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得没错，他证实了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天然的帝国主义）根本就不会给三个大洲（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构成的外围地带——由占世界上85%的人口所组成的“少数”）的人民带来任何的好处，他还指出南方是个“风暴区”，那里的反抗此起彼伏，有可能（但仅仅是有可能）孕育出革命的果实，完成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阿拉伯之春”服从于这个现实。这是一场社会起义，它有可能孕育出替代资本主义的可实现的路径，长期而言可能结出社会主义的果实。资本主义体系，即在全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垄断资本，不能容忍这场运动的发展，这就是原因之所在。它将动用所有可能的手段进行阻挠，从经济金融压力直至武力威胁。根据形势的需要，它将支持法西斯的和法西斯式的虚假的替代路径，或者它将强行推出军事独裁统治。从奥巴马嘴里说出的每一个字都不能相信。奥巴马是用不同方式说话的布什。说一套做一套是帝国主义三驾马车（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所有领导人的本质特点。

在本章中，我不打算详细分析阿拉伯世界（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等国）内正在发生的每一场运动。运动的各个组成部分因为发生在不同的国家而各不相同，正如这些国家融入帝国主义全球化的形式以及它们现有的政权结构也各不相同。

突尼斯的反抗打响了起义的头一枪，这显然极大地鼓励了埃及人民。不仅如此，突尼斯所发生的运动有个明显的优势：从英国流放回国的分子显然无法质疑由布尔吉巴引入突尼斯的那种半世俗化。但与此同时，突尼斯的这场运动似乎无力挑战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所固有的外向型发展模式。

利比亚既不是突尼斯也不是埃及。其统治集团（卡扎菲）及与之作战的力量与突尼斯和埃及的情况根本不具可比性。卡扎菲一直不过是个丑角，其思想的空洞无物反映在其臭名昭著的绿皮书上。因为面对的是一个仍旧古老的社会，所以卡扎菲能够大放厥词，宣扬完全不切实际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而第二天又宣布自己是个“自由派”。他这样做是为了“取悦西方”，似乎选择了自由主义不会对社会有任何影响。但这对社会的影响确实存在，正如常识所告诉我们的那样，这令绝大多数利比亚人的生活条件恶化了。人民生活条件的恶化进而导致了众所周知的暴动，而地方主义者和政治性伊斯兰分子马上对此加以利用。这是因为利比亚从来没有真正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过。它是个地理上的区域，将阿拉伯世界的西方与阿拉伯世界的东方分隔开来（将马格里布与马西利格分开）。两者之间的分界线从利比亚国土的中间径直穿过。昔兰尼加在历史上是古希腊的一部分，后来它归属了马西利格地区。而的黎波里塔尼亚曾是古罗马的组成部分，后来归属了马格里布地区。因此地方主义在这个国家一直都很强大。没有人知道班加西的全国过渡委员会里的成员真正有谁。他们中间可能有民主人士，但里面肯定也有伊斯兰分子，而且其中有些还是最为恶劣的伊斯兰分子，还有一些则是地区主义者。过渡委员会的主席是贾利勒，他是一个曾经判决保加利亚护士死刑的法官，由此受到卡扎菲的嘉奖，在2007年到2011年2月担任司法部部长。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保加利亚总理鲍里科夫拒绝承认这个委员会，但他的意见没有被美国和欧洲所听取。利比亚的“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以武装起义同政府军作战的形式，而非表现为一系列的平民示威活动，而且武装起义的一方马上就要北约对其施以援手。因此，军事干预的机会被提供给了帝国主义强权大国。当然，这些国家的目的既不是“保护平民”，也非“建立民主”，而是控制利比亚的油田并在该国获得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事实上自从卡扎菲向自由主义敞开了怀抱，西方石油公司就已经控制了利比亚的石油。但卡扎菲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完全可以假设他以后会改换门庭，而开始同印度人和中国人打得火热。比石油更重要的是利比亚所拥有的极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卡扎菲当时正在考虑是否可能把这些水资源用于非洲的萨赫勒地区。现在这已成空。有名的法国公司将垄断这些资源的开采权并让这些资源的使用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即有可能将其用于农业燃料的生产。但还有更加重要的东西。1969年，卡扎菲要求英国人和美国人离开他们自“二战”以来一直在该国设立的基地。目前，美国需要在非洲为其非洲司令部（美国针对非洲的军事指挥部，是美国控制全世界的军事部署当中重要的一环，但现在仍然只能以斯图加特作为基地）找个地方。由于非盟拒绝接受它，所以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非洲国家敢于接纳它。如果在的黎波里（或者是班加西）安插一个傀儡政权，那么这个政府当然会满足华盛顿及其北约副手的所有要求。

