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王亚南 刘婷
摘要： 2000～2015年，全国城乡综合演算的各类民生数据人均值持续稳步增长，2015年居民收入为2000年的5.96倍，总消费为5.51倍，物质生活消费为5.14倍，非物生活消费为6.40倍，积蓄为7.52倍。但居民收入比从46.37%较明显下降至43.94%，居民消费率从35.91%明显下降至31.43%，“十二五”期间略有回升；尤其应注意居民收入年均增长明显低于财政收入年增4.18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支出年均增长明显低于财政支出年增4.59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总消费、物质生活消费、非物生活消费、积蓄地区差全方位不断缩小，居民消费需求（包括总消费及物质生活、非物生活消费三个方面）城乡比全面逐步缩小，居民收入、积蓄城乡比缩减幅度不大甚或继续扩大。物质生活消费比重较明显降低4.73个百分点，非物生活消费比重较明显增高4.73个百分点，消费结构出现较大“升级”变化；而居民积蓄率从22.57%持续明显升高至28.47%，反过来对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加重。
关键词： 全国 人民生活 发展指数 检测和评价
20世纪末，面向2000年“基本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邓小平同志提出以人均产值1000美元作为标志，后修正为800美元。中共十七大之后，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步步深入，以人为本越来越深入人心，政界、学界和全社会都意识到“GDP标准”的缺陷，以民生发展衡量政绩成为基本共识。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得以确立，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实际成效的检验，更有必要深入人民生活方方面面进行细致入微的检测。
“中国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体系”于2006年开始研制，其演算数据库作为“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体系”的背景数据支持一直在使用。多年以来笔者先后推出“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文化产业供需协调检测”“公共文化投入增长测评”，2014年综合屡次研创的方法论思路和技术性设计，并将“民生”范围集中于国家现行统计制度下“人民生活”部分，“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历时八年终于独立成型。面向日益临近的“全面小康”目标年，经反复调试、改进、完善全文数据库，《中国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报告》于2016年首次出版，现为第2个年度卷。
本项研究在“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中首创城乡比倒数权衡测算，独创地区差指标及其演算方法，并基于城乡、区域无差距理想值设逆指标；在“文化产业供需协调检测”中，用来测算文化消费需求缩小以至消除城乡、地区差距后文化生产供给可能出现的“短缺”；在“公共文化投入增长测评”中，检测公共文化投入均等化差距；在“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中，全面展开经济、社会、民生发展城乡比和地区差检测。目前我国户籍的“农”与“非农”划分已在名义上取消，但既有城乡差距并未随之自动消除，地区差距更可见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尚无全国统一的“国民待遇”。全国及各地诸方面发展的城乡比、地区差量化分析检测为本项研究的独特优势，专门用来检验中国社会结构“非均衡性”发展差距。
人民生活发展离不开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基本背景，各项民生数据需要放到历年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和支出增加的背景之下加以考察。
全国经济财政增长与城乡人民生活发展关系态势见图1，限于制图容量，图1仅列出产值数据，财政收入、支出数据置于后台进行相关演算。
图1 全国经济财政增长与城乡人民生活发展关系态势
左轴面积：全国产值与居民收入、消费、积蓄总量（亿元转换为%），各项数值历年变化呈直观比例。右轴曲线：（基于财政演算）收入对比度、支出对比度（%）。囿于制图空间，省略若干年度，文中描述历年变化包括省略年度，全文同。
2000～2015年，全国产值总量年均增长13.67%，同期财政收入总量年均增长17.59%，财政支出总量年均增长17.38%。
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年均增长均超过产值年均增长，这意味着，在以历年产值体现的全社会总财富中，各级财政收取并支用的部分占越来越大的比例。
2000～2015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总量年均增长13.41%，消费总量年均增长12.79%，积蓄总量年均增长15.22%。15年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低于产值年均增长率0.26个百分点，低于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4.18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年均增长率低于产值年均增长率0.88个百分点，低于财政支出年均增长率4.59个百分点。
