说，神秘经验有几个共性：现实面前的敬畏；对生命意义的关切；对“明确的价值等级体系的”经验（最高的价值是我们人类理性的力量、爱、同情以及勇气的理想的发展）；使人们放弃“自我”、贪婪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惧；一个内在的“一体的态度”，它包含着全人类，所有的生命，甚至整个宇宙。他认为，在这种经验中，个体性并未丢失，人们完整的个体存在感与全体感同时存在。弗洛姆认为宗教经验正是源于个体性与全体性的两极之间，经验是骄傲与谦卑的经验。
弗洛姆也非常重视心理治疗与宗教经验之间的平衡关系。他说，在心理治疗中，人们的任务是使单独的自我在潜意识中与他自己（或她自己）被撕开来的部分相遇。这正是所有宗教经验追求和感受到的。他对潜意识的看法与弗洛伊德不同，认为其中包含着最好的与最坏的事物，我们必须不带恐怖与敬畏地、适度谦卑地与我们自己的另一部分接触。
在弗洛姆看来，所谓宗教经验指的是人类爱与理性的能力完备的发展而获得的共享的与世界合一的经验。而婆罗门、道、涅槃或上帝只不过是我们用以指称这种经验的词语。“上帝”对弗洛姆而言，是人本主义中最高价值的诗一般的表达。它代表爱、真理以及公义，作为人的实在，是苏格拉底、耶稣、佛以及以赛亚等思想与哲学的基础。顺从权柄、缺乏爱以及对人生命的尊重作为人的现实，被认为是约翰·加尔文神学以及权威主义（独裁）政府的基础。当宗教的教训使信众自主、幸福、自由时，弗洛姆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些教训是出自根基的爱；但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宗教的教训导致软弱、奴役以及不满，那么就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即这些教训并非出于爱，无论在它的说教中有多少是关乎爱的。
弗洛姆并不像弗洛伊德那样认为宗教会被科学所代替，也没有将自然科学视为是对宗教情感的威胁。但他的确看到了在当代日常的行为模式中对人本主义的宗教的威胁。
他认为，现代人停止了在他们的内在中寻找生活目的和追求，而是使他们自己进入经济机器的齿轮中，成为一件谁出标最高就卖给谁的商品。弗洛姆说，当成功成为最高的价值时，人们或许继续声称他们作为基督徒的理想——爱、真理与公义，他们可能以为他们在崇拜上帝，但实质上他们在崇拜一个偶像，真正的目标在市场上，声称持有宗教并不使人具有宗教的信仰。
弗洛姆说，非常不幸的是人们花费太多的时间去证明上帝的存在，而不是花在更为根本的人们的态度与见解上。对于上帝存在的讨论，是典型地沉沦于词语的争论，这些争论以使人们分裂而告终。经验的临在不被重视。弗洛姆认为，专注于上帝的存在实际上会妨碍人本主义的宗教态度与见解的发展。他认为，停止关于上帝的争论，在揭掉当代偶像崇拜模式的宗教的面具中联合起来的时刻已经到来。因为许多人说他们相信上帝，实际上他们是在搞偶像崇拜。与此同时，许多无神论者却将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人民，因此表现出一种深深的宗教的态度。弗洛姆认为，真正的冲突并不在无神论与有神论之间，而是在人本主义的见解与偶像崇拜的见解之间。偶像崇拜就是偶像崇拜，无论它以何种形式加以伪装，无论言语何等壮丽辉煌。偶像崇拜是一种态度，任何事物都可被转成偶像：科学、雕像、其他人的观念、国旗、旗帜或母亲。
我们看到，弗洛姆对宗教的看法，已与弗洛伊德大不相同，这不仅表现在他对宗教有正面的观点，认为是人的普遍的需要，对人的成长有利；而且他完全抛弃了宗教与性本能有联系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不再只从个体的本能中寻找原因，而是从社会的取向来分析宗教。不光重视生理学的观点，而且同时强调文化和社会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这是新精神分析学派与弗洛伊德的一个最根本的区别，这在弗洛姆对宗教的分析中表现得异常明显。弗洛姆另外的贡献，在于他用其心理学理论对宗教历史的大量文献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这包括世界上的各种他认为有宗教性的传统。而且作为激进的人本主义者，他有鲜明的伦理态度和价值判断。在形式上，他和弗洛伊德都对宗教持批判的态度并对人的未来有一种乐观的看法，然而实质上他们又有明显的不同。弗洛伊德否定的是整个宗教，寄人类的希望于科学；弗洛姆否定的只是偶像崇拜，赞颂他认为的真正的宗教，而且要发展和建设一种人本主义的宗教，认为这是人真正获得自由的途径。虽然弗洛姆不否定科学，但他将人的命运寄希望于人性的充分发展。作为精神分析师，如果说弗洛姆重视对个人精神病症与心理的治疗，他更看到我们患病的社会对人的影响，而各种病症又以宗教的形式表现出来，他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弗洛姆为什么能从一个精神分析师转变成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改革思想家。
