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主要从字源学角度讨论象、形,意、志,音、声、言和心等几组名词的意义起源及相互之间的意义关联,初步探究它们在中国传统意象观念形成中的作用。
《说文解字》的“ ”(象)明显是一个象形文字,即对大象的形象描画。一个绘形、象形的“象”,如何从对大象的形象描画演变成我们现在所谓的意象的“象”——一个有多重含义的名词或理论范畴,这个过程可能有很多说不清楚的地方,但我们可以借助文献先来做一番考察。
最早的象形之“ ”描绘了一种所谓的大兽“象”。想象一下,远古时候人和动物的关系虽然比较亲近,也许对一般动物司空见惯,但某些特别的如“ ”这种所谓的“大兽”,仍然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 ”(象)的解释是“南越大兽”,这只是东汉人所做的一个解释。事实上,据古文献记载及后来的考古发现,当时的黄河流域是活动着“象”( )(如“黄河象” )的。黄河流域能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发源地,显然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也不是汉代人所看到的那样,远古时的黄河两岸应该是水草丰茂、气候宜人的,只是植被破坏得太厉害,才渐渐地成为今天我们所见的这样。最早描画了“ ”(象)的人,只是对自己所看到的这种独特的动物进行了一种形象的描绘。这本是先民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经验。从远古的这种经验到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用字典的形式固定下来的“象”(“南越大兽”)的意义,这中间不知经过了多长时间的演变。从一种写实的具体的形象的“大象”到东汉时许慎说这是南方的一种很独特的动物——“南越大兽”,这里显然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是什么呢?远古时,“象”是对实物的一种描绘;东汉时期,“象”字虽然还保持着对“ ”的象形,但已成为对日常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一种动物的想象性描绘。可以看出,“ ”(象)的符号已从写实演变为想象虚拟。对使用 (象)这个文字符号的后来人,包括东汉人来说,大象越来越成为想象之物,远非实际经验。“象”( )曾经是对实存大象的特别印象的一种形象刻画,后来升华为想“象”,对一种特殊印象的想“象”——“象”的意义越来越脱离曾经发生的经验的写实性,成为人们对想象物的一种形象刻画。这样的一种演变,在多种文献记载中都留下了痕迹,从先秦的《韩非子》到清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描绘了“ ”(象)从实物象形演变为想象中的一种形象,然后再进一步地演变成想象的活动本身。这里至少发生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写实的、象形的、形象的刻画;对不再存在于现实中的某种形象的想象描绘;想象的活动本身。这就是“ ”(象)的符号意义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变化。中国传统的“象”( )的字义变化,显然不是西方的“印象”或“形象”(image)所具备的。“image”没有最初的具体动物象形的意义。“image”一开始就指人的大脑对外部事物的一种反映、一种印象。它是一般性地描绘大脑的活动,不涉及作为字义起源的某一个具体的事物,比如跟“象”( )有关的这种动物。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试着来分析一下,在中国传统的“象”的文字符号基础上形成的“意象”跟西方的“印象”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中国传统的“象”( ),一开始就跟某一种具体的东西相关,是最接近“隐喻”的,事实上“象”就是一个隐喻性的名词。