在此有必要检测全国各类数据历年增长相关系数。产值与居民收入增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352，呈稍强正相关性；与居民消费增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431，呈较弱正相关性。可简单理解为居民收入、消费与产值历年增长分别在83.52%和64.31%的程度上同步，居民收入增长明显滞后，居民消费增长更极显著滞后。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增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799，即二者历年增长在67.99%的程度上同步，呈较弱正相关性，居民收入增长显著滞后；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增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482，即二者历年增长在24.82%的程度上同步，呈极弱正相关性，居民消费增长更极显著滞后。
收入对比度、支出对比度出自本项检测的精心设计，即居民收入与财政收入、居民消费与财政支出之间相互对应的相关性比值（商值）。可基于居民收入或财政收入、居民消费或财政支出进行双向对应演算，其结果数据互为倒数百分值，用以检测居民收入与财政收入之间、居民消费与财政支出之间的相对关系及其历年变化情况。
基于全国财政收入演算（与居民收入比商值），15年间从居民收入的28.81%提高到49.61%，相对关系值增大了72.23%。这表明，在全国社会总财富历年分配中，财政收入所占份额扩增，而居民收入所占份额缩减，其间的相互关系用收入对比度变动来表示。全国居民收入比与财政收入比历年变化相关系数为-0.7511，呈极强负相关性，即两项比值在75.11%的程度上逆向变动。
基于全国财政支出演算（与居民消费之商值），15年间从居民消费的44.12%提高到80.32%，相对关系值增大了82.04%。这表明，在全国社会总财富历年支配中，财政支出所占份额扩增，而居民消费所占份额缩减，其间的相互关系用支出对比度变动来表示。全国居民消费率与财政支出比历年变化相关系数为-0.7392，呈极强负相关性，即两项比值在73.92%的程度上逆向变动。
以上各类总量数据分析反映出，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以来，“国富”的程度和速度明显高于“民富”的程度和速度。当然，这仅仅是对宏观层面的一种基本概括，深入透视全国民生发展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微观层面的深刻变化，还有必要对人民生活各类数据人均值进行检测，尤其需要尽可能展开各个方面的相关性分析。
居民收入是国家现行统计制度中“人民生活”统计数据的基底，从根基上制约其余数据的变化动态。
居民收入及其相关性分析为民生指数检测系统的二级子系统之一。全国居民收入及其相关性变动态势见图2。
图2 全国居民收入及其相关性变动态势
左轴面积：全国城乡综合、城镇、乡村居民收入人均值（元转换为%），各项数值历年变化呈直观比例。右轴曲线：居民收入人均值城乡比（乡村=1）、地区差（无差距=1）。左轴曲线：居民收入比（与产值即国民总收入近似值比）（%）。另需说明，本项检测经多重演算，衍生数值屡四舍五入，可能出现小数细微出入，实属演算常规，无误，全文同。
2000～2015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2.64%（由于全国人口增长，居民收入人均值演算增长率略低于总量演算增长率）。居民收入人均值地区差最小（最佳）值为2015年的1.2899，最大值为2001年的1.3679。
在这15年间，全国居民收入人均值地区差缩小了5.20%。这意味着，全国各地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步均衡性有所增强，体现出“全面小康”建设进程在缩小全国居民收入地区差距方面的有效进展。
2000～201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1.28%，乡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1.43%，乡村人均值年均增长率高于城镇0.15个百分点。城乡之间增长相关系数为0.4543，即历年增长同步程度为45.43%，呈很弱正相关性。倘若把城乡各自年度增长指数制作成两条曲线，可以看出，城乡增长走势缺乏历年保持并行的良好均衡度。城乡比最小（最佳）值为2015年的2.7312，最大值为2009年的3.3328。
在这15年间，全国居民收入人均值城乡比缩小了2.00%。这意味着，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步均衡性有所增强，体现出“全面小康”建设进程在缩小全国居民收入城乡差距方面的有效进展。
居民收入比为居民收入与国民总收入（以产值为其近似值）之间的比值（商值），亦即社会总财富分配中居民收益所得部分。2000～2015年，全国居民收入比下降了2.43个百分点；其中，“十二五”以来上升了4.15个百分点。很明显，国家“十二五”规划制定“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的“约束性指标”已经产生显著作用。
在这15年间，全国居民收入比最高（最佳）值为2002年的47.15%，最低值为2010年和2011年的39.79%。具体展开逐年测算，居民收入比在2002年、2009年、2012～2015年升高，在2000～2001年、2003～2008年降低，近年来仍未回复至2000年初始值，更未达到2002年最高值。这意味着，“全面小康”建设进程中全国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同步协调性有待增强，甚而居民收入增长或应反超产值增长以补积年“拖欠”。
居民消费数据是国家现行统计制度中“人民生活”统计的主体部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生需求主要体现为居民消费需求。
居民消费及其相关性分析为民生指数检测系统的二级子系统之二。全国居民总消费及其相关性变动态势见图3。
图3 全国居民总消费及其相关性变动态势
左轴面积：全国城乡综合、城镇、乡村居民总消费人均值（元转换为%），各项数值历年变化呈直观比例。右轴曲线：居民总消费人均值城乡比（乡村=1）、地区差（无差距=1）。左轴曲线：居民消费率（与产值比）（%）。
2000～2015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总消费年均增长12.05%（由于全国人口增长，人均值演算增长率略低于总量演算增长率）。居民总消费人均值地区差最小（最佳）值为2015年的1.2792，最大值为2003年的1.3521。
在这15年间，全国居民总消费人均值地区差缩小了5.08%。这意味着，全国各地居民总消费增长的同步均衡性有所增强，体现出“全面小康”建设进程在缩小全国居民总消费地区差距方面的有效进展。
