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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网络发展并受到普遍关注，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是相关研究逐步丰富、逐步深化的过程。网络文化作为一种基于新的传媒形式形成的文化，就是因为文化借助于网络手段的传播而得名。国际互联网的普及和广泛应用，使网络文化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热点。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网络文化的研究日趋深入，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当前学术界对文化概念还没有统一的界定，对于以网络为传播平台的网络文化，其本质上如何来认识，自然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网络文化研究是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是一个受到人们普遍关注的领域，对于网络文化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起步较早。目前在国外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沉稳的学理探讨阶段。国外网络文化研究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初识网络、网络文化本体研究和网络文化综合研究三个阶段。
网络文化的系统研究开始于大众媒体的讨论。20世纪90年代前期，美国的一些主要报刊逐渐开始就因特网、网络空间和信息高速公路等话题展开探讨。这个阶段，一些专门的在线记者和早期的自由撰稿人开始撰写研究文章，开设学术专栏，出版相关著作。起初他们只是在报纸的技术版面设置专栏，没过多久，相关学术文章就占据了报纸商业版或时尚增刊的头版，甚至开始进入主流杂志的新媒体版或网络空间版。例如，1993～1994年，《时代》杂志发表了两篇关于网络的封面故事，同时，《新闻周刊》也发表了封面故事《男人、女人和电脑》。1994年再版的大众读物《网络和哑巴》及《网络全书》开始畅销。大众媒体只是对网络文化从技术层面做一般性介绍，把网络空间介绍给对网络知识一无所知的读者。因此，大部分这类书中都包括了通俗而冗长的描写、解释和对诸如文件传输协议、gopher、lynx、远程网络和网络新闻组等早期网络技术的介绍。
早期大众网络文化探讨总是受到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经常发出反乌托邦或乌托邦式的咆哮。在反乌托邦阵营，文化批评者指责网络败坏了人们的教养和导致了政治、经济对立以及社会分裂。伯克兹（Birkerts）曾警告说，网络、超文本和电子技术本位将导致人们写作水平和对世界的现实感受力的下降。赛尔（Sale）则在他的著作《未来反叛者：路德分子与其对工业革命的战争：电脑时代的教训》中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发表了要砸碎电脑的观点。斯托（Stoll）曾是一个网上超级黑客，后来成为网络凶兆预言家。他号召人们离开电脑：真实世界中的生活远比电脑屏幕上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更加有趣，更加重要，更加丰富。与之相反的乌托邦阵营，宣称网络空间是一个全新的前沿文明领域，能够带来巨大的商业利润，培养民主参与意识，结束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他们的观点主要发表在 Mondo 2000 Boing Boing 和《连线》等技术杂志上。《连线》杂志的发行人路易斯·罗赛特（Louis Rossetto）把网络空间比作一种新经济，一种新的反主流文化，超越了政治藩篱。这个杂志的执行编辑凯文·科利（Kevin Kelly）则宣称技术是绝对的、百分之百的积极因素。它的特约撰稿人J.P.巴娄（John Perry Barlow）则说，随着因特网的发展，随着网络交流的逐步深入，我们将置身于自它诞生以来的绝大部分技术进步事件之中。许多政治家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1995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次会议上，美国当时的副总统戈尔发表演讲说，信息高速公路或者更准确地说，传播知识的网络将使我们得以结成一个地球村，共享信息、相互联系和交流。这种相互联系将促使经济进步、民主加强，更好地解决全球和地区环境问题，改进人们的健康状况。
除了大众网络文化探讨对网络本性两极性的描写和修辞之外，早期的网络文化阐述者还把网络前沿作为其主宰性隐喻。威廉姆·吉布森（William Gibson）在其引起了巨大轰动的小说《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中首先发明了赛博空间（cyberspace）这个术语。赛博空间即网络空间，是思维和信息的虚拟世界，它利用信息高速公路作为根本的平台，通过计算机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和文化交流，而无须面对面接触，只要在电脑键盘上击键而已。赛博空间文化是知识经济时代特有的文化。
在一篇比较规范的论文《穿越电子前沿》中，卡普尔（Kapor）和巴娄（Barlow）指出，在当前条件下，网络空间是一个前沿地区，它被极少数坚定的技术主义者所占领。这些人能够容忍粗糙的网络界面、不调和的交流协议、信息拥有者所设障碍等的严峻挑战。维托（Whittle）在讨论网络的未来时指出，网络空间这块处女地的那些先驱、网络殖民者和非法占领者们已经把网络按社会秩序分成了许多小块并进行了耕作，原因很简单，那是一片仅仅能在头脑中被发现的自然资源，假如将它共享，会产生巨大价值。
