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民的第一次实地调查

2008～2009年，惠民还没有正式获得乐施会的项目资金支持，机构创始人王发明与机构成员在间断、零零星星的物质支持下，一直开展着周边多个乡镇返乡工伤者的生存状况调查。虽然王发明从事工伤者服务的工作经验十分丰富，他也非常清楚要依托于城市工业区的工人NGO组织的工作内容和运行机制，但是一心希望回到农村老家创办工伤者NGO的他完全不知道机构的工作该从何做起。他不知道返乡的工伤者处于何种状态，他们需要什么，而惠民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正是这一年多的摸底调查，令王发明与机构工作人员对返乡工伤者的生存状态越来越了解，惠民的工作目标也越来越清晰。

工伤——人生时序的混乱

我看见我的手遭（受伤）了，当时心里面就想到我这辈子完了，我肯定是下半辈子完了，我的手都没有了，所以可能接下来下半辈子肯定完了，心里面是这样想的。（王发明，2015年3月）

那种滋味很不好受，手被整（压断）了，整个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就是受伤的那种，自己想的那种，就想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走，怎么生活。（阿云，2015年3月）

在实地调查中，王发明听到的最多的表达就是“我残废了，我完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下去”。正如这些返乡工伤者所说的那样，工伤所导致的身体残疾或者疾病使他们过去的人生规划全部泡汤，他们甚至不知道第二天应该做什么，或者说还能够做什么。他们不知道自己现在处于什么位置，也不知道是否还能回到原来的位置，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似乎曾经指引他们前进的人生地图和坐标瞬间都不管用了，他们对未来的不可预测性与不确定性充满了恐惧，身体和生活的失控感令他们陷入深深的绝望、无助和无尽的自责之中。

王发明几乎从每一个返乡工伤者那里都感受到了工伤之后的混乱感和失控感，这使他想起了当时夜深人静时躺在医院病床上独自流泪的自己，那个时候的他又何尝没有体会过这种混乱和绝望呢？所以，每接触一位返乡工伤者，每一次的对话与哭诉，都令他产生一种错觉，他似乎看到了无数个自己。惠民所接触的108位返乡工伤者，他们的样子时常出现在王发明的脑海中，他发现对于返乡工伤者来说，最现实的问题并不是城市工人NGO所强调的维权，而是生存，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这些拖着病体回到农村的工伤者们，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无不在为生存而苦恼和坚持，因为工伤与残疾，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障碍太多太多，而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过一天算一天吧”。

身体疼痛与功能丧失

对正在疼痛中煎熬的人来说，疼痛是那么无可奈何，没得商量。如果要他们说明什么是“确实的”，那么“疼痛”一定是他们想到的最活生生的例子。

阿兰在浙江一家工厂里操作冲床右手被压得粉碎，虽然通过接指手术，手掌恢复了大致形状，但是手部功能几乎完全丧失，并且右手臂和右边身体持续性疼痛。

现在（4月）这个天气手都会痛，整个这半边手，腰和腿都痛，因为接手的时候，在腰上开了一道口子，把手放进去养了一个月，所以现在腰、腿这些都受影响。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手一碰到床单就痛，痛得根本就睡不着，我每天晚上都是用左手抱着我的右手睡觉，不敢动，一动就痛，只能自己一个人躺着流泪。

不管是明伤的身体残疾，还是暗伤的职业病，工伤都意味着某一部分身体功能的丧失或者不健全，比如行走能力、精细动作能力、呼吸能力丧失或较弱等。对于农村外出的劳动者来说，身体是他们唯一的资本，他们忍受世界大工厂里无止尽的加班、糟糕的工作环境、冷漠的身体管理以及微薄的工资，为的是完成自己在农村无法完成的角色责任。然而工伤所导致的身体功能的丧失，意味着他们失去了这个资本，他们无法再自如地控制自己的身体，继续担当一直以来的家庭贡献者或独立者的社会角色，相较于身体功能障碍所带来的生活难题而言，这恐怕才是他们真正担心的。

自我认同危机

在惠民与返乡工伤者的反复接触中，王发明发现除了身体残疾导致的客观上的家庭困难之外，返乡工伤者们还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自我认同危机。在谈话中，大多数工伤者将自己描述为“废人”“包袱”，他们完全丧失了对生活的信心和期望，主观上的消极情绪使得他们缺乏主动性去改善家庭的生计状态，从而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

阿贵是王发明在探访中认识的一位年轻小伙子，30岁左右。2007年前后他在浙江打工时，左手臂被卷入年糕机中导致粉碎性骨折，最后被截肢。回到老家后，他整天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不管是父亲出资开店，还是亲戚提议学开车，或者跟弟弟一起做装修，他都全部拒绝，理由是他觉得自己只有一只手无法胜任。阿贵常常把自己与健全人区隔开，他称自己是“我们这种人”。王发明曾多次用其他工伤者的故事来激励他，可是他仍旧认为残疾人是无法独立完成工作的。

