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创新与不足

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两个。首先，梳理了冷战后美国内部看待“中国崛起”的主要观点。关于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美国学界和政界精英从来不乏“真知灼见”，但他们观点并不尽相同。他们的主要观点以及争论焦点，国内外学术界尚无系统研究。本书梳理了美国学界和政界关于“中国崛起”广泛接受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华战略的长期影响是什么？本书力求揭示和理解它们产生和变化的过程，并对这些“认知”形成的原因做出分析。

其次，为研究美国对华战略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分别在各自任期内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美国的实力地位、利益与价值取向，形成了各自的对华战略。理解美国对华战略，仅仅从国际权力分配或单纯价值观的视角是不够的，需要考察体系因素是如何通过国家内部因素发挥作用的。从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的视角考察美国对华战略，能够更好地解释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及其摇摆不定的原因，更有利于我们发现其演进中的变化、特点和趋势。

任何一项研究都会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就本书而言，主要的难点在于：外交决策的过程常常被认为是一个“黑匣子”，研究者很难了解这个黑匣子内部所发生的事情。相对于决策过程来说，对决策者认知过程的研究就更是难上加难。决策者在做出对外政策决策时的心理过程属于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中“黑匣子”内的“黑匣子”。研究者观察到的只是他们的行为输出。出于国内政治需求的考虑，领导人经常言不由衷，有时未必反映其真实想法。

本书不足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认知这个概念是一种投射于现实的观念建构。它反映了认知主体认识世界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影响决策者的政策选择和政策取向。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一定时空内美国对华政策的含义，但难以展示其全部细节。第二，无法确定决策层的“认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或转化成国家政策。在美国政府决策中多数人行为是机制化的，而不是个人的。尽管美国总统、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等个人观点非常重要，但政府其他人员及机制本身的职能也会引导和限制领导人的作用。这种“认知”是国家“整体偏好”的反映，还是掺杂了政党政治、官僚机构、政府领导人个人因素的影响，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战略选择。本书对美国决策者与机制间的复杂互动并没有得出清晰的结论，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JzGQv7k0kxWQDfAdZfsyxEC5yMwLdqYSJahDXWQuG06f6CZFCNsxIkXNidVUA/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