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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中国驻欧盟使团举办招待会，我教过的一位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学生问，“老师，您不是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吗，怎么才过六十岁生日？”看到她满脸困惑，真有些哭笑不得。
回头想来，这位学生的困惑其实道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三个自信”基础上还要以文化自信收官？章百家先生曾以“改变自己，影响世界”概括20世纪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逻辑。
今天，中国提出并号召世界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在世界上积极打造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伙伴关系，进而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此基础上，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国际形势的稳定锚，世界增长的发动机，和平发展的正能量，全球治理的新动力。这一逻辑是否需要修正？最基本的是要回答这些问题：中国模式，如何做到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中国故事，如何做到基于历史而引领未来？中国外交，如何做到影响自己而改变世界？中国崛起，如何做到始于华夏而惠及四海？中国通过中国倡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正在塑造和引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有感于此，我确立了本书的主题——再造中国。
1901年，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描绘了中国的三重身份：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
与此对应，今日之中国，身份有三：一是“传统中国”（Traditional China），即传统农耕文化、内陆文明孕育的“文化共同体”。二是“现代中国”（Modern China），即近代以来随着“天下”观破灭后被迫融入西方国际体系而塑造的现代“民族国家”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除了“中华”外，“人民”、“共和国”都是近代西方概念。“现代中国”身份仍在建构中，民族融合与核心价值观建构挑战尚在。三是“全球中国”（Global China），它是指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那些利益和观念国际化、全球化的部分，既坚持传统文化，又包容价值普世性，而处于形成之初级阶段的全新国家身份。比如，7.3亿网民越来越多地拥有“全球公民”身份，而非“中国人”之单一属性。
中国梦将不仅仅是实现“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身份的三位一体，也同样是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追求“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理想的三位一体。中国梦的理念，将努力超越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用中国人的思维对人类文明事业的进步，做出自己独到的贡献。
一句话， 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就是再造中国 。
今天，“中国之中国”指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亚洲之中国”讲的是东方文明（东亚文明），“世界之中国”则更加突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大国的身份。中国的多重身份，折射出中国梦的多重内涵：
社会主义梦：中国之中国。中国梦作为社会主义梦的主要表征是国内追求共同富裕、国际追求公平正义，这与欧洲梦殊途而同归，共同服务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事业。
东方文明复兴梦：亚洲之中国。中国梦在复兴中华文明的同时，也宣告了所谓普世价值只是西方的话语霸权，终结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梦：世界之中国（Ⅰ）。中国梦的成功实现，必然鼓励其他发展中国家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破除以西方发展模式、制度与价值为普世发展模式、制度与价值的神话，激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社会主义信念，鼓舞世界各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坚定社会主义理念的自信。
新兴大国梦：世界之中国（Ⅱ）。中国是最大的新兴国家。中国梦是新兴大国梦的典型体现，必将鼓舞新兴大国群体崛起势头，鼓励中国与其他新兴大国一道，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国际秩序朝向更公平、合理和包容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多重属性，决定了中国梦不只是单纯的中国的人民梦、民族梦、国家梦，也是世界梦、文明梦。
“历史的终结”提出者福山在21世纪理事会上曾说过，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国家治理如此成功，却在理论建设上如此失败。换言之，理论的贫困成为中国的最大威胁。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N.Waltz）在总结为什么美国赢得“冷战”的胜利时，将根本原因归结于“因为美国有社会科学”。以美国梦的提出为标志，美国战后提出了一整套有别于欧洲的学术与思想体系，使美国实现思想立国，也让现代文明的火炬从欧洲传到美国。如今，中国梦的提出，其理论意义就在于实现人类文明范式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中国梦的提出为此开了题。如何破题、解题，成为中国学术界最重大的使命。
