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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明秀：把我获得的支持传递出去 |
任明秀，女，47岁。2008年在广州番禺某公司操作大冲床时左手受伤，左手掌三个半手指被切除。受伤以后，在专业社工的帮助下打赢赔偿官司，之后成为一名志愿者，去医院探访工伤患者，用自己的故事鼓励受伤的工友。回老家以后，她在贵阳做过一些其他工作，2009年来到惠民，与王发明一起做返乡工伤工友与残疾人群体的公益服务项目。在与工伤工友的交流中，任明秀了解到每个工伤家庭所面临的多重压力，她说出工伤者的心声，鼓励他们正视自己的残疾，勇敢自信地将残缺的肢体展现出来，在正视自己的残疾事实的同时，认识到自己的价值。
图3 任明秀在工伤工友聚会活动中
摄影：石鸣
图3中的这个人就是任明秀，工伤工友们都亲切地叫她任姐。任姐非常爱笑，每次还没走到惠民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面就能听见她爽朗的笑声。我们一见如故，她跟我聊她的家乡，向我“炫耀”她的采茶功夫多么了得；她还时常给我看她一双儿女的照片，得意地说这是她的“靓仔靓女”。如果不是偶尔无意中看到她残疾的左手，我都忘记了她曾经也是一位濒临崩溃的工伤者。最初与她互动时，我很小心，我甚至有些害怕我的无意之举会显得不够尊重残疾的她，但是慢慢地我开始为我这样的想法感到惭愧，原来我的这种区别对待才是对工伤者真正的不尊重，正如任姐所说：“我们只是手长得跟别人不太一样而已，但是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
任姐出生在贵州茶叶之乡湄潭。由于哥哥的身体不太好，任姐从小就担起了家里的生计重担，她12岁时就学会了采茶、选茶、烘茶，采茶的速度比普通的大人还快，再加上灵活的经商头脑，任姐家小时候的生活总比别的小孩儿家要宽裕些。后来，任姐离开家乡，先后在贵阳的烟厂、印刷厂打工，她勤劳能干，独立自强，渐渐地在贵阳站住了脚，后来结婚生子，家庭幸福，生活美满。至此，她的故事充满着田园牧歌式的浪漫。
任姐有两个小孩儿，一男一女，作为传统女性的她，生育之后一直在家里抚养两个小孩儿，同时负责照顾原生家庭的老人以及各种琐事。一向独立自主的任姐本来就不满足于这种依赖男性的生活，在两个孩子能够独立生活的时候，任姐决定外出广东打工，那一年是2007年，她39岁。
任姐一开始进的是一家香港的五金厂，专门生产电子板、手机板之类的产品，她在工厂里负责操作小冲床。后来因为她带头向当地劳动部门举报工厂违反《劳动法》规定，延长工人工作时间、克扣工人合理的加班工资，被管理人员驱逐出厂。
我虽然只是一个打工的，书读得少，但是我也知道劳动法，工厂它明明就是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我就要去反映，争取我们的合理利益。大不了它就开除我，我又不怕，在哪儿都是打工。
之后，任姐进入了一家专门生产通风管的工厂，据说那是一家规模很大的通风管制造厂，任姐的工作从操作小冲床换成了操作大冲床。刚刚进厂一个多月，由于机器故障，任姐的左手被冲床压碎，三个半手指被切除。
本来这个机器应该是两个开关同时下去的，但是有个开关坏了，老板就用一根绳子来代替开关，可是这个绳子是会失控的呀。有时候你觉得拉绳子拉上去了，你伸手进去，但是这个机器又掉了下来，真的，用机器有时候就是一秒钟的事情。机器落下来的时候，我的手直接就被打坏了，根本接不起来。我当时有两颗戒指戴在这只手上的，两颗戒指都被压碎了。
我在医院苏醒后的第三天，厂里有工人来看我，我说那个机器有问题，他说出事后工厂马上就整改了，全部改成双手合闭来按开关的。你看，我们那一个月就有四个人被冲床压了，其中有两个被老板轰走了，有一个伤得比较轻，只有我一个人得到了赔偿。
