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人们对克隆技术发展的某种超前预想引起了社会公众在伦理层面上的诸多争议和恐慌，而伦理观念的不适当介入将会影响到克隆技术的健康发展。伦理观念对技术的发展应该起到一定的预警作用，而不仅仅是为技术的发展设定“禁区”，伦理框架应该趋于开放。
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生活发生的重大变迁，涌现出了许多新兴的应用伦理学分支学科，如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以及研究对象更为具体的核伦理学、网络伦理学、基因伦理学等。这些学科的兴起大多是为了应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于人类社会后出现的各种亟待解决的挑战。在各类应用伦理学研究中，技术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反思对象。应用伦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社会大背景下，试图对新型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的相互关系提出新的价值观念和可供参考的行为准则，促进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自然界的协调发展。同时，与应用伦理学在研究对象上有关联的技术价值论研究也正方兴未艾。
鉴于许多应用伦理学问题以及技术价值论问题是由于技术在实践层面上引起的，为突出反映技术发展影响社会现实的概貌，我们将结合克隆技术发展的实例，更多地探讨技术与伦理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
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实际影响，这使得与生命发育和生长过程有关的伦理学问题受到人们空前的重视。生命伦理学、生物伦理学和基因伦理学等陆续成为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一个热点。这充分反映了人们对生物技术发展可能会危害人类生命个体以及社会的高度警惕性，人们防范高技术风险的自觉意识在逐渐增强。
对于“克隆人”这一克隆技术发展的超前预想，人们争论的焦点明显是克隆技术对社会和伦理层面的影响。这既反映出人们在潜意识中把科学与技术做出了一定的划分，也反映出技术在实践领域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克隆羊”可以理解为是一项生命科学实验成果，更准确地说是一项动物胚胎实验成果。但是，在科学技术一体化的今天，如果某项科研成果是科学的，它也必将是技术的。克隆技术传达给人们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这项技术涉及一种有别于哺乳动物的自然状态下有性生殖方式的新的生育方式。如果应用在人体身上，就可能会对当事人造成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的伤害，还会触及人类的两性繁衍方式和与之相关的各种人伦关系。这是人们从心理上抵触这项技术应用的主要原因之一。至于对人类生命体打算进行更深层次的“操纵”和“复制”的怪异设想，更是激起不少人的强烈反对。当然，这种反应并非完全是情绪化的，往往带有不少理性的色彩，这是人们对自身利益和命运关注程度增加的一种表现。于是，许多人以为，面对克隆技术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潜在危害，如果人们不对其发展承担一种理性的引导和限制的社会责任，其可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重大危害。因此，像克隆技术这样与生命个体密切相关的技术与其他类型的技术相比，更加需要人文精神的关注，更加需要合理的规范和引导。
我们以为，在包括克隆技术在内的生物技术发展的初期，产生一些激烈的冲突和争论并不是一件坏事，这将会使相关的矛盾和问题及早地暴露出来，并把保证科学技术知识为人类造福的价值理性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并通过人们的论争来澄清认识，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无疑会有助于技术的健康发展和人类伦理观念的进步。
从钻木取火、造船、铸剑，到能够利用蒸汽、电力、核能，再到制造电子计算机、航天飞机和人造卫星等，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的每一次进步几乎都与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人们对技术的“感恩”和“崇敬”之心从未完全泯灭过。因此，我们要充分肯定技术的益人性，实事求是地承认“技术在本质上是人性化的，技术适应和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唤起、引发和满足人的社会需要，人类因为有了技术才有更加多样化的物质生活、文化精神生活的追求，才可能有更充实的人际交往和社会贡献”。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技术的发展态势又是极其复杂的，人们常常不能准确地预测它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后果。技术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往往摆脱人类理性的控制而对人类社会生活及生活环境产生负面的影响，并且使传统伦理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和冲击，这种情况显然违背了技术发展应为人类服务的初衷。有人就把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比喻为“水”与“舟”的关系，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种比喻暗示了技术对人类社会影响的双重性。类似地，法国技术哲学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曾指出：“技术总是产生出比它能够解决的问题更多的问题来。”对埃吕尔来讲，“问题”有时似乎只意味着“危害”（harm）和“不利”（disadvantage）。他还认为，新技术的引进从道德上讲，总会产生一些缺点。