在网络文化本体研究阶段，具有各种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们开始介入网络文化研究，他们对网络文化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既看到它对人类文明和生活方式创新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也对其冲击社会规则和伦理界限的弊端深感担忧。对网络新空间的探索是其研究的主要方向。网络理论家A.R.斯通（Allucquere Rosanne Stone）把网络空间定义为社会空间，在这里，人们仍然是面对面地相遇，不过对相遇和面对面，要重新定义。换句话说，虽然网络空间不是现实意义上的邻里、城市或国家，但它却为使用者提供了极为真实的机会，让他们去建立社区和个人身份。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网络文化本体研究进行得很顺利，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虚拟社区和在线身份识别两个方面，也成为这一研究阶段的两根支柱。关于虚拟社区方面的研究，瑞因高德（Rheingold）最早系统提出虚拟社区观点，他认为虚拟社区是忽略面对面相聚的一群人，他们通过网络媒介彼此交流语言和思想、展开集体讨论、履行商业行为、交流知识、共享情感、做设计、闲聊、争斗、恋爱、找朋友、玩游戏或创作一些高雅艺术等。他们所作之事与现实社会中聚集到一起面对面的群体所做之事完全一样，只不过是通过网络传达，把身体留在电脑后面。关于在线身份方面的研究，主要代表是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1995年发表的《屏幕生活：因特网时代的身份》（“Life on the Screen：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特克尔关于在线身份的观点，主要基于对虚拟环境下的个体研究，包括多用户域或者多用户网络游戏，揭示了网络游戏用户通过创造一个在线身份来改善他们的离线生活的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对网络的使用不仅是一个技术突破，而且还是一个用户突破。与这些技术突破相伴的是学术思考，它有助于培育一代较少关注技术，而更多关注内容的网络公民。随着网络的发展，连那些原来对技术充满恐惧的学者都学会了上网冲浪，学术会议、论文、成果和讨论都得以在网上展开，带来了新的方法和理论。当社会学家称虚拟社区为社会网络之时，别的学者则求助于互动的社会学传统和集体行为两难理论（collective action dilemma theory）。金伯利（Kimberly.S.Young）和瓦莱斯（Patricia Wallace）展开了互联网心理学研究。前者集中探讨了网虫的康复策略，后者则综合进行了多方面的网上心理学研究。在人类学领域，学者们开始建立一个新的分支即电子人人类学，深入探究个人、社会和电脑网络之间的交叉关系。除了对电子人人类学加以探讨之外，人类学还开始研究使用者在多样化的线上环境中的行为，包括从线上社区和网络新闻组到建立在网络基础之上的远程花园和线上城市。同时，语言学家们开始研究在线环境下的写作风格、网上礼节和文本符码。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已经有许多学术和大众出版机构在网络文化这块成长性领域大量发表论文，出版著作，学者们开始以一种更为宽广的视野来研究网络文化的构成。学者们不再仅仅局限于虚拟社区和在线身份研究，而是把网络空间看作一个各种文本相互交织的地域，试图提供更加复杂、更加有价值的发现。随着这些研究领域浮出水面，要对网络文化综合研究的前景和轮廓加以勾勒就变得头绪繁多、困难重重。戴维·西尔沃（David Silver）把网络文化综合研究分为互相交叉的四个方面：探索线上发生的社会、文化与经济互动；揭示和考察关于这种互动的话语；分析这种对个人和团体之间的互动的鼓励、促进或阻碍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原因；评估那些有意或无意作出的技术变更的决定和程序设计，它们一旦投入使用，将形成网络和使用者之间的界面。
网络文化综合研究，更多地表现为对这四个方面的交叉研究。线上互动中的文本交织网络文化综合研究者们承认虚拟社区和在线身份的重要性，努力用各种理论视角把他们的话题结成一个交织在一起的文本。例如，琼斯（Jones）在1995年对线上真实的社会结构问题作了一个回顾。她不像许多网络文化学者那样去谈论一些探索性的话题，而是把网络空间与更加传统的传播和社群研究范式结合起来，提醒人们注意网络文化的文化结构，并警告不要无批判地欢呼它的潜能。两年之后，琼斯通过质疑网络文化研究的一些关键的概念和方向继续了这种文本间性研究。接着，在评论瑞因高德的《虚拟社区》时，她对有关虚拟社区的那些似乎根本不成问题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除了将虚拟社区和在线身份观念交织在一起，许多学者已经不再仅仅简单放弃瑞因高德和特克尔的发现而进行批评性探索，他们努力发现新的方面。例如，麦克劳林（McLaughlin）等人对邮递到5个新闻组的全部信息进行了3星期跟踪后，通过分析其标准化的话语结构，建立了一个在线行为框架。从这些数据中，他们推论出7类应受责备的行为，包括对技术上的新手的歧视、带宽浪费、反人伦行为和不适当的语言等。他们分析了在经济、文化、社会、心理和其他因素影响下，网络新闻组的行为规则是如何被人们所理解的。超越那种简单的网络礼节，研究者们发现了涉及线上社区成败的一些复杂因素和变量。类似的研究聚焦于确立在线环境下的接受与拒绝行为的那些变量和惩处体系。同时，贝姆（Baym）借助民族学研究方法较好地解释了虚拟社区的特性。贝姆对运行良好的一个网络新闻组rec.arts.tv.soaps（r.a.t.s.）展开了研究，认为在线社区的出现基于5个因素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外部文本、现行结构、系统的内部构造、社群目的、参与特性。以这5个因素来考察r.a.t.s.，贝姆认为，参与发展出了表达的方式，这种方式使他们能够交流社会信息，创造并逐渐固化群体的特殊意义系统和身份认证系统，形成了从玩世不恭者到浪漫主义者之间的友谊，造就了网络和面对面两种互动，创造并保持了一种理想的群体互动规范。另一个重要而乏人研究的方面是对虚拟社区的历史及其前景的描述。当过去的学者们把在线社区作为一种既存的电子环境时，网络文化综合研究者们则已开始分析其主要的历史过程了。
