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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我将本书最初的法文版交予出版社，这之后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我想对此进行一些评论。
为什么发生所谓的阿拉伯之春？
2011年年初所发生的阿拉伯各国人民的起义并非事出突然，如果说西方大国感到吃惊，阿拉伯的不少活动人士却对此早有预见。
在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期间（1955～1970年），阿拉伯国家正处于南方各国及其人民为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和较为公平的全球体系而斗争的最前线。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和布迈丁、埃及的纳赛尔政权、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政权，还有南也门共和国具有共同的特点，即根据西方的标准，它们不是“民主的”政权（它们的国家实行一党制），甚至根据我们的标准它们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标准意味着积极赋予人民权力。但尽管如此，它们在其人民的眼中却是合法的，因为它们取得了切实的成就：人民普遍享有受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服务的权利，工业化，就业保障，向上的社会流动——所有这一切都与独立自主和反帝立场有关。它们因此不断受到西方大国持续、猛烈的打击，这尤其表现为以色列的多次入侵。
在短时间内，就说20年里，这些政权取得了其所能取得的一切成就，在此之后，由于其内在的局限性和矛盾性，它们偃旗息鼓了。恰好此时苏联解体，这助长了帝国主义者的新自由主义攻势。统治阶层为了保住他们的权力而选择了退缩和屈服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其结果是社会状况的急剧恶化，仅仅几年时间便丧失了在民族主义的平民国家时代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其益处原为平民阶层和中产阶级所得，但现在则是遍地的贫穷和失业，而这是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正常后果。这些都为起义创造了客观条件。有一点很奇怪，“民主革命”最强烈的支持者——他们呼吁西方来拯救他们——当中，有些正是热心支持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前领导人。
因此，起义并非事出突然，许多迹象已经表明它们将会发生，比如说突尼斯矿工的罢工（发生于加夫萨市），2007～2008年在埃及发生的大规模罢工，小农因富农对其加剧剥削而进行的日益强烈的抵制运动，以及诸如凯法雅（意为“受够了”）之类新兴中产阶级组织的抗议活动。我还想指出，巴林也出现了类似的抗议示威，但它们被沙特阿拉伯的军队残酷地镇压了下去（西方对此丝毫没有表示不满），另外，在也门，基地组织被“引入”，其目的是抵消来自进步力量的“威胁”，而进步力量在南方国家尤其强大。
这个阶段以突尼斯和埃及举行选举告终。
埃及和突尼斯的政治性伊斯兰教派在选举中获胜
穆斯林兄弟会和沙拉夫派在埃及选举中获胜（2012年1月）并不奇怪。当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造成了社会状况的恶化，这导致了所谓“非正式的”经济活动的急剧扩张，在埃及它为一半以上的人口（根据统计数据，达到60%）提供了生存的手段。穆斯林兄弟会所处的位置非常有利，它能够利用社会状况的这种恶化并使这种恶化持续下去。其意识形态恰好赋予了这种原始的集市经济某种合法性。由于有大量的资金供其使用（由海湾国家提供），它得以采取有效的行动：为非正式经济提供预付款以及开展慈善工作（医保中心等）。兄弟会就这样逐渐取得了它在社会上的地位，而且使得这个社会有赖于它。不过，如果它没有完全迎合海湾国家、华盛顿和以色列的目标的话，那么它的成功原本不会来得如此容易。那三者是亲密的盟友，它们有着共同的想法：阻挠埃及实现复兴。一个强大的、独立自主的埃及将意味着由海湾国家、美国和以色列所组成的三角霸权的终结：海湾国家希望埃及顺从于其在社会伊斯兰化问题上的话语权；对美国来说，买办化的、贫穷的埃及仍将与其一伙；而对以色列而言，积弱的埃及会令巴勒斯坦孤立无援。
因而，推行令“埃及革命”流产的计划将会确保自萨达特以来一直实行的那个体制得以持续，那是一个建立在军事统治与政治性伊斯兰教运动结盟基础之上的体制。不过，事实证明，要让这个联盟把其所握有的利益拿出来与兄弟会分享，这是难以做到的事情。
