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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晓林
摘要 马尔库塞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单面人”现象归结为政治统治对技术进行操纵的结果，由此呼吁一种“新的科学规划”。哈贝马斯既不认可马尔库塞的时代诊断，也不赞成基于该诊断的科学规划，并以劳动和相互作用的框架重新解释了马尔库塞的问题，但其仅仅诉诸大、中学生抗议活动的应对策略却不免令人失望。重审哈、马之争，一方面可以看到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将技术和科学意识形态化了的观点值得商榷，另一方面则可以看到马尔库塞基于主体哲学价值论视野的科学规划的失当。美国学者费恩伯格站在马尔库塞一边，批判了哈贝马斯的技术价值中立论，阐明了马尔库塞技术合理性批判的必要性，并在修正了的哈贝马斯的技术交往论视野下论证了“规范”进入技术设计的可能性，但同样令人不满的是，他对该“规范”的可操作性并无任何实际的提示。国内学者吴兴明先生关于设计的三个规范维度的阐述，可以看作对这一遗憾的弥补，也可视为对马尔库塞问题的最具针对性的回应。
关键词 马尔库塞 哈贝马斯 科学规划 价值中立 规范 设计
Abstract Marcuse attributed the social phenomenon so called “one dimensional man” to the result of political manipulation of technology，and hence called for a new scientific planning. Habermas disapproved both the Marcuse's diagnosis of era and the scientific planning based on it，and reinterpreted Marcuse's question at the framework of laboring and mutual reaction，but his coping strategy which only calls for demonstration of the colleg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is still disappointed. Through reexamining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Marcuse and Habermas，we may see that，on the one hand，the point of view of Habermas’ regarding that Marcuse treated technology and science as ideology is questionable，on the other hand，the scientific planning based on the pro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value of subjectivity philosophy is not proper. American scholar Andrew Feenberg stands by the side of Marcuse，criticizing Harbermas’ theory of value neutrality，clarifying the necessity of Marcuse's critique of rationality of technology，and prospecting a possibility of bringing “norm” into the design of technology under the prospective of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But it is also unsatisfactory that he has no any practical expressing about the operability of this “norm”.Domestic scholar Wu Xingming's statements about three normative dimensions of design can be regarded as a make up for the regret，even the most targeted response to Marcuse's question.
Key Words Marcuse Habermas Scientific Planning Neutrality of Value Norm Design