伍尔夫说，弗洛姆的宗教理论，特别是他有关宗教各种类型和形式的区分在宗教心理学中并没有引出多少实证的研究，但是也有人通过对群体宗教性的调查，验证了他的类型学，结果是他的理论得到了部分支持。
但弗洛姆的宗教心理学观点正如福勒批评的那样，有过多的形而上学的因素，而“在心理学中，形而上学是无地位可言的”
。而且，弗洛姆对宗教的定义也是模糊的，根据他的定义，似乎每个人都是持有宗教信仰的人。这当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但他对弗洛伊德学说的纠偏和发展，奠定了他在精神分析学历史上的地位。如果说弗洛姆对精神分析的矫正有些远离它原本的立场，过于哲学化，那么另一新派的代表埃里克森则固守精神分析的模型，使这个学派在宗教研究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并对宗教心理学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弗洛姆被正宗的精神分析学派视为反叛者、圈外人的话，埃里克森则属于圈内人，他作为从德国移民到美国的儿童精神分析师，被认为是这个学派在20世纪中期的中兴人物。在精神分析的修正和发展者中，他可以说是最杰出的，他的作品不仅在专业领域，而且在大众读者中受到最广泛的欢迎。而且这个圈子中也没有人如他那样对宗教和伦理问题感兴趣，并如他那样受到神学界和教牧界的热烈接纳。伍尔夫认为，他对宗教心理学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作为自我发展的毕生理论（life-span theory）的发明者和现代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的创建者，他为理解个人信仰和历史传统奠定了广泛的基础”。
埃里克·洪伯格·埃里克森（Erik Homburger Erikson，1902-1994）1902年6月15日出生在德国，其父母都是丹麦人。在他3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卡拉改嫁德国的儿科医生西奥多·洪伯格（Theodor Homburger），这也使得埃里克森生活中有了三个同母异父的妹妹，埃里克森就在这个家庭里作为继子长大成人。据传记作者分析，洪伯格对埃里克森不错，但其亲生父亲却成了一个永远的谜。他自己在青年时的身份认同危机使他对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产生了研究的兴趣。埃里克森的母亲和继父都是犹太教徒，但在埃里克森的著作中很难发现受犹太教影响的痕迹。相反，他对基督教和基督徒更感兴趣。如果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受到什么宗教影响的话，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的神秘主义。例如，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和安吉纳斯·西勒西斯（Angelus Silesius）的作品在当时的南部德国非常畅销。埃里克森曾提到，他在青少年时期读过神秘主义作品
，后来埃里克森在对宗教作心理描述时，从这些神秘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一些概念。埃里克森自小表现出对古典语言、文学和历史的强烈兴趣。这种早期的人本主义倾向，在其后对自然主义倾向过浓的精神分析的批判中得以显现。
埃里克森1920年中学毕业后，并没有上大学，而是成为一个“流浪艺术家”，周游欧洲。他深受欧洲生存主义哲学的影响，特别受到克尔凯郭尔和保罗·蒂里希的影响。1927年，埃里克森受邀到维也纳的一所属于精神分析团体的私立学校任教。1930年他与当时也在那所私立学校任教的琼·谢尔森（Joan Serson）结婚，后来有了三个孩子。生活在维也纳精神分析的学术环境中，埃里克森很快对精神分析本身发生了兴趣：不久他就在安娜·弗洛伊德带领下加入进来。1933年，他从维也纳精神分析研究所毕业，成为一名儿童分析师，并被接纳为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常规会员。像他这样没有正规大学学位的协会成员只有少数几个。
