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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与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关于“中国崛起”的研究日益成为中美两国学界和战略界的一个中心议题。“中国崛起”问题越来越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直接成为影响美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研究队伍不断扩大，许多重量级学者和政治家加入讨论，研究的重心逐渐从大学转向思想库和战略界，观点也逐步趋于理性，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在美国方面，近年较为重要的新成果有约瑟夫·奈的专著《美国世纪是否终结》（2015年）；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罗伯特·布莱克威尔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员阿什利·特利斯合著的《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2015年）；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中美军力对比：兵力、地理、力量平衡的变化（1996～2017）》（2015年）；美国国务院和国家情报委员会顾问罗伯特·哈迪克的《中美海上争锋》（2014年）；罗伯特·卡普兰的《亚洲大熔炉——南中国海问题与太平洋安定局面的终结》（2014年）；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和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迈克尔·奥汉隆合著的《战略安抚与决心——21世纪的中美关系》；斯坦福大学布鲁斯·琼斯教授的《美国仍将领导世界——对抗与克制的平衡》；耶鲁大学斯蒂芬·罗奇教授的专著《失衡——美中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2014年）；中国问题著名学者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家沈大伟的两本专著《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2013年）和《纠结的大国》（2012年）；鲁奇尔·夏尔马的《经济突破型国家：追逐未来经济奇迹》（2012年）；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出版的《中国的内部困境：圆桌讨论》；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布热津斯基的《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2012年）；美国匹兹堡大学威廉·W.凯勒和托马斯·G.罗斯基教授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崛起与亚洲势力均衡》（2010年）；扎卡利亚的《后美国世界》（2009）；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苏布拉曼宁《蚀：在中国经济主宰阴影下生活》（2011年）；亨利·基辛格的《论中国》（2011年）；乔治城大学教授库泊辰的《非任何国家的世界》；麻省理工学院著名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罗宾逊共同撰写的《国家因何衰落：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2012年）；罗伯特·卡普兰的《地理的复仇：地图预示我们未来之冲突和命运之抗争》（2012年）；美国外交问题专家伊恩·布雷默的《独自为战：G零世界的赢家与败者》等。
中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中国崛起”。阎学通的《“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
和黄仁伟的《“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
是早期的两部专著。此后，“中国崛起”的命题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美国如何回应“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也开始研究美国内部因素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从外交多元决策过程、政治制度特点、独特的价值体系等内部因素思考美国国际行为的内部根源。如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的两本专著《大国战略》（2016年）和《大国关系》（2015年）。清华大学楚树龙教授等的专著《美国政府和政治》（2012年）具有代表性，该书提出“一个国家的根本不在外部或外交，而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在于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历史、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观点。
该书全面分析了美国历史和政治传统、美国基本政治制度、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结构、美国政治运行，以及美国政府外交和安全政策等。陶文钊主编的《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归纳了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一些基本特征，指出冷战后美国国内因素在美国对华政策决策中作用的增强；
周琪主编的《美国外交决策过程》探讨了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的决策过程，指出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决策并非仅仅是为实现战略目标而进行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而时常是受诸如国会、智库、利益集团、民众舆论等众多因素影响的一个复杂博弈的过程。
整体而言，从美国认知的视角研究“中国崛起”，还没有引起中国学者足够的重视。不过还是有一些学者对此做了有益的探索。陈积敏在《美国对华战略认知的演变与中美关系》一文中指出，美国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知与建构不仅是美国制定对华战略的重要依据，也是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
唐彦林在《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对策及中国的应对》
一文中认为中国与现行国际秩序的关系问题，是美国认知“中国崛起”的重要视角，提出“挑战论”“融入论”和“替代论”是美国认知“中国崛起”的三种主要观点。作者从权力、秩序制度以及观念和身份的角度对中国与现行秩序的关系进行了对比分析。
整体而言，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近期中国不太可能成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势均力敌的对手。约瑟夫·奈在其专著《美国世纪是否终结》中指出，尽管中国近年来在经济、军事、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全球影响力日益提升，但远不足以对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构成威胁。无论从相对还是绝对意义上，美国世纪都不会走向终结。
沈大伟在《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
中指出，尽管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就，但中国仅仅成功地成为全球事务的参与者，而不是全球大国。因此，只能说中国是“不完全”大国。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谢德华在2012年再版的《中国的逻辑：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不会威胁西方》
