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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明
从19世纪初黑格尔敏锐地意识到主体性原则是“分裂的原则”开始，探讨如何克服现代性危机的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们几乎总是遵循着同一种思想逻辑：从现代性分化返回“总体性”，力图从重设的总体性图景之中去寻获弥合分裂、克服危机的解救之路。黑格尔—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尼采—海德格尔的意志哲学和存在论，现象学的先验主体性，从东欧马克思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审美主义，从德里达到福柯、鲍德里亚、朗西埃等的法国后现代主义，以詹姆逊和伊格尔顿为代表的欧美左派理论家，包括在国内叫得很响的列奥·斯特劳斯和马克斯·舍勒——这个被哈贝马斯称为反对“‘1789年’理念的伟大同盟”的名单还可以拉得很长。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19世纪以来，自康德之后，自由主义阵营几乎没有出什么大的思想家，而反现代性或后现代主义阵营却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究竟是什么原因或何种生存现实才导致了这一人文思想畸形发展的奇观呢？我们在这里已经无力去追踪这一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形成反现代性思想同盟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总体性的思想逻辑密切相关：既然理性化即分化，即工具理性的统治，各领域的分化、分裂是社会现代性危机的总根源，那么，返回总体性似乎就成了这一思想同盟克服危机的必然选择，不管这一总体性论述的实质是审美主义、重建信仰、劳动实践、伦理总体性、普遍经济学，还是存在、权力、先验主体、自然正当、中国道家的“天道”、新儒家的生活儒学和政治儒学。形形色色总体性话语的能量积累所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各色反自由民主的说辞在那些理论家的笔下越来越汇成潮流，而那些坚持启蒙现代性立场的思想家在愈加深重的现代性危机面前越来越势单力薄，底气不足。这一景象在国内又因新世纪以来“国学”“古典学”浓墨重彩的出场和对哈贝马斯、阿伦特等人的一再曲解而愈加鲜明。
本专题的四篇文章都是对现代性理论话语中总体性思想逻辑的个案分析。《直面解分化或文化向基础领域的进入——简论马克思主义美学规范性转型的思想视野》是力图直面消费社会现实而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如何去总体性，实现规范性转型的探讨。《一种“新的科学规划”是否应当，以及何以可能？——对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之间的一场“论争”的思考》是对在当代生活背景下，“科学”如何实现“解分化”的现实途径的探讨。鉴于自马克斯·韦伯以来科学一直被看作是“工具理性”的核心样式，“科学”之域如何实现“解分化”是有效克服现代性危机的关键问题。《现代性理论及其政治意义：哈贝马斯与列奥·施特劳斯的思想对话》是对哈贝马斯与列奥·施特劳斯现代性理论中总体性问题的简要分析，解剖深入，论述精准简洁。在施特劳斯于国内大红大热之后，该文不啻是一副清醒剂。《理性化抑或理性压抑的历史？——重审阿多诺对韦伯音乐社会学思想的批判》着力于对阿多诺音乐社会学思想中“否定的形而上学”的分析。在诸种总体性思想逻辑中，阿多诺的音乐社会学是所谓“反面总体论”的一个标本。通过这些个案研究，本组文章力图呈现一种交往论视野下启蒙现代性立场的思想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