2011年10月，突尼斯进行了选举，从中所产生的制宪会议由一个右翼集团主导，这个右翼集团汇集了伊斯兰教的政党——伊斯兰复兴党的众多人士，此外还有无数的反动人士，他们曾是本·阿里政权的一部分，现在也仍然在位，并且以布尔吉巴主义的名义渗透到各个“新政党”之中。他们全都无条件地支持市场经济——虽然它并非完美无缺——换言之，他们支持一个依赖、附属于别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法国和美国所要的正是这个：“如果我们想要让事情保持不变，事情就不得不有所改变。”（引自兰佩杜萨的小说《豹》）
尽管如此，有两项变化已经被提上了日程。积极的变化是将实行政治的而非社会的民主（一种低密度的民主），这种民主制将会容忍不同的意见，对“人权”比较尊重，它会终止前政权的那些恐怖行径；而消极的变化则是在对待女性方面很可能将会出现倒退。
换言之，它将会回到一种带有伊斯兰色彩的实行多党制的布尔吉巴主义。西方大国的计划建立在反动买办集团的力量之上，这个计划就是迅速结束这个过渡期（没有考虑这场运动的后果便对其加以接受），不让这场社会斗争有时间组织起来，这样好让反动集团通过合乎体统的选举而独占合法性。突尼斯的这场运动并没有对遭遇推翻的政权的经济政策发生很大的兴趣，其批评主要集中在总统及其家庭的腐败上。许多抗议者，甚至左派抗议人士也是如此，他们对于布尔吉巴和本·阿里所实行的发展模式的基本导向并无质疑。其结果因此可以想见。
不过，有时相同的原因会带来相同的结果。如果埃及和突尼斯的平民阶层看到社会状况无可挽回地恶化，造成普遍的失业和社会动荡，更不用说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面危机很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恶化，他们会怎么想？又会怎么做？现在对此发表意见还为时过早，但我们不能忽视以下事实，即只有迅速地对激进的左派进行整合（其行动纲领远远不止要求举行正规的选举），才能回归名副其实的为变革而斗争。制定社会民主化战略——远非仅仅举行正规的选举，而且还要将这种民主化与社会的进步联系在一起——这些都是激进左派的责任所在。这将意味着放弃目前的发展模式，强化本国在国际上的自主权，即表明独立和公开反帝的立场。帝国主义的垄断者及其在国际上的仆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不会帮助埃及这些国家从其当前的困境之中摆脱出来。寻求南方国家中新伙伴的帮助会让这个过程变得不那么艰难。
所有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似乎并不为主要的政治参与者们所关注。革命的最终目的仿佛只是迅速进行选举——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仿佛就是投票箱。但这里存在着一个更高的合法性，那就是斗争的合法性。这两种合法性以后将会发生一些剧烈的正面对抗。
略论沙拉夫主义
沙拉夫主义（也称沙拉菲亚主义）是对拉希德·里达和穆斯林兄弟会愚民宣传的补充。它公开反对自由（因而也反对民主），这是由于在其看来，自由与人性相悖，因为人被造出来即为奴隶（请注意沙拉夫派的用词），是为了服侍他们的造物主兼他们的主人的。当然，这个学说没有说明在现代世界里我们如何确定这个主人兼造物主的确切要求。比如说，它同意不同意增加工资？这就为宗教性的、伊朗式的统治大开方便之门。在这种统治即教士的独裁统治中，沙拉夫派宣称自己是乌理玛，从而垄断了这方面的知识。
沙拉夫派是现代性的敌人，因为现代性植根于人类在处理世俗的事务和涉及人类社会的问题上所拥有的发挥创造性的权利。发挥创造性就要拥有自由，就要能够自由地进行批判性的思考，而这为沙拉夫派所排斥。沙拉夫派的领导人自称他们属于这个现代的世界，因为他们教其学生使用电脑、教他们商业管理知识（所使用的教材是由美国的援外机构国际开发总署所发放的内容极其平庸的小册子）。对此说法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种说法不仅滑稽可笑，同时还反映了此处的真正主人是风头正盛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们要有仆人来玩这些花招，仅此而已。
穆斯林兄弟会与沙拉夫派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分工。穆斯林兄弟会需要一张民主“证书”，奥巴马给了它，而要拿到这张证书，它不得不把自己与“极端主义分子”即沙拉夫派切割开来。
阿尔及利亚的内部改革是否有实现的可能？
在第一次“南方人民的觉醒”中，即在万隆会议所开启的不结盟运动时代和后殖民主义民族国家节节胜利的时代，阿尔及利亚和埃及在阿拉伯世界里是打头阵的国家。这是因为它们取得了真正的、进步的、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成就，它们原本会迎来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但后来这两个国家陷入了泥沼之中，最终它们接受了与帝国主义所主导的那些国家和社会“同流合污”。