“隐喻”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人的经历性、经验性,把人们曾经的某种经验、经历借助另一种东西表达出来。“象”对原始的具体经验的留存,使它有别于西方的“意象”“印象”(image)。从象形的角度来考察汉语语境下的“意象”的“象”的生成可以看出,“象”的经验性、具体性,甚至是我们后面看到的所谓的“触物性”——跟具体事物相接触后的经验性,构成了“意象”之“象”的第一个特性,这也是“意象”的第一个特性。
“ ”(象)为什么会成为一种具有特别代表意义的文字符号?古代先民描绘动物的文字符号很多,有马形的、猪形的、牛形的、老虎形的,等等,为什么其他描绘动物的名词没有演变出“象(形)”这个符号后来所具有的意义?独独只有“象”的符号从同样是对实物的绘形演变成一个表述人们的想象活动的名词(比如“象形文字”为什么没有被叫成“马形文字”“猪形文字”,等等)?《韩非子》说:“人希见生象也。”“象”这种动物,后人能见到的太少(但又并不是如“龙”“凤”那样完全不能见到)。对于使用这个符号的人来说,人们因很少见到实物所以只能去想象。其他的呢?犬、马、猪、牛、虎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还依然能直接见到,无须想象。尤其是对于在中原一带使用“ ”(象)这个符号的先民们来说,大象这种动物若有若无;曾经存在,现实中又罕能见到(这又不像东南亚地区,“象”不仅曾经存在,现在依然活跃在日常生活中)。所以《韩非子》又说:“案其图以想其生也。”借助“ ”(象)的绘形去想象这样一种动物——“想象”的意义便酝酿其中。“象”的符号也就成了一种从具体而变为想象进而变为抽象的经验和经历的表达。再进一步,“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想象的行为(意识活动)本身也借助于“象”得以表示。从具体实存的动物到想象中的动物以至于想象本身,都可用“象”这个符号来表达。正是循着这一思路,《韩非子》由具体的“象”进而联系到抽象的“道”:“今道虽不可得闻见,圣人执其见功以处见其形。”“道”,就像后来人们心目中的“象”一样,是一种可以想见却不可把捉的东西;但是,天有天道,地有地道,“道”和“象”一样,是处处可以看到其存在的痕迹的,人们借助于这些痕迹,可以去想象“道”是什么,想象“道”的形是什么。
我们通过追溯“ ”(象)的字源意义,可以看出汉语传统的“意象”和在西方“image”概念下滋生出的“意象”“印象”的区别——两者在原始意义上,或在隐喻意义上完全不同。源于“ ”(象)的中国传统“意象”的原始意义指的是某种具体存在(“大象”);我们所知道的“image”则指的是人的大脑对万事万物的一种反映、一种印象。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传统“意象”最终生成为一个审美范畴,其中“象”的隐喻意义,也就是它对一个物体的“具体描绘”的特性,依然被保留在后来的“意象”范畴里面,这个特性是西方人的“意象”(image)所不具备的。如果硬要说西方的“image”也有某种具象性的话,那一定是有其他的因素参与进来。
我们还可以通过与文艺学的重要范畴“象征”一词做对比来加深对中国传统意象的理解。
源自西方的“象征”(symbol)最早指的是双方之间的某种契约:把一个木板分成两块,各拿一半作为约定,合在一起,便是完成一个契约——借助某个符号化的“象”(木板)来验证和实现其所代表的意义——这就是“象征”最早的含义。“象征”具有某种“预先注入”的意义,也就是“事先约定好”的意义。象征的行为主要就是去证明这种预先设定好、被预先注入的某种主题性的意义,这是“象征”最开始的甚至到黑格尔的象征运用 依然留存的一个意义。