2000～201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总消费年均增长10.18%，乡村居民人均总消费年均增长12.07%，乡村人均值年均增长率高于城镇1.89个百分点。城乡之间增长相关系数为0.4101，即历年增长同步程度为41.01%，呈很弱正相关性。倘若把城乡各自年度增长指数制作成两条曲线，可以看出，城乡增长走势缺乏历年保持并行的良好均衡度。城乡比最小（最佳）值为2015年的2.3196，最大值为2003年的3.3505。
在这15年间，全国居民总消费人均值城乡比缩小了22.49%。这意味着，全国城乡居民总消费增长的同步均衡性有所增强，体现了“全面小康”建设进程在缩小全国居民总消费城乡差距方面的有效进展。
居民消费率为居民消费与产值之间的比值（商值），亦即社会总财富支配中居民消费支出的部分。2000～2015年，全国居民消费率下降了4.48个百分点。自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施“拉动内需，扩大消费，改善民生”国策以来，直到进入“十二五”期间，全国居民消费率才开始略有回升。
在这15年间，全国居民消费率最高（最佳）值为2002年的36.23%，最低值为2011年的28.16%。具体展开逐年测算，居民消费率在2002年、2009年、2012～2015年升高，在2000～2001年、2003～2008年、2010～2011年降低，近年来仍未回复至2000年初始值，更未达到2002年最佳值。这意味着，“全面小康”建设进程中全国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步协调性有待增强。还应注意到，居民消费率的下降程度大于居民收入比的下降程度，反过来即意味着居民积蓄率上升，同时亦即积蓄对消费的抑制作用加重。
居民消费子系统可相对自成一体，其下又包含八个三级子系统，即国家现行统计制度下“人民生活”总消费支出中的各分类单项消费。本项检测划分为“物质生活消费”和“非物生活消费”两个大类，其间消费结构变化尤其值得关注。
居民消费统计分类的前四类——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属于物质生活范畴，维系着人们衣、食、住、用的“基本需求”。居民物质生活分类消费及其相关性分析为民生指数检测系统的三级子系统之一至四。全国居民物质生活消费结构性关系变动态势见图4。
图4 全国居民物质生活消费结构性关系变动态势
左轴面积：全国城乡综合演算的居民物质生活消费单项（含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四项）人均值（元转换为%），各项数值历年变化呈直观比例。右轴曲线：食品烟酒消费比重、衣着消费比重（%），显示温饱需求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比。
2000～2015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年均增长9.56%。居民食品烟酒消费占总消费比重值即原始的恩格尔系数，用以检测维持生命“最基本消费”的比重，间接衡量居民生活宽余程度。
在这15年间，全国居民食品烟酒消费比重降低了12.30个百分点。最低（最佳。物质消费占比以低为佳，后同）比重值为2015年的30.64%，最高比重值为2000年的42.94%。可以看出，进入“全面小康”建设进程以来，全国居民食品消费“最基本需求”所占比重越来越低，这间接反映出人民生活从温饱“基本小康”向宽余“全面小康”发展。
2000～2015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衣着消费年均增长11.11%。在中国社会传统中，衣食与温饱总是联系在一起，移植恩格尔系数成为“中国版”，应包括衣食温饱“基本需求”，因此本项检测同样重视衣着消费。
在这15年间，全国居民衣着消费比重降低了0.99个百分点。最低（最佳）比重值为2015年的7.41%，最高比重值为2011年的9.91%。可以看到，在食品烟酒消费比重持续明显下降的同时，全国居民衣着消费“基本需求”所占比重并未显著降低，不过衣着原有保暖御寒功能已经发生变化，更多地转而体现时尚、品位、个性等。难怪有不少相关研究者建议把服装消费列为一种“别类”精神生活消费。
2000～2015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居住消费年均增长16.54%。从图4中不难看出，2014年居住消费人均值陡然高升，这是国家统计局首次提供的城乡综合基础数据，若按本项检测系统的数据库演算，得出的数值还要更大一点。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各地居民受调查户样本的影响而产生的偏差近年得到修正，由私家住房相对普及带来的居住消费剧增得以体现。
运用后台数据库补充考察居住消费比重变化情况。在这15年间，全国居民居住消费比重增高了9.69个百分点。近十余年来各地城镇商品住宅市场火爆，各色人等需求旺盛，居住消费比重变化甚大，正是千家万户拥有私家住房的“刚需”开支成就了当今中国房地产的繁荣。
2000～2015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年均增长10.79%。同样补充考察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比重变化情况。在这15年间，全国居民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比重降低了1.13个百分点。近十余年来各地城乡私家轿车市场升温，各色人等需求高涨，而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比重变化不大，或许“间歇性”购车支出列入长年日常消费也不明显。
居民消费分类的后四类——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属于非物生活范畴，维系着人们的社会交往、身心状态、精神生活等“扩展需求”。居民非物生活分类消费及其相关性分析为民生指数检测系统的三级子系统之五至八。全国居民非物生活消费结构性关系变动态势见图5。
图5 全国居民非物生活消费结构性关系变动态势