阿尔及利亚模式显示出一个清晰的迹象，那就是它具有更强的连贯性，这就是它为什么能够遏止进一步恶化的原因所在。由于这个原因，阿尔及利亚的统治阶级现在仍然成分多元而内部分裂，一些人依然怀有民族主义的抱负，另一部分人则聚集在买办政策的旗下，两者之间分歧严重（有时这两种彼此冲突的倾向出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而在埃及，主导阶级在萨达特和其后的穆巴拉克之后已经变成了买办资产阶级，他们不再怀有民族主义的抱负。
出现这样的差别有两个主要的原因。阿尔及利亚的解放战争很自然地带来了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激进化。但在埃及，纳赛尔主义是在增长期接近结束之时形成的，它被1919年的革命引发，在1946年变得激进。1952年的那场意义不明的政变正是由于这场运动陷入僵局才发生的。
阿尔及利亚沦为殖民地后，其社会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而赢得独立后所出现的新阿尔及利亚相比前殖民时代焕然一新。它变成了一个平民社会，对于平等有着强烈的渴望。其渴望之强烈在阿拉伯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找到，在马格里布地区找不到，在马西利格地区也找不到。与此相反，现代埃及从一开始（始于穆罕默德·阿里）即由贵族所建立，这个阶层随后逐渐变为贵族资产阶级（或者说资产阶级的贵族阶层）。这些差别导致了显然更重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涉及政治性伊斯兰教运动的未来。侯赛因·贝拉洛夫在《阿尔及利亚的民主：改革抑或革命》（即将出版）一书中指出：阿尔及利亚的政治性伊斯兰教运动已然暴露了其丑陋的面目，被打得溃不成军。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至此就被束之高阁，但这与埃及的情况明显不同，在那里，买办资产阶级同政治性伊斯兰教运动的穆斯林兄弟会已经同流合污。
针对当前的挑战，这两个国家所做出的反应可能会不同，这源于两国上述的差别。在我看来，阿尔及利亚能够相对较好地（或者说相对不那么差地）应对这些挑战，至少在短期内会是如此。我觉得阿尔及利亚仍有机会推行从内部进行控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埃及的情况则相反：这场运动与反革命的反动集团之间的对立冲突只会无可避免地愈演愈烈。
在迄今无力应对这个挑战的所有社会当中，阿尔及利亚和埃及是两个突出的例子。这两个国家都有“摆脱困境”的可能，没能摆脱困境的主要责任当然应由统治阶级和现有的权力体系承担。但对社会及其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在这场斗争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也应该进行认真研究。
摩洛哥是否同样有希望实现和平的民主变革？我觉得摩洛哥人民会继续信守陈旧过时的教义，在君主制（君权神授）与国家之间不做切割。毫无疑问，这是摩洛哥人不理解萨拉威人的原因所在：撒哈拉地区的这些骄傲的游牧民对伊斯兰教另有一种理解，这种理解禁止他们向除了真主之外的任何人下跪，即使是国王也不例外。
叙利亚的灾难
美国人对突尼斯和埃及的平民起义感到震惊。他们现在计划推动由其支持的小股力量的武装起义，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类似的运动可能出现之前抢先行动，从而占据运动的主导权。在利比亚，对这个战略进行的检验取得了成功（利比亚现在是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在我写作本文时，美国在叙利亚也获得了成功。读者们此处可参考我在《潘巴祖卡新闻》上发表的有关利比亚和索马里的文章。
叙利亚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政权过去隶属于纳赛尔风格的民族主义民粹运动以及万隆会议时代的其他运动。由于在这个框架下显然已经不再可能取得切实的成就，哈菲兹·阿萨德调整了自己的方向，他试图将以下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一方面保留与殖民主义相对的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向右转，以保守主义的政策对外让步，希望由此获取利益，这反映在其“开放”（自由化）政策之中，类似于纳赛尔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战败之后所采取的路线。