1968年7月，法国“五月风暴”的风烟尚未散尽，哈贝马斯写下纪念马尔库塞七十诞辰的长文《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考虑到马尔库塞的思想在“五月风暴”期间的影响，这个姿态的敏感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会让人对这样一个问题有所期待，即哈贝马斯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的后起之秀当如何评价马尔库塞这位老前辈的思想，并继而可能对“五月风暴”持有何种态度。有意思的是，这的确不是一篇我们惯常见到的那种奉承之作，而是一次“别有用心”的“趁机发难”。因为在这篇文章里，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将技术和科学视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观点表示了异议，并且对马尔库塞基于其时代诊断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科学规划”也不予认同。哈贝马斯在将马尔库塞的时代诊断进一步引向深入分析的同时，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以其“系统”殖民“生活世界”的危机表现出比马尔库塞更为深重的忧虑。对于哈贝马斯的“发难”，马尔库塞没有过针锋相对的回应（再过九年，他就去世了），而此后，用美国学者安德鲁·费恩伯格的话来说，“哈贝马斯的影响在增长，马尔库塞的影响在减退，批判理论也更少采取乌托邦的态度”
。此话可谓意味深长，因为它不仅指出了一个事实，而且还连带说明了其中的原委，即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在“态度”上是“乌托邦”的。可以说，对于一个批判理论家而言，没有比将其理论品格界定为“乌托邦态度”更为诛心的做法了。但实际上，这并非费恩伯格本人的态度，因为他在其《哈贝马斯或马尔库塞：两种类型的批判？》一文中，恰恰是站在马尔库塞的一边对哈贝马斯“发难”，并竭力为前者的“新的科学规划”的思想进行辩护的。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费恩伯格还就此“警告”中国的批判理论家们不要效仿哈贝马斯“对技术的冷淡态度”，因为在他看来，“这在一个技术的现代化正以有争议的方式快速地重塑社会的国家中，将是一场理论上的大灾难”
。此话似有危言耸听之嫌，但或许也不失为一个及时的提醒，因为面对技术发展及消费社会的汹涌之势，人文思想界的确是要给出自己的态度的。有感于此，本文打算在对哈、马二位思想家的分歧做具体辨析的基础上，对费恩伯格的“警告”做一回应，并以此思考批判理论和后工业时代消费社会之间的积极联系。
在其名著《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观察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一种历史现象：“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
这句话并不简单，它实际上包含了三层意思：（1）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之于人的感受（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2）这种感受内在质态上的“不自由”；（3）造成这种“不自由”的原因：“技术进步”。这三层意思其实也就是整部《单向度的人》的论述逻辑及框架，其核心要点则在于辨析一种新型统治的特点及方式。具体而言，马尔库塞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是一种消除了赤裸裸的剥削和压迫的统治，是一个几乎人人都觉得安逸舒适、从而调和了一切对立面的统治：
这些变化有助于使思想和目标同现行制度的要求相协调，有助于把它们包容于制度之内，有助于拒斥那些与制度格格不入的东西。但这样一种单向度现实的统治，并不意味着唯物主义起支配作用，也不意味着精神的、形而上学的和狂放不羁的市场消失殆尽。恰恰相反，“这星期一一起去做礼拜”、“为什么不求求上帝”、禅宗、存在主义和颓废的生活方式等等大量地存在。不过这些抗议和越轨的方式不再同现状相矛盾，不再是否定的。毋宁说，它们是实际的行为主义的组成部分，是对现状无害的否定，因而它们作为健康的养料之一部分而为现状所迅速地消化。
然而，这样的统治毕竟也是一种统治，所以其治下的安逸舒适不过是一种麻醉状态下的自由，其危害则是造就了一种“单向度的人”，即对现实只有顺从和肯定，从而完全丧失了批判和超越维度的人。这一切之所以可能，则是因为一种新的极权主义，即政治权力与技术和科学结盟而形成的新的社会控制形式：
国家机器把其防务和扩张的经济、政治需要强加在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上，强加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当代工业社会，由于其组织技术基础的形式，势必成为极权主义。因为“极权主义”不仅是社会的一种恐怖的政治协作，而且也是一种非恐怖的经济技术协作，后者是通过既得利益者对各种需要的操纵发生作用的。
由此，马尔库塞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和科学视为特定历史状况下服务于政治统治的一种设计。马尔库塞据此批判了韦伯的合理化思想。正如哈贝马斯所言：“马尔库塞深信，在韦伯所说的‘合理化’中要实现的不是‘合理性’本身，而是以合理性的名义实现没有得到承认的政治统治的既定形式。”
哈贝马斯指出，这种将现代科学的合理性视为历史产物的见解其实并不为马尔库塞所独有，它同样可以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里看到，“但是，只有马尔库塞才把‘技术理性的政治内容’当作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理论出发点”