戴维·西尔沃（David Silve）在考察1990～2000年网络文化研究状况时，把网络文化的主要研究成果又划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流行网络文化”，这种研究是以其新闻学渊源为标志的，其特色是描述性的特质、有限的二元论以及把Internet比喻成前沿阵地。第二阶段是“网络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集中于虚拟社区和网上身份，这种研究得益于学院派学者不断涌入这一领域。第三阶段是“批判性的网络文化研究”，这种研究扩展了对网络文化的认识，使之涵盖了网上互动、数码话语、接触和拒绝互联网、赛博空间界面设计四个领域的研究，探索了任何一个领域或四个领域之间相互交叉、相互依赖的关系。戴维·西尔沃（David Silve）的研究成果对当前网络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目前网络文化的主要研究成果，大都是在第三阶段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细化。
当前，国外网络文化研究较多关注网络的文本间性研究、网络话语研究、数字鸿沟研究和交流界面研究等。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卡拉·G·萨莱特（Carla G.Surratt）
在《网络人生：网民和他们的社区》一书中重点研究了网络社区的文化特征；戴维·贝尔（David Bell）
等编著的《网络文化研究读本》收载了48篇有代表性的网络文化论文，分为“网络流行文化”“网络女权主义”“网络性文化”“网络殖民”等九个部分；戴维·波特（David Porter）
编著的《网络文化》收载了15篇论文，对“虚拟社区”“虚拟主体”“语言、写作和叙事”“政治和公共领域”四个部分进行了深入研究；高登·格瑞汉姆（Gordon Graham）
在其著作《互联网：哲学的探求》中，注重从哲学层面，对网络文化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具有较强的批判性。以上成果涵盖面广、涉入程度深，基本代表了国外网络文化研究现状。
1994年4月20日，通过一条64K的国家专线，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中国互联网时代从此开启。二十三年后的今天，中国网络的盛况已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想：百万量级的网站数量、大范围普及的移动互联网、庞大的开发者队伍、各行各业的海量应用，这些极大地推动了网络文化的蓬勃发展。目前，网络文化正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我国网络文化研究氛围日趋浓厚。
近年来，国内网络文化研究取得了较快的进展。国内的研究大致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94～1998年），这一阶段网络文化的研究，无论是理论基础、心理准备还是技术支撑都略显不足。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应对网络的研究带有明显的感性色彩，研究的内容也更多集中在“讨伐”互联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上。第二阶段（1998～2000年），随着网络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网络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更加全面，对网络文化的研究注重趋利避害，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第三阶段（2001年至今），随着网络文化的逐步形成，注重从文化层面探究新兴网络文化的内涵、特点以及给传统文化、校园文化和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注重淡化对网络文化进行的定义名称类的框架性探讨，对网络文化进行分级分类分析研究；注重从价值合理性来寻求中国特色网络文化的价值取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网络文化建设。
当前国内网络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文化基础理论、网络文化技术载体、网络语言、网络社交、网络舆情、网络行为、网络文化传播、网络文化管理、网络安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网络文化、网络文化的发展趋势以及网络文化产业等诸多方面。随着互联网的推广和普及发展，一方面网络带给人们丰富的生活、便捷的交流；另一方面，由于诸多因素，网络文化的发展出现了许多问题，也就引发学界在对网络文化建设进行系统理论研究的同时，更注重针对网络文化建设发展过程中凸显的矛盾和问题进行破解探索。面对网络及网络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推动网络及网络文化健康发展，充分发挥网络文化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积极影响，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规范有序运行。通过加强对网络文化的管理，改进网络内容建设，推进网络规范的有序运行。
