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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转型期社会催生了社会结构的显著变化，也带来了多种社会矛盾，最终以社会风险的形式显露出来。社会风险首先表现为宏观风险环境的形成及其相关的社会矛盾和破坏性事件，包括由发展导致的环境风险、阶层分化导致的贫富加剧风险以及全球化发展风险（田启波，2007）。社会风险给社会造成不利影响，尤其是在社会文化、经济以及公共福利层面造成的风险后果，成为当前转型社会中突出的公共管理问题（张海波，2006），也是公共政策调解社会矛盾的重要对象（童星，2010）。在中国转型期阶层分化的背景下，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健康成为社会风险在微观层面的主要形式（陈占江，2007；刘峰，2009；谭磊，2003）；另外，社会公众的理念、行为、需求也在变化，原有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如果不能随着社会公众需求的变化而调整，就无法有效约束和引导公众的理念和行为，社会风险就会从弱势群体的风险行为中表现出来，最终在微观行为风险的累积中逐渐在宏观社会层面显现（石奎，2005）。因此，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健康问题将是社会风险对社会和谐产生不利影响的重要表现。
中国在转型过程中，人口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中，人口性别结构失衡下的婚姻挤压问题关系到人口结构和社会形态，因而对中国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李树茁等，2009）。从世界范围来看，性别失衡分布的区域主要是东亚、南亚、高加索等具有重男轻女传统文化的地区，因而上述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婚姻挤压（Guilmoto，2009）。婚姻挤压的直接原因在于劣势男性缺乏成婚条件而无法获得女性配偶，造成这部分劣势男性晚婚甚至终身无法成婚的现象。由于女性更倾向于寻找社会经济条件更好的男性配偶，因而社会经济劣势的男性将在男多女少的婚姻市场中更加弱势，成婚概率显著下降（姜全保等，2009），婚姻挤压的社会风险就会出现（姜全保等，2010）。
婚姻挤压的直接后果是弱势地位的男性成为婚姻市场中婚姻挤压的承受群体，在缺乏婚姻家庭关系和相应支持下成为社会孤群，从而在个人生活、发展、健康等方面处于明显的弱势状态（李艳等，2009）。这些在人口数量上与女性不匹配的男性无法在婚姻市场中顺利成婚（张仕平、王美蓉，2006），尤其是社会经济劣势的弱势男性很可能长期甚至终身无法成婚（Attane et al.，2013）。在农村，男性弱势群体特别是28岁以上的大龄男性成婚机会更加稀少，他们也被称为“大龄未婚男性”，即大龄“光棍”群体（靳小怡等，2010）。大龄未婚男性由于缺乏婚姻家庭支持和社会资源而成为典型的社会弱势群体（李艳等，2009），在社会风险面前很容易成为首先被冲击的脆弱群体。为了改变自身资源劣势，婚姻挤压下的男性将会强化流动需求，因而中国流动人口中将逐渐出现婚姻挤压男性。
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典型的中国转型期特征，也是人口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李小云，2006；宋健、何蕾，2008）。农村流动人口由于远离家乡社区以及缺少家庭成员和社区资源支持，加上其自身社会经济地位较弱，因而在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等方面处于风险应对的劣势（黄会欣等，2008）。远离家乡社区以及缺少家庭成员和社区资源支持同时也造成他们不再受到社区及家庭规范的直接约束，使之很容易成为风险行为和风险后果的直接承担者（黄淑萍，2008）。此外，在面临社会风险的同时，流动人口也面临个人资源稀缺和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等问题。特别是在HIV/AIDS传播隐患的风险性行为中，流动人口无论是对风险的认识还是风险防范都面临严峻局面，成为HIV/AIDS和性传播疾病主要的被感染群体（刘越等，2010；李孜等，2010），并且由于其与家庭成员和社区的联系而成为风险人群与普通人群之间风险传播的桥梁人群（张开宁等，2007）。在目前中国HIV/AIDS传播急速上升的态势下，流动人口已经成为HIV/AIDS感染者的突出代表（李孜等，2009）。
婚姻挤压下农村大龄流动男性面临的风险更加复杂。由于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地区性行为的婚姻道德属性，大龄未婚男性普遍存在性压抑（张群林等，2009），表现出经济贫困导致的农村“性”贫困；在中国文化情境下，性行为参与一般限定在已婚家庭夫妇中，近年来随着社会观念的开放和年轻群体的同居以及未婚性行为趋势，性行为也在未婚人口中逐渐增多（潘绥铭等，2004）。但是，婚姻挤压下的男性成员作为社会资源的弱势群体面临交往劣势，很难获得成年人正常的性行为渠道。因此，商业性行为就很可能成为他们重要的性参与渠道（杨博等，2012）。另外，在当代社会逐渐出现了同性婚姻或同性伴侣需求的声音（魏伟、蔡思庆，2012），男男同性性行为已经在婚姻挤压社会环境中初露端倪（Yang et al.，2011）。由于男男同性性行为正在成为HIV/AIDS传播最主要的性行为渠道，这就加剧了婚姻挤压社会中个人性行为风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婚姻挤压社会中的个人性行为风险将逐渐成为个人行为风险的重要形式之一，并由于婚姻挤压下弱势男性人群的逐渐增多而可能出现风险累积，进而上升为社会风险。
