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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中的认知学派与行为主义学派相对。政治世界中的行为体，是理性的经济人，还是充满人性的心理人，成为二者理论分歧的一个核心假定。认知学派认为外交决策首先是个认知过程，是把各种信息加以储存、组织而形成知识结构的过程。面对模糊而相互矛盾的信息，决策者经常会做出被证明是错误的推断。
认知学派的理论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逻辑关系：一方面是行为体的认知因素与行为体的决策判断之间的因果关系，即认知与政治行为的关系；另一个方面是行为体的个性、情感、经历以及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对其认知的影响。常见的认知理论有以下几种。
人们对事物总是存在着一定的认识，这些认识保存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形成了人在接收新的信息之前的原有认识。这些认识成为人们处理、分辨和理解复杂和不确定环境的最基本工具，指导人们的信息处理，是解释、预期或预测他人行为的基础。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都有保持原有认识的趋向，当他们接收新的信息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使新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保持一致，这就是认知相符现象。
在决策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与决策者原有信仰和观念不一致、不协调的现象。为此，决策者可能通过有选择的接受，寻找尚不存在的与原有认知相符的信息，保持认知的一致性，或者只关注与信仰一致的信息，对不一致的信息则视而不见。把一些含糊的信息朝与信仰一致的方向解释，将不一致的信息扭曲解释。
例如，杜勒斯对苏联怀有非常难以改变的不信任感。不管苏联的政策如何变化，杜勒斯都不愿意接受来自苏联的与他对苏联的印象不一致的信息。一旦遇到这样的信息，他或者去寻求与他的印象一致的信息来否定原有的信息，或者对这些信息做出不同的解释。
1955年苏联采取缓和政策，杜勒斯并不认为这是苏联怀有善意的表现，而是将其解读为苏联原有外交政策失败和力量不足的外在表现。认知相符理论对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矛盾升级的解释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根据认知相符理论，我们可以得知，在外交决策中重要的是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如何认识环境，而不是环境到底是什么。
决策者的心理环境和现实环境的不一致可能导致不符合实际的外交政策结果。因此，对于研究者而言，掌握研究决策者对“操作环境”的认知，对理解和认识外交政策的制定，打开制定外交政策“黑匣子”至关重要。一切客观的环境和现实因素只有通过观察者的心理过程才能发挥作用。一个人的价值观和心理倾向指导着他有选择地关注周围的环境，他根据有意识的记忆和潜意识的经验去解释经过他选择的周围环境。人在认识和把握现实世界时依赖于主要的信仰。人们在理解和认识客观世界时会保持基本的信仰系统，会抵制与自己的基本信仰不一致的信息。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信仰和对外界信息的处理方式影响决策者对形势的认知过程，认知过程影响外交政策的结果。决策者根据自己对现实的印象制定外交政策，而不是根据现实制定政策。因此信仰的差别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人们对现实看法的不同，最终解释了国家外交政策的不同。
意象理论关注政策制定者对于他国的意象与其行为之间的联系。这种理论认为人们往往以积极的态度看待朋友，以消极眼光解释和看待敌人。在外交决策中，决策者经常根据国家的类型，如敌人或者盟友，来建构国际环境。这些认知类型就是所谓的意象。意象所包含的信息有：一个国家的能力、文化、意图和对于威胁的认知。国家能力包括经济特性、军事力量、国内政治稳定性和有效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国家文化属性是对文化类型的判断。当政策制定者评估一个国家的时候，他会判断该国的文化是否具有扩张或者自卫的意图。
意象将影响决策者的政策选择，一般每一种意象都有和其相关的策略。比如，如果政策制定者对于另一个国有所谓“极权”意象，他们就会认为这个国家及其人民被一小撮精英所统治，这一小撮精英常常是腐败的，依靠强制手段强迫人民接受他们的统治，其政治体制是脆弱而不稳定的。当对一个国家拥有一种敌人意象的时候，那个国家就被视为在能力和文化上是强大的，在意图上具有威胁性。敌人被一小撮精英所统治，但是这个精英集团能够针对“我们”明智地制定出一些政策，这些政策往往经过精心策划而且隐含某种阴谋。回应这样一个国家的策略必须具有战略性、强制性，因为这样一个国家不会信守诺言。例如，在冷战时期美苏双方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一种“内在邪恶的信念”的认知模式，无论对方做出何种友好举动，都难以改变“邪恶敌人”的固有意象。
如果对对手抱有魔鬼意象，那么当对手采取毫无争议的行动时，“我”还会保持自己对对手的认识，而将其友好行为解释为源于环境的影响或限制。只是外部环境的某些特点逼迫其暂时友好。
一个带有联盟意象的国家被认为在能力和文化上与感知者的国家是同等的，而且在价值上是相近的。一个盟国的意图被认为是善良的。一个带有野蛮意象的国家，其人民在能力上被视为优越的，在文化上被视为低劣的。他们在意图上也是好斗的，这使得他们非常令人恐惧。一个带有帝国主义意象的国家被认为在文化和能力上是优越的。它的意图既可能是有害的，也可能是仁慈的。不管帝国主义者的意图是什么，他们都是支配性民族，总是存在统治其他民族的趋向。一个带有无赖意象的国家被认为在能力和文化上是低劣的，其在意图上也是非常有害的。这种不负责任的国家必须受到惩罚。例如，美国总统布什将伊拉克、伊朗和朝鲜归类为“邪恶轴心”，是不可信任的敌人。
这种认知模式具有很强的绝对性，起作用的方式相当刻板，即一旦认为某个国家具有某种意象，就会毫无例外地认为该国具备某些特点。这种认知模式往往是深度敌视或友好态度的象征，决定和支撑着特定的行为特点。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认为：“如果撇开决策者对世界的信仰和他们对其他人的印象，通常是不可能解释关键性的决定和外交政策的。”
