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除去导论和结论，本书分六个部分。
第一章：认知的概念、理论与应用。主要是对本书相关概念的界定，归纳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基本理论，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应用。第一节界定本书涉及的重要概念。第二节介绍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认知心理学基本理论及其局限性，并提出将观念因素与权力关系结合。从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视角来探究认知的形成，而不仅单纯从少数领导人心理因素来研究认知的形成。第三节归纳认知对外交决策的影响。认知是制定外交战略的基础，但它并不能简单地决定战略和政策。一般而言，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多种机制、多方主体、多项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外交政策的制定首先受到决策环境的制约，受到诸如国会等立法机构、利益集团、民众舆论的制约与影响。其次受到官僚机构的影响。对外政策并非单一国家主体为了共同国家利益的产物，而是政府机构部门激烈竞争的产物。不同政府机构对同样的事实往往形成不同的认识，外交战略受到机构的职能与利益的影响。所谓“国家认知”不过是这些多元认知的综合反映。再次受到执政团队特点的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与政府执政团队的特点、决策机制与决策风格密切相关。美国总统的决策风格和管理方式各不相同。任何把对外政策用统一方式加以解释的做法都难免片面。没有绝对理性的领导人，美国对外政策是总统个人禀赋、政治信念和每届政府特有的组合方式结合的产物。
第二章：影响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形成的因素。主要是解析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是如何形成的。对于崛起中大国的判断与认知主体的观念因素、国家身份、实力分配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一节：影响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形成的政治文化。其中美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政治传统的影响至关重要。美国对自身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念有着极为不同的理解，认为自己的政治原则具有“普世价值”。民主、自由、市场经济、人权等都是美国外交政策长远的政治目标。美国往往基于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来解读对方的信息，美国将中国视为威胁西方政治文化和社会秩序的代表。第二节：影响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的外交思想。冷战结束后，美国内部对其外交和全球战略产生了深刻的思想分歧。这种分歧对美国两党政治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影响着美国对崛起中大国性质的判定。新孤立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等各种思想主张层出不穷，其中“国强必霸”的逻辑对美国看待“中国崛起”产生了较大影响。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和行为的判断往往建立在霸权兴衰的逻辑之上，难以理解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第三节：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因素。美国对中国的了解是片面的，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中国观”。美国自身崛起的历史经验、中美实力分配的变化成为影响美国对华认知的重要因素。在崛起过程中统治西半球的做法，对美国看待“中国崛起”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便中国已经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在国际体系转型和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仍然对中国愿与其合作的诚意深表怀疑。
第三章到第五章，梳理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与政策的演变过程。第三章：克林顿执政时期的对华认知与战略。这个时期，美国对华认知建立在对自身实力高度自信的基础上，无论是从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上看，中国都不具备挑战美国霸权的能力。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美国始终对中国的民主变革充满期待，这成为美国形成以“融入”为主对华战略框架的基础。第四章：小布什执政时期的对华认知与战略。这个时期，尽管美国对“中国崛起”有疑虑，但美国身陷反恐战争，难以全力对“中国崛起”施加有效的影响。另外，中国经济的“崛起”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实际利益，众多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不得不寻求与中国合作，美国深感中国的重要性。美国以“利益攸关方”的表述，基本上接受了中国以和平方式实现“崛起”的路径。第五章：奥巴马执政时期的对华认知与战略。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实力对比发生较大变化。奥巴马政府认为中国在东亚地区存在挑战美国主导权的意愿与能力，威胁了其在东亚地区的同盟体系，美国必须回应“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东亚的安全环境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第六章：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的逻辑。总结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的特点以及认知对政策的影响。第一节：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的特点。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偏见，在心理层面难以接受中国这个“他者”崛起的事实。主观因素成为美国认知中国的制约因素，难以形成一个接近客观的“中国观”。从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的演变过程来看，实力与观念的互动较为明显。美国对自身实力的自信是形成“中国崛起机遇论”的重要原因，中美实力差距缩小是形成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的重要因素。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并非再现中国的现实，而是根据其自身的文化来“建构”一个“崛起的中国”。虽然“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机遇越来越明显，但“中国威胁论”“中国风险论”始终具有相当大的市场。第二节：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的政策影响。错误认知严重影响了中美战略互信。即便中国已经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在国际体系中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美国仍然对中国与其合作的诚意深表怀疑。由于不能客观地看待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发展现状，因而美国也就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中国观”，美国对华战略呈现较大的不确定性。合作与防范的并用成为美国长期的政策取向。第三节：影响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的思考。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主要源于美国内部。历史上，崛起中大国经常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往往对崛起中大国感到恐惧。这种恐惧是构建“中国威胁论”的重要根源。美国的决策者几乎不可能全面预见其对华战略实施后所产生的影响，其对华战略的取向高度取决于中国的反应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和平崛起战略”是影响美国对华认知与战略的基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