左轴面积：全国城乡综合演算的居民非物生活消费单项（含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四项）人均值（元转换为%），各项数值历年变化呈直观比例。右轴曲线：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比重（占总消费比）（%），显示社会生活交往、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变化。
2000～2015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消费年均增长16.91%。居民交通通信消费成为非物生活消费以至总消费中增长最快的部分，不难在生活现实中找到依据：全国每年有上亿人次出境旅游，数十亿人次在国内旅游；电话通信已成为国民的必需消费，手机及移动网络更是国内海量人群之“必备”，当然电信行业垄断造成的高收费也不容置疑。
在这15年间，全国居民交通通信消费比重增高了6.26个百分点。最高（最佳。非物消费占比以高为佳，后同）比重值为2013年的14.41%，最低比重值为2000年的7.02%。由此不难发现，人民生活水平已经从维持温饱的“基本小康”阶段超越出来，在物质生活需求达到较高水平之际，非物质生活需求迅速提升。交通通信消费比重显著增高，可以将其视为人民社会生活交往需求高涨的一种具体表现。
2000～2015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年均增长11.35%。在这15年间，全国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比重降低了1.07个百分点。最高（最佳）比重值为2002年的13.82%，最低比重值为2014年的10.60%。这里发现了一个问题，多年以来许多研究者预期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高涨”局面并未出现。或许从满足温饱需求，到物质生活消费全面提升，再到注重社会生活交往需求，最后到追求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人民生活水平有待于“更上一层楼”。
2000～2015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年均增长13.71%。运用后台数据库补充考察医疗保健消费比重变化情况。在这15年间，全国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比重增高了1.47个百分点。医疗保健消费比重增高明显并不难理解，健康是人们的“共同价值观”，但若干年来医院费用暴涨、保健产业暴利等问题也不容忽视。
2000～2015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年均增长7.83%。同样补充考察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比重变化情况。在这15年间，全国居民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比重降低了1.93个百分点。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是一个“非明确”项，包括除了非物生活消费以上三类之外的其余消费开支，依据早年统计年鉴所列细目分类可知，家政服务相关支出也在其中。
至此可以归纳对比全国城乡居民物质生活、非物生活分类单项消费的增长变化差异。2000年以来的15年间，各类消费人均值年均增长率、比重值升降变化（百分比演算更为精确）排序如下：交通通信消费年增16.91%，比重上升89.08%，为最高；居住消费年增16.54%，比重上升80.23%，为次高；医疗保健消费年增13.71%，比重上升24.76%，为第三高；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年增11.35%，比重下降8.91%，为第四高；衣着消费年增11.11%，比重下降11.81%，为第五高；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年增10.79%，比重下降15.62%，为第六高；食品烟酒消费年增9.56%，比重下降28.65%，为次低；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年增7.83%，比重下降43.78%，为最低。
本项检测把居民全部物质生活消费设定为“必需消费”，并设居民物质生活消费比重值为“全面小康”民生“必需消费系数”，类比于放大的“恩格尔系数”，检测“全面小康”建设进程中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其维持物质生活升级版“必需消费”支出的变动态势。
居民物质生活消费合计及其相关性分析为民生指数检测系统的二级子系统之三。全国居民物质生活消费合计及其相关性变动态势见图6。
图6 全国居民物质生活消费合计及其相关性变动态势
左轴面积：全国城乡综合、城镇、乡村居民物质生活消费合计人均值（元转换为%），各项数值历年变化呈直观比例。右轴曲线：居民物质消费人均值城乡比（乡村=1）、地区差（无差距=1）。左轴曲线：居民物质消费比重（占总消费比）（%）。
2000～2015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物质消费年均增长11.53%。居民物质消费人均值地区差最小（最佳）值为2013年的1.2445，最大值为2000年的1.3204。
在这15年间，全国居民物质消费人均值地区差缩小了2.56%。这意味着，全国各地居民物质消费增长的同步均衡性有所增强，体现出“全面小康”建设进程在缩小全国居民物质消费地区差距方面的有效进展。
2000～201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物质消费年均增长9.95%，乡村居民人均物质消费年均增长11.11%，乡村人均值年均增长率高于城镇1.16个百分点。城乡之间增长相关系数为0.8604，即历年增长同步程度为86.04%，呈较强正相关性。倘若把城乡各自年度增长指数制作成两条曲线，可以看出，城乡增长走势缺乏历年保持并行的良好均衡度。人均值城乡比最小（最佳）值为2015年的2.3217，最大值为2003年的3.0039。
在这15年间，全国居民物质消费人均值城乡比缩小了14.59%。这意味着，全国城乡居民物质消费增长的同步均衡性有所增强，体现出“全面小康”建设进程在缩小全国居民物质消费城乡差距方面的有效进展。
2000～2015年，全国居民物质消费比重下降了4.73个百分点。全国居民物质消费比重持续降低，意味着人民在保证物质生活“必需消费”之外，还有越来越多的余钱用以满足非物质消费需求。