当大龄未婚男性成为流动人口后，也会面临风险性行为参与增多的局面，并且有可能在性压抑下更容易参与风险性行为，因此面临HIV/AIDS大范围感染和传播的社会后果。因此，人口流动态势下，婚姻挤压风险后果在性与生殖健康中开始显现，风险性行为将是农村大龄流动男性进入城市后面临的重要风险类型。婚姻挤压下的男性流动人口，特别是那些农村弱势男性人群，既可能由于社会风险的直接参与而成为风险的直接制造者，也可能成为风险参与的主要群体，是重要的风险人群之一。面临国家层面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需求（李树茁等，2012），有必要在婚姻挤压背景下，分析农村大龄流动男性的风险性行为，为社会治理体系中有关HIV/AIDS风险防范的公共卫生、公共健康干预提供策略参考。
针对转型期中国特有的社会问题与风险特征，理论界对于社会风险的关注主要围绕自然灾害事件、社会群体事件以及公共健康危机等风险展开讨论（张海波、童星，2012；胡鞍钢、王磊，2006），反映出中国社会风险在转型期特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折射出社会治理体系和公共管理机构在灾害预防、社会发展和公民权益保障中依然存在改进空间（吕孝礼等，2012）。不过，目前研究对于转型期人口结构变化下的风险议题关注不多。人口转型也是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重要体现（李树茁等，2009），特别是人口性别结构变化下的婚姻挤压以及人口流动使得中国社会在未来一段时间面临诸多挑战（李树茁等，2006），婚姻挤压后果以及人口流动中弱势人群的脆弱性将是社会风险的新特征。
鉴于目前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现实，与社会风险相关的主流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主要关注自然灾害及其风险管理、食品药品公共危机、社会群体事件及其策略建议等宏观风险层次，对于从微观层面探索具体人群风险行为和风险主体风险认知的关注不多。由于社会风险议题具有紧迫性，已有研究大多从社会风险视角下对紧急性、突发性和急迫性的宏观社会风险现象进行讨论并取得了丰富成果，而对带有微观风险含义的行为进行探讨的研究并不多见。在涉及微观层面健康风险行为的讨论中，公共管理学科集中于SARS、一般传播疾病等议题（李小云，2006；宋健、何蕾，2008），尚未涉及与HIV/AIDS传播相关的商业性行为、男男同性性行为等敏感话题讨论；而公共卫生领域对上述风险话题的探讨仅从卫生医疗角度进行专业治疗讨论，还没有从社会风险视角去看待弱势人群的微观风险问题及其个人风险的社会累积效应（曾婧等，2007）。
婚姻挤压是当前中国农村男性面临的宏观情境。随着人口结构中男女比例失衡现象的持续，婚姻市场上男多女少现象以及弱势男性婚姻挤压将是直接后果（Guilmoto，2009），会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与社会治理体系运行（Bongaarts and Sinding，2009）。婚姻挤压直接影响男性的生存与发展，特别是年龄在28岁以上很难成婚的大龄未婚男性，他们更是农村地区资源劣势群体的典型代表，是婚姻挤压最直接的受害群体。已有研究关注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生活、健康以及心理福利等，但是研究很少关注婚姻挤压导致的性与生殖健康风险（杨博等，2012）。因此，有必要分析婚姻挤压情境下的风险性行为。
虽然婚姻挤压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杨书章、王广州，2006），但是随着人口流动，婚姻挤压下的大龄未婚男性使得婚姻挤压风险从农村扩散至城市（姜全保等，2010）。城市经历带来的社会规范变化和社会经济条件变化使得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风险性行为增多（韩全芳等，2005），大龄未婚男性性压抑下的风险性行为需求会带来HIV/AIDS感染风险，而由于其健康和资源劣势，他们的HIV/AIDS存在大范围感染和传播的可能，成为社会风险。现有研究多从生殖健康和疾病传播的个人风险视角进行与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相关的研究（曾婧等，2007；Zhen et al.，2012），尚未从社会宏观风险情境角度进行流动人群的风险性行为探讨。人口流动中无论是婚姻挤压男性还是一般男性，都可能因为风险性行为而面临HIV/AIDS大范围感染和传播的社会后果。
从社会风险视角分析婚姻挤压下流动人口的风险性行为，是在已有社会风险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借鉴和拓展，也是在公共管理学科层面针对风险人群的微观风险行为进行分析并提出应对政策。风险性行为研究集中于公共卫生和医学诊断视角（徐刚等，2004；Yang et al.，2012），很少结合社会宏观背景和社会治理进行探讨，因而也为公共管理学科引入社会风险理论视角进行相应的分析提供了研究空间。公共管理学科的社会风险研究可以从社会宏观环境出发，从分析社会风险的宏观背景入手，发现风险内涵和主要人群，将宏观风险视角落实到微观风险分析中，将宏观社会风险具体化到微观风险层面，为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研究提供实证数据验证，为社会治理体系提出公共政策应对策略和建立风险预防措施提供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