埃里克森对弗洛伊德个人极为钦敬，并一直视其为学术之父。弗洛伊德对埃里克森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对艺术、文化和哲学的兴趣，以及现象学和文学的研究方法上。在《生命历史和历史时刻》一书中，埃里克森写道：“坦率地说，按照19世纪的物理主义比科学更具科学性的说法，我一直怀疑（也许我对这些事情并不真正理解）精神分析学说中那些最为科学的东西，尽管我懂得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为了从哲学和神学中解放出来，别无选择而不得不试着以那个世纪的科学意向来思考。但是，弗洛伊德的现象学和文学方法似乎反映了潜意识的真正创造性，其本身即是一种成就，否则精神分析理论对我来说并没有多大价值。”
纳粹主义的兴起使许多犹太人移民。1933年，埃里克森曾想回祖国丹麦，因受挫而去了美国。不久他便在波士顿开业，成为一名儿童分析师。他在从事临床工作的同时，还进行美国文化的研究。此后不久，埃里克森相继在剑桥、哈佛、耶鲁工作。1939年埃里克森奔赴加利福尼亚，加盟精神分析学院和芒特·蔡恩（Mount Zion）医院，二者都在旧金山。也在这一年，埃里克森加入了美国籍。20世纪40年代末，埃里克森被聘为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但不到一年，因为他拒绝在要求全体教职员工反共的忠诚宣誓书上签字而离开。这之后，1951年他来到奥斯汀·里格斯中心（Austen Riggs Center），这是位于马萨诸塞州斯托克桥的一个残疾青少年矫治中心（1951～1960年，他是这个中心的高级工作人员）。正是从这时起，他工作的重心开始从儿童转向青少年，并结合自己的感受
，开始研究“身份认同”（identity）问题。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埃里克森集中撰述了身份认同危机问题，如《童年与社会》（1950）、《青年路德》（1958）、《身份认同与生命周期》（1959）、《身份认同：青年与危机》（1968）等。
1960年后，他被聘为哈佛大学人文发展学教授。埃里克森越来越对社会、哲学和宗教问题感兴趣，并选择路德、甘地、杰斐逊、爱因斯坦和耶稣等“伟人”作为研究主题。美国的学术氛围使埃里克森从一个儿童分析师变成为一个文化哲学家。他广泛吸取当时各种学科的成果，从心理学角度对自我（ego）进行研究，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他强调，一切心理发展中有一种最根本的心理社会（psychosocial）特征。在他的所谓的心理历史（psychohistorical）著作中，特别是那两部心理历史传记——《青年路德》和《甘地的真理》（1969）中，埃里克森阐述了一种从心理学观点研究历史和文化的方法。埃里克森研究兴趣广泛，一生著述宏富，直到1994年5月12日离开人世，有近20部著作出版。虽然他的主要概念和思想都与宗教有关系，但《青年路德》、《甘地的真理》和《游戏与理智》（1977）却是他在宗教心理学方面最为重要的三部著作
；此外《加利利的讲话和“我”之感觉》一文
，也值得重视。
埃里克森的心理学深受弗洛伊德和詹姆士的影响。埃里克森继承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精神，接受了他的基本方法和某些核心概念。而詹姆士强调实在的多样性，强调内在精神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强调诸如个体中主体性的参与及主体的重要性，这些都对埃里克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埃里克森在心理学上最有影响的贡献是他对身份认同（identity）的独特研究，并提出一种人格发展的模式理论——生命周期理论。他认为，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自我身份认同的获得。所谓的自我身份认同，是指人的自尊逐渐生长成为一种信念——认为自我能将有效的进程整合为一个有形的集体性未来，并认为它正发展成在社会现实范围内一个组织得很好的自我。埃里克森认为，自我身份认同可区分为四个方面：“有时它似乎是指对个人身份的一种意识感；另外的时候是指没有意识到的为获得个性的连续性的一种努力；还有时作为自我综合形成的稳定结果的参照标准；最后，作为与团体理想和身份保持内在一致性的支撑。”