后来“象征主义”的“象征”越来越像“意象”了,尤其是越来越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意象”。“象征”不仅具有预定的意义,“象征”意象本身还会滋生出新的意义,也就是说每一个“象征”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个新的意象,一个新的语义世界。这一点跟中国传统的“意象”内涵是接近的。但“象征”的这个新义是从哪里来的呢?很显然不是从它的词源来的,而是后来人们在象征活动中,通过一种哲学性认知强加进来的。在西方原本的语言环境下,“image”和“象征”在词源上都找不到跟我们传统“意象”相近的那个意义(具体事象、具体描绘)。后来西方的一些理论家对“意象”的认知,比如“意象派”的“意象”和“象征主义”的“象征”(意象)开始渐渐走到了一起。它们两个不仅走到了一起,还走近了中国传统的意象观念。
基于隐喻式的“ ”(象)的传统意象的独特性是什么呢?最突出的就是其一开始就有的一种具体性、实物性、触物性,这正是传统意象的独特性所在。
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对“ ”(象)这个字符如何从表达“象形”演变为“想象之象”最后升华为“想象”本身,几乎纯粹从文字学角度进行了一番推理:“人部曰:像者,似也。似者,像也。”他引入了另一个字,就是“像”。“像从人,象声”,“像”是个形声字。从造字角度来说,最开始出现的应该是象形字,当慢慢有了抽象的意义却无法表达之后,形声的这种造字法才开始出现。不同的造字法是逐步进化来的,不是一开始就有所谓的“六书”(六种造字法)。具体到“象”“像”两字的演进变化:应该是先有“象形”的“象”,后来才渐变出“形声”的“像”。“像”是以“人”为义,借“象”为声。段玉裁释“像”的重点在于表示,人们在用“象”字描绘“大象”这种事物之前或同时,“相似”(像)这一意义就已经存在了,只是此时人们找不到或还没有造出表达“相似”的字。因为“相似”是一种比较抽象的意义,在人们更多地只是会“象形”以示意的时代,还没有一个合适的符号来表达比较抽象的“相似”之意。后来,在“象”的字义中慢慢演化出“想象”“案其图以想其生”的以图想之、以图“象”之的“相似性的想象”意思之后,人们一方面就借“象”为声,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借用了“象”的“图以想之”“图以象之”的意思,来表达“相似”这一抽象意义或现象。再后来,为了区别表达“大象”“想象”意义的“象”与表达“相似”意思的“象”的不同,人们就给相似的“象”加个偏旁写成了“像”。我们可以看到,“相似”的这个意义是怎么进入“象”这个符号中的——是人们借这个字来描绘本来就存在的一种现象(相似)——借“象”这个字来表达“相似”,而不是“象”这个符号本来就有“相似”的意思。当然,最早表示“大象”的象形之“象”后来慢慢深化并衍生出“图以想之”“图以象之”的意思,正是后人借“象”来表示相似之“像”的根本原因所在。
无论是象形的义(“ ”)还是假借的义(“象”—“像”),还是从象形慢慢演变出来的义(图想之“象”—想象之“象”),最后都混合到“象”这个符号之中。“象”在使用的时候,既包含了对动物大象的描绘,也含有从大象演化出来的想象之义,还包括后来借用以表达的“相似”的意思。
不像“image”那样是一个完整的词汇,中国传统的“意象”从开始就是“意”与“象”两个独立词义的融合。正是由于意象之“象”的意义的复杂和多元性,今天我们在理解“意象”时才会发现,所谓多元意义的混合成“象”,同样带来或影响“意象”意义的复杂和多元。
从字源上我们看到,意象之“象”包含多重意义。段玉裁说过,人们把多种意义综合后加入“象”这个符号中来,首先是从罕见之“象”到臆想、想象,从具体的动物发展到超越某种特定动物的普遍性的联想、想象的意义,这是它意义的第一次演变。其次就是将“象”与想象、想象力联系在一起,这是第二次演变,也是一种升华。在“想象”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象”似乎与西语的“印象”“反映”(image)开始有点打通了。再就是“相似性”的意思的加入,“相似性”不是“印象”(image)语义里本身所有的,它是我们传统“意象”的“象”所具有的。这同样构成了汉语传统“意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属性,从这个属性中我们能窥见传统意象与隐喻 的天然相通。