在这15年间，全国居民物质消费比重最低（最佳）值为2013年的63.65%，最高值为2000年的70.59%。具体展开逐年测算，居民物质消费比重在2007～2008年、2011年、2014年升高，在2000～2006年、2009～2010年、2012～2013年、2015年降低。从“全面小康”建设进程起点2000年，到2013年，全国居民物质消费比重由历年最高值持续下降至历年最低值，这无疑表明人民生活水平早已超越了满足衣食温饱的“基本小康”阶段。
本项检测把居民全部非物生活消费设定为“扩展应有消费”，并设居民非物生活比重值为“全面小康”民生“扩展消费系数”，检测“全面小康”建设进程中居民社会生活、精神生活质量的提升，及其在物质生活“必需消费”之外进一步增加“应有消费”支出的变动态势。
居民非物生活消费合计及其相关性分析为民生指数检测系统的二级子系统之四。全国居民非物生活消费合计及其相关性变动态势见图7。
图7 全国居民非物生活消费合计及其相关性变动态势
左轴面积：全国城乡综合、城镇、乡村居民非物生活消费合计人均值（元转换为%），各项数值历年变化呈直观比例。右轴曲线：居民非物消费人均值城乡比（乡村=1）、地区差（无差距=1）。左轴曲线：居民非物消费比重（占总消费比）（%）。
2000～2015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非物消费年均增长13.17%。居民非物消费人均值地区差最小（最佳）值为2015年的1.2672，最大值为2005年的1.4372。
在这15年间，全国居民非物消费人均值地区差缩小了10.52%。这意味着，全国各地居民非物消费增长的同步均衡性有所增强，体现出“全面小康”建设进程在缩小全国居民非物消费地区差距方面的有效进展。
2000～201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非物消费年均增长10.65%，乡村居民人均非物消费年均增长14.38%，乡村人均值年均增长率高于城镇3.73个百分点。城乡之间增长相关系数为-0.4504，即历年增长逆向程度为45.04%，呈稍强负相关性。倘若把城乡各自年度增长指数制作成两条曲线，可以看出，城乡增长走势缺乏历年保持并行的良好均衡度。人均值城乡比最小（最佳）值为2015年的2.3155，最大值为2002年的4.3046。
在这15年间，全国居民非物消费人均值城乡比缩小了39.22%。这意味着，全国城乡居民非物消费增长的同步均衡性有所增强，体现出“全面小康”建设进程在缩小全国居民非物消费城乡差距方面的有效进展。
2000～2015年，全国居民非物消费比重上升了4.73个百分点。全国居民非物消费比重持续提高，意味着人民在保证物质生活“必需消费”之外，确实越来越注重追求非物质生活“应有消费”。
在这15年间，全国居民非物消费比重最高（最佳）值为2013年的36.35%，最低值为2000年的29.41%。具体展开逐年测算，居民非物消费比重在2007～2008年、2011年、2014年降低，在2000～2006年、2009～2010年、2012～2013年、2015年升高。从“全面小康”建设进程起点2000年，到新近数据年度2013年，全国居民非物消费比重由历年最低值持续上升至历年最高值，这无疑表明人民生活水平已经转入注重生活质量整体提升的“全面小康”阶段。
本项检测取历年居民收入与消费之差作为最通常意义的“积蓄”，按理积蓄应大于并包含居民当年存入银行的储蓄，且不必再费心分辨、去除储蓄中政府和企业部分。
居民积蓄及其相关性分析为民生指数检测系统的二级子系统之五。全国居民积蓄及其相关性变动态势见图8。
图8 全国居民积蓄及其相关性变动态势
左轴面积：全国城乡综合、城镇、乡村居民积蓄人均值（元转换为%），各项数值历年变化呈直观比例。右轴曲线：居民积蓄人均值城乡比（乡村=1）、地区差（无差距=1）。左轴曲线：居民积蓄率（占居民收入比）（%）。
2000～2015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积蓄年均增长14.40%。居民积蓄人均值地区差最小（最佳）值为2014年的1.3370，最大值为2001年的1.4609。
在这15年间，全国居民积蓄人均值地区差缩小了7.20%。这意味着，全国各地居民积蓄增长的同步均衡性有所增强，体现出“全面小康”建设进程在缩小全国居民积蓄地区差距方面的有效进展。
2000～201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积蓄年均增长14.52%，乡村居民人均积蓄年均增长9.25%，乡村人均值年均增长率低于城镇5.27个百分点。城乡之间增长相关系数为0.6474，即历年增长同步程度为64.74%，呈较弱正相关性。倘若把城乡各自年度增长指数制作成两条曲线，可以看出，城乡增长走势缺乏历年保持并行的良好均衡度。人均值城乡比最小（最佳）值为2000年的2.1978，最大值为2015年的4.4575。
在这15年间，全国居民积蓄人均值城乡比扩大了102.81%。这意味着，全国城乡居民积蓄增长的同步均衡性有所减弱，体现出“全面小康”建设进程在缩小全国居民积蓄城乡差距方面的成效欠佳。
2000～2015年，全国居民积蓄率上升了5.90个百分点。全国居民积蓄率持续提高，意味着人民劳动所得可以保证物质生活“必需消费”、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应有消费”，越来越多的宽余“闲钱”可供人民自由支配。
在这15年间，全国居民积蓄率最高（最佳）值为2013年的31.42%，最低值为2000年的22.57%。具体展开逐年测算，居民积蓄率在2000年、2002年、2005年、2009年、2014年降低，在2001年、2003～2004年、2006～2008年、2010～2013年、2015年升高。从“全面小康”建设进程起点2000年，到2013年，全国居民积蓄率由历年最低值持续上升至历年最高值，这无疑表明人民生活水平已经进入相对充裕富足的“全面小康”阶段。
诚然，有必要澄清，居民积蓄率并非越高越好。相对于居民收入，积蓄率增高意味着富足余钱增多，可以体现出人民生活富裕程度；然而相对于居民消费，积蓄率增高意味着消费需求受到抑制的程度加重。
有必要归纳对比全国经济、财政与人民生活各类数据的增长变化差异。2000年以来的15年间，全国产值、财政收入和支出、城乡居民收入、总消费、物质生活和非物生活消费、积蓄人均值年均增长率排序如下：财政收入年增16.95%，为最高；财政支出年增16.74%，为次高；居民积蓄年增14.40%，为第三高；非物生活消费年增13.17%，为第四高；产值年增13.05%，为第五高；居民收入年增12.64%，为第六高；居民总消费年增12.05%，为次低；物质生活消费年增11.53%，为最低。其间，全国经济增长，财政收支额度增高，居民收入、消费（包括物质生活消费、非物生活消费）和积蓄增多之间的相对关系一目了然。