任姐说她出事的那个月有四个工人因为机器故障受到工伤，但是只有她一个人得到了合法的工伤赔偿。可是殊不知，这十五六万的合理合法的赔偿款，却是耗尽了任姐的全部精力和尊严，甚至是性命才得到。从出事后工厂改装机器的那一刻开始，这一场维权之战就注定是鸡蛋碰石头的壮烈之举。面对工伤者的维权行为，工厂往往采取逃避责任和拖延时间的战术，逼得工伤者知难而退。
工厂的责任逃避从掩盖工伤事故的真正原因开始。为了应对政府劳动部门的工伤事故调查，工厂管理者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更换了不符合安全规定的机器设备，以此逃过工伤事故的责任追究。任姐常常后悔自己当时没有用手机拍下故障设备的照片，否则厂方绝对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在维权过程中，根据规定，工伤者需要向劳动仲裁部门提供工伤认定申请的相关材料，这些材料均需要盖上工厂的公章才有效。工厂拒绝向工伤者出具医院住院治疗单据的复印件；拒绝在工伤认定申请单上填信息和盖章；不提供伤者的工资信息，或者刻意瞒报伤者的工资待遇，企图降低赔偿金额；等等。也就是说，工伤者是否能够申请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厂的配合程度，可是自知理亏的工厂老板怎么会在状告自己的材料上盖章呢？这样的政策规定大大增加了工伤者的维权难度，使得工厂管理者有空子可钻。
工伤者大多是外出务工者，一旦失去了工作，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可以说是朝不保夕。工厂管理者正是抓住工伤者的这一点，采取拖延时间的战术，使得工伤者弹尽粮绝，“识相”私了。比如，工厂以老板不在为由拖延出具各种证明材料，不及时认领法院判决书，在规定期限的最后时间里提起上诉等这些行为全是为了增加工伤者的维权时间成本，将他们逼入生活的死角。
很多工伤维权者都有与任姐差不多的际遇，只不过任姐幸运一些，她最终如愿以偿。但是回想起那段维权的往事，一向坚强独立的任姐也眼眶泛泪。
你知道那段时间里我有多么崩溃吗？你知道一个外地人在这里跟工厂的人周旋有多无助吗？工厂管理者的处处刁难与威胁，我外表再坚强，内心还是会很恐惧。每天到政府办公室去跟人打交道，缠、赖是基本手段。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在人家办公室又哭又闹吗？我一个女人这样厚脸皮撒泼打诨，你以为我不知道人家会怎么说我吗？但是如果我不这样耍赖，一哭二闹三上吊，谁会理我们这些在这里无权无势的外地打工者呢？
对于任姐来说，认识为工伤者提供公益服务的社工是她一生的幸事。在她觉得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时候，他们为她出谋划策，代替她与工厂、政府、法院等机构谈判、交涉。这些专业社工对于任姐而言，就像是溺水者在汪洋大海中抓住的一块浮木，本来已筋疲力尽、没有生机，却在那一刹那重新找到生存的勇气与希望。
这些为工伤者提供公益服务的社工成为任姐的代言人，他们以专业的法律知识和维权经验帮助任姐顺利地获得了合理合法的工伤赔偿；志愿者的日常陪伴让任姐在异乡感受到亲人的关心和温暖；外出探访的工作机会不但解决了任姐在维权期间的一日三餐问题，更重要的是令她重新认识了工伤对她的意义以及对其他伤者的意义。
如果没有他们这些社会工作者，可以说就没有现在的我。那时候刚受工伤，真的很自卑，我完全不是现在这个开朗的样子。我去医院探访那些工伤者，才发现我的伤跟他们比起来真的不算什么，起码我还可以端着碗吃饭。我每次去探访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可能是因为我也是受了工伤的，他们也愿意跟我聊，渐渐地我发现我自己更自信了，在志愿者的开导下，我也不再觉得残疾是我人生的污点。我手是残疾了，但是我这个人还没有坏，我头脑还是好的，我同样可以自食其力。