在与阿贵的交往中，王发明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他意识到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垮了，即使社会支持力量再强大，他也无法被唤醒。于是，他在第一期项目计划书中，将“生活信心的重建”作为惠民主要的工作内容之一。

家庭关系的恶化

每一人在社会中的存在都离不开与他人的互动，当疾病扰乱了一个人的人生进程时，那么他所归属的关系群体也将同他一起承担这种失序，而家庭作为人的首要归属群体，它不可避免地与病患者一起被置于疾痛的中心。长期的生活照料加上经济条件的窘迫，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会出现一些或微妙或明显的变化，有的甚至出现妻离子散、家庭对立的局面，而这种家庭关系的恶化反过来又加重了返乡工伤者的压力。

阿虎在10多岁的时候外出打工遭遇工伤事故，左腿高位截肢，他的父母亲为了从农村坐车去城里看望受伤的儿子，把家里最值钱的牛马贱卖了，从此家里的农活只能依靠双手。由于当时粮食供应不上，阿虎的父母亲将最好的大米给受伤的儿子吃，他们只吃麦沙（当地说法，大米不够吃时，当地人会把小麦磨的面粉混着米一起蒸着吃）果腹。工伤对于厂方和政府来说，只是一个有待解决的生产事故和劳动仲裁事件，但是对于工伤者和他的家人来说，足以摧毁一个艰难延续几十年的家庭和两代人的生活勇气，令他们本来就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

婚后核心家庭不同于原生家庭，它并非基于血缘和亲缘而建立起来，在农村它更多的是一种利益共同体，婚姻伴侣则更像是过日子的合作搭档。当工伤者丧失身体功能导致其“合作过日子”的能力下降时，这个利益共同体就会面临崩溃的危机。在返乡工伤者家庭中，因为工伤者的经济价值日益降低，夫妻离婚的情况并不少见。伴侣的离开对工伤者而言无疑是又一重大打击，抛弃感令他更加丧失了生活的勇气，同时对社会也多了几分仇恨与埋怨。

另外，一些单身的工伤男青年，由于身体残疾无法在当地找到合适的对象，他们的父母或亲戚为了给他找个媳妇“上岸”，不惜逼他们与智障者结婚，造成日后整个婚姻和家庭的混乱和窘迫。返乡工伤者阿平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代表，工伤返乡之后的他经历过几段感情，由于身体残疾，他的恋爱对象几乎都是二婚女性或者同样身体有微小缺陷的女性。在最后这场由家里长辈张罗的婚姻中，他就像是一个木偶，虽然结婚前一天他已收好了包袱准备逃离，但是最终还是顾及母亲的身体接受了现在的这位智障妻子。

引发家庭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导火索是工伤赔偿款。当返乡工伤者带着残疾的身体和一笔当地人所称的“巨款”回家时，冲突就注定无法避免。父母认为自己养育了孩子，现在孩子受伤了可能无法为自己养老，所以这笔赔偿款应该分给自己一部分，甚至有些父母悄悄地将赔偿款挪用到其他地方或支持其他的兄弟。工伤者阿勇便是因为赔偿款而闹得夫妻成仇人，家庭分崩离析。

因此，惠民的服务对象不仅仅是返乡工伤者本人，还要延伸到他的家庭，确保家庭成为返乡工伤者的首要社会支持。

基于身体的就业歧视

阿平，在浙江打工时左手三个手指被压断，无奈从城市回到农村老家进行身体康复。身体复原后，他尝试重新进入城市打工，在上海辗转数十家工厂，最后皆因他的残疾被拒之门外。长期的工厂求职经验使阿平明白了劳动力市场的潜规则：只要成功遮蔽自己的残疾身份，便可以如健全人一样获得工作机会。所以，阿平在一次入厂考试时用笔记本挡住自己残疾的手，获得了工作。在工厂做事时他避免与工友接触，吃饭也躲得远远的，他试图通过这些手段来隐藏残疾，保住得来不易的工作。但是，当他的残疾身份被人知晓，即使他在工作期间表现良好，业务师傅认可他的工作能力，他也难逃被辞退的命运，辞退理由并不是他真正无法胜任工作，而是残疾的标签使得工厂主认为他无法胜任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规定：“国家保障残疾人劳动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残疾人劳动就业统筹规划，为残疾人劳动就业创造条件。”然而，现实中残疾人的就业状况并不理想，他们很难从事集体劳动，尤其是在农村，残疾人只能进行个体经营和农业劳作。王发明在调查中发现，返乡工伤者的生计发展途径非常有限，大部分返乡工伤者无法从事种植方面的农活，只能做一些辅助性的农事，比如养殖规模较小的家禽家畜，或者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很少一部分工伤者利用赔偿金从事小本生意，如开杂货店、电器店等，他们对于未来的生计也缺乏信心。