埃里克森认为，人格发展的目标就是追求一种身份认同，这一过程是内在心理和外在实在（社会）相互作用完成的一个连续且进步的过程，他称其为心理社会的身份认同（psychosocial identity）；而在青少年期，人格由于各种原因往往不能得到有效整合，内心自我会发生冲突，人无法获得一种人之发展和成熟必需的身份认同感，他将其称为身份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他认为，人随着机体的成熟，自我通过内在心理与外在实在的相互作用也同时成熟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身份认同的形成、不断更新和整合。他认为，这个过程是渐渐的、一步步形成的，它可以分为八个阶段，这就是他著名的生命周期理论。
埃里克森的生命周期理论是一种渐成论（epigenetic theory），就是说心理社会的发展（psychosocial development）与身体成熟阶段相对应，是朝前有序的，并有自己的时间表。而且它同时是三个过程的对应协调发展，在人格发展的研究中应该考虑到三个方面：躯体（soma）、自我（ego）和风俗信仰（ethos）。“不管以什么顺序，总会有一个组成身体的器官系统经历层级化、组织化的生物学过程（soma）；有一个通过自我综合、组织个体经验的心理过程（psyche）；同时有一个互相依赖的文化形成的分享过程（ethos）……总之，要解释清楚任何一个完整的人类事件，这三个过程都必不可少。”
身体、自我及风俗信仰总是相互依存的，绝不能把它们看作是相互孤立的。这三个过程并没有层级顺序，它们组成一个整体，属同一个实在，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三者由基本的心理社会事件联系在一起。因此，在研究人格发展时要同时涉及三个科学领域：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埃里克森的理论是一种动态的人格发展模式，其中发展中的个人面对一定的挑战和任务。与其他发展心理学家不同，埃里克森相信人格的发展并不结束于人的生理成熟，而是可以延续到老年。他的发展图式跨越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分为八个阶段。每个阶段大致与一定的年龄相对应，并包含特定年龄段的任务，其中会遇到心理社会危机（psychosocial crisis）
，发展顺利便会取得相对应的“品质”（virtue），否则则会出现人格障碍或精神病态。解决危机的方式决定了我们人格发展的方向，并影响到我们如何解决今后危机的方式。每一危机的克服方式都带有两大特点：或者顺利适应，或者适应困难。
埃里克森的这八个阶段是：（1）婴儿期（相当于弗洛伊德说的口唇期），从出生到1岁半，发展任务是获得信任感和克服不信任感，体验希望（hope）的实现。（2）儿童早期，从1岁半到3岁（相当于弗洛伊德说的肛门期），发展任务是获得自主感和克服羞怯、疑虑感，体验着意志（will）的实现。（3）学前期，从3岁到6岁，发展任务是获得主动感和克服罪疚感，体验着目的（purpose）的实现。（4）学龄期，从6岁到12岁（相当于弗洛伊德说的潜伏期），发展任务是获得勤奋感和克服自卑感，体验着能力（competence）的实现。（5）青年期，从12岁到18岁，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发展任务是建立自我身份认同和防止身份认同混乱，体验着忠诚（fidelity）的实现。（6）成年早期，从18岁到25岁，发展任务是获得亲密感以避免孤独感，体验着爱情（love）的实现。（7）成年中期，从25岁到50岁，主要是获得繁殖感而避免停滞感，体验着关怀（care）的实现。（8）成年后期或称老年期，从50岁直至死亡，主要为获得完善感和避免失望、厌恶感，体验着智慧（wisdom）的实现。
埃里克森和弗洛伊德一样，强调儿时经验对人生发展的重要性，他特别提到人在婴儿阶段获得“基本信任感”（basic trust）并取得“希望”（hope）品质的重要性，它是以后发展的基础。而它的取得，除了父母的培养外，社会有一种制度和文化的支持系统与资源，那就是宗教。他认为，宗教不仅为幼儿的成长提供一种最高的仁爱力量的最后保障，而且用有魔力的语言、重要的姿势、抚慰的声音等提供一个“婴儿的世界”
