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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挤压是指人口结构中男女数量失衡，在婚姻市场出现女性数量少于男性数量，从而造成部分男性无法找到婚姻配偶的现象（Pham et al.，2008；Park and Cho，1995；Jayaraj and Subramanian，2004）。一方面，婚姻挤压源于女性歧视造成的较高女婴死亡率（Ganatra，2008；Guilmoto，2009；Li et al.，2000），如一些国家和地区居民在生育行为中人为选择胎儿性别所导致的“女婴失踪”现象（Guilmoto，2009；Li et al.，2000；Lipatov et al.，2008），东亚、南亚、高加索等具有重男轻女文化传统的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婚姻挤压；另一方面，女性向上成婚的择偶路径，即女性更倾向于选择经济条件好的男性成婚，也是劣势男性婚姻挤压的重要原因（张仕平、王美蓉，2006）。
婚姻挤压的后果使得与女性数量不匹配的多余男性无法在婚姻市场中顺利成婚，尤其是处于社会经济劣势的男性弱势群体面临的婚姻挤压更加严重，最终成为大龄未婚男性“光棍”（Attane et al.，2013）。因此，婚姻挤压来源于女性歧视下的性别失衡以及女性择偶路径导致的弱势男性成婚困难，婚姻挤压的直接后果是弱势地位的男性成为婚姻市场中的婚姻挤压群体，在缺乏婚姻家庭关系和相应支持下成为社会孤群，从而在个人生活、发展、健康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弱势（李艳等，2009），并且由于风险参与而成为影响社会安全和稳定的潜在风险人群（潘绥铭、杨蕊，2004）。
本书中的农村大龄流动男性，是指包含28岁以上大龄未婚男性在内的农村大龄流动男性。本书核心关注人群之一是婚姻挤压社会情境下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研究显示这部分人群在28岁左右时的婚姻挤压程度明显加大（Li et al.，2010），他们在个人风险性行为增多的同时，还可能由于未来的婚姻家庭关系而放大个人的性与生殖健康风险，进而将个人风险扩散至家庭风险、社区风险并最终以群体性的社会风险形式展现出来。为了与大龄未婚男性做对比，更准确地分析大龄未婚男性与同龄男性之间的差异，本书以28岁婚姻挤压的标志年龄为特征，纳入一般流动男性样本。因此，本书婚姻挤压背景下的农村大龄流动男性，特指28岁以上由农村流动进入城市务工的男性，其中包含大龄未婚男性。
风险性行为是指个人性行为方式中具有较高的HIV/AIDS和其他性传播疾病感染概率的性行为方式，主要风险是在一定时期内与多个不固定性伴侣发生性行为导致的HIV/AIDS和其他性传播疾病感染风险，集中表现为多个性伴侣现象较为普遍的商业性行为和男男同性性行为（He et al.，2006；Abdala et al.，2013；Kayeyi et al.，2013；Zhang et al.，2011）。由于安全套在预防HIV/AIDS和性传播疾病中具有重要功能，因此安全套使用是上述风险性行为发生中风险防范的有效方式（Wang et al.，2005），即“无保护性行为”的风险属性（Kapadia et al.，2011）；但是已婚人口的安全套使用并不完全具有风险属性（Graham et al.，2009），因而无保护性行为的风险范围存在局限性。因此，带有多性伴侣特征的商业性行为和男男同性性行为成为风险性行为中最直接的风险形式。
在商业性行为中，性工作者的多性伴侣现象使得商业性行为交易中HIV/AIDS和性疾病感染与传播概率非常高（Trillo et al.，2013），而流动人口中普遍较低的受教育水平和经济资源，导致其在商业性行为中的自我保护措施较少（Yang et al.，2005），显著增高了感染风险的概率；在男男同性性行为中，由于当前婚姻道德氛围对同性性伴侣关系的否定，同性性取向群体缺乏婚姻家庭关系束缚进而存在多性伴侣现象（Weine et al.，2013），HIV/AIDS相互感染的现象更为普遍，男男同性性行为已经成为当前社会中HIV/AIDS经由性传播途径扩散的最主要渠道（Chen et al.，2012），因而同性性行为的风险属性也同样明显。
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风险是指由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事件后果出现扩散直至放大到社会层面的风险形式，是风险的社会后果（Ganatra，2008）。本书中的社会风险，是指卫生条件和自我保护条件较差的农村流动弱势群体所面临的可能造成HIV/AIDS大范围感染与传播后果的风险性行为。由于人群的集聚效应和弱势群体脆弱性，个人HIV/AIDS感染与传播风险会逐步累积进而发展成为社会群体风险，威胁社会公共卫生和公共健康安全。中国流动人口特征不仅包含农村流动人口特征（刘电芝等，2008），还具有婚姻挤压背景因素，因而农村大龄流动男性成为转型期中国社会重要的社会风险群体。
在风险性行为中，商业性行为和男男同性性行为的直接风险后果均表现为个人较高的HIV/AIDS感染和传播后果，因此上述两种风险性行为就可能成为本书所界定的社会风险，本书将在实证分析中进行比较分析，识别出哪种类型的风险性行为是社会风险。商业性行为是流动男性较为方便获得的风险性行为方式（Johnson and Mercer，2001），流动中接触风险的概率很大；另外，男男同性性行为已经成为性行为渠道传播HIV/AIDS最主要的风险性行为方式（Xu et al.，2011），男男同性性行为参与者很可能会在短期内形成HIV/AIDS感染群，形成社会中的风险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