“相似性”也是我们传统的“象”和西语表示形象、表象、印象的“image”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我们甚至可以借这个差别,由小见大,看出东、西方在“意象”这个范畴上所显示出的审美理念的不同。
除了“具体性”“触物性”“想象性”“相似性”之外,意象还有与“想象”“想象力”密切相关的其他内容,具体来说就是“感觉”“直觉”等相关内容。研究意象理论时会发现,意象的特征之一,就是直观性,或者叫作直觉性、直接性。直观性同样不是“image”所具有的,却是一开始就与实物相关的意象之“象”所具有的。
在现代的中国文艺批评语汇中,受西方影响的文艺理论用得最多的不是“意象”而是“形象”这个词,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用“形象”代替“意象”,比如说分析诗歌,我们往往说诗人通过某某形象(而不说意象)表达了什么。
“形象”和“意象”可以完全等同吗?从汉字的字源上来看,它们显然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形,象形也。”“形”很显然是指形体外表上的一种相像性,所以“形”这个字更接近“象”的多种含义中的“像……”一义,“‘像,似也;似,像也’”。“形”指的就是外形上的相似性,更接近“像”而不是“象”。“形容谓之形”,外表的形容、容貌叫作“形”。这里的区别似乎就越来越明显了,“形”显然更侧重于外貌上的刻画。借助这个我们再往上推演,象形之“象”( )虽然也是一种描绘,但这个描绘不是简单的形似,在这个字的创造过程中应该还包含了对“象”这种动物神情的想象——造字的人通过几根简单的线条笔画就把大象独有的神勾勒刻画了出来。不仅如此,“象”( )似乎还指向某种内在的气质——正是这种气质让我们区别出此“象”与彼“象”的不同,这才是“象”与“形”的不同之处。所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人在“象”“形”两字的运用上其实是认识到了这种区别的。
有意思的是,“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分称之,实可互称也”,这正是段玉裁从文字学和语言学角度做出的解释。他认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是个互文的现象,也就是说这句话可以换过来说成“在天成形,在地成象”(当然还可以说成“在天在地成象成形”)。段玉裁认为“形”和“象”是互文,可以互通,“形”和“象”两字就是一个意思,但在我们看来,“形”和“象”有根本上的不同之处。
首先,“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与“在天成形,在地成象”有着明显的区别。即便同样是就形象一词来说,天之形象和地之形象就明显不同。日、月、星、晨,一日之早、中、晚,一年之春、夏、秋、冬,加之瞬息万变之云烟,无形无影的风,充满天地间却不可捉摸的“气”,种种天象,变化万千。用“象”来描绘天象,正是以“象”的若有若无、曾经存在实际虚无、可以想见不可把捉的特性体现出了天象刹那变化的样态。对比天象来说,大地形象多是具体实在,相对稳定不变,可触摸,甚至可以把捉的。即使变化如水,所谓“人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但这些变化往往是肉眼看不出来的。简单的、看不出来变化的样态就是“形”;若有若无、变化多端的样态就叫作“象”。虽然有形,但又是变幻不定的,在形而无形,在相而无相,这就是“象”。