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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和伊拉克等四个国家，持续数年的武装冲突仍未停止，虽然叙利亚和伊拉克战局出现重大转折，也门和利比亚也举行了和平谈判，但导致这四个国家冲突的深层矛盾未得到解决，短期内仍难摆脱战乱局面。
2016年是叙利亚危机出现重大转折的一年。在俄罗斯和伊朗领导的什叶派军事联盟支持下，叙利亚战场形势出现重大变化，叙政府军重获战场胜势，年底叙政府全面收复阿勒颇。战场上的胜利使叙利亚内战前景趋于明朗，阿萨德政府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也推动了和谈进程，叙利亚危机政治解决曙光初现。然而，无论是军事冲突，还是和平进程，均困难重重。军事上，叙反对派武装虽遭受挫败，但得到强有力的外部支持，目前集中于伊德利卜等地，仍拥有相当实力，短期内不可能被全面清剿。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有关各方，尚未对该组织被击溃后的局势做好充分准备，多股力量欲填补该组织留下的空白，可能使该组织目前控制地区落入非国家武装及其外部支持者手中。这些武装的教派、民族属性，将使该地区局势难以平息，甚至可能再度陷入教派冲突的漩涡，极端组织可能卷土重来。
也门武装冲突仍在持续，和谈进程陷入停顿。也门危机的根源是海合会政治解决方案留下的后遗症，这个方案只是迫使萨利赫下野，由副总统哈迪继位，但轻视了胡塞武装和萨利赫势力左右也门政局的能力。胡塞武装夺权后，沙特阿拉伯联合部分阿拉伯国家对也门进行武装干涉，但投入巨大，收效甚微。沙特军事干涉的最低目标是恢复哈迪政府的执政地位，最高目标是消灭胡塞武装。经过近2年的军事行动，沙特领导的联军除收复南部亚丁等部分区域外，距离实现这两个目标相去甚远，沙特实际上已陷入战争泥潭。2016年，也门冲突各方在科威特举行了历时4个月的和谈，但无果而终。其实也门各方均清楚无法在战场上解决问题，也门问题的解决最终需要通过和谈。但各方就未来也门民族团结政府的组成方式、哈迪总统去留和胡塞武装地位等问题分歧严重，最终导致和谈破裂。也门问题非一日形成，早在剧变之前，南方分离运动、“基地”组织等就已活跃多年，即便冲突各方达成政治和解，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仍将长期困扰也门，战后重建更是巨大挑战。也门冲突各方应认识到，任何单方面方案均不可能成为解决也门问题的钥匙，没有一方能够通过战场胜利推行己方方案，因此，和谈是解决也门问题的唯一出路。沙特等也门问题相关方，胡塞武装等也门本国实力派，均需承认各自的局限性。也门冲突系国内政局自身演变的结果，沙特等国将其提升为与伊朗抗衡的代理人战争，使也门成为地区竞争的战场，加剧了也门问题的复杂性。
利比亚各派政治和军事力量之间的冲突加剧，各方均扩大势力范围，争权夺利。利比亚各派在摩洛哥斯希拉特签署的《利比亚政治协议》面临夭折。由于国内地方和部落斗争错综复杂，地区和国际势力激烈竞争，利比亚和平进程可能回到原点。当前，利比亚主要有四个派系力量，其中两支力量盘踞西部，一支是哈利法·加维的“救国政府”，它已控制国民议会，以此获得政治合法性。另一支是法伊兹·萨拉杰的民族团结政府，它是《斯希拉特协议》签订后各方共同参与组建的一支政治力量，也被视为当前唯一的世俗派，并获得联合国支持。第三派势力则为利比亚国民议会选举产生的临时政府，阿卜杜拉·萨尼担任总理，位于东部图布鲁格市，但该政府未满5个月便被最高宪法法庭宣布解散。第四支力量为东部哈利法·哈夫塔尔将军领导的武装，占领利比亚主要产油区，且得到外部势力支持。利比亚危机的根源在于该国民族构建水平低，部落和地区认同使其具有分裂的先天基因，剧变后崛起的民兵组织武装割据，使重建全国政府难上加难。国际社会对利比亚政治进程支持不足也是导致目前困局的重要原因。不仅如此，多个大国在利比亚扶持代理人，加剧了政治分裂和武装割据。
2016年，伊拉克政府军和民兵武装在外部势力支持下，发动对“伊斯兰国”武装的反攻，取得较大胜绩，先后夺回多个中心城镇，并开始对极端组织大本营摩苏尔市发动总攻，取得此役胜利应该只是时间问题。然而，这次军事行动由伊拉克政府通过“军事外包”的方式进行，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为反恐行动打上了教派复仇的烙印，使伊拉克早已存在的教派冲突陷入更深刻的恶性循环。此外，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也将强化伊朗在伊拉克政治中的影响力，对库尔德人借机壮大实力有利，这也将引发新一轮地缘政治争夺。同时，对于战争后果的担忧，也将考验美国领导的国际反恐联盟打击极端组织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