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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全面”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期盼，是党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布局、新战略。“四个全面”的提出既是对党治国理政历史经验和科学理论的继承，又是对党治国理政新实践的新的总结和概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实践特性。“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是中国注重发展和治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必然选择。
“四个全面”是从党的十八大以后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十八大精神的延伸。它继承了党的战略思想和理论，又是对新的实践的理论总结和概括，当前正在指导着我们进行新的伟大实践。中国在这个时候提出“四个全面”，从坚定中国自信、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难题的高度，廓清了治国理政的全貌，抓住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拎起了中国发展的总纲，确立了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主要矛盾、重点领域、主攻方向。
“四个全面”集中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期待，实现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新年贺词中指出的：“要把人民的期待变成我们的行动，把人民的希望变成生活的现实……我们要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
。所以，“四个全面”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呼声，回应了人民群众的关切和期待。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是一个崭新的起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人民接续奋斗的基础上，继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谋划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续写无上的荣光
。
“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必须通过改革开放”
，这既是历史的经验，也是现实的需求。改革开放，依然是在新的起点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让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具体措施、重要依靠、根本保障、前行动力。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与任务，足迹遍布20多个省区市，发表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
。当前，在人民群众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基础上，对物质生活中的质量要求日益提高，对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和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对参与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管理的积极性以及自身权益维护的要求日益提高。然而，从现实来看，我国发展不够充分、发展方式粗放、发展水平不高仍然是突出问题。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与人民群众新期待仍存在很大差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权压法、权钱交易、徇私枉法等问题仍然严重。这些问题既是社会焦点、群众痛点，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点和难点
。“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发展的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
。“四个全面”和人民的幸福紧紧地连在一起，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和价值追求。
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和价值追求。2012年党的十八大闭幕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记者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谱写人民美好生活的新篇章。为进一步鼓舞全国人民的信心，习近平同志发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庄严宣告，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
，吹响了中国号巨轮驶向新彼岸的新号角。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从濒临崩溃、封闭半封闭到蓬勃发展的过程，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深水期，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需要深化改革。
2014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及“新常态”。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新常态，新常态下的中国，发展仍然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着力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这样一个“双目标”，着力于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强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这样的“双引擎”，来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新常态”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经济要摆脱“旧常态”。所谓“旧常态”，是指一段时期增长速度偏高、经济偏热、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因素累积，并带来环境污染加剧、社会矛盾增加以及国际压力变大的严峻挑战，也是改革滞后形成的“体制病”和宏观失衡“综合征”。国际经济危机带来的外部风险，使中国经济发展的旧有模式难以为继。中国领导人将这种挑战形容为“三期叠加”：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进入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
新常态必然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一些潜在风险会渐渐浮出水面。在“三期叠加”的挑战下，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加大、“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跨越等新旧问题交织。比如房地产的“去泡沫”、影子银行与地方债务的“去杠杆”、产能过剩“挤水分”等，都要对早先累积的失衡因素和矛盾进行调整和化解。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等都进行了全面部署。今后经济转型和改革的过程中，适应新常态要有平常心，有“新”有“常”，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协调发展，利用创新驱动发展理念调解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实现经济的新常态，要创新、创业、创造，要强化创新驱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效益。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理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在时代潮流中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历来是大国兴旺的铁律，而中国的复兴又有着独特困难，中国复兴就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需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改革开放以来，13亿中国人民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潮流，稳步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我们党充分利用有利因素，有效化解不利因素，探索和积累了一些走向“大国复兴”的宝贵经验。
但是我们要看到，中国发展很不平衡，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之间发展失衡，我们面对着非均衡社会的国家治理；此外，中国还面对着自然灾害严重、多民族、“一国两制”等特殊国情的国家治理以及我国受到的国际上的压力，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的发展会长期面临先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国家的扼制打压，尤其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更容易遭到西方国家的敌视。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
“四个全面”的提出，正是积极应对世界罕见发展难题而做出的新的治国决策。中国崛起的条件前所未有，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距离也从未如此接近过，但“难度系数”陡然上升，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我们党除了面临执政的考验外，还面临着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同时，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
。习近平同志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标定路径，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
，锻造我们事业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
