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从1980年开始，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偏高。经过了三十多年的累积，随着高出生人口性别比累积的“80后”“90后”中的过剩男孩进入婚姻队列，近年来由偏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带来的整体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的后果开始初步显现，加之我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人口转型开始步入新的阶段。人口的性别失衡将成为我国目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社会常态，它所带来的挑战不仅是人口问题，而且其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将涉及文化、经济、制度各个方面，与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

在上述背景之下，为了应对性别失衡问题，我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方式进行治理。同时，伴随社会转型而出现的问题呈现复杂化的特征，尤其是社会多元化和多样化的迅速发展，对目前的性别失衡治理在新的人口转型背景下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我国政府所倡导的社会治理亟须有所创新和发展，性别失衡治理成了我国政府转型和人口发展的重中之重。

我国的性别失衡公共治理是社会管理问题当中，由公共部门主导的典型公共治理实践问题。2009年，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对陕西省的部分县区进行了性别失衡及其治理问题的综合调查，尝试从宏观政策公共治理的角度研究其对微观个体的影响，并第一次运用公共治理的理论对收集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模型研究，尝试解释宏观的公共政策层面的治理对于微观个体的影响。

本书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提出性别失衡治理的绩效、结构和工具的分析框架，在人口社会管理问题中的管理理念和公共政策等方面突破了旧有的管理格局和机制，为政府治理性别失衡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本书在性别失衡问题的研究视角上也具有重大突破，并为促进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深化奠定了基础和提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同时对其他公共治理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分析框架与策略。本书提出的性别失衡治理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是性别失衡治理与公共部门治理领域的有益学术尝试，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同时，本书的研究成果有利于解决我国人口方面面临的和即将出现的社会治理问题，为政府的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