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国际关系研究实践中，各种概念往往交互使用，使用时要经常出现的情况是，要么没有清晰的概念界定，要么概念非常宽泛。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使用的新概念常常是其他领域内早已成熟运用的。因此，任何一项严肃研究的起点首先是对所运用基本概念的清晰界定。
“认知”是来自心理学的概念，是指通过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等心理活动来获取知识的过程，即个体思维进行信息处理的心理过程。
认知概念对于理解人们如何处理信息和认识他们周围的世界具有中心作用。认知主体的信念和态度常常被用来描述认知体系的这些组成部分。信念是人们在一个对象和它的属性之间所创造出来的联系。认知过程包括从知觉、记忆、注意和问题解决到信息处理、语言、思维和想象等所有事物。认知系统帮助人们把环境组织成可以理解和可以认识的单位，经过信息过滤人们不必来评估所有信息。
认知过程不仅取决于认知对象，也受到认知主体主观因素的影响，如信念、价值观、知识经验以及知觉对象对实践的意义认识等。
“认知”的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才出现。唐纳德·布罗德本特于1958年出版的《知觉与传播》
一书中首次使用了“认知”的概念，提出了以心智处理来思考与推理的模式。此后，认知心理学逐渐发展起来，“输入”“处理”以及“输出”等理解心智运作方式的术语成为常用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认知被应用到政治学领域。“认知”概念解决了个体的信息加工过程不同的问题。认知因素构成了个体、组织判断和决策的基础，尤其是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由于不同的个性和情感，形成不同的知觉，从而形成不同的判断和决策
。广义上，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以及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权力和利益等核心概念，在本质上也是认知的。“认知作为个体的信仰和推理过程是重要的，因为它们构成了所有的政治行为的基础，以及形成了权力和利益如何理解的基础。”
狭义上，认知过程其实就是信息加工的过程。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赫伯特·西蒙认为，认知过程即信息加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认知能力、偏好、个性、经历以及外部环境等都会影响信息选择、记忆以及决策的过程。
自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心理学兴起以来，“认知”就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常用的概念，却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由于认知具有主观性，任何时候都不能说它是完全错误的。行为体的认知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一个难以确立客观标准的变量。在涉及某一行为体的感受时，其缺乏分析应有的精确性。研究者在运用其对实际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分析时难以操作。在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进行研究时，不同的学者常常运用不同的心理学概念，如“认识”“认知”“信仰”“信息处理过程”等。这种不一致说明不同的学者在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进行研究时往往会侧重不同的方面。他们在将这些因素作为变量研究其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影响时，往往先对这些概念进行自己的界定。这些不同的概念相互关系如何，在头脑中是如何组织起来并构成人的信仰系统而发挥作用的，至今仍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概念之间不仅是互通的，而且是互相支撑的。
确定行为体的认知一般常用两种方法。一种是“指标分析”，即先对认知对象经过各种各样指标的归纳，经过判断后得出结论。这些指标是认知主体对认知对象进行认识的参考基础。这种方法是通过搜集研究对象所发表过的言论及行为进行分析，得出认知对象制定或执行某一项外交政策的意图与动机。另一种是“意象”分析，是指研究对象本身已经长期被研究者所观察，因此不需要仰赖其他特质来判断其属性后再进行好恶评价。当一种包含各种特质的事物一再出现，则之后就不需要经过对特质的分化整合，即刻便可从认知记忆库调动对此事物的认知。例如，对中国的认知就是一个已经包含了各种特质的事物，如社会主义、“集权”“人权”、人口众多等。对许多美国人而言，已经形成对中国固定而刻板的印象，因而当象征中国的事物出现时，不需要重新采证，便可判断其性质是好或坏。至于中国的权力到底已经累积到多大的实证问题，已经不再是认知主体关注的主要内容。
认知主体是指认知活动的承担者，是认知过程中的首要因素，对认知的形成及其诸要素的结合方式起着决定作用。在认知过程中，它最具有自主性和能动性，担负着使认知客体向“观念”转化的任务。认知主体具有复杂的社会构成形式，是个人与社会的有机统一。认知主体作为一个执行认知功能的系统，是知识、情感与意识相统一的有机整体，人的各种意识要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认知活动，并对认知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影响。主体的现实的认知结构直接担负认识功能，它是在主体先行活动的基础上建立的，一旦建立就成为相对固定的框架或模式，构成人从事认知活动的一种前提张力和准备状态。人的认知活动总是表现为把原有的认知模式延伸并运用于将要认知的客体。认知结构不同，对客体的理解就会出现差异。在人的意识中，还有各种非理性的心理因素。它们在认知活动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对人的认知能力的发挥和运用往往起到导向、选择和调节等作用。认知主体可以划分为个体主体、群体主体、社会主体等，其中社会主体是认知主体的最高形式。