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是每个人的梦，它要给每个人提供一种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机会。“四个全面”的提出，正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积极应对中国崛起难题的战略决策，深刻表明我们党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自觉，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勇于开拓创新的理论品质，必将开辟中国道路新境界，成为当代中国新航标，书写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
“四个全面”是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布局，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战略指引，是对治国理政条件和环境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是以“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为现实依据的。从国际形势来看，进入21世纪，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步伐不断加快，世界政治形势总体稳定，但地区热点不断增多，局部军事冲突有所加剧。从国内形势来看，我国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既有老问题，又有新问题，还有新老问题的交织和叠加。
因此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必须提出正确的战略目标、战略举措去加以引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适应了现实状况的这样一种需要应运而生的。“四个全面”对治国理政方略的定位，使党和国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布局、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升华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内涵
。
“四个全面”中的“全面”思想深刻地体现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思想，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体现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最宝贵的思想财富
。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党的基本路线的拓展和深化。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多次强调：“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我们在实践中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既不偏离‘一个中心’，也不偏废‘两个基本点’，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措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扎扎实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四个全面”中的第一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讲的是发展问题，而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四个全面”中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动力、法治支撑和政治保障，这三个“全面”相当于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根本保证。因此，“四个全面”是对党的基本路线内涵的拓展和深化。
“四个全面”还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小康社会思想、战略步骤思想、改革思想、法治思想以及党建理论等。总之，“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必将进一步丰富与完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包含发展仍然是我们党的第一要务，改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的源泉，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等重要思想。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是应对当前各种问题和挑战的客观要求
。“四个全面”是治国理政方略的新创造，集中回答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怎样治理国家”的问题。党的十八大确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进一步提出“四个全面”的治国理政新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间既表现出一脉相承，又彰显了与时俱进，体现出继承和创新的有机结合，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的执政理念与思路，具有新的特点与风格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涵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全面小康；全面深化改革，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整体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是将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施行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环节；全面从严治党，充分发挥的是党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四个全面”与“五位一体”是紧密相连、相互呼应的，是理论与实践“具体与历史的统一”
。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它是实践的产物，我们要围绕好、贯彻好、落实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也必须在实践中加大力度，狠抓落实，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抓住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明确了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和主攻目标，对我们各项工作起统领作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抓纲带目，抓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第一，必须进一步明确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战略目标，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初步建立。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个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我们要推进区域的协调发展，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要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因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
第二，必须进一步强化动力机制。全面深化改革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一大动力。现在，我们推进改革开放有了更坚实的基础，但也进入了改革过程中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关键期，有待完成的任务和新提出的任务交织叠加、错综复杂。改革没有回头路，改革中的问题只能在深化改革中解决。必须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握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第三，必须进一步强化法治保障。历史经验表明，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较好地解决了法治问题的国家。政党不可能直接代替国家政权实现对社会的治理，也不可能采用政治组织内部的管理方式来组织控制国家政权，而是需要法的保障。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科学统筹好改革和法治建设的各项任务
。要发挥好“关键少数”领导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自觉遵法、学法、用法、守法。
第四，必须进一步强化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这样，我们党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就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今天的中国，“四个全面”正是我们党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回应时代关切、实现人民福祉、建设现代中国的基本方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把伟大梦想、伟大事业、伟大工程统一于造福人民的伟大实践，中华民族的光荣与梦想一定能够实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四个全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战略抓手，是新形势下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和战略重点。它进一步明确了当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要领域和主攻目标。