。更重要的是，宗教同时将个人取得的信任或不信任感普遍化，产生一种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对恶的观点。至于老年阶段取得的品质“智慧”，埃里克森认为其本质不是个人能够取得的，而是由一种有生命力的宗教的或哲学的传统提供的。
在他的生命周期完成时，人不是绝望而是希望的实现，基本信任感也发展到其最成熟的形式，那就是信仰。我们看到，在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中，他不仅用了一些明显带宗教意涵的词来表达发展的任务和品质，而且直接把个人的发展与宗教传统联系起来，认为信仰的发展是人格发展中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核心方面。
埃里克森曾讨论到人的仪式化行为的起源，正如他认为那些关键性的品质，如希望、意志、目的、能力、忠诚、爱情、关怀、智慧都带有一种宗教的意涵一样，他的仪式化的观点不仅与宗教仪式相关联，而且还有其独特的特征。他的仪式化是指“在至少两个人之间达成协议的，并在有意义的间隔时间和类似的环境中重复发生的相互影响的行为”
。它的特征有：专注于庆典的形式和细节；有一种更高的象征意义感；使所有参加者都积极参与；有一种绝对必要的感情。仪式化有利于个人自我的成长，帮助个人避免失控的冲动和过分的自控，并获得对人类生存的特别理解。除此之外，它会使人形成一种“假种”（pseudospeciation）的倾向，即只认为自己所在的团体和方式是真正的合乎人类的，而其他的“假种”缺乏这种资格，是对本团体成员的身份认同和命运的威胁。埃里克森认为，假种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强调了人的合作与忠诚，激发创新和英雄主义；另一方面，它助长偏见和仇恨，推毁合作。但是，仪式化的正面作用，是它持续发展出构成成人仪式行为的要素。
它使人获得一种深层的团结感，并使每个参与者都有一种敬畏感、圣洁感和永恒感。
与他的八个发展阶段相对应，埃里克森认为每个阶段都与一个正面的（positive）仪式要素相连，同时也有一个负面的对应物——“仪式主义”（ritualism）。每个要素出现都成为后面要素的基础，同时也在以后阶段得到更新。这八个要素按顺序分别为：神圣（Numinous）、明智（Judicious）、戏剧（Dramatic）、形式（Formal）、观念（Ideological）、从属（Affiliative）、繁殖（Generational）、完整或哲学（Integral/Philosophical）。而与此相应的仪式主义则是：偶像崇拜（Idolism）、墨守成规（Legalism）、模仿（Impersonation）、形式主义（Formalism）、极权主义（Totalism）、精英论（Elitism）、权威主义（Authoritism）和教条主义（Dogmatism）。虽然第一个仪式要素——神圣通常与宗教背景联系在一起，但埃里克森认为，它是指所有仪式行为中包含虔诚因素的特征。它的个体发生学的来源，是母亲和婴儿之间的“问候仪式”（greeting ceremonial），这种“神圣的临现感”使婴儿的经验有一种一致感，同时预示一种被抛弃的分离感。在以后的生活中，随着重新认识和肯定，这种天生的需要会出现在宗教的仪式中。所有这一切仪式要素的整合，帮助维持社会的基本特征，“使人相信宇宙有一种秩序，有一种规律性和正义感，有一种理想与恶的分别，相信技术的基本组织和意识形态的观念等”
。
我们看到，埃里克森对宗教的看法与弗洛伊德是完全不同的。他认为，个人的宗教信仰很容易做病理学的歪曲，而宗教传统又蓄意地利用人们的弱点培植恶意的偏狭。但是信仰和传统以其正面的有效的形式对人走向成熟起着重要作用，尽管人的发展需要各种形式的社会支持，但主要是宗教关怀人的最先和最后的事情：基本的信任和宇宙的秩序感。但埃里克森对宗教的兴趣不仅在于探讨它在一般人生活中的作用，他还要研究“宗教人”（homo religious）的人格发展特征，以期寻求一种不仅可以帮助个人，还可以解救陷入伦理危机的人类及其社会的智慧。
埃里克森的所谓“宗教人”，是指那些极少数的人，对他们而言，最后的完善的任务（challenge of integrity）成为毕生的危机。他们“总是早熟，在早年就突然显现，甚至比父母和老师还要成熟，
他们很早就有一种深沉的宗教感和伦理感，对传统的关于生命意义的答案很不满意，背负一种“忧郁的世界情调”，埃里克森认为那是“对人类状态的最真切的适应”
。如路德、甘地和耶稣就是这样的人，埃里克森对他们分别做了研究。