。哈贝马斯的确是非常敏锐地抓住了马尔库塞与胡塞尔及海德格尔之间的不同，因为后两者还只是将科学合理性视为一种工具理性的历史表现，而马尔库塞则直接赋予这种科学合理性以具体可见的政治动机，所以他既不像胡塞尔那样只是泛泛地呼吁对生活世界的重视，也不像后期海德格尔那样憧憬所谓天、地、神、人的“映射游戏”，而是直接针对技术理性的政治误用，诉求于一种不妨称其为“新的科学规划”的历史选择：
为了要成为自由的载体，科学和技术将不得不改变它们现在的方向和目标；它们可能必须被重建以适应一种新的感性——生命的本能需要。这样人们就可以谈论一种解放的技术，即一种自由地计划和设计没有剥削和辛劳之人类宇宙的各种形式的科学想象的产物。
然而，马尔库塞的分析和主张都不为哈贝马斯所接受。首先，他不同意马尔库塞将技术视为服务于政治统治的设计，“因为如果全部技术被归结为一种设计，那么它只能被归结为全人类的‘设计’，而不能被归结为一种历史上过了时的‘设计’”
。他借用阿尔诺特·盖伦（Arnold Gehlen）可被称为技术人类学的观点来为自己辩护：
如果说技术的发展遵循一种同目的理性的和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的活动的结构相一致的逻辑，即同劳动的结构相一致的逻辑，那么，只要人的自然组织没有变化，只要我们还必须依靠社会劳动和借助于代替劳动的工具来维持我们的生活，人们也就看不出，我们怎样能够为了取得另外一种性质的技术而抛弃技术，抛弃我们现有的技术。
此外，哈贝马斯还批判了马尔库塞据以提出其“新的科学规划”的“自然”观，并且认为这种“自然”观贯穿于德国浪漫派、马克思和一代西马精英的思想之中：
马尔库塞在其某些文章中，试图结合人们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神话中所熟知的“复活已经毁灭了的自然”的许诺，来研究一种新的科学观念：一种普遍承认的观念（ein Topos）。众所周知，这种观念通过施瓦比施（schwaebisch）的虔诚主义渗透在谢林（Schelling）和巴德（Baader）的哲学中，后来又出现在马克思的《巴黎手稿》（Pariser Manuskript）中；今天，它决定着布洛赫哲学的中心思想；也以反思的方式控制着本雅明（Benjamin）、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诺（Adorno）的隐秘希望。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然观呢？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就是那种把自然看成生存伙伴而非开采对象的观念，但他认为从这种态度中并不能引出一种新的技术观念，因为“对现有技术的选择，即对作为对立面，而不是作为对象的自然界的设计，是同一种可选择的行为结构联系在一起的，即同有别于目的理性活动的、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表述是不太容易理解的。哈贝马斯的意图是要把劳动的设计（技术和科学）和语言的设计（相互作用）区分开来，强调前者价值上的中立，以避免后者对它的不当干扰。有意思的是，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本人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有些摇摆的，认为他在《单向度的人》中表现出这样的倾向：“革命化仅仅是制度框架的变化，而生产力本身并不受这种变化的影响。科技进步的结构是不变的，发生变化的只是起指导作用的价值。新的价值将转化成可以用技术手段解决的任务。”
哈贝马斯称这种观念为“生产力在政治上的纯洁性”，认为它刷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的经典定义，但令人惋惜的是，马尔库塞终究还是因为指责生产力在政治上的堕落而错失了对这一新的格局的准确描述。这一分析所隐含的意思是，马尔库塞的“新的科学规划”就源于此种将生产力政治化的误识，所以不会有什么前景。但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并未否定马尔库塞所观察到的社会问题（技术制约整个社会文化）的价值，只是认为需要以新的理论视野对其打量和应对。
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做政治内涵的理解，实际上掩盖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科学和技术的合理形式，即体现在目的理性活动系统中的合理性，正在扩大成为生活方式，成为生活世界的‘历史的总体性’。”
但在哈贝马斯看来，无论是韦伯用社会的合理化，还是马尔库塞用技术理性的政治内涵，都未能成功地描绘和解释这个过程。为此，他主张用另一个坐标系，即劳动和相互作用来进行解释。哈贝马斯认为，在传统社会，其制度框架（相互作用）不受目的理性活动（即劳动）的致命威胁：
“传统社会”指的是这样一些社会：［它们的］制度框架是建立在整个现实——宇宙和社会——所作的神话的、宗教的或形而上学的解释的毋庸置疑的合法性基础上的。只要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发展保持在文化传统的合法的和有效的范围内，“传统社会”就能存在下去。
但资本主义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格局，其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自我调节的经济增长机制）的不断发展，动摇了传统社会的制度框架在生产力面前的“优越性”，传统社会由此宣告结束，统治的合法性形式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资本主义提供的政治的合法性，不再是得自于文化传统的天国，而是从社会劳动的根基上获得的。”