到这里，正好转入对各类数据之间增长相关性的深度分析。
分析产值与居民收入、消费、积蓄之间的增长关系，可以检测出究竟是什么因素对居民收入、消费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全国产值与居民收入、消费、积蓄增长态势见图9，因相关系数分析需有历年不间断增长指数，而制图空间有限，故只截取2000～2010年（后台检测2000～2015年）。
图9 全国产值与居民收入、消费、积蓄增长态势
左轴柱形：全国产值年增指数。右轴曲线：居民收入、消费、积蓄年增指数，上年=1（小于1为负增长）。曲线间走势并行即正相关同步增长，上下交错对应即负相关逆向增长；相关系数1为绝对正相关完全同步，0为完全不相关，-1为绝对负相关完全逆向。后图同。
2000～2010年，标号（1）全国产值与（2）居民收入历年增长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098，呈很强正相关性，历年高低对比可见当年二者增长的同步关系；与（3）居民总消费历年增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587，呈稍强正相关性；与（4）物质生活消费历年增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511，呈较强正相关性；与（5）非物生活消费历年增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117，呈稍强负相关性。
这些数据之间的增长相关性表明，全国经济增长并不能“自然”带动国内居民生活消费向着非物质需求方向“升级”。倘若各地大体如此，对“中国现实”特殊性的这一“逆规律性”的揭示即可成立。
2000～2010年，标号（6）居民积蓄与（2）居民收入历年增长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261，呈稍强正相关性；与（3）居民总消费历年增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082，呈很弱正相关性；与（4）物质生活消费历年增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703，呈较弱正相关性；与（5）非物生活消费历年增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751，呈极强负相关性。
在全国范围这些数据之间的增长相关性中，相互间影响的正反方向、强弱程度已经不言自明。
由图9可见，标号（5）非物生活消费与（6）居民积蓄增长曲线形成横向镜面峰谷对应的“水中倒影”，二者呈77.51%逆向增长相关性。“积蓄负相关性”对于非物消费显著成立，对于总消费不成立，对于物质消费不成立。后台数据库扩展演算，非物消费与积蓄增长之间在2000～2013年的逆向程度为69.63%，呈很强负相关；2000～2006年的逆向极值达95.15%，呈极强负相关。
非物消费包含文化消费，因而与本项研究早年发现的文化消费需求之“积蓄负相关性”对应，甚至两者的曲线走向也极为近似。显然，全国居民积蓄增长“自然而然”地抑制了国内居民生活消费向着非物质需求方向更快地“升级”。这一点倘若在各地得到普遍印证，又可成为“中国现实”中的特定“规律性”“趋势性”发现。
分析居民收入、积蓄与非物生活各项消费之间的增长关系，可以检测出究竟是什么因素对居民非物生活各项消费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全国居民收入、积蓄与非物生活消费增长态势见图10。因相关系数分析需有历年不间断增长指数，而制图空间有限，仅截取2000～2010年（后台检测2000～2015年）。
图10 全国居民收入、积蓄与非物生活消费增长态势
左轴柱形：居民收入年增指数。右轴曲线：居民非物消费单项、积蓄年增指数，上年=1（小于1为负增长）。
2000～2010年，标号（1）居民收入与（2）交通通信消费历年增长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494，呈较强负相关性；与（3）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历年增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373，呈很弱负相关性；与（4）医疗保健消费历年增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793，呈稍强负相关性；与（5）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历年增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527，呈极弱正相关性。
这些数据之间的增长相关性表明，全国居民收入增高不“必然”带来国内居民生活消费向着非物质需求，尤其是精神文化需求方向“升级”。倘若各地大体如此，对“中国现实”特殊性的这一“逆规律性”的揭示即可成立。
2000～2010年，标号（6）居民积蓄与（2）交通通信消费历年增长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329，呈极强负相关性；与（3）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历年增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557，呈稍强负相关性；与（4）医疗保健消费历年增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046，呈极强负相关性；与（5）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历年增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731，呈极弱正相关性。
在全国范围这些数据之间的增长相关性中，相互间影响的正反方向、强弱程度已经不言自明。
由图10可见，标号（4）医疗保健消费、（2）交通通信消费、（3）教育文化娱乐消费与（6）居民积蓄增长曲线形成了横向镜面峰谷对应的“水中倒影”，分别呈80.46%、73.29%、45.57%逆向增长相关性。“积蓄负相关性”对于医疗保健消费显著成立，对于交通通信消费明显成立，对于教文娱乐消费基本成立，对于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不成立。后台数据库扩展演算，教文娱乐消费与积蓄增长之间在2001～2010年的逆向程度为52.74%，呈较强负相关；2001～2005年的逆向极值达76.30%，呈极强负相关。