对于问题的破解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纷繁复杂的网络文化渗透导致观念形态的冲突。据“互联网实时统计”（Internet Live Stats）显示，2014年9月，全球互联网网站数量已超过10.6亿。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站总数为273万个，
约占全球总量的0.26%。由此可见，互联网上英文信息占绝对优势，再加上西方发达国家网点多、信息量大，西方文化正是借助这种语言和技术优势，大肆“入侵”世界各个角落，网民由于好奇心强，求知欲旺，容易受这种“西方文化”影响。网络上各种社会思潮，不同国家、民族、政党的意见在网上传播，激烈交锋，甚至一些错误、庸俗、虚假的信息都会对大家造成一定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将会越来越大。二是网民道德意识和民族意识日益淡化。由于网络的虚拟性，网上生活与思想意识完全可以不受现实生活的控制，网民的自由个性无限扩张，这些都极易导致人们道德意识的淡化。网络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匿名性、实时性、互动性、复制性等特征使得网上虚假信息、违法信息轻易传播，网络不文明行为时常出现，淫秽色情、欺诈、赌博等问题屡禁不止，网络暴力和网络犯罪气焰嚣张，这些对社会的稳定都造成了极大危害。网民的无政府主义现象也极其严重，民族观念淡泊，攻击政府、丑化官员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三是多种多样的网络污染严重，虚假、垃圾信息泛滥。网络拓宽了信息的渠道，但是，不能忽视的是，网络在给予人们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种种不良的信息，甚至黄色、低级庸俗、虚假、反动信息等精神毒品，造成严重信息污染，网络文化中的这些垃圾信息对于那些识别能力不强，特别是人生观、价值观正在形成中的青年网民影响很大，极容易产生误导。四是网络文化管理中存在诸多漏洞。目前，在网络文化管理中存在缺乏统一管理规划、管理机制不健全、绩效考核不到位和轻视民间组织建设四个方面的漏洞。五是网络知识产权受到严重的侵犯。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知识产权的维护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网上大量的音乐、书籍、杂志多是免费的，没有支付版权费。网络文本的可复制性也致使知识产权的维护成为一大难题，而目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也时有发生。
当前国内网络文化理论研究成果丰硕，尤其是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许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前瞻性、创新性观点。刘洁
认为，面对市场经济及其现实主义思潮对校园文化的侵蚀，社会大众文化特别是多元文化对校园文化的多重影响，网络化构成了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全新背景，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可以通过立体化的多重途径来推进；章兵、潘真清
对网络文化的特点以及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机遇和挑战的两面性做了分析，提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抓住机遇，高度重视建立网上思想政治工作阵地，运用网络开展丰富多彩的思想教育活动，加强对网络行为的监控和管理；陈娟、吴志芳
通过对网络引起的文化伦理问题及产生根源进行全方位的分析，提出解决网络伦理问题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文化的途径；林凌
提出，要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鼓励和推动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用开放包容的态度科学分析复杂多元的网络文化，最大限度凝聚社会思想共识，牢牢掌握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主动权和话语权；曹学娜
认为，推动传统文化在网络文化中的传承与发展，对保障我国文化安全和文化权益、解决当前网络文化问题以及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换有积极意义；曹盈
从哲学的角度认识网络文化的本质，确立网络文化的先进文化核心地位，反对消费主义倾向，理清虚拟与现实；周作翰、吴克明
重点讨论了网络与人的自由发展的联系，提出网络文化的出现不仅是现代科技和文化现象的一次世纪性融合联姻，而且形成了网络文化与人的自由发展的新景观。
从以上研究内容来看，国内网络文化研究尽管取得了一定的创新性成果，但还存在不少问题。如研究视角比较单一，在如何实现“以德治网”与“依法治网”的结合方面成果不多；对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比较研究涉猎尚少，且因思辨不足而存在误区，尤其是在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比较研究中过多强调两者的对立与冲突，忽视两者的继承与包容。