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就是一个“宗教人”。“宗教人”的内心发展有一种独特的“逻辑”，这逻辑的一个特征便是其心理社会冲突比其他人更激烈。埃里克森对路德的心理发展与其神学发展历程进行了对比研究，他认为，路德在第一次弥撒中的焦虑症发作是与个人的和社会文化的冲突、心理的和生存的冲突相关联的。他的晕倒，其心理病学症状不仅仅与其虚弱的自我、过去阶段没有解决的问题及其时代的意识形态危机相关联，而且还与建立生存的身份认同有关。路德对生存问题的关注构成其身份认同的核心部分，他不仅被一种否定的心理社会感觉所困扰，而且被一种“形而上的焦虑”所困扰。他后来恢复了正常，变成了一个成功的讲道者、神学家，最后变成了一个改革者，转变了社会和教会。在这恢复的过程中，埃里克森认为，正是找到与上帝联系的新的方式，致使他的心理社会方面的矛盾得到了解决，恢复了正常。埃里克森认为，路德新的生存认同感，是从宗教意识形态中获得的，从而导致了集体心理社会的康复，因为它也提供一种心理社会的认同感——这种认同契合了变化中的社会文化环境。路德生活朝纵深方向的重建同时伴随他自己的和其社会的危机的解决。在埃里克森看来，路德在宗教上的康复表现出与其心理成熟过程在结构上的类似性，并与这一过程相联系。“父子关系的内化，相伴随的良心固结，作为一个人和一个人的身份的安全感的建立，以及相伴随的基本信任感的重新确认”
——以这种方式，他的身份认同危机得到了解决。
圣雄甘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最有权威的领导者，“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倡导者。通过对甘地的研究，埃里克森在《甘地的真理》一书中对宗教信仰的基本的伦理层面进行了揭示。他认为，甘地自小即具有“宗教人”的品质，有一次，甘地为了买烟抽偷了哥哥的钱，事后他很愧疚，并向父亲主动承认了错误。父亲为他的高尚品德及道德自觉而惊讶，并原谅了他。他经常表现出这种道德上的高尚性。弗洛伊德把甘地的这种极端的道德行为，解释为一种明显的神经症。他认为甘地是没有能力打破誓言（发誓并坚守誓言对甘地的印度教背景而言是很重要的）。但埃里克森对甘地的道德行为却有另外的解释。他认为虽然可以发现某些神经症特征，但总体而言，甘地的道德行为不是神经症。他认为，甘地的早熟的自我意识和良心自觉正是一种“宗教人”的征兆，因为“宗教人”总有一种关于人的身份认同的不稳定感，以及好与坏决然区别的是非感萦绕心中，他总是意识到人的虚无感。埃里克森认为，甘地道德上的极端严肃性源于他与上帝间的密切关系。这使他认识到，除非建立在与上帝关系的基础上，否则任何权威都是不可信的。这样看来，甘地的道德行为就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他无力打破誓言不是一种神经性抑制，而是“主动而坚定地选择什么该做”这样一种伦理力量的表达。
甘地一生中喜欢检视别人的道德标准的倾向也不应看作是一种伪装的施虐狂，而是源于他的道德的“绝对判断力”。
另外，甘地作为“宗教人”的特征还表现在甘愿服务和他的“母性”倾向（motherly inclination）上。埃里克森认为，服务是一种源于永久认同感的内在态度的结果。最终为全人类服务始终是甘地生活和工作的中心目的，这种态度毫无疑问是甘地成长的那种大家庭培养的。在那里，恒定的相互关心和服务是生活的必要前提。“服务”是一种基本品质，男女都一样。总之，埃里克森认为，甘地最后在他的非暴力抵抗
哲学中解决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危机，而其中的伦理价值是一种普遍的宗教伦理。
埃里克森对耶稣也进行了研究，虽然他没有写出另一部心理历史传记，他担心那样会歪曲基督的含义。他在那篇论文中认为，按耶稣在加利利传道时期的讲话来看，耶稣的真实性是很明显的。在这里埃里克森发展出一种新的有关真实性的心理学标准，它不仅指向某些特别的疾病和灾难，而且还指向个人的核心，一种关于“我”（I）的觉知或意识。像其他的“宗教人”一样，耶稣给他的同代人提供了一种新的想象，并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埃里克森同样指出，在耶稣身上，正如在路德和甘地身上一样，表现出男性的权威和女性的仁慈相结合的特征，这也是“宗教人”的一个明显的特征。
以上简单介绍了埃里克森对宗教的相关研究，由于他没有明确提出系统的有关宗教的看法，他的宗教观点、有关宗教的理论是隐含在他的心理学和心理历史学的研究中的，因此我们在这里作一个大致的归纳，以期有更清晰的理解。