或者“说得精确一点：统治制度是依靠生产的合法的关系来取得自身的存在的权利的……社会的制度框架仅仅在间接的意义上是政治的，在直接的意义上是经济的”
。正是在这一新的历史背景之下，马克思能够从生产关系的角度重新认识社会的制度框架，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形式对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基础进行批判：“他的劳动价值学说撕下了［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的外衣，而自由的劳动契约的法律关系就是披着这件外衣掩盖了给雇佣劳动关系奠定基础的社会权力关系。”
马尔库塞正是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批判了韦伯的合理化概念，因为这种抽象概念掩盖了马克思所揭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欺骗性。但哈贝马斯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两个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即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加和科学（通过迅速转化为技术）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马克思据以批判自由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条件已经消失。
首先，“私人经济的资本增值形式，只有通过国家对起周期性稳定作用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改进才能得到维持”
。这便意味着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的瓦解，但政治统治同时也就要求一种新的合法性：“因此，补偿纲领（Ersatzprogrammatik）代替了自由交换的意识形态；而补偿纲领的依据不是市场体制所造成的社会后果，而是对自由交换的功能失调进行补偿的国家活动的社会后果。”
其方式一是以宏观调控的方式避免经济危机，一是以最低限度的福利保障维持社会稳定。但哈贝马斯指出：“只要国家的活动旨在保障经济体制的稳定和发展，政治就带有一种独特的消极性质：政治是以消除功能失调和排除那些对制度具有危害性的冒险行为为导向，因此，政治不是以实现实践的目的为导向，而是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导向。”
哈贝马斯此处所谓“实践的目的”，是指“美好生活”一类的东西，其解释有赖于公众的讨论，而公众也在这样的讨论中建立起相互作用的联系；但是，“当今占统治地位的补偿纲领仅仅同被控制的系统的功能相关；它不管实践问题，因而也不管关于接受似乎只涉及民主的意志形成的标准的讨论。”
其结果是，本应受制于交往理性的实践问题，被可用行政手段解决的技术问题排挤在外了。
再者，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技术革新仍具有自发的性质不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发展有了重大的变化：“随着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科学、技术及其运用结成了一个体系。……技术和科学便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这样，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的条件也就不存在了。”
哈贝马斯认为，随着科技进步的制度化，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区分就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就会让人产生这样一种看法，即社会系统的发展似乎是由科技进步的逻辑来决定的，由此产生的隐形意识形态（技术统治论），又会导致以下问题：
社会的自我理解（das Selbstverstaendnis der Gesellschaft）同交往活动的坐标系以及同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概念相分离，并且能够被科学的模式代替。同样，在目的理性的活动以及相应的行为范畴下，人的自我物化（die Selbstverdinglichung der Menschen）代替了人对社会生活世界所作的文化上既定的自我理解。
最极端的后果则可能是，相互作用行为类型的社会制度框架，被目的理性行为类型活动的子系统完全吸纳。哈贝马斯认为这种情形虽然还没有在任何地方成为完全的现实，但作为一种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
通过以上两个层面的分析，哈贝马斯的目的是想通过他所谓的劳动和相互作用的框架，来重新阐释马尔库塞的技术政治论所瞄准的问题，即科学和技术的合理性正在扩大成为生活世界的总体性。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说哈贝马斯既不同意马尔库塞将技术和科学视为统治阶级的手段及意识形态，并且与此相关，也不同意马尔库塞建立在其时代诊断上的“新的科学规划”的话，他将如何应对他在马尔库塞的技术政治论中所看到的问题呢？