世间最具这种特点的是“气”,所以有“气象”之说,若把“气象”叫作“气形”似乎有点不着边际。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形”往往指的是某种凝定的、相对不变的形态,而“象”除了前面所说的“若有若无、曾经存在实际虚无、可以想见不可把捉”的特点之外,还有“想象性”“相似性”等特点,让我们在感觉变化、虚幻不实外,对于呈现为“象”的对象,常常只能相似性地想象,模糊地感知,近似地把握。这就是“象”和“形”不一样的地方。就“意象”这一名词来说,为什么没有产生“意形”而是产生“意象”,如果我们对语言稍微有些感觉的话,就会发现两者在意义上有虽然细微却是本质性的差别。“象”这个符号同时包含了实物和想象之意。“形”(image)侧重于模仿之实形,所以“image”(形)这个词翻译成“形象”更好,若简单对译成汉语的“意象”,显然有些不贴切。
就以上对“形”与“象”的辨析我们还可以看出:两者意义或意味有别但又存在一定的相通和相似性。“形”与“象”两字的相通和相似性,主要就表现在它们都具有“人为”“人以为”“人认为”“人想象”之意,某种“虚拟性”隐约包含其中。
以上是就意象之“象”展开的辨析,下面我们将围绕意象之“意”来对比分析几个与“意”相关联的语汇。
“ ”“ ”两个字符中前一个是“志”,后一个是“意”。
《说文解字》释曰:“志( ),意也。从心之声。”“意( ),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从心从音。”表面看,志、意可以互训,但两者显然存在某种根本性的差别。
(1)差别一
“志”是“从心之声”。上面那个“士”其实就是“之”。“志”是个单纯的形声字。
“意”是“从心从音”。在《说文解字》中,“从……从……”,与“从……声”的解释重点是不一样的。“志”的“从心之声”,指的是直接取“之”的声音。“意”是从心从音,指的是把“心”“音”两个字形(字义)结合在一起,更具会意的色彩。
其实,“意”既是一个形声字又是一个会意字,也就是说,“音”既是“意”之形也是“意”之声。这是不一样的。会意字往往是将两个象形字放在一起,因其聚合,生成另一个崭新的意义。由此我们可从两种角度来解释“意”:一、“意”的字形是上音下心,可见“意”就是心上(心中)之音(言);二、“意”是借音(言)显示或表达出来的心(念想)。
(2)差别二
比较而言,“意”与“心”之间多了一个“音”(此“音”就是广义的“语言”),也就意味着有了一些额外的内容。“意”跟“音”有关,而“音”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语言和表达;“志”与心的关系则更直接更纯粹,没有其他因素尤其是“音”(语言)类活动的参与,在心为“志” ,跟表达可以没有关系,自己感觉到就行了。
简单地说,经过语言(音)或概念活动组合、整理并有表达的意向参与的就是“意”;没有经过语言组合并无关表达的就是“志”。
“意”也可以是内在的,即使没有说出来,但它是经过语言活动整理并有表达的意向参入的心理,它和“志”是不一样的。从字形上看,“志”似乎更直接与“心”相关。“意”是心上有音,加进了语言的活动。语言的活动可以是内在的,不一定要说出来。我们想问题几乎都是通过语言,通过语言我们的思想才可能变得有意义。是否经过语言活动的参与并成为有意义的思想,是“志”和“意”的区别。这个区别能够说明“意象”作为一个理论范畴为什么没有被写成“志象”。
就像前面已讨论过的,“形”和“象”如段玉裁所说的可以互文替代,但后世并没有出现“意形”的说法而最终被人们接受的是“意象”一词。如果“志”“意”二字真如许慎所说的可以互训替代,那我们为什么不说“志象”而要说“意象”?如果硬要说成“志象”又会怎样呢?首先,面对一种不协调的语言组合,我们肯定会感觉有些不舒服,因为语言活动跟我们身体的一息一动是有关的,语言中一定有某些东西跟我们身体的感觉相合或者相冲,所以才不会出现“志象”这样一种让人不适的说法。其次,从“辞以达意”的角度来说,“志”“意”指向或表达的意义有别,“意象”之意岂是“志象”能道尽的?