显然，全国居民积蓄增长已经严重地抑制了国内居民消费向着增强人们身心健康、扩展社会生活交往、提升精神文化需求方向更快地“升级”。这一点倘若在各地得到普遍印证，即可成为“中国现实”中的特定“规律性”“趋势性”发现。
将所有分析结果叠加在一起就可以看出，全国产值增长、居民收入增长对非物生活消费增长仅有较弱影响，而居民积蓄增长对非物生活消费增长有极强的负面影响。全国城乡居民非物生活消费增长的“积蓄负相关性”与文化消费需求增长的“积蓄负相关性”出奇相似。其实这并不奇怪，非物生活消费当中本身就包含着精神文化生活消费。
可以想见，一方面，中国人民生活消费已经突破了维持物质需求的阶段，旺盛的“发展性”消费需求定会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够完善，城乡居民为求“自我保障”的积蓄增长依然高居不下，这两个方面的“博弈”仍在持续之中。倘若没有“积蓄负相关性”，或这一负相关效应减弱，那么全国居民医疗保健消费、交通通信消费、教文娱乐消费等非物生活消费将出现更高的增长。
全面汇总以上各类数据分析检测，以及置于后台数据库的全部相关测量演算，民生指数检测系统共包含一级指标（子系统）5项，二级指标（类别项）41项，三级指标（演算项）156项测算数值，最终综合加权得出全国民生发展指数检测结果。2000年以来全国城乡居民生活发展指数变动态势见图11。
图11 2000年以来全国城乡居民生活发展指数变动态势
左轴柱形：横向理想测评（无差距理想值=100）；纵向基数测评（1），上年=100。右轴曲线：纵向基数测评（起点年基数值=100），（2）以2000年为起点，（3）以2005年为起点，（4）以2010年为起点。
各年度民生指数理想值横向检测方法的基本设置：①总量份额以上年为基准衡量升降变化（全国份额100%自为基准）；②人均绝对值以全国平均值为基准衡量增减变动（全国自为基准）；③人均值城乡比、地区差以假定实现无差距理想值衡量现实差距（全国亦然）；④相关性比值以全国总体比值为基准衡量大小差异（全国自为基准）；⑤相关人均值之间增长率比差以上年为基准衡量高低程度（全国亦然）。
以假定全国各类民生数据城乡、地区无差距理想值为100，2015年全国城乡总体民生发展检测指数为82.39，低于无差距理想值17.61%，但高于上年（2014年）检测指数0.13个点。
各年度（包括图中省略年度）此项检测指数对比，各个年度均低于无差距理想值100；2004年、2007～2008年、2010～2015年9个年度高于上年检测指数值。其中，历年民生指数最高值为2015年的82.39，最低值为2006年的80.16。
在此项指数检测中，全国城乡综合演算之所以“失分”，原因在于“协调增长”“均衡发展”两个方面尚有不小差距。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所有各类民生数据人均值的城乡比、地区差仍存在，有些数据的城乡比、地区差还比较大，以其倒数（数值越大其倒数越小）作为权衡系数势必“失分”较多。只要民生数据人均值城乡比、地区差缩小，全国总体检测指数就能够上升；只有彻底消除民生数据人均值城乡比、地区差，全国总体检测指数才能达到理想值100。次要原因在于所有各类民生数据与其对应的经济、财政、居民收入、总消费等数据增长率之间存在差异，如果全部相关对应数据之间实现同步增长，全国总体检测指数就不会“失分”，增长率反超反而会“加分”。其余总量份额、人均绝对值、相关性比值各项指标，均以全国为基准测算各地高低差异，对于全国自身“得分”并无影响。
各时段民生指数基数值纵向检测方法的基本设置：①总量份额以上年为基准衡量年度升降变化；②人均绝对值，人均值城乡比、地区差，相关性比值皆取自身数值；③相关人均值之间增长率比差以上年为基准衡量当年高低程度。所有这些指标的检测演算均以起点年度为基数进行测算，全国总体及各省域检测概莫能外。以下各类纵向检测同理，区别仅在于起始年度不同。
以上一年度（2014年）为起点的数据指标演算基数值为100，2015年全国城乡总体民生发展检测指数为102.28，高于起点年基数值2.28%，但低于上年（2014年）检测指数0.57个点。
各年度（包括图中省略年度）此项检测指数对比，2001～2015年有15个年度高于起点年基数值100；2001～2002年、2004年、2007～2008年、2010～2012年、2014年9个年度高于上年检测指数值。其中，历年民生指数最高值为2012年的103.40，最低值为2000年的99.65。
以“全面小康”建设进程起点年“十五”末年2000年为起点的数据指标演算基数值为100，2015年全国城乡总体民生发展检测指数为177.77，高于起点年基数值77.77%，高于上年（2014年）检测指数8.58个点。
各年度（包括图中省略年度）此项检测指数对比，各个年度均高于起点年基数值100；各个年度均高于上年检测指数值。其中，历年民生指数最高值为2015年的177.77，最低值为2001年的100.81。
在此项指数检测中，全国城乡综合演算“得分”逐年明显提升，深究其原因有多个方面：首先，得益于各类民生数据人均值逐年稳步提高；其次，得益于多类民生数据人均值城乡比、地区差逐渐缩小；再次，得益于多类相关性比值有所上升（物质生活消费类部分比值反向检测下降为佳）；最后，得益于各类民生数据与其对应的经济、财政、居民收入、总消费等数据增长率之间的差距缩减甚至反超。至于全国份额指标，由于恒定份额100%自为基准，对于全国“得分”亦无影响。以下各类纵向检测同理。
以“全面小康”建设进程第一个五年期“十一五”末年2005年为起点的数据指标演算基数值为100，2015年全国城乡总体民生发展检测指数为141.29，高于起点年基数值41.29%，高于上年（2014年）检测指数5.10个点。
各年度（包括图中省略年度）此项检测指数对比，各个年度均高于起点年基数值100；各个年度均高于上年检测指数值。其中，历年民生指数最高值为2015年的141.29，最低值为2006年的101.40。
以“全面小康”建设进程第二个五年期“十二五”末年2010年为起点的数据指标演算基数值为100，2015年全国城乡总体民生发展检测指数为116.62，高于起点年基数值16.62%，高于上年（2014年）检测指数2.88个点。
各年度（包括图中省略年度）此项检测指数对比，各个年度均高于起点年基数值100；各个年度均高于上年检测指数值。其中，历年民生指数最高值为2015年的116.62，最低值为2011年的103.19。