军队网络文化的研究是在建设网络文化这个大背景下逐步展开的，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在军营网络文化建设、军队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及网络文化对青年官兵心理及行为影响等方面。这方面代表性的观点有：姚丽华、曾红
分析了网络对青年军人政治信念和心理素质等方面的负面影响，指出应大力加强对网络文化的研究，全面客观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正确应对、主动出击，抢占网络这一思想政治工作重要阵地的制高点，用好用活互联网这把“双刃剑”，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与发展；严峰
提出在军营网络文化的内容选择上要突出政治性和知识性，活动安排上要注意经常性和群众性，使用管理上要确保安全性和纯洁性，设施建设上要着眼领先性和实用性；谭振伟
指出应围绕官兵对网络文化的需求，增强搭建军营文化新舞台的强烈意识，并积极探索搞好军营文化活动的有效办法；贾金清、付玉林
针对军营中走来的“网络新生代”，分析了他们的特点、变化和需求，并对如何带好军营中的“网络新生代”提出了相应对策；尤光旭、温伟
分析了新兵上网的积极因素和负面影响，提出了既要构建军营网络文化，为官兵打造新的学习平台，又要加强管理和教育，规范网络道德行为；周彦利
提出了应对网络快速发展对军队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挑战，要合理确定人们对网络意识形态各类信息的认知定位、对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角色定位和路径模式定位，这直接影响和决定了军队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和效果；寇炜材、张颖在对近年来网络涉警舆情信息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网络涉警负面舆情的主要类型，剖析了网络环境下武警部队应对媒介形象危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网络环境下塑造武警部队良好形象的策略手段。
但是，军队网络作为我国特殊的网络形式，其物理独立、信息流单向性的特点决定了军队网络文化具备其独有的特征规律。军队网络文化是以青年官兵为活动主体，以军队信息网站为平台，通过网络进行信息沟通的行为方式及其道德和规范的总和。随着网络在军队政治、军事、后勤等工作领域的广泛深入，在广大青年官兵沟通、学习、娱乐等生活领域的普遍应用，加强军队网络文化的建设与管理，已经成为先进军事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紧迫课题。当前军队网络文化研究逐渐开始积极探索军队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更侧重于对军队网络文化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分析和破解。目前军队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或者说军队网络文化建设研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军队网络文化建设与网络硬件建设不匹配。部分单位在军队网络的建设上资金投入不足，技术不成熟，网站结构不合理，部分基层单位网端较少，可供官兵联网的电脑也较少，电脑上网条件有限。二是军队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体制层面不匹配。主要表现为：军队网络文化建设缺乏统一规划，目标不够明确，重复建设现象严重，总体水平不高，内容不够丰富；军队网络建设管理层缺乏既懂技术又熟悉网络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各单位对军队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参差不齐。三是军队网络建设与管理中精神层面不和谐。网络的虚构性、数字化、符号化、开放性弱化了网络主体的道德意识，有些人通过军队网络传播发表不同价值的文化，黄色、反动、迷信或不实信息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些必然会对青年官兵的思想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和冲击，在他们的思想中引起一些困惑和迷茫，容易导致部分意志不坚定的官兵情感波动、责任弱化、道德滑坡，诱发行为偏差甚至自杀和冲动性犯罪等极端行为。
综合当前军队网络文化研究成果来说，目前还缺乏对军队网络文化理论的系统研究和梳理，关于军队网络文化科学内涵、功能特点、内容体系、制度机制等方面的系统研究还较少；对军队网络文化与一般网络文化没有系统的比较与区分，关于如何将网络文化与我军先进军事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从网络文化与先进军事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角度来开展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关于如何加强军队网络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如何加强网络道德和机制建设，如何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建设军队自己的门户网站，加强对外宣传，抢占网络意识形态高地，树立军队良好形象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