长期以来，国内党建理论、国家理论着眼于马列传统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西方主流话语体系的对接能力、途径与底气有待提高，甚至一定程度存在国内—国际两张皮现象。为超越传统国内—国际、东—西、传统—现代二元分析模式，化中国梦为世界梦，亟需打破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斗争式思维和公共外交、软实力的迷信，从老子“为而不争，故莫能与之争”的境界打通中国梦与世界梦、自身认同建构与国际身份建构等认知差异，超越古—今、内—外、特色—普遍等分歧，通过让中国成为中国而让世界成为世界，通过创新人类可持续发展新文明而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与转型。
中国是一个佯装成国家的文明，这是美国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的著名论断。的确，中国不是传统西方国际体系下的民族国家，中国梦不是民族国家梦。从中国自身属性看，要将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来看待，中国梦超越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以民族复兴的方式呈现文明复兴的内涵。
然而，时下的中国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这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首次实现从农耕型走向工业（信息）型、从内陆型走向海洋型、从地区型走向全球型的伟大文明转型，这也是中国梦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内涵。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制造国，但农耕思维仍然跟不上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步伐；中国传统理念“上善若水”、“厚德载物”中的“水”只指淡水，如何包容汹涌的海水，建设海洋文明与海洋强国，考验史无前例；古代的天下观只是涵盖东亚，如今“全球中国”身份正在形成，中国梦也是世界梦。这三重文明转型，就是中国梦的文明涵义将开启新一，轮西学东渐，中国与世界互动、互通、互鉴的新历程。
从人类文明史看，中华文明不是简单复兴、转型，更面临创新的伟大使命，即为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中华文明应有的贡献。纵观人类文明史，只有中华文明是唯一连续至今、从未间断的古老文明。环顾世界，各种古代文明或被西方殖民化，或被海洋文明所征服，只有中华文明幸免于此，仍熠熠生辉，且蒸蒸日上。于是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感慨，西方文明要到中华文明取经，以回归自然乃人类母亲，改变“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念。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全球治理不能仅靠技术、制度，而是越来越有赖于文明的转型与创新，也就是要在吸取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包容西方、兼顾南北的“新人文主义”。我在《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一书中写道：“这种‘新人文主义’有三个维度：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以证实其合理性；推动国际社会的包容性，尤其是西方包容东方、北方包容南方，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以证实其合法性；推动各种文明成为自己，追求和而不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从根本上消除海洋文明对内民主、对外专制，对内多元、对外普世的对立，真正还原世界的多样性，以证实其合目的性。”
反思今天，起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在全球的扩张，产生并日益加剧着三种紧张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紧张——后“冷战”时代的冲突和危机还在显示，随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来的现代性矛盾，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消除；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现代工业文明彻底打破了自然的和谐与宁静，人类成了自然的主人和敌人；人与人关系紧张——现代化带来了“迷心逐物”的现代病，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就起源于华尔街从金融衍生品追逐超额利润的过度贪婪。
因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复古”——复古解决不了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也不能应对世界挑战；更非“接轨”——西方难言先进，且自顾不暇，一些国家还希望中国创出一条崭新的道路来与中国接轨；而是复兴、包容、创新的三位一体：通过合理地复兴我们的原生文明，催生中华文明中海洋文明的种子而走向海洋，合法地包容西方文明——通过摒弃西方普世价值神话而塑造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合目的地创新人类文明——通过引领“海洋时代2.0”以实现人类文明永续发展，从根本上确立中国作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道统。