虽然哈贝马斯不同意马尔库塞以传统的阶级社会视野看待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做法，但他并不否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实际存在的阶级差异，只是在他看来，解决问题的途径不能诉诸阶级对抗乃至阶级斗争。其实马尔库塞也不寄望于阶级斗争，但和哈贝马斯不同，马尔库塞是因为看不到阶级斗争的成功的可能性，而哈贝马斯则是不认可阶级斗争的正当性。在哈贝马斯看来，晚期资本主义，即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是应对公开的阶级对抗的危害而产生的，所以它平息了阶级冲突，在其社会系统中，那些同维护生产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利益不再是阶级的利益，不再有阶级的局限性。当然，哈贝马斯没有幼稚到认为阶级对立已经消亡，而是认为一方面阶级对立以潜伏的方式存在，即表现为集团文化传统的形式及相应的差异形式——生活水平、生活习惯及其政治观点；另一方面，冲突从阶级范围转移到没有特权的生活领域，并可能带来严重的冲突，只不过这些没有特权的集团不是社会阶级，因为社会制度并不依靠剥削他们的劳动而存在，所以他们的要求只具有“呼吁”的性质，而不可能取得阶级斗争的成功的可能性。哈贝马斯认为，随着阶级对立不再成为主要的关系，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问题就不是阶级关系的重塑，而是相互作用领域的重建，而马尔库塞关心的“新的科学规划”的问题，也只有在相互作用领域才有得到有效思考的可能。
但有意思的是，无论是马尔库塞寄望于“新的科学规划”，还是哈贝马斯寄望于相互作用领域的重建，他们对于未来的展望似乎都不太乐观，甚至可以说相当悲观，因为他们找到的唯一的现实途径竟然同出一辙，即大、中学生的抗议活动。不过即使在这一点上，他们二人仍有所不同。哈贝马斯不同意学生运动走向激进，也就是说走到重组社会阶级关系的地步，而只是视其为一个相互作用领域的激进空间，马尔库塞所向往的“爱欲解放”和“新的科学规划”，也只能是参与该空间的对话中的一种声音而已。但对于哈贝马斯来说，这个声音的确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以从下面这段谈及学生们的时代困惑的表述中见到：
他们不理解：在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状况下，为什么个人的生活仍然决定于职业劳动的命令，决定于成就竞争的伦理观，决定于社会地位竞争的压力，决定于人的物化价值和为了满足需要所提供的代用品的价值；为什么制度化的生存斗争、异化劳动的戒律、扼杀情欲和美的满足的行为，都受到保护。
可以想象，马尔库塞该会何等认同这样的呼声。但是，为什么哈贝马斯不愿像马尔库塞那样把所谓“复活毁灭了的自然”作为社会批判的根本出发点，而只是视其为参与交往理性对话的一种声音，并更为强调相互作用领域的重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对哈、马之争做更进一步的考察。
如前所述，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真正问题，不在于马尔库塞所说的统治阶级对科学和技术的操纵，而在于他所谓的（目的理性）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在这个意义上，他承认马尔库塞所批判的时代负面现象，即目的理性的过度扩张，但他开出的药方却极其悲观，即仅在相互作用领域诉诸大、中学生的抗议活动。正是如此保守的姿态，被费恩伯格视为“对技术的冷淡态度”。至少从表面上看，哈贝马斯“打发”马尔库塞问题的方式的确是太过于简单了。如果以此衡量他对于“五月风暴”的态度，不能不说太过于消极。
不妨回顾一下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产生意见分歧的两个问题：一是技术和科学是不是意识形态，二是是否可以从一种所谓生命的“本能需要”引出一种“新的科学规划”。两个问题有内在关联。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哈贝马斯反对马尔库塞把技术和科学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原因在于他认为技术和科学是中立的，不是像马尔库塞所认为的那样是为特定阶级利益服务的。这是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诟病马尔库塞的基本出发点，而在我看来，是否将技术和科学看成是为特定阶级利益服务的，与是否把技术和科学看成是中立的，并非一回事情，但哈贝马斯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上，哈贝马斯没有抓住马尔库塞论述中自相矛盾之处，即一方面马尔库塞声称政治权力的控制以及技术和科学在这种控制中所起到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却又并不认为这种控制的利益取向是特殊的：
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生产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器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这种生产率动员起整个社会，超越和凌驾于任何特定的个人和集团利益之上。