埃里克森从心理学角度切入宗教研究，他认为，人格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个宗教的过程，没有生存的发展，没有宗教的作用，它将无法被理解。埃里克森不仅借用宗教学的术语来描述人的人格发展，而且还把人格发展拓展到其生存的方面，从而直接探讨宗教的主题。但他从未给宗教下一个清楚明晰的定义。他对宗教的理解，我们只能从其著作中提炼出来。
总的来说，埃里克森对宗教持一种宽泛的、结构性的理解。他的宗教不是以宗教的语言、象征符号或仪式为特征的，而是指一定的结构：与终极相异者相遇及其影响的一种结构。而且很明显，他的著作隐含的宗教定义是功能性的。当他描写宗教时，他主要描述的是一种人与终极相异者的关系对人的心理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作用与功能。他着重关注、研究的是人的宗教性（religiosity）。但正如佐克分析的，埃里克森所持的宗教定义也有某种描述性/实质性的特征。
他把宗教看作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强调其规定人的内心秩序和规范外在的社会秩序的作用。他同时把宗教理解为一种“真实”，是所有真实世界的基础。我认为，这一观点与宗教社会学家彼得·贝格尔的观点很类似。贝格尔认为，“宗教是用神圣的方式来进行秩序化的”。“宗教意味着最大限度地达到人的自我外在化，最大限度地达到人向实在输入他自己的意义之目的。宗教意味着把人类秩序投射进了存在之整体。换言之，宗教是把整个宇宙设想为对人来说具有意义的大胆尝试。”
至于宗教的功能，按埃里克森的理解，我们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1）宗教是对基本信任感的确认。在弗洛伊德看来，宗教必须在超我形成的背景下来理解，其中父亲起着核心作用。而埃里克森则认为，宗教基本上是与人格发展的第一阶段相联系的，在这一阶段中，获得基本信任感这一品质是最重要的，其中母亲的角色最重要。在人类历史中，人是从宗教制度中找到一种基本信任感的肯定和保障的，这种肯定和保障是人类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宗教不仅促进个人幸福，而且支持公共的福利。在人类的延续中，组织化的宗教对个人的和集体的心理社会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它提供给成人“信仰”，他们需要以此激发和肯定他们的孩子们的基本信任感。（2）宗教是对自律生存的指导。宗教不仅能够对基本信任感加以肯定，而且能够作为意识形态，指导人的自主生存。（3）宗教是对希望和信仰的肯定。埃里克森认为，和信任一样，希望也是个体发展的基础，当它发展成熟时就称为信仰（Faith）。但它们又有不同，从根本上说，希望不是指向心理社会的发展，而是指向生存的发展。他认为，只有当个人有希望感，生活对他才会是有意义的；每一种意义系统都能够对希望起肯定作用，即提供给人们一种希望感，宗教在其中起主导作用。（4）宗教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
埃里克森把弗洛伊德和詹姆士看作他知识上的父亲，他深受这两个人的影响。可这两个人对宗教，特别是宗教经验持相反的看法。弗洛伊德持否定观点，认为宗教经验是一种虚幻的、病态的体验；詹姆士持肯定态度，认为宗教经验有其真实性和特殊性，是人对上帝的经验及意识。埃里克森通过对路德和甘地的宗教经验的解释，也表达了他对宗教经验的理解。他虽然没有把宗教经验作为对象来研究，但认为它可以在人的成长经历中、在平淡的实在（reality）中得到理解，其中超越的实在以象征的形式显现出来。平淡的实在有一种朝向超越的宗教实在的能动趋向。埃里克森在《青年路德》和《甘地的真理》中，主要研究的是这两个人的生平经历（biographical experience），如信任感、羞耻、罪疚感等。但他认为，人格发展和宗教发展是不能分开的，宗教经验和生平经历是相通相连的。经验是宗教的，在他看来是指，它以某种方式与终极相异者相遇。对终极相异者的经验总是要通过人的心理社会的生平经历来表达和体现。人格的发展离不开宗教的发展，反过来，宗教的发展也离不开人格的发展。