很明显，返乡工伤者中的大多数人只能在家里做一些简单的农业生产工作，无法再次进入职业场所谋生。然而，限制他们进入就业市场的并不一定是他们因残疾而带来的所谓“能力下降”，很多身体残疾却做事出色的返乡工伤者所遭到的就业排斥实际上是一种主流身体价值观对残疾身体的歧视与排挤。在一些人的偏见里，残疾＝残废＝无能，即使工伤者们努力证明自己的能力，也很难改变人们的这种偏见。

社会支持的不足

在任姐的故事中，我们深刻了解到社会支持对返乡工伤者的重要性，但是实际上工伤者在返乡之后所能获得的社会支持十分有限。首先，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大部分返乡工伤者的条件不符合申请低保、残疾人补助的福利政策，被排斥在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虽然在政策方面，政府也给返乡工伤者提供一些支持，比如工伤人员创业绿色通道、工伤人员创业免税等，但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有关政策在落实上不尽如人意。其次，在社会组织服务方面，民间组织的工作重心集中在城市，其工作领域尚未或者很少延伸到农村。再次，社会认同不足，主流的社会话语仍然充斥着对返乡工伤者的歧视与偏见，割裂了他们与社会的交往链条，使得他们鲜少获得社会的舆论支持。最后，社会各界在工伤工友自组织建设与互助合作、心理辅导、生计改善等方面缺乏关注与支持。

工伤的发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它不单单是一次安全事故或意外，返乡工伤者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也需要全社会的关注与支持，单靠工伤者的力量是很难解决所有问题的。

梳理问题，设定工作目标

惠民近一年的基线调研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一方面它丰富了人们对返乡工伤者生存状态的认识与理解，另一方面它为确定惠民的工作内容与工作目标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通过调研，王发明总结了返乡工伤者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两大问题——心理与生计，工伤残疾所导致的自卑、认同危机是解决生计问题的大前提。他认为，惠民最为迫切的工作就是帮助返乡工伤者重新找回自信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希望，这比物质的直接支持重要千倍万倍。当返乡工伤者改变了对残疾的认识和自怜自艾的状态时，惠民的生计支持才具有更加显著的效果。

因此，当惠民正式向乐施会提交项目申请书时，王发明把第一期项目确定为“构建返乡工伤者自助互助网络”。这一项目是王发明与机构工作人员在漫长的工伤探访工作中所总结出的重中之重，他们认为只有建立起一个属于工伤者的自组织网络，才能帮助他们一步步从封闭的泥潭中提起双脚。当他们无法在社会中获得有效的社会支持时，这样的一个社交网络能够恢复他们的社会交往欲望，平等地从他人那里获取信息与情感慰藉，进而实现他们与更广阔世界的交融。

一路走来，惠民至今已经完成了三期项目，从网络建构到生计支持，他们的工作目标一步步深入，而最终的目的则是实现返乡工伤者的独立自强，使他们发展成为具有主体性的社会“公民”。具体来说，惠民的工作内容包括以下内容。

工伤者个人：心理慰藉，减轻个人的精神压力。树立同类人榜样，给予生活的信心与勇气。搭建信息平台与互助网络，实现返乡工伤者之间的经验交流，提供信息支持与情感支持。

工伤者家庭：作为工伤者与家庭成员间的疏通器和润滑剂，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理解，为返乡工伤者创造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从而使其获得有效的家庭支持。

村落环境：开展工伤宣传与工伤故事传播，增强社会公众对工伤与返乡工伤者的了解与理解，消除歧视，营造一个友好的社会生活环境；另外，降低外出务工者遭遇工伤的风险概率，增强他们应对工伤事故的处理能力。

生计支持与就业指导：对返乡工伤者中具备劳动能力的人进行一定的生计支持，提供资金、生产工具或者生产技术，提高返乡工伤者的生产效率与生产信心，拓宽他们的生计发展途径。另外，建立返乡工伤者与外界的就业联系，为工伤者们提供合适的就业信息和就业推荐。

王发明常说：“我开始了就没有想过要轻易放弃。”也就是他的一股子倔劲儿，以及他对返乡工伤者生存状态的感同身受，惠民才在NGO农村服务的这条道路上迈开了步伐，一直走到今天，而且未来还将走得更远。 XCegWzRra4YipkG7heEtZDVtG6/MRP+UGAzN55st1o/zMBTUGhl9sPuQ1H4VeCq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