这套做法在随后的历史中可谓一目了然。在埃及，纳赛尔1970年去世之后，这个国家马上毫无保留地屈服于由美国、海湾国家和以色列所组成的反动轴心的要求。在叙利亚，这种自由化造成了同其他国家一样的结果，即穷人阶级社会状况严重、急剧的恶化，这损害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针对当前的事态发展，叙利亚政权面对民众抗议除了镇压还是镇压。穆斯林兄弟会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装扮成“反对派”。因此，在帝国主义及其盟友的牵头之下，一个条理清晰的计划已然成形，它的目的并非帮助叙利亚人民推翻独裁者，而是照搬美国在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所作所为，毁灭叙利亚这个国家。
很显然，这三方利益之间有着深厚的联系：（1）对美国来说，其目标是打破伊朗、叙利亚和真主党之间的联盟，这个联盟对美国深入持久控制这个地区是个障碍；（2）对以色列来说，其目标是造成叙利亚的分崩离析，导致它分裂成几个弹丸大小的国家，彼此之间教派斗争不断；（3）对海湾国家来说，则是固化瓦哈比教派式的逊尼派独裁，尽管这种独裁将建立在对阿拉维派、德鲁士派和基督徒的屠杀和违法灭绝的基础之上。土耳其与美国一道，在这个计划的实施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永远不要忘记土耳其是北约的一个成员国）。在哈塔伊省，土耳其建立了招募和训练杀手（所谓的穆斯林）的营地，这些人渗透进了叙利亚。
面对这种可能出现的危险命运，阿萨德政权显然一直无力采取唯一有效的政策进行应对，即进行真正的改革和谈判。这是强化民主阵线的唯一途径，虽然有人力图使其无法发出声音，但民主阵线的各个组成部分目前是存在着的。这场涉及面广泛的运动已经拒绝了加入受外国势力操纵的所谓的解放阵线，但与此同时，它并不支持这个政权，对于将国家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和沙拉夫派”的恐怖主义简单对立起来的战略，它也持反对的态度。
帝国主义的地缘战略及民主问题
我在本书中想要表明一点，即在让政治性伊斯兰教运动成为热点的问题上，去政治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去政治化当然并不局限于纳赛尔时代的埃及。在南方国家的第一次觉醒之中，甚至在历史上，在第一个阶段的革命热情褪去之后的社会主义阶段，它就是所有民族主义民粹运动的首要做法。这些运动的共同点是压制民主实践（我所说的民主并不简单地指举行多党选举），换言之，即对观点和政治建议，还有可能对发表观点和建议的体制的多样性缺乏尊重。政治化要求实行民主，而除非赋予“对手”以自由，否则民主就无法存在。在所有的情况下，压制民主——它是去政治化的源头——是引发其后灾难的元凶。这可能表现为对过去（宗教或其他方面）的怀旧，也可能是实行“消费主义”和为西方媒体所鼓励的那种错误的个人主义，对于东欧和原苏联地区的人民来说即是后一种情况。不仅中产阶级崇尚消费（发展可能令他们受益），平民阶层也同样如此。对于平民阶层来说，由于缺乏其他的选择，所以他们热切地盼望从中获益，即使所获利益少得可怜（这完全可以理解，也是完全合法的）。
在穆斯林社会中，这种去政治化主要表现为明显“回归”伊斯兰教。通过非正式的集市经济，反动的政治性伊斯兰教运动、屈膝投降的买办阶级和赤贫现象这三者得以结合起来。这并非埃及所独有。在多数的阿拉伯社会和穆斯林社会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状况，远至巴基斯坦，甚至更远都是如此。同样的结合也在伊朗进行：其集市经济的成功明显是“霍梅尼革命”的主要结果，从一开始就是如此。伊斯兰教的权力与集市市场经济之间同样如是的结合已经令索马里遭受彻底的破坏，这个国家目前已经名存实亡。
当代的帝国主义针对这个地区（“大中东地区”）所推行的战略根本不以建立某种形式的民主为目标。它们的战略目的在于摧毁这些国家和社会，其手段则是支持所谓的伊斯兰教政权，因为这些政权保证了“贫穷愚昧的发展”（用我已过世的朋友弗兰克的话来说）得以继续，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不断赤贫化的过程。最终取得的“高增长率”为世界银行所称赞，但它毫无意义，因为它建立在掠夺自然资源的基础之上，因为它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迅速扩大和绝大多数人的赤贫化。
伊拉克为这个地区提供了该种模式。萨达姆·侯赛因的独裁统治已经被不少于三个（可能更多）政权所取代，它们以宗教（逊尼派和什叶派）和种族（库尔德人）为名实行恐怖统治，对基础设施和工业进行系统破坏，有计划地对数以万计的精英公民，尤其是工程师和科学家实施暗杀，还有就是摧毁教育制度（这个制度在萨达姆时代并不差），这样这个国家就只教授宗教和商业课程。这些也是针对叙利亚所设立的目标。