埃里克森的心理学对20世纪西方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生命周期理论对人格心理学、自我心理学都是一大贡献；他对路德和甘地的传记的研究推进了心理历史学的发展；他尤其革新了传统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因而在心理治疗界、临床实践中都受到广泛的应用和极大的推崇。但他对宗教心理学的贡献在当时似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宗教心理学主流是一种实验的和实证的研究，与他的精神分析的和解释学的方法不相契合；另一方面则是在其著作中宗教的主题有些难以捉摸，而且宗教的发展和心理社会的发展是紧密相连、难以区分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埃里克森有关宗教的心理学著作才受到更多的关注，而在美国尤其突出。教牧心理学家、神职人员、宗教学的学生都对其作品感兴趣。他们都认为埃里克森的心理学相比传统的精神分析，对宗教的态度更开放、同情和不那么片面，因为他不以病理学和创伤学的观点来看宗教，而是把宗教发展看作人类的一种倾向，甚至是一种对人的心理社会健康而言正常的、不可缺少的人的机能。
埃里克森的宗教心理学在宗教学和神学界受到好评，他们认为，埃里克森虽没有提出系统的宗教观，但其对宗教的心理学研究有某种结构性特征，是一种对宗教和伦理的建构；其“宗教传记”隐含一种准神学图式，有一种决定性的宗教的基调；他的心理学可以说是一种终极关切心理学，尽管埃里克森并不喜欢这个名称。
当然他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批评意见认为，埃里克森把宗教发展简化为心理发展；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的身份认同概念缺乏超越的观念，他用心理学的语言取代神学语言，其宗教心理学根本上无助于理解基督教，他说的与宗教完全不同；埃里克森的心理学对宗教的理解虽很重要，但不完全，按巴特的观点，宗教可分为“自然的”（natural）宗教和“启示的”（revelatory）宗教，埃里克森的心理学有助于理解自然宗教，但不适合理解启示宗教。
另外，埃里克森对路德和甘地的研究也受到批评，有历史学家认为，他拘于精神分析的研究模式，过分强调甚至曲解了路德儿时的经历以及个人心理的方面，忽视了社会历史的方面；而对甘地的研究存在对印度传统的误解，而且他过高评价了甘地。当然还有人从总体上批评埃里克森的作品缺少系统性和清晰性。
但总的来看，埃里克森对宗教心理学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刺激了对著名宗教人物以及宗教运动和时期的进一步研究，如对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乔纳逊·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等的研究，这是受到他的心理历史传记方法的启发；另一方面，则是出现大批对普通人的宗教发展的研究，其中某些著作是把埃里克森的生命周期理论在宗教背景中加以实际应用。如教牧神学教授唐纳德·卡普斯（Donald Capps）用埃里克森的发展框架建立了一个新的教牧关怀的模型，认为神职人员有三个主要的角色：伦理顾问、仪式协调者、个人安慰者。更进一步，他把埃里克森的八品质与宗教的七宗罪（恶习）对应起来，为了一一对应，他把怠惰（sloth）拆分为二，即从第一阶段开始，相对应的恶习是：贪食、愤怒、贪婪、嫉妒、傲慢、好色、冷漠、忧郁。
美国教牧神学家詹姆斯·福勒（James W.Fowler）也自承深受埃里克森启发，他把皮亚杰的结构主义和埃里克森心理学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种信仰发展阶段理论，并与罗伯特·凯根（Robert Kegan）的发展的“自我”的不同阶段加以对照。他把信仰发展分成七个阶段，与埃里克森生命周期八阶段的理论结构上有种同质对称性。
埃里克森适逢心理学与神学对话的时期，宗教心理学开始发展的时期，也是精神分析学派因其分化而影响减弱的时期，他继承了这个学派的方法和对宗教重视的传统，广泛吸收当时文化领域的成果，以其独特的理论革新发展了传统精神分析学派的宗教观，也加深了这个学派的持久影响。他可以说完全摒弃了宗教的病理学的观点，对人持更多乐观和肯定的看法，强调宗教是人格健康发展不可分割的部分。他更看到宗教作为人之成长的心理社会发展背后的支撑力量，作为身份认同的核心要素，对所有人都有一种“治疗”（healing）的作用——这是弗洛伊德没有看到或不愿承认的。这一点在埃里克森那里虽然缺乏系统的阐述，但在另外的思想家，如荣格和弗兰克尔那里则得到充分的强调和清晰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