叙利亚反叛的各组成方尚未将其政治诉求公之于世。毫无疑问，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政权的右转——完全倒向新自由主义以及对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采取极其消极接受的态度——是民众起义的原因所在。但不能排除中情局在幕后的插手：有人提到成群结队的人穿过毗邻的约旦边界渗透到笛拉地区。在较早之前哈马和霍姆斯两地民众发动的暴动背后，就有穆斯林兄弟会的推手，将其动员起来可能是华盛顿计谋的一部分，旨在最终打破叙利亚与伊朗之间的联盟，这个联盟为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加沙的哈马斯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持。

也门这个国家因为打败了进步力量而实现了统一，后者曾经统治着独立的南也门。也门的反抗斗争是否标志着这些进步力量的复活？这种不确定性可以解释华盛顿和海湾国家的立场为何犹豫不决。

巴林的民众起义在一开始即被沙特军队的屠杀和干预所扼杀，主流媒体（包括半岛电视台）对此却几乎不置一词。一如既往的双重标准。

尽管有这些最新的表现形式，但“阿拉伯的起义斗争”并不是显示其内在不稳定性的唯一例子。

第一波革命斗争，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它们的话，将帝国主义和当地反动集团在亚洲（菲律宾和印尼）和非洲（马里）安排上台的独裁者赶了下去。但在这些地方，民众运动虽然有时动员起了数量庞大的人民大众，其发展潜力却未能实现，因为美国和欧洲成功地导致了它的流产。它们现在力图在阿拉伯世界重复马里、印尼和菲律宾的先例：“改变一切，为的是一切不变！”在马里、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在民众运动推翻了独裁者之后，帝国主义的那些强权大国随即着手建立了与其外交利益相一致、与新自由主义相吻合的政府，由此维护了自己的根本利益。值得指出的是，在那几个伊斯兰教国家（马里和印尼），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动用了政治性的伊斯兰教派。

与此相反，席卷南美的那波解放运动在三个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步：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民主化；采取一以贯之的反帝立场；迈上进步的社会变革之路。

在媒体上占据着压倒性优势的那套话语体系将第三世界的这场“民主起义”与柏林墙倒塌后导致东欧“社会主义”终结的那场运动相提并论。这是赤裸裸的欺骗行径。不管那场运动的原因何在（其原因自可理解），它都最终屈服于西欧的帝国主义强权大国对这个地区的吞并（主要是让德国获利）。事实上，东欧各国自此沦为发达的资本主义欧洲的外围地带，因此它们现在仍然处在经历自己真正起义的前夜。已经有迹象预示真正的起义即将到来，尤其是在原南斯拉夫地区。可能孕育着革命性进步的起义在三大洲——非洲、亚洲和拉美——的几乎每个地方都有爆发的征兆，所以说这三个大洲仍然处于风暴区，甚至比之以前，更可以说它们身处风暴区之中，这个事实驳斥了“资本主义万古长青”以及它将带来稳定、和平和民主进步等一套套令人恶心欲吐的说辞。不过，要成就革命性的进步，这些起义就必须克服许许多多的障碍：一方面，它们必须克服运动中的各种弱点，其各个组成方必须达成积极的一致，必须制定并实施有效的战略；另一方面，它们还必须抵制帝国主义三驾马车的各种干预（包括军事干预）。美国和北约对南方国家事务的任何军事干预，无论以何种借口进行，甚至是看上去无害的“人道”干预，都必须加以禁止。帝国主义不允许这些国家出现民主，同时力图阻止其社会进步。一旦让它获胜，它所建立的傀儡政权就将仍然是民主之敌。欧洲的“左派”虽然自称激进，但已经完全不能理解帝国主义的实质究竟为何，对此人们只能感到无限的遗憾。

当前占据压倒性优势的话语体系呼吁实施“国际法”，只要一国人民的根本权益受到侵犯，即可原则上授权进行干预。但让事情向此发展的必要条件根本就不具备。“国际社会”并不存在。它等同于美国的驻外使馆，自动跟随其后的则是欧洲各国的使馆。无须列举多次此类强行干预（比如说在伊拉克）所带来的可怕后果，也无须指出所有这些干预全都具有双重标准（我们明显可以想到对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践踏，想到对以色列无条件地支持，想到非洲还有无数独裁者仍在获得支持）。 6UucNKR/17RKKHy89yOkoR1ruxOFZN8qrR0yAxdTy1qNyXs89sGc7I4CVF9PTkx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