但是在当代，技术的控制看来真正体现了有益于整个社会团体和社会利益的理性，以至一切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对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
从这些表述我们可以看到，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把技术和科学视为服务于特定阶级利益的政治设计的批判似乎是不公正的。而以下这两段话，则会让人觉得哈贝马斯批判马尔库塞赋予技术和科学以政治内涵的观点似乎都不能成立：
这个世界势必变成甚至把管理者也包括在内的全面管理的材料。统治的罗网已变成理性自身的罗网，这个社会最终也会被困在该罗网之中。理性的超越方式看来会超越理性自身。
肯定性思维的宽容是被强制的宽容——不是被任何恐怖机构所强制，而是技术社会那压倒一切的、不知名的力量和效率所强制。
更富意味的是，这些论述表明，马尔库塞似乎也犯了他曾经批判过的韦伯的错误，即强调抽象的合理化而看不到其中的政治设计，因为如果把一切都归结为神秘的力量所致，那也就没有政治设计的份了。出现这种情形的确是令人困惑的，但至少表明，像哈贝马斯那样简单地认为马尔库塞把技术和科学看成是为特定阶级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的观点是不妥当的，而且在我看来，通过对马尔库塞的这样一种界定，哈贝马斯实际上避开了马尔库塞表述中的关键内涵，即技术和科学的非中立性，因为即便技术和科学不是意识形态（对哈贝马斯来说，以它是否为特定阶级利益服务这一点来界定），也并不就意味着技术和科学能够摆脱立场和价值取向，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中立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费恩伯格在技术和科学是否中立的问题上站到了马尔库塞一边。费恩伯格假想了马尔库塞可能对哈贝马斯做出的反驳：马尔库塞承认技术原则可以从各种兴趣或意识形态中抽象出来加以阐述，但他认为这的确只是一种抽象，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技术总是与运用它们的“历史主体”相关。费恩伯格举了“效率”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历史主体是什么”的问题。表面上看，它只关乎中性的输入和输出的比率，“但具体来说，当人们实际上开始应用‘效率’概念时，他必须决定什么类型的事物能被输入和输出、谁能提供和谁能获得它们，并且依赖什么条件、什么被视为无价值的东西、废料和有毒物品，等等，这些都依特定的社会而定，在任何实际应用中的效率亦然”。同样，也可以用这样的分析来批判韦伯的“管理的合理性”。费恩伯格也假想了哈贝马斯的反驳：哈贝马斯可能会说强调技术的起源和应用的利益只是社会学的细节，在基本理论层面上并不重要，因为如果技术要进入社会，就必须应用伦理的原则，但这对阐释和分析技术的操作规律而言并非一个严重的障碍。然而正如费恩伯格指出，对于马尔库塞而言，“批判这种客观性（即中立性，引者）形式的要点在于把技术带到规范原则的裁判之下，有意识地提出它的规范的维度，从而使它能被讨论和挑战”。因为哈贝马斯也不能否认的一个现实是技术专家的统治，这种统治压抑甚至阻止了根据民主规范判断工作背景，所以“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中立性议题阻碍了关于待确定的技术替代物的公众对话”。在我看来，费恩伯格在这里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即技术和科学中的规范。通过对这个议题的思考，或许我们可以看到哈贝马斯回应马尔库塞问题的方式的深层关切所在。
哈贝马斯严格区分了劳动和相互作用两个领域，前者为目的理性策略行为，后者为交往理性规范行为。此区分的关键在于把劳动（技术和科学从属其中）从规范领域排除出去。费恩伯格在对《交往行为理论》图表11进行分析后指出，在哈贝马斯那里，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只有工具理性和审美关系，而没有规范关系
，但他认为“哈贝马斯的图表忽略了对客观世界规范关系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领域：被建造的环境”
。因为在费恩伯格看来，建什么和如何建是个实际的规范问题，虽然没有科学判断的标准，但至少可以像审美判断一样被理性化，并且认为在这里“我们能对马尔库塞要求的与自然的一种新型关系给出一个相当合理的内容”。
可以看出，费恩伯格在这里似乎是把马尔库塞意义上的与自然的一种新型关系当成是人与客观世界的一种规范关系，其意是说把自然作为另一个需要对其负责的主体予以尊重，并且在这个意义上谈论环境建造中的民主干预。很显然，费恩伯格在这个语境中使用的规范不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意义中的规范，因为后者特指在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往机制。但前述分析曾经指出，费恩伯格强调马尔库塞的启示是根据民主规范判断工作的背景，也就是说，他也在哈贝马斯的意义上使用规范，那么，这两个意义上的规范使用在他那里是如何统一的呢？我认为理解的钥匙就在于费恩伯格把规范问题比拟为审美判断这一表述。费恩伯格的表述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首先，我们需要对自然作为另一个主体予以尊重（马尔库塞意义上的规范态度）；然后，对于自然的态度，我们可以进行民主讨论（哈贝马斯意义上的规范态度），但最终会取得像审美判断一样的一致性（诉诸康德审美共通感的观念，但已经不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规范态度）。在我看来，如果说此处分析的费恩伯格的意思就是对马尔库塞思想的同情式表达，那么哈贝马斯拒绝以马尔库塞的规范态度对待自然是有其道理的。这一点还可以通过对马尔库塞的“需要”观的分析看得更清楚。在马尔库塞那里，所谓一种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就是由这种“需要”观导引出来的。