归纳全文各个方面的分析检测，2000～2015年，全国城乡综合演算的各类民生数据人均值持续稳步增长，2015年居民收入为2000年5.96倍，总消费为5.51倍，物质生活消费为5.14倍，非物生活消费为6.40倍，积蓄为7.52倍。但居民收入比从46.37%较明显下降至43.94%，居民消费率从35.91%明显下降至31.43%，“十二五”期间略有回升；尤其应注意居民收入年均增长明显低于财政收入年增4.18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支出年均增长明显低于财政支出年增4.59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总消费、物质生活消费、非物生活消费、积蓄地区差全方位不断缩小，居民消费需求（包括总消费及物质生活、非物生活消费三个方面）城乡比全面逐步缩小，居民收入、积蓄城乡比缩减不大甚或继续扩大。物质生活消费比重较明显降低4.73个百分点，非物生活消费比重较明显增高4.73个百分点，消费结构出现较大“升级”变化；而居民积蓄率从22.57%持续明显升高至28.47%，反过来对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加重。
按照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十三五”规划已经明确，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继续加大。这些理念和目标应当实化和强化为“约束性指标”，以更加显著的民生进步迎接“全面小康”建设进程目标年的到来。
纵观2000年以来的“全面小康”建设进程，协调性增长目标测算基于以下几点基本假设：①居民收入与产值增长同步，居民收入比应保持历年最佳（最高）水平；②居民消费与居民收入增长同步，居民消费比（占收入比）应保持历年最佳（最高）水平，两点叠加亦即居民消费率（与产值比）保持历年最佳水平，居民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稳定动力；③居民物质生活消费比重应保持历年最佳（最低）水平，同时非物生活消费比重应保持历年最佳（最高）水平；④居民积蓄率应保持历年最佳（最低）水平，不再持续加大对居民消费增长的抑制作用。居民收入比、居民消费比两项历年最佳值叠加，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两项最佳值出现于同一年度，演算结果即等于居民消费率历年最佳值；两项最佳值出现于不同年度，演算结果或超越居民消费率历年最佳值。
假定2015年全国居民收入比保持历年最佳值（2002年47.15%），城乡综合演算的居民收入人均值应为23569.05元，居民收入总量应达329320.41亿元，高出现有实际值7.30%；同样假定2015年全国居民消费比保持历年最佳值（2000年77.43%），城乡综合演算的居民总消费人均值应为18248.87元，居民消费总量应达254320.62亿元，高出现有实际值16.14%。
进而假定2015年全国城乡居民物质生活消费、非物生活消费占总消费比重均保持历年最佳值（2013年物质消费比重为63.65%，非物消费比重为36.35%，二者对应）：城乡综合演算的居民物质消费人均值应为11615.48元，总量应达161878.84亿元，高出现有实际值12.24%；城乡综合演算的居民非物消费人均值应为6633.39元，总量应达92441.78亿元，高出现有实际值23.67%。这两个方面的和即等于居民总消费数值。
按照本项研究的数据关系演算设置，居民收入与总消费之差距即为积蓄。继续假定2015年全国居民积蓄率保持历年最佳值（2000年22.57%，与居民消费比对应）：城乡综合演算的居民积蓄人均值应为5320.18元，总量应达74999.79亿元，低于现有实际值14.93%，积蓄增长对消费增长的抑制作用明显减缓。此处测算与居民总消费测算之和即等于居民收入数值。
这一系列假设演算无疑是一种“应然”增长目标测算，尚未实现就意味着现实情况与目标确实存在差距，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势必显得不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为艰巨的攻坚之路、最有意义的决胜之举在于实现全国城乡、区域均衡发展。城乡差距源于自古以来“国野之分”体制的社会分层鸿沟，地区差距源于各层级之“央”的优势资源“集中度”，两种差距导致了中国社会结构的“非均衡性”。因此，本项研究高度重视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检测，均衡性增长目标测算基于一个基本假设，即如果全面弥合民生发展各个层面的城乡差距，那么人民生活统计数据将出现“爆炸性”增长，地区差距也会显著缩小。
假定2015年全国居民收入比、居民消费比保持历年最佳值，并同步实现弥合城乡比（城乡比=1，以城镇人均值作为城乡持平人均值），城乡持平居民收入人均值应为33471.10元，总量应达467677.63亿元，高出现有实际值52.38%；城乡持平居民总消费人均值应为24845.74元，总量应达346256.24亿元，高出现有实际值58.13%。
进而假定2015年全国居民物质生活消费、非物生活消费占总消费比重均保持历年最佳值，并同步实现弥合城乡比进一步演算，城乡持平居民物质生活消费人均值应为15818.80元，总量应达220458.30亿元，高出现有实际值52.86%；城乡持平居民非物生活消费人均值应为9026.94元，总量应达125797.92亿元，高出现有实际值68.30%。
同样假定2015年全国居民积蓄率保持历年最佳值，并同步实现弥合城乡比演算，城乡持平居民积蓄人均值应为8625.36元，总量应达121593.67亿元，高出现有实际值37.92%。
至此，把全国民生数据弥合城乡比测算值与东部城镇现有实际值（见本书R.3～R.7各篇专项分析报告中表3的城镇数据）加以对比：全国城乡居民收入人均值从为东部城镇居民收入人均值的60.13%提升至91.62%，总消费人均值从62.53%提升至98.88%，物质生活消费人均值从62.18%提升至95.05%，非物生活消费人均值从63.23%提升至106.41%，积蓄人均值从54.83%提升至75.62%。各项数据对比全都由差距显著转变为极为接近或较为接近，弥合城乡差距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缩小地区差距。
这一系列假设演算当然是一种“理想”增长目标测算，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共享”目标，而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有必要加以精确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