一书中提出，中国的发展是一种按照西方思维、融入西方体制的过程。麦克巴尔的《谁害怕中国：中国软实力的挑战》
一书则理性分析了西方人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心态。约翰·伊肯伯里教授认为，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不仅有利于美国地位的维持，它对中国同样存在强大的吸引力与约束力。在这种条件下中美可以实现和平的权力转移。
同伊肯伯里类似，康灿雄从经济相互依赖与地区一体化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其东亚地区邻国与美国的支持，只要存在广泛的经贸合作，中国就可以实现和平的崛起，没有必要选择同美国发生代价高昂的冲突。
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熊玠的《中国的第二次崛起：对理论的迷思、困惑、悖论和挑战》
一书则从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角度，诠释了“中国崛起”是历史上的中国在新时代的复兴，指出西方不必对“中国崛起”过于恐惧。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爱德华·勒特韦克在《中国的崛起与战略的逻辑》
一书中提出，中国经济和军事的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和阻碍越来越多，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的反对势力越来越趋向于联合起来抗衡中国，中国的未来可能会走向衰退。
第二种观点认为，美国可以塑造崛起的中国。虽然“中国崛起”将导致中美间冲突机会的增加，但美国仍有机会塑造中国的发展方向，规范中国的行为，促使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普遍认为，未来10年中美关系发展具有历史决定性意义。自现代国家体系建立以来，从未出现过像中美关系这么错综复杂的双边关系，双方保持合作的同时都对对方怀有深刻的疑虑及潜在的敌意。布鲁金斯学会的李侃如研究员认为，中美两国现在都处在关键的历史时期，两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两国在各方面的互动都会对本国乃至世界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由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美国的学者和政策层都应该保持与中国的密切交往，以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前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美国驻中国大使芮效俭在《亚洲政策》期刊中的文章也认为，中美关系进入了关键时刻，双方必须保持谨慎与克制。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主编的《纠结的巨人：美国和中国》，
书中多位知名学者从历史、国情、双边关系、地区、全球和未来发展等多个角度对复杂中美关系做了深入的分析。作者们认为，中美关系的独特性在于“合作性竞争”，两国一方面紧密地相互依存，但另一方面双方竞争不断升级。奧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东亚事务高级主任的杰弗里·贝德2012年出版了专著《奥巴马与“中国崛起”：一个局内人论美国的亚洲战略》。
贝德在书中为奥巴马总统的对华政策辩护，他认为在传统的安全困境中，各方都认为实力的增长是敌意的反映，并且以行动促成这一现实。而奥巴马总统努力寻找对华政策的平衡点，既保持美国的实力优势和对华实力增长的警觉又避免陷入传统的安全困境之中。2012年，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友与美国军事战争学院的安德鲁斯科贝尔出版《中国对安全的探寻》
，分析了中国发展的脆弱性，强调中美的良性互动可以达到双赢的结果。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在2012年的著作《权力大未来》
中解析未来世界权力的布局。奈认为“中国崛起”将给美国带来挑战，但美国仍具有优势。他认为21世纪，中美两国将在包括经济、战略、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文化领域等在内的所有领域展开激烈的竞争，继“软权力”之后，“网络权力”是未来双方博弈的焦点。
简单来说，这种观点认为中美两国目前正处于关键时期，如果中美不能清晰地认识到恶性军事竞争可能会对两国关系产生的破坏，且没有实施缓解这一恶性竞争的战略与政策，那么双方和平发展的前景便不复存在。但这类学者并不认为竞争必然导致冲突，两国仍有机会避免两国军备竞赛与错误知觉的产生，推动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冲突很难避免。这种观点认为，建立并维持地区霸权是大国不懈追求的终极目标。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压力下，国家必然追逐权力，权力的冲突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大国冲突。在其2014年新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增加了“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一章，明确指出如果中国在未来数十年继续保持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其必将效仿美国在西半球的做法，谋求在亚洲建立霸权。中国与邻国存在众多领土争端。在这些争端中，中国实力越强大，就越要按照对其有利的方式加以解决。即使当前中国没有显露出改变国际秩序现状的企图，但未来还是难以预测，中美合作的前景并不明朗，美国的最佳战略选择是尽早地遏制中国，并将谋求与中国的多数邻国结成“制华联盟”。未来亚洲的政治格局将是多个大国并存、中国作为潜在霸主的不平衡多极体系，这一体系比冷战时期美苏对峙的两极体系更加不稳定。中美之间的安全竞争将日趋激烈，在亚洲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不容小觑，中国几乎不可能和平崛起。2015年3月，罗伯特·布莱克威尔和阿什利·泰利斯共同撰写的《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
的报告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报告认为，“中国崛起”后将在政治、军事、经济和国际规则主导权等各领域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一直奉行将中国纳入自由国际秩序的政策，但这种政策毫无效果。当今的中国已经具有采取威胁性政策的意愿与能力，对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构成了威胁，这终将危及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因此，美国必须对以融入为主的现行对华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在21世纪，美国大战略的核心目标就是维持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在中美两国激烈竞争已经成为常态的背景下，美国对华战略的主要目标就是应对中国持续崛起带来的根本性挑战。因此，防范“中国崛起”应该成为美国未来的战略选择。
总体上看，中美学者对“中国崛起”的研究盛况空前，取得了较丰硕的研究成果。美国学者集中探讨“中国崛起”对美国及现有国际秩序的冲击、中国的战略意图、美国对华政策如何调整等。中国多数学者主要关注美国的战略意图是否针对中国、在美国霸权体系下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方法与策略。研究成果中的多数遵循了传统的分析框架，主要从中美间的实力对比、地缘政治、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程度等层面来分析中国长远的战略意图。不同学者从各自的视角给出了竞争性解释，这些解释准确地把握了当前中美关系中的症结，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从美国认知的视角研究“中国崛起”，现有研究还缺乏系统的把握与全面的梳理。本书以美国国内对“中国崛起”的争论为切入点，分析美国对华认知的特点，构建一个新的美国对华战略的分析框架。通过归纳美国对华认知的主要观点，辨别其共性与差异，对比其依据的各种理论模式和思维逻辑，分析其成因并评估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