马尔库塞的“新的科学规划”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即生命的“本能需要”，或曰“真实需要”“根本需要”，等等。对此，马尔库塞有诸多提及：
我们可以把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加以区别［……］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之列。
进一步的发展将意味着裂变，即量变向质变的转化。它展现一种本质上新的人类现实的可能性——即以实现了的根本需要为基础的处于自由时间中的存在。在此条件下，科学谋划本身将对超功利的目的、对远非统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生活艺术”开放。
为了要成为自由的载体，科学和技术将不得不改变它们现在的方向和目标：它们可能必须被重建以适应新的感性——生命的本能需要。
然而，马尔库塞没有在任何地方精确地描述过他所谓的“本能需要”或“真实需要”究竟是什么，而且他还表明，需求的真实性只能由个人来回答，前提是这个人必须处于自治的状态。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卢梭的自由观，因为在卢梭那里，一个人是否自由是由其是否按理性行事来界定的，但卢梭对这个理性的内涵却语焉不详，正如马尔库塞对何为自治含糊其辞一样。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马尔库塞以下这段关于“潜化”的表述：
但“潜化”这个词或许不再说明个人是以什么方式自动重复社会所施加的外部控制并使之永恒化的。潜化使人联想到自我把“外部的”移置为“内部的”那一整套相对自动的过程。因此，潜化意味着存在一种区别于甚至敌对于外部要求的内心向度，即能把公众舆论和行为撇在一边的个人意识和无意识。“内心自由”的观念在这里有它的现实性，它指的是人们可以借以变成和保存“他自己”的私人空间。
在我看来，从这里可以看到海德格尔对马尔库塞的影响，因为马尔库塞用“潜化”来反证“内心向度”的方式，与海德格尔用“沉沦”来反证“本真”的方式如出一辙。
然而，无论是卢梭还是海德格尔的思维方式，都不能为马尔库塞的“本能需要”或“真实需要”提供真正的内涵，这也就意味着奠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新的科学规划的设想必然落空，或者说，如果一定要以这样一种言之凿凿但内涵模糊的需求观来进行政治操作及科学规划，那势必导致以赛亚·伯林所恐惧的那种建基于积极自由的极权主义。可以推测，哈贝马斯之所以拒绝马尔库塞的“科学规划”而强调相互作用领域的重建，很可能就是出于类似的忧虑。其忧心在于，社会建构的视野不能是主体哲学价值论的，而必须是交往理性规范论的。
费恩伯格也认为，马尔库塞很难不面对哈贝马斯对其思辨基础的质疑，所以虽在哈、马之争中更多地站到了马尔库塞的一边，但他并不认为简单地回到马尔库塞就能解决问题，而是主张在一个更可信赖的框架内重构马尔库塞批判理论的各个要素。这个框架就是“哈贝马斯的被修改、从而包括技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版本”
。
重构的契机在于哈贝马斯的媒介理论。受到帕森斯的启发，哈贝马斯的媒介理论根据从交换、管理和法律这些系统中分化出来的亚系统即金钱和权力媒介来解释社会生活的理性化。哈贝马斯认为，通过金钱和权力媒介，个体调整他们之间的行为，同时对世界采取一种工具理性的态度，但这样一来，社会生活的语言维度就被压缩甚至消解了。
这是“系统”殖民“生活世界”的典型表现。哈贝马斯的分析意图在于调整两种类型的理性之间的平衡，但费恩伯格指出，哈贝马斯在思考这一问题时令人吃惊地忽略了“技术”，尽管他反对“生活世界的技术化”。费恩伯格甚至不免得意地透露，哈贝马斯本人也向他承认这是一个疏忽。在费恩伯格看来，技术也像金钱和权力一样在社会运转中起到组织的作用，比如在运输系统中，人们几乎不用讨论，只需遵从规则和计划行事。即便在管理系统中，技术也不可或缺，因为如果没有技术，只有金钱的动机和管理的规则是不可能组织生产的。这种管理理论可以延伸到整个社会的官僚结构和市场体系，二者都有赖于精心制作的技术基础。所以费恩伯格认为，技术也应该进入哈贝马斯的媒介之中：“如果媒介理论中包含了技术，那么哈贝马斯想在金钱和权力周围划定的边界就有可能被延伸至技术领域。”
但哈贝马斯的确没有将技术列入殖民“生活世界”的“系统”领域。在费恩伯格看来，这就为技术的批判理论所不能忽略的一个领域即“技术设计”留下了空间，因为：
事实上，哈贝马斯的系统理论没有为批判媒介的内在结构提供任何基础，他对它们向交往领域的过度延伸提出了挑战，但不是它们的设计。他的理论中没有对马尔库塞的管理批判或技术合理性批判提出回应。但是，一种技术的批判理论不能够忽视设计。无论问题是涉及到童工问题、医学研究，还是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交往或技术对环境的作用，设计都具有规范性的含义，而不只是一个效率问题。