总之，中华文明面临复兴、转型、创新三位一体的历史使命与时代担当。中国梦不是单纯的现代化梦，更不是西方梦、美国梦，而是文明梦——通过开创人类新文明而复兴、转型中华文明的文明梦。既要从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历程，也要从人类文明史视角，才能得以看清中国梦的历史意义与世界价值。
传统上，我们把文明分成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这与中国梦的三大支柱——中国力量、中国制度、中国精神——正好契合：
从物质层面看，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国梦。这就是两个“一百年”所描绘的壮丽蓝图。通过参与全球化实现中国梦，既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又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从制度层面看，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各项改革要取得决定性成果，各项制度要逐步完善起来。这就将中国梦的阶段性制度创新成果赋予国际比较竞争优势的内涵。
从精神层面看，今天，我们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道路又不故步自封，兼收并蓄又不失去自我，融会贯通又不失中国特色，才是中国成功的法宝。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就是继承、包容、创新的三位一体：
●继承：继承传统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修身”层面；
●包容：包容西方普世性价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齐家”层面，不过在现时代，是小家融成大家，进而形成现代社会；
●创新：创新人类价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治国”层面，是对传统、现代价值观的创新。
展望未来，待我国实现精神立国，完全成为自己后，核心价值观将更简练、更普适，将上升到“平天下”层面，使之包括和平、多元等内涵，塑造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以及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三位一体式国家身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要继承传统，又要包容现代、开创未来，是过渡、折中和凝练的过程。这是中国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大事，表明中国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基础上形成价值自觉，是中国对社会主义事业从制度、道路到价值建设的最新贡献，也是传统中华文明与现代文明融合的时代成就。
长期以来，国内外有种错误认识，认为中国的成功国内靠摸着石头过河、国际上靠搭全球化便车，缺乏自身价值观，因而这种成功具有偶然性、不可持续性，由此滋生“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强硬论”等种种言论。因此，必须讲清楚中国成功故事背后的价值根源。中国梦为此开了个好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进一步将中国梦理念化。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演讲时指出：“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中华文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所以，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中华文明也必将顺应时代发展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综上所述，可将中国梦及中国梦与世界梦的关系进行文明解读，如下表：
中国梦的文明解读
中国梦与世界梦关系的文明解读
从历史经验看，美国梦的提出前提是美国经历1890—1920年代的文明创新，即在继承欧洲文明基础上实现了“源于美国而属于世界”的文明创新，建立起以自由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以法制、科技、金融为支柱的国家治理体系，开创了美国120年的霸权时代。按照世界霸权周期130年的平均律，10年之后将实现人类文明的范式转移。从文明的复兴、转型与创新三方面看，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前提条件是中国梦要解决好三大核心问题：物质文明层面，重大科技创新如何突破？制度文明层面，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如何实现现代化？精神文明层面，如何建立人类更具包容性的价值体系？
因此，中国梦不只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是通过民族复兴实现文明的转型与创新，并在这一过程中，确立中国作为世界领导型国家、中华文明作为人类领导型文明的地位，通过包容西方文明、引领人类新文明，而实现人类文明从西方向东方、从北方向南方的范式转移，开创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中国的发展态势已非“崛起”所能描述。从横向看，世界面临五百年未有之变局，西方中心论难以为继。普世价值褪色，被还原为价值的普适性。中国人从追随、赶超中顿悟出来，中国必须而且能够做中国梦。中国应从近代以来“体—用”（无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中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中解放出来，成为自己，思考南北问题，不仅为了自己，也为后发国家、新兴国家提供另一种选择，同时启迪西方走出危机，实现中国梦与世界梦的相通、融合、共赢。从纵向看，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走出东亚地区（所谓“天下体系”其实就是东亚地区国际体系），发展为真正的世界领导型国家。从追随型选手到领导型选手，从地区性国家到全球性国家，中国为此提出“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中国梦。