“四个全面”，是习近平同志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在坚定中国自信、发展中国道路、优化中国模式、总结中国经验，带领人民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提出来的，既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又是实践创新的巨大飞跃。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重大课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把握治国理政的若干重大关系，科学统筹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科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先后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任务和战略部署。“四个全面”不仅廓清了治国理政的全貌，抓住了治国理政的关键，拎起了治国理政的总纲，集中体现了党治国理政的新思路、新方略，而且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继承完善和发展创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早在2002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十六大上就提出了“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的号召。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带动我国文化的升级，进一步提升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物质上对人民的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把中国的小康社会建设从一般的行为倡导变成了具体的行为过程。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成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指导作用，也是对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力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对党的十六大提出、十七大沿用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继承和发展，由“建设”到“建成”意味着目标更明确、要求更严格、信心更充足
。
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不是修修补补，因而“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随着改革开放逐渐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改革也就必然要“啃硬骨头、拔硬钉子”，因而也必然进行全面深化改革。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一次进行了新的部署，不管是在时间上还是细节上，更加明确了小康社会的行动路线和行为标准。“全面深化改革”是对我们党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继承和发展，在“改革”二字的前面加入“全面深化”四个字意味着我们的改革横向面更广，纵向层更深，力度将更大，困难也将更多，但是我们仍然信心满满、矢志不渝，全面推进依法治国。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战略上又提出新的发展构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是对我们党先前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的继承和发展，意味着我们党将把依法治国推向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把法治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习近平形象地比喻，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是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成为我们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和根本保障
。
全面从严治党。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贪污腐败等各种问题，邓小平沉痛而严肃地指出：“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由此，“从严治党”成为伴随改革开放的一贯指导思想。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从严治党”，就要严格按党章办事，按党的制度和规定办事；就要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就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持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此后，“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逐渐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习近平在2014年10月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概念，对巩固和拓展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进行部署，这是对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基本方针和重要原则的继承和发展，意味着我们党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方面的无限勇气和坚强决心。
2014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提出了“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可以说“四个全面”是对党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既与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治军之道一脉相承，又经过系统整合和集成创新，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方略择定和全局策划，鲜明表达了党中央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政治定力和担当精神。
“四个全面”不断开拓治国理政的新境界，既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党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提升的标志。“四个全面”深刻反映了时代发展趋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体现了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全面深化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时代潮流；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保证；全面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规律，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党成为团结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的根本所在。
“四个全面”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是党治国理政方略的又一次与时俱进的成果。我们怎样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给了我们深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也给了我们宝贵的教科书；人类社会发展史更让我们从一个久远的历史区间来思考我们自己的问题。“四个全面”对规律的认识和问题的解读，让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充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四个全面”是一个大系统，每一个“全面”又是一个小系统，每个系统又都是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阶段性目标，是为长远目标打基础的，是为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的。其他三个战略举措不仅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阶段性目标，而且服务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过程，是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我们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定不移厉行法治，一个重要意图就是为子孙万代计、为长远发展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同志说：“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面对新的形势和现实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只有制定科学、合理的治国理政的方略才能带领全国人民奋力向前，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而“四个全面”对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考虑到全国人民的未来，也考虑到中国共产党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四个全面”的提出更加全面科学地为我国的发展以及党的治国理政方针指明了新的正确的方向。
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实践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和主心骨。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关键在于党要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各项建设尤其是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对其经验和做法用一个字总结和概括就是“严”。事实证明，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治党必须体现和贯穿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就能涉险滩、下深水，全面深化改革，就能以极大的决心和毅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用法治约束公共权力，最终就能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奋发努力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建党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继而再接再厉，乘势而上，乘胜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如何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提出了八项要求：第一，落实从严治党责任；第二，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第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第四，坚持从严管理干部；第五，持续深入改进作风；第六，严明党的纪律；第七，发挥人民监督作用；第八，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只要我们按照这八项要求去做，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就一定会把我们的党建设好，我们党就一定会承担起庄严的历史使命，完成好人民所赋予我们党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