美国基于自身政治文化，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形成了概括且比较稳固的看法，以此形成的心理定式对认知者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这种心理定式下，对来自中国的信息有时不自觉地用已有的意象去理解，从而形成错误认知。在没有得到足够的信息之前，美国人认为中国一党执政的制度本质上是不稳定、不透明的，这使外界难以判断其“和平崛起”的诚意，以及其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美国认为中国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使美国更难相信中国的意图。这种认知思维一旦形成，其暗含的政策就顺势确定了。
这种认知方式主要表现为采取简单的历史类比。政治领导人经常从历史中寻找现实问题的答案，使用历史事件来解释一场冲突或者推测一场冲突的结果。领导人面对自己不清楚的决策环境时总喜欢与历史上已经非常明确的类似情况进行比较，并根据历史经验做出决定。例如，美国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与希特勒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后的形势进行类比，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对这两场战争的态度。
正如杰维斯所说，从国际关系重大历史事件中学到的东西是决定认知的重要因素，这种认识还会影响到对接受信息的解读。如果认为历史仅仅起到加强原有认识的作用，那么具有不同认识的人就不会从历史中得出同样的结论。
从心理认知角度看，历史经验是影响知觉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个人从国际关系史的重大事件中学到的东西是决定他的认识的重要因素，这种认识又影响到他对所接收的信息的解读”，而且“历史会在决策者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影响他的知觉倾向”。历史性敌意的存在常常放大了对“中国威胁”的认知。美国哈佛大学江忆恩教授常用中国在20世纪遭受侵略的经历，来解释中国强烈的主权意识、洗雪前耻的决心和富国强兵的动机。
中国的崛起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正确认识“中国崛起”的诉求首先必须充分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之外，甚至曾经是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破坏者”，所以美国长期以来视中国为“他者”。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大多是基于对中国“他者”的想象，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是一个富有挑衅性的“独裁政权”。美国对中国的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长期以来对中国认识的积淀：革命的中国、与美国为敌的朝鲜战争、“文化大革命”，以及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人权观、安全利益等方面的冲突。美国反共意识形态以及冷战的历史，深深影响着其对中国的认知。历史的类比是重要的，但是运用历史必须谨慎，因为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历史的类比经常由于人的认知局限而产生误导，将一些实质上不相同的现实事件和历史事件牵强地联系在一起。
认知理论认为绝对理性的人是不存在的，人会产生认知偏差，亦即错误知觉。罗伯特·杰维斯在《国际政治中的认知与错误认知》一书中提出了外交决策者对现实错误认识的规律。
他认为在不确定的国际社会中，国家由于受认知能力的局限、信息不充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很容易产生错误知觉，这些错误知觉导致错误判断，从而导致国家采取错误行为。国家决策者的错误知觉可能加剧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导致国家之间的战争。这些错误知觉大多是高估他国的恶意而低估他国的善意，将对方国家视为具有冲突意图的对手。由于互动的双方都趋于发生这样的错误知觉，敌意就会不断螺旋上升，冲突会在双方都无意挑起冲突的情况下爆发。
由于决策者对形势和对方意图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往往是夸大对方敌意的判断，所以他们会采取错误的行动。常见的错误知觉有三种。第一，阴谋论。任何无意和偶然的突发事件往往会被视为对手精心策划的行动。国家倾向于将对方想象成内部协调一致、分工紧密的整体，而忽视其内部的多元性。比如，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认为“俄国人是国际象棋大师，他们严密周到地设计，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就像他们在棋盘上筹棋运子一样”。第二，决策者往往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力和被影响的程度。如果出现了有利于自己的情景，决策者就认为是自己的政策所致。一旦出现不利结果，则会认为这是对方的敌意预谋，与自己的行动没有关系。中国出兵朝鲜，美国人武断地认为这是中国国内存在高度的对美敌意和周密的战略谋划，而不考虑中国的行为可能更多的是因为担心美国对中国领土的威胁而做出的自卫反应。第三，愿望思维。人们在接收信息的时候，总是趋于避开自己不愿听到和看到的事情，总是希望接收到自己愿意听到和看到的消息。
杰维斯的理论揭示出人的认知是存在局限性的，人心理过程包含了错误知觉生成的机制。决策者在接收信息的时候，尤其是接收到与自己原有的认识矛盾的信息的时候，要冷静全面地思考，尽量减少决策过程中的错误知觉。处于核心部分的信仰是很难变化的，但是处于边缘部分的因素则非常容易变化，并最终可能影响到中心信仰的变化。这说明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是可以变化的。决策者可以进行换位思考，将自己置于对方的处境，来理解对方可能做出的反应，或者可以多了解对方国内政治和社会进程，以防止以自己国内政治的习惯定式去判断对方的行为和对策，减少由错误知觉造成的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