“意”还与“心”有关,或者说,最主要的是与“心”相关。
从字形上看,心( )就是心脏的绘形。在对思想、意识活动还不能清楚把握的古代(其实就在所谓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对自己的“意识”“意识活动”同样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人们只能模糊地理解为都是“心”的活动。实际上,这仍然是一种象征的表示,中国古代作为情思活动主体的“心”并非仅限于“心脏”,而是泛指根源于全身心的一种意识活动。中国传统的“心”的活动和西方语境下的“意识”、大脑的活动以及思想、思维等是有区别的,至少“心”的意识活动和“大脑”的意识活动是不一样的。就汉语来说,更多时候我们宁愿用“心里想什么”而不用“大脑想什么”,因为“心里想”和“大脑想”(脑子里想)真是不一样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借助佛教对人的意识活动的相关认识来理解。佛教认为,我们通常所能接触的是“六识”:眼、耳、鼻、舌、身、意六识。“意识”只是“六识”之一,“六识”之外还有“七识”(末那识)、“八识”(阿赖耶识)。 第八识“阿赖耶识”也叫作“藏识”或“种子识”。在佛教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思辨哲学里,单说“意识”,通常指的是“六识”之一的“意识”,说“心”或“心里想什么”时则往往是指综合了“六识”的一种心理活动。“心里想什么”在汉语的语境下指的就是综合了全身心的感知能力以及经验的一种精神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意象”之“意”显然不是和五官(眼、耳、鼻、舌、身五种感官)并列的“意识”之“意”。“意象”之“意”跟“心”相关(“从心从音”),其实就是跟“六识”相关,跟人全身心的整体的感觉和意识相关。“意象”之“意”的潜在内涵综合、融通了全身心的感受和经验。
(1) (音)
“音”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音,声也。生于心,有节于外谓之音。宫商角徵羽,声;丝竹金石匏土革木,音也。从言含一。”“音”有两个含义值得注意。
其一,“音”是声之有节者,所谓“有节”,指的是有次序、有节奏等,也就是说,“音”是有意味的声,是被“人为”过的声。《毛诗序》说:“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毛诗正义》卷一)
其二,从字形上看,“ ”是言( )中多了个“一”,“一”似乎有“指定、齐一”之义,也可能是口中含“舌”的象形,所谓“从言含一”,肯定了“音”与“言”有同源关系。
由此可见,“意”字“从心从音”,至少还包含了这样两重意思:意与语言(从音)表达有关,是被表述的“心”;“意”与意识(从心)有关,是具有认知、反省力,也能够被认知、被反省的某种主体性。
(2) (声)、 (言)
“音,声也。生于心,有节于外谓之音。”《说文解字》的这个解释能帮我们了解“音”和“声”的差别在哪里。从物理性来说,“音”就是“声”,但“音”又有所不同。“音”是有节的“声”,反过来也可以说“声”是无节的“音”。“有节”就是有节奏、节拍,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有节律或格律,是一种人为的对声音意义的区分和界定。“声”可以是无机物、物体等发出的声音,如风吹在铁的上面也会发出“声”。“声”纯粹是物理性的一个解释,任何东西都会有“声”,但有“声”不一定是“音”,“声”可以说是杂声。“音”是“从言含一”,如果“音”与口和舌头有关,则不妨狭义地理解,音就是动物发出的声音。但这只是一种象征的说法,“口”“舌”象征的就是“人为”性,即“意义的赋予”。所以,“宫商角徵羽,声;丝竹金石匏土革木,音也”,“宫、商、角、徵、羽”是对“声高”这一自然属性的标识——声调声;但通过使用人为的“丝、竹、金、石、匏、土、革、木”等乐器发出的有意义的“声”那就不再是自然声而是被“节”之“音”了。
音和言又有什么区别呢?“音”,“从言含一”,虽然与“言”有某种程度的同源关系,但它更多的是偏指一种“有节”并“有意味”(“生于心”)的“声”。“言”是什么?“直言(陈述)曰言,论难(辩说)曰语。”“言”是一种从口中直接说出或直接陈述的话语方式。“音”可以跟“言”有关也可以跟“言”无关,有关时指的是“言说”(一般意义上的“语言”)的音质、音色、声调、节奏等,无关时指的是非“言说”的发声本身的音质、音色、声调、节奏等。“音”既有别于“声”,也有别于“言”。
以上分析的关键是要让我们看到,“意”跟“言”、跟“音”具有同源的关系,“意”是一种与有意义的语言或有意味的“音”有关的活动——这还只是狭义的理解。我们还有必要广义地来理解“语言”,也就是说,所谓“语言”,它可以是“言”“语”,也可以是“音”,还可以是绘画、雕塑、舞蹈甚至“沉默无言”,总之一切有意义的表达都是广义的语言。“意”,正是基于这种语言活动之上的一种主体性的呈现。
综合以上围绕“意”的相关语汇的考察分析,我们可以做一简单的总结:源于“言”“音”“心”的“意”,其实指的就是一种表达,一种注入意味、意义的表达——或者也可以说,“意”就是意味、意义的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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