社工的出现对于正处在崩溃期的任姐来说就是一根救命稻草，他们给予了她继续生活的精神力量，一种“我们与你在一起”的陪伴力量，让任姐在陌生的城市，面对强势的工厂和相关部门时不再感到害怕、无助。对于任姐来说，她明白了社会支持对于工伤者来说多么重要，哪怕仅仅是一句问候或者鼓励，这足以令她在遭受工伤的寒冬里感受到人心的温暖。
任姐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女人，凭借自己的勤劳和倔强，她一步一步地在城市扎根。她的梦想本来只是做一个好妻子、好妈妈，她从未想过她会加入公益事业的行列，也从未想过她会由一个平凡的路人成为一个“影响者”。
2009年，在王发明的邀请下，任姐加入惠民的工作中，成为惠民创始者中的一员。任姐的家在贵阳，距离尚嵇有一段路程，本来任姐只是答应过来看一下，她并不打算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工作，但是自从跟随王发明进行工伤家庭探访之后，她便改变了主意。初次的工伤家庭探访，令任姐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经受工伤返乡之后的消沉，他们没有生机的眼神，他们羞于见人的自卑，他们凋敝的家庭，他们老泪纵横的父母，还有那满脸泥灰的孩子，这一切的景象冲击着她的内心，用任姐的话说：“我也是受工伤的，我知道工伤对于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看到他们又仿佛看到那时的自己。”正是这种推己及人的情感共鸣，使得任姐这个外乡人在尚嵇一待就是六年。
说实话，我当时受工伤回到贵阳后，可以开一个水果店或菜店，没有必要来这么远的地方工作，而且这份工作的待遇也没有很好。但是，当时发明再三邀请我来惠民看看，我就过来看看，跟他一起去返乡工伤家庭探访，我看到了返乡工伤者的真实的生存状态，他们不仅要遭受身体残疾的痛苦，还要承受周围邻居的歧视，他们既不能从事过重的农业劳动，也找不到其他的工作。没有了经济收入，他们的家庭也面临各种矛盾，夫妻离婚，父子反目，总之，工伤绝对不像普通人想的那么简单。我是过来人，其中很多滋味我都品尝过，社工给予了我很多的帮助和支持，不说是物质上的支持，精神上的鼓励更是重要。所以，我也想把这种力量传递给更多的工伤工友，他们应该过上被人尊重的生活，算是一种感恩吧，人都是要懂得感恩的，你说是不是？
任姐和王发明在一起创建了惠民，他们一起行走在泥泞的乡间道路上，一起踏着朝露出发，迎着夕阳归来，一起与工伤家庭同悲同喜，一起承担机构运营的风险与挑战，他们也曾无数次地争吵，任姐也曾动过离开的念头，但总是一个个来自返乡工伤者的电话以及一声声饱含亲情的“任姐”，令她无法做出“心狠”的决定。或许每一个公益人都不是天生的大善人，但是当他们第一次踏足这些渴求温暖的人们的世界之时，便再也无法挪动自己的脚步，因为他们的到来给予了工伤者希望，如果离开，便带走了这些人们仅有的那一点光亮，正是这种“内疚感”和“自责感”成为支持他们继续前行的内在动力。
图4 行走在探访工伤工友的路上
摄影：惠民互助服务中心
任姐的工伤经历极具代表性，返乡工伤者除了承受身体的疼痛、心理的煎熬之外，还要应对一个外乡的农村人在城市治疗、维权所遭遇的一切不公正待遇。任姐的故事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工伤者来说，社会支持是多么的重要，它能够让工伤者感受到一种来自陪伴的安全感。正是基于王发明与任姐的工伤“共鸣”，惠民在建立之初便提出“互助自助”的口号，目的就是为了给返乡工伤者提供平等、相互尊重的社会支持，使他们尽快地从“家庭人”发展成为“社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