但是，技术的发展步伐能够停下来吗？
在面对技术对人类社会可能会产生一些弊端或危害时，人们就提出了对技术发展进行规范、控制或引导的强烈要求。这其中就包括伦理学的规范与引导作用。对科学技术的质疑、规范或设置“禁区”等，早已成为许多伦理学工作者的热门话题。
今天，针对技术的发展问题，曾经流行一种观点说：“技术上可能的事，不一定是伦理上应该做的。”这种技术的“能做”与“应做”之分的观点，本身就暗含着对技术设置“禁区”的意味。北京大学的夏学銮教授认为，社会伦理是社会文明的基础，人类社会之所以需要一个伦理架构，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和行为都需要一个依托。而在社会学家眼中，科学技术发展的无止境很可能将打破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依托。因此，对技术的应用方向和范围做一些限制完全是必要的。
对于生物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方向性问题，人们常常举证如下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利用基因技术能够拼接出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超级病毒”，难道人们就可以去做吗？这种颇有理性的提法确实值得我们去深思。
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已经迫切要求对科学技术及其活动做更多人文价值和道德层面的评价。事实上，技术从研究到发展都是在社会大系统中进行的，服务于一定的社会目的，也就必然受到某种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和制约。技术是一种人的活动，其产物要由具体的人来使用，其后果要影响到人们的生存环境，要对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存在着伦理道德因素的影响，也就存在着通过伦理因素对技术活动过程进行干预的可能性。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将伦理介入科学技术活动中，呼唤人类用道德来规范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可持续发展理论、网络伦理、生命伦理和生态伦理等的相继建立，正是出于人类对科学技术的理性认识，将科学技术与伦理结合，使伦理植入科学技术的发展中。
应用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目标就是要努力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一些规范性的建议，并希望科学技术的应用能够置于这些伦理规范之下。但是，伦理观念真的能够规范科学技术的发展吗？能在多大程度上规范科学技术的发展？例如，伦理学者那样坚决地反对克隆人，克隆技术还是照样迅猛发展，一些人还在试图进行克隆人试验，也许“克隆人”有一天真的会降生。这一切似乎都显得伦理学不能担负起规范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事实上，正如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沈铭贤研究员所指出的，如果没有这么强大的伦理方面的反对声音，说不定这几年已经“克隆”出不少畸形人、残疾人了，或者其他什么“怪物”。伦理学至少是推迟了这一天的到来。否则，克隆技术也许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健康顺利地发展。伦理学家从人类安全和尊严出发，从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出发，反对克隆人，但不反对发展克隆技术，有着明显的积极作用。
因此，为了保证克隆技术的健康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确实需要伦理学家及伦理观念的介入，需要倾听他们的声音。甚至有人提出伦理要对技术活动进行某种“实时监控”。我们以为，这种提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且，伦理学家及其研究内容、研究方式不是只被动地适应科学技术的挑战，而是要能够预见科学技术发展中所要产生的问题和矛盾，特别是要观察和思考当今克隆技术的发展会给人类带来哪些深远影响，提出自己的理性见解，起到针对防范技术负效应发生的预见和警诫作用。因为，人们对技术发展在伦理道德层面的不安，可以在技术发展的道路上设置一点点障碍或者影响某种技术的扩散面和扩散速度，为人类社会采取对策留下一个缓冲的时间和空间。但是，伦理观念的这种作用，应该不是为了阻碍技术的发展，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技术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可能性危害。