这段表述的关键是把规范内容引入技术设计，费恩伯格据此批判了哈贝马斯将系统和生活世界截然二分的做法。他同时指出，其实哈贝马斯也知道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区分只具有分析的意义，因为在真实的境遇中，它们总是以不同的比例混合在一起的；哈贝马斯之所以执意在二者之间进行区分，目的是想借此阐释现代化的进程。但在费恩伯格看来，此举是弊大于利，因为正是它导致了一种将系统中性化的普遍倾向。费恩伯格进一步追究了哈贝马斯将系统中性化的方法论上的失败，认为他忽略了系统的“内在设计准则”，看不到系统理性实际上是以规范内容为基础的。基于此，费恩伯格认为我们应在技术的功能主义理解和解释学理解之间进行区分：“在前者中，技术装置与社会及社会目标保持一种外在的关系，而对后者而言，装置拥有包括授权的标准和内涵的复杂的意义。这些技术的价值维度被嵌入于装置之中，一如意义被嵌入语言符号之中。”
在我看来，费恩伯格对哈贝马斯的批判，的确可以说明哈贝马斯忽略马尔库塞的技术合理性批判是难辞其咎的，同时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哈贝马斯虽然以劳动和相互作用框架重新解释了马尔库塞所提出的问题（系统殖民生活世界），但在应对策略上却令人大失所望（看不到规范内容进入技术设计的可能性，只是消极地寄望于大、中学生的抗议活动）；然而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费恩伯格同样令人失望，因为他也不过是从哈贝马斯那里为马尔库塞争回了技术合理性批判的必要性以及规范内容进入技术设计的可能性，但对马尔库塞的“新的科学规划”的可操作性“规范”并无任何实际的提示，从而使其仍旧难免空洞玄虚和浪漫幻想之嫌。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承认马尔库塞的技术合理性批判的价值，同时又惋惜其“新的科学规划”的方向失误及实际内容的模糊不清，那么该如何设想这个“新的科学规划”的现实可能性呢？
说来令人唏嘘，或许是我孤陋寡闻，但至少就国内学界而言，的确只能看到一个人的研究真正回应了这个问题（或许正应了费恩伯格对中国学者的那句“警告”），这就是吴兴明先生的《人与物居间性展开的几个维度——简论设计研究的哲学基础》一文。吴文在批判赫伯特·西蒙的科学主义设计观的基础上，简明而清晰地阐述了设计的非中立性及其内涵：
实际上，不管是设计本身的广阔关涉度，还是今天已病入膏肓的生态危机、现代性危机都表明，设计绝不能够仅仅是科学，而是必须将自然、社会、文化、人类的生存前景等一体性纳入其中的综合性创造。换言之，作为现代生产之一往无前的智力发动机，在设计背后的智力坐标决不能只要科学，而是要有文化、思想和良知——借用存在主义的话，要有对人类生存价值及其前途的考量，尤其是在所谓“技术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已经有深度展开的当代语境下。
基于这一认识，吴文深度剖析了人与物居间性展开的三个维度：（1）物的功能性维度；（2）物的社会-符号性维度；（3）物的感性-美学的维度。然后根据物的中介形塑作用（即以物质的方式形塑人与世界的关系）从以上三个维度提出了关于设计的规范性基础：
具体地说，在技术的层面它显示出人与物的本源关系及其危机，这里有提出设计伦理学的根据；在审美的层面，它显示出作为感性世界的广阔范围，这里有提出物美学的根据；在社会-符号的层面，它显示出物序结构与社会自由的关系问题，这里有提出设计的政治或设计政治学的根据。
具体而言，设计伦理学可以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宏观上“关注技术设计对生态、人类生存环境的整体的形塑和影响，这远远不只包括限制杀伤性武器、核电站、动植物保护等等内容，还包括节能、环保、无碳、节约资源等”，而微观上则“必须具体而微地考量产品使用、操作过程中与生命安全、舒适感等等的交互影响”。
物美学定位于“整个感性世界的感知互动领域”，“包括了物对于人与其世界关系形塑的所有方面，它不仅关涉视觉，也关涉听觉、触觉以及整个身体、氛围等等的调节与互动。”
设计政治学关注的是“设计延伸于人际的结构性关系调节”，其含义在于：“所有人对人的监管、强制、压迫其实都是通过物的中介来实现的，物的系统实际上形塑和对应着整个社会的严密等级秩序。在此意义上，人的自由首先是社会物序的开放和自由，甚至可以说，人类社会最终解放的标志就是物序的解放和自由。”
在我看来，吴文以上从设计伦理学、物美学和设计政治学三个方面所阐述的内容，是迄今为止关于技术设计之规范内容的最为明晰的揭示，也可以说是消费社会时代对马尔库塞的“新的科学规划”最具针对性和建构性的回应。
本文前言部分曾提及费恩伯格对“中国的批判理论家们”可能效仿哈贝马斯“对技术的冷淡态度”的“警告”，我想行文至此可以有个正面的回应了。我不清楚费恩伯格对“中国的批判理家们”了解多少，但国内学界正在弥漫并日益加剧的一股否定现代科技和消费社会的风气，正在将他的担忧变为现实。在此局面下，吴文以其研究所表现出的建构性姿态及实际应对就极其可贵了，因为，面对一场我们正身处其中的从生产力、生活方式到正义结构的深刻的历史变革，“告别启蒙”“告别现代性”一类的话很容易出口，以精致的“文化研究”戳穿资本和权力的把戏也很让人过瘾，但如果说我们还没有对历史的未来彻底绝望，那么像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那样，视“现代性”为“一项未完成的工程”或许更为可取；否则，如果只有粗暴的批判和无力的怀旧，不仅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有可能让我们错失一代知识分子应尽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