中国梦是在自立、自强基础上的自尊诉求，通过不争论的方式寻求国内对未来发展前途的最大共识，同时打造新的国际身份，寻求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认可，依次承担以下三方面历史使命：
一是正源，也就是要回答中国复兴的源头在哪里的问题，否则就会陷入外界质疑的中国复兴有无尽头。中华原生文明是中国梦的不竭源泉。中华原生文明是农耕型、内陆型、地区型，如今加速走向工业（信息）型、海洋型、全球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实也是在复兴并超越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成就。同时，世界对中国梦的需要和期盼，是中国梦的不竭动力。通过复兴中国而复兴世界，是中国梦的历史使命。世界对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需要是中国复兴的恒久动力。世界对中国的需要就是中国复兴的限度。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梦让中国成为自己——再造中国。
二是正名，也就是解决中国为何要复兴的名分问题。为此，需突破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的矛盾，否则中国崛起就只能是相对于西方普世价值的另类崛起。西方的普世价值将近代西方短暂的领先世界说成是永恒的，将偶然性说成必然性，将地方性说成是全球性，实质就是一种话语霸权。中国梦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西方普世价值包容成人类共同价值，还原世界的多元性。为什么是中国？因为中国是古老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史上唯一的世俗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国学者应该如马克斯·韦伯一样，重新构建社会的精神文化内核，不仅为中国崛起正名，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正名。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梦通过包容西方，让西方成为自己——再造西方。
三是正道，也就是中国如何对待他国的复兴？我们期待各国的复兴，回归人类正道，否则不仅中国复兴非正道，世界也仍将是一个“非世界”。
中国梦的价值在于为世界转型提供“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器物、制度与精神。中国梦在吹响中华文明复兴号角的同时，也在开启全新世界梦的时代。从鼓励其他国家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到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梦，中国梦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新的价值追求，是中国与外部世界新的情感纽带，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鸣。中国梦，通过中国特色而成就世界特色，通过成就世界而成就自己，通过解决中国问题而解决全球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实现中华文明从农耕、内陆、地区向工业、海洋、全球转型，定将确立中国作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道统。中国梦通过包容世界，让世界成为自己——再造世界。
融通中国梦与沿线国家之梦，并成就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的世界梦的重要途径，是“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通过中国全方位开放而改写世界版图，并在这一过程中确立全球中国的新身份。均衡发展，超越自然经济地理限制，这是“一带一路”的首要经济逻辑。
与此相应，国内首先要实现一体化，“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发展战略和四个自贸区形成中国全方位改革开放的大局，这让内陆省份活跃起来。无论是西安、重庆还是武汉，都面临着中国新一轮的机遇，它们从原来的末端变成了前沿地带，找到了中国的潜力。为什么我们经济新常态以后没有陷入日本那样失落的10年、20年呢？这是因为中国有战略缓冲能力。“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把国内市场一体化，变成新一轮的发展机遇。
总起来说，中国目前约2／3的经济活动与人力物力都集中在东部沿海一带，而这部分却只占中国土地面积的约1／3，可见沿海与内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不仅如此，中国的运输和通信航线都集中在东部长三角和华南珠三角，形成两个瓶颈。中国进出口货品经过这两大瓶颈后，基本上都得通过水路运往东南亚与欧美地区，对东部沿海地区的过度依赖，是中国的战略弱点。超越这一经济地理短板，实现国内平衡、协调发展，夯实中国国内战略基础，就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使命。
此外，降低国内物流成本，以国内一体化提升国际竞争力，也是国内互联互通的应有之意。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保持在18％左右，这一比例是发达国家的两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首次提出了21世纪重大的发展思路，这是根据新经济地理理论、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来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它提出了经济地理的三个特征：密度、距离和分割。密度指每单位土地的经济总量；距离指商品、服务、劳务、资本、信息和观念穿越空间的难易程度；分割指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商品、资本、人员和知识流动的限制因素。报告的结论是：这些经济地理变迁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功发展经济的基本条件，应当对其予以促进和鼓励。