下一个被盯上的是伊朗，在针对这个国家时，借口是它在发展核武器，使用这个借口是因为如果美国的力量不积极参与进来，单凭以色列无法完成这个目标。不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个国家的政权（它结合了伊斯兰教的统治和市场经济），伊朗都确实阻碍了美国凭借军事力量的部署来控制这个地区的目的，所以这个国家必须被摧毁。
当代帝国主义最终的真正目的，是遏制那些对于它来说最为危险的新兴国家（中国首当其冲），然后再通过先发制人的战争逼退这些国家。这些国家中还可以加上俄罗斯，如果它在军事现代化方面取得了成功，它就有可能终结美国军事力量一家独大的局面。
这意味着其他所有的南方国家彻底臣服，由此保证那个三驾马车（美国、欧洲和日本）独占整个地球的自然资源，保证它们可以进行掠夺和浪费。这意味着更愚昧盲目的发展、进一步的赤贫和更多的恐怖主义政权的出现。当代资本主义所能带来的也只有这些了。
因此，如果这场政治性伊斯兰教运动在埃及和其他国家得势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对此问题，我们的周围全是令人放心的说法，这些说法天真得让人难以置信——无论它们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有人说：“这就是命，我们的社会为伊斯兰教所渗透。这一点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现在它在强势出击。”仿佛政治性伊斯兰教运动的成功并非由于此前的去政治化以及社会状况的恶化遭到了有意的忽略。“这并不怎么可怕，它的成功只是暂时的，现在得势的政治性伊斯兰教运动将会失败，而其失败将会导致公众不再支持这场运动。”这是华盛顿假装相信的论调，而或是出于投机，或是由于头脑不清，主流媒体和阿拉伯的知识分子们也编造了这样的观点，也装作如此认为。
不，这不对。反动的政治性伊斯兰教运动对权力的操纵可能会持续50年。在它一天天削弱它所统治的社会在世界棋盘上的重要性的同时，其他国家则将继续前行。在这场可悲的“转轨”结束之时，这些国家在世界各国的排行榜中将会落在最后。
在阿拉伯世界，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民主政治化问题是挑战的核心主题。在这方面，我们这个时代的民主不是在进步，而恰恰相反，它是在退步。垄断者的资本普遍高度集中使得政治权力无条件地、彻底地听命于它们成为可能，这甚至是一种必然的要求。总统权力的加强看起来似乎因人而异，事实却是它往往内在地服务金融财阀的统治。这是迷失的形式，它正将资产阶级民主（这种资产阶级的民主曾经一度由于工人阶级遭受彻底打压而得到了加强）连根拔除，致其不复存在，而以民主的闹剧取而代之。
在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民主的雏形在其存在之处伴随着社会的倒退，这些地方的社会倒退相比中心地带依然更加暴烈，因此其信誉正在消弭。民主的倒退是去政治化的代名词。民主意味着公民来到舞台之上，他们能够为社会制定规划，而不是仅仅通过毫无意义的选举憧憬改变（轮流坐庄，换汤不换药）。但具有创新想象力的公民正在消失，他们正在被去政治化的个人所取代，这些人是政治生活中被动的观众，是被这个体系所塑造出来的消费者，他们（错误地）相信自己是一个个自由的个体。
社会的民主化与各国人民的再政治化，这两个进程密不可分。但该如何开始？这样的一场运动可以始于这两端之中的任何一端。什么都无法替代对实际情况的具体分析，对于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的实际情况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正如对希腊、中国、刚果、玻利维亚、法国和德国的实际情况要做具体分析一样。如果在这方面没有取得明显的进步，整个世界都将由于这个体系的崩塌而陷入混乱（这种迹象已然出现）。果真如此的话，恐怕会有最坏的事情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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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n，Samir（2011b）“Is there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of Somalia？”，Pambazuka News，17 February，http：//www.pambazuka.org/en/category/features/70973，accessed 27 April 2012.
Belalloufi，Hocine（forthcoming） La démocratie en Algérie：réforme ou revolution？
Kimyongur，Bahar（2011） Syriana，la conquète continue ，Charleroi，Couleur Liv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