具体到本书而言，美国领导人、政府机构、学者、利益集团、媒体及民众等均可作为认知主体。本书研究议题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对华政策的关联。主权国家在国际上的行为和观点，主要通过决策者表现出来。在传统的战略研究中，决策者和领导人一直是最重要的角色。但在行为主义的科学化诉求中，个人分析层次逐渐被边缘化。可问题在于，如果忽视领导人这一重要因素的作用，我们就很难理解国家的行为。毕竟，是领导人感知外部威胁，策划和决定战略。“决策者的权威性活动，无论其内容和目标是什么，都代表着国家行为。国家行为实际上是那些以国家名义行事的人的行为。”
决策者根据他们关于现实的意象进行决策，而这种意象是由决策者的认知过程，或者说是由决策者如何认知具体的决策形势来决定的。
因此本书将总统及其顾问、相关部门及主要官员组成的“美国政府”作为认知主体。而其他部门和人员，如国会、利益集团、舆论界和普通民众，他们虽然对总统的外交决策有牵制和影响，但无法取代美国总统及政府在外交领域的核心地位。并且政府的认知引导和规范着美国社会其他层面的认知方向，对外交政策会产生直接影响。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日益纷繁复杂，领导者个人已经难以应对国家面临的各种挑战。随着现代国家外交决策机制的建立，集体决策模式越来越多地取代了领导人个人决策模式。对外决策不仅受到政治领导人的影响，而且受到决策环境的影响。对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而言，主要政治领导人物仍然是研究的主要对象，但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扩大其研究对象的范围。认知心理学学者简尼斯教授首先提出了“小集团思维”决策模式。小集团思维是指在一个内聚决策小组内部形成了无形的心理压力，使决策小组成员下意识地产生一些共同的幻觉，结果往往是过于自信，妖魔化对手，不能对客观现实进行充分的估计，忽视应当考虑的政策选择，从而导致决策过程的非理性和对外政策的大失败。
目前彼得·哈斯提出的“认知共同体”影响最大。认知共同体是指“一个某一特定领域有公认的专长和能力、具有该领域政策上的知识权威的专家所组成的关系网络”。
当某些具有共同的理念和跨机构和组织的个体在共同领域的某些特定问题上“认知”形成某种共识，他们就形成了认知共同体。这些专家尽管个人信仰、教育背景各不相同，但具有一定的共识：共同的原则和理念；共同的因果分析；共同的合法性认知；共同的政策规划。
这些特点使认知共同体对问题的认知、信息的解读、应对的行动方案都会提出相同或相似的建议，对信息的把握趋于一致。在现实中，认知共同体可以表现为由政策专家组成的咨询机构；也可能是政策决策小组，或由专家和决策者共同组成的联合体。如对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时的肯尼迪政府决策小组。
除了将认知心理学运用于决策共同体研究，有关特定群体认知的研究也成为新的研究领域。由于学者或媒体公开发表的文章容易获得，便于操作，近年来研究精英群体在特定问题上的认知，成为认知研究学派比较流行的趋势。这种研究通常通过采访一定数量的精英，或对一定范围内精英的著述进行内容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精英在特定问题上的认知。如沈大伟对有关中国精英群体对美国认知的研究。
由于心理学“认知”的概念是基于个人而言，个人不同的认知能力、个性和情感必然形成不同的认知，因此极大地影响了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应用，长期被研究者排除在外。“认知共同体”概念极大地推动了认知在外交决策领域中的应用。
“中国崛起”源起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部分西方学者把此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积极而巨大的变化称为“中国崛起”。严格地说，“崛起”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也不是国际政治学科的常用概念。“崛起”一词是个相对概念，“崛起”的标准难以界定，因此“崛起”不可能纯粹是实证的。“中国崛起”意在形容中国的快速发展及其发展潜力的预期，不是一个简单的经验实证现象。在检验“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必须有一个其他国家作为参照物。“中国崛起”的客观发展必须借由观察者的诠释与选择，才能产生意义。本书是从美国视角看待“中国崛起”的，因此以美国的综合国力为参照物来检验中国的发展更具现实意义。
“中国崛起”的意义显然受到认知主体对中国的认识的制约。在中国外部，有人把“中国崛起”视为威胁，有人视为机会，也有人说这是一种“软实力”现象。
几乎每个国家都从自身视角来解读“中国崛起”。从心理学的视角，“中国崛起”本身就是一种认知，是对中国快速发展前景的一种预期和判断。来自中国外部的观察者理解当前“中国崛起”，除了需要他们熟悉的有关历史文化脉络所形成的中国意象之外，同时还涉及他们自身的认识角度与情感。无论是“中国威胁论”，还是期待“中国机遇论”的支持者，都各自反射某种情感倾向，因而透露了观察前或行动前已经形成的动机，进而提出鼓励或压制中国的政策。美国主要关注“中国崛起”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美国是否能够继续保持经济、军事、地缘政治及影响力方面的领先优势，二是“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国际地位产生何种影响。
至于被观察的“中国”本身，不仅是一个被观察的对象，也是参与诠释与回应外界诠释的主体。对中国而言，“崛起”是一种国家目标和民族诉求，但自我的认知与他者的感知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随着国际上“中国威胁论”悄然而起，中国政府为化解外部的疑虑，2003年明确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战略构想。然而，结果并不如中国所愿。中外对“和平崛起”的解读截然不同，中国强调“和平”，国外却专注“崛起”。国外不少学者对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可能性提出质疑，认为历史上无先例，理论上解释不通。为减少误解，中国将“和平崛起”修改为“和平发展”，但国外学者并没有跟进，仍继续沿用“和平崛起”这个概念。鉴于本书主要考察美国的认知与政策，因此仍沿用“和平崛起”这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