“‘一带一路’建设本质就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极其深刻的、相互关联的重塑经济地理革命。”
对中国而言，所谓有效地发动和促进经济地理革命——交通革命、能源革命、互联网革命、城镇化革命——就在于促进规模经济、要素自由流动和集聚，不断提高经济密度，加强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大大缩短物理距离和空间距离，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物流成本，实行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服务便利化，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扩大市场规模和市场主体（国有企业、个体工商户等）规模，增强专业化程度，促进城乡一体化、区域一体化（指周边国家和地区）、全球一体化；大幅度消减绝对贫困人口，不断提高收入水平，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地区发展差距等。
为了抢占先机，搭上国家战略的“顺风车”，国内诸多省区市纷纷提出自己参与“一带一路”的规划和设想。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带一路”建设实施方案衔接工作已基本完成，正陆续出台。根据方案，各地将在多个领域推动重点工作和重大合作项目。
各地高度重视重大项目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撑带动作用，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资、经贸合作、能源资源合作、金融合作、人文合作、生态环境、海上合作等八方面的一批重大项目已取得早期收获。
初步统计“一带一路”将涉及60多个国家，约900个项目，投资金额逾8000亿美元。
具体来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福建扎实推进厦门东南国际航运中心建设；重庆、四川、新疆、内蒙古、河南、湖北、浙江等地有序推进中欧班列建设等。
产业投资方面：辽宁优先推动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新材料制造装备等十大重点装备和建设标准走出去发展；湖北、甘肃等推进省内产业龙头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积极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建立境外生产加工基地。
经贸合作方面：广东、四川、陕西、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借力广交会、高交会、西博会、中蒙博览会等展会活动平台扩展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
能源资源合作方面：江苏积极推进塔尔煤田工业园等中巴经济走廊能源规划优先实施项目建设。天津因地制宜积极开发沿线国家资源，推进蒙古铁矿采选、哈萨克斯坦油气收购等能矿项目以及印尼农业合作产业区等。
金融合作方面：上海将在沪金融市场交易系统的报价、成交、清算等功能拓展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重庆举办系列境外投资促进活动，创立海外并购基金和海外矿权交易中心，促进跨境投融资汇兑便利化等。
人文合作方面：甘肃通过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等展会平台将国内外游客引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黄金段”。福建举办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展示中心。
生态环境方面：云南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湿地保护与能力建设；贵州成功举办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5年年会，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就全球性、区域性重大生态问题开展前瞻性、趋势性、务实性探讨。
海上合作方面：远洋运输保障体系建设取得进展，海洋产业合作领域不断扩大。
“一带一路”打破原有点状、块状的区域发展模式。无论是早期的经济特区，还是四大自贸区，都是以单一区域为发展突破口。“一带一路”彻底改变之前点状、块状的发展格局，横向看，贯穿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纵向看，连接主要沿海港口城市，并且不断向中亚、东盟延伸。这将改变中国区域发展版图，更多强调省区之间的互联互通，产业承接与转移，有利于加快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国内经济一体化。
“一带一路”的更大意义是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文明秩序版图。
“一带一路”将近代西方开创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上溯到两千多年前形成的文明体系，告别了西方中心时代，以文明共同复兴的逻辑超越了现代化逻辑，让中国占据人类道义制高点。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非常辉煌。欧洲传教士盖群英（Mildred Cable）在漫长的丝绸之路旅程中如此记述：“宽而深的车辙分分合合，犹如江面上的涡流。在这条路上，无数人走过了几千年，形成了一条永不止息的生命之流……”