有许多伦理观念（诸如生育、死亡观念等）制约或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实践。虽然，人类的伦理道德随着人类社会形态以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变迁，可以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人类的伦理道德作为一种较为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往往具有强大的历史继承性，包容了许多世代相袭的观念，没有强烈的触动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即使改变起来也是非常缓慢的，因而具有相对保守、稳定的一面。对于由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一些新事物、新问题往往不是马上接受，而是存在着一个较长时间的接受过程。事实上，有不少伦理学者站在传统伦理立场上，试图要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设置发展“禁区”，以此来限制技术发展的盲目性。然而，科学技术有其自身的发展进程和规律，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最终阻挡它的发展。另外，科学技术方面的探索归根结底是人性的要求，给它设置禁区，也就限制了人性的发展，同时限制了它为人类造福的某些可能。
在历史上，一旦科学技术方面产生重大发现和发明，总会有一些伦理学者（主要是宗教伦理学者）出来反对一通、指责一番。哥白尼、维萨留斯、塞尔维特、布鲁诺、伽利略和达尔文等，这些近代科学的开创者和传播者们都曾蒙受过不公正的责难，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
任何技术的发展都是有其目的性的。故意设置危害人类生命、危害社会利益或挑战固有道德的技术恐怕是少有的。我们在谈到技术冲击伦理观念时，一定要仔细地审视技术的原初目的性。对于动物克隆技术，其研究的原初目的也并不在于克隆人，而是为了提高畜群的质量或制造新药等。在目前，人们不必为虚拟“克隆人”可能带来的伦理问题，而禁止从事相关的克隆技术研究。正如北京大学的高崇明教授所言：“即使对克隆人持反对意见的人也不敢断言人类社会根本不需要搞克隆人。克隆人的研究会对解决发育生物学中某些理论问题提供契机，也可能会提供对人类很有用的技术。对于克隆人不要总想着伦理、法律和道德，这些极易束缚科学家的手脚和创造力。”
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讲，伦理学是有用的，即使伦理学者走向反科学、反技术的一面，他们的话语也能给我们一种警觉，促使我们去反思。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中，这个世界需要倾听更多不同的声音。
科学技术的固有本质是不断地追求创新，并且人们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有一种勇往直前的不懈精神。这两方面的因素，就足以使得科学技术能够持续不竭地、以一种意想不到的速度发展着。相反，人类的伦理道德并没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同步发展，显得变化略为迟缓一些。因此，在面对新技术发展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变化时，人类社会的伦理观念就显得应对不及。
在技术发展的道路上，人类时刻都面临着善与恶、进步与倒退的抉择。以前，人们在技术对伦理和社会影响问题的研究上，往往落后于技术发展的实际步伐。现在，人们对这些问题已经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并做出了更多的超前研究。但是，正如唐纳德·布鲁斯（Donald M.Bruce）所说：“伦理学是科学发展的润滑油。这似乎暗示了伦理学的目的主要是减弱由新技术发现的宣布后初始反应而产生的摩擦，以便我们能及时地意识到我们的恐惧或怀疑都是没有根据的。如关于心脏移植，曾遇到许多怀疑论。也许再过五十年，人们不再反对克隆人，就像现在不去反对心脏移植那样。总有一天，我们会视之为非常普通的事情。”
因此，科学技术与伦理观念发展速度的不均衡性肯定要被人为地打破。
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强势文化是推动世界前进的重要原动力，其迅猛发展必然要影响人类的伦理道德观念。显然，人类的伦理观念也要随着科学技术实践活动的快速发展而发生变化。因此，伦理学要与时俱进，要适应新情况和新变化。尽管，我们并不主张人类的伦理道德去无条件地完全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现实，而至少应该做一些相应的微小调整，改变一些具体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新的伦理框架应该从封闭走向开放，根据变化的客观存在给伦理规范重新定位和调整。既有保持长期相对不变的基本内核，也应该有颇具弹性的边缘区，以便接纳新事物。
对此，美国学者伯纳德·罗林（Bernard E.Rollin）讲道：“生物技术虽然仍在发展初期。但在仅仅20年间，它已经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完全没有准备的道德问题，因而，我们对此回答得很笨拙。由于生物技术在以指数速度发展着，这种伤脑筋的问题还将会增加，并且变得更为复杂……因此，为了评估新的生物技术进展，一种伦理概念上的新框架在今天仍是必需的。如同在过去为适应和解释新的自然科学成果，由思想家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创造了新的哲学框架一样。”
总之，克隆技术的发展以及它所展现的各种可能性，为应用伦理学、技术哲学提供了许多新鲜、生动的现实素材和研究课题。一旦出现“克隆人”所带来的一系列伦理难题，我们应对这些难题认真地进行分析，而不必夸大问题的难度和不可解决性。应用伦理学要通过结合技术发展实际的研究与分析，提出人们在对待新的技术行为方式时所应遵循的原则和价值观。究其实，技术的发展应该与伦理观念所展现的高度是相互统一的。为此，伦理学者要与科技专家以及其他方面的专家、社会公众、政府管理部门，进行合作、沟通、交流和协商，共同探讨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实际的或可能的社会伦理问题，来积极地促进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自然界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