1453年，奥斯曼帝国崛起，把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桥梁切断了（史称“奥斯曼之墙”），欧洲人被迫走向海洋，从而改变了整个世界格局，变成了西方中心的时代、海洋主导的世界，开创海洋型全球化。这种全球化，正如《共产党宣言》描绘的，其实是畸形全球化：“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对此，“一带一路”以政策、设施、贸易、资金、民心的互联互通，正予以纠偏，以三大统筹——陆海统筹、内外统筹、政经统筹，实现内陆地区—沿海地区、国内外及政治—经济发展的再平衡，改变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通过共同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抓住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不仅造福中国人民，更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一带一路”还正本清源，戳穿“西方中心论”神话，重塑中华文明话语权。今天流行的各种各样的著作，很多是来自欧洲，因为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复兴的是古希腊的思想。古希腊思想以谁为代表呢？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有300万字，在中国的印刷术、造纸术传到欧洲之前，欧洲人大多将文字记录在羊皮上。亚里士多德是公元前4世纪的人，那个时候整个世界的羊皮产量都不够写300万字的东西，可见大部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伪托之作。为什么要伪托之作？因为欧洲人对其他地区进行殖民统治，通过宣称自己是文明的，其他人是野蛮的，使殖民行为合理化。以至于中国人也说，落后就要挨打。中国挨打真是因为落后吗？因为我们相信了线性进化论，相信西方宣扬的优胜劣汰。如今说这句话，中国周边的国家听了就很害怕，现在是他们落后了，你是不是要打他们，这完全是一种社会进化论的逻辑。西方人让你相信你是落后的，因为他们把各种文明据为己有。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征服埃及，烧毁巴比伦，接下来东征至印度，把印度的动植物标本，孔雀、老虎等都运到雅典学院，让他的老师来解剖。这在《亚历山大远征记》中都有记载。通过远征，亚历山大不仅是把标本运过去，而且把文明古国的经典运到了希腊，包括《汉谟拉比法典》，现在这些东西还在大英博物馆。英法后来又集成了古希腊和罗马的思想精华。也就是说四大文明古国中的三个都为西方输送了思想的养料，所以西方是站在文明古国肩膀上，垄断了文明的话语权。为什么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因为中国是唯一延续至今，能够打破这种西方中心神话的文明，这就是今天我们面临的处境。
1877年德国人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后，掀起了一场对中国历史遗迹和珍贵文物的劫掠。重灾区是敦煌，欧洲人发现敦煌文明比古希腊、印度、伊斯兰文明都更加辉煌，所以决心要抢走，最好把甲骨文也抢走，这样中国古老文明就要靠西方来解释。所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否则西方话语霸权仍将继续。欧洲人创造的话语体系认为，东方文明是来自于西方，实际上恰恰相反，西方文明很多是来自于东方，英国思想家霍布森对此有专门论述。
丝绸之路复兴，是告别西方中心论，让世界还原到本身应有的多元状态。
“一带一路”，全称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21世纪”。“一带一路”首先是由铁路、公路、航空、航海、油气管道、输电线路、通信网络组成的综合性立体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其核心词是互联互通——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地一体，鲜明体现21世纪特色。第二个讲“带”，是经济带、经济走廊与经济发展带，是中国改革开放模式经验的体现。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的题为《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重要演讲。在演讲中，习近平指出：“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由此，中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首次被提出。第三个讲“路”。中国人有句话：要致富先修路，要快速修高速。在中国，“路”不是一般的路，是道路，“路”只是实现“道”的一种方式。今天的道就是命运共同体。因此，“一带一路”不是一条，而是很多很多条，大家都可以共享，因为它是开放的、包容的。
“丝绸之路”、“新丝绸之路”的说法都是舶来品。“一带一路”只是借助了“丝绸之路”这个想象，推进对外合作的倡议，不是简单地复兴古丝绸之路，而是激活共同的历史记忆，复兴它的精神——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进行全球产业链布局。
从人类文明史看，“一带一路”肩负推动人类文明大回归的历史使命。
首先是推动欧亚大陆回归人类文明中心。古代丝绸之路被“奥斯曼之墙”切断后，欧洲走向海洋，以殖民化方式开启全球化，东方文明走向封闭保守，进入所谓的近代西方中心世界。直至美国崛起，西方中心从欧洲转到美国，欧洲一体化也无法从根本上挽回颓势。如今，欧洲迎来了重返世界中心地位的历史性机遇，这就是欧亚大陆的复兴。作为“世界岛”的欧亚大陆一体化建设将产生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一书所说的让美国回归“孤岛”的战略效应，和让亚欧大陆重回人类文明中心的地缘效应，重塑全球地缘政治及全球化版图。
其次是改变边缘型国家崛起的近代化逻辑。近代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相继从海洋崛起，并通过地理大发现与海上殖民确立世界霸权，直至“二战”后美国的崛起。然而，这些国家皆非处于人类文明中心地带的文明古国，而是作为世界岛的欧亚大陆的边缘国家或海洋国家，故此称霸周期无一例外没能超过130年。“一带一路”推动大河文明和古老文明复兴，正在改变近代边缘型国家崛起的历史，纠偏海洋主宰大陆、边缘主宰核心的局面。
“一带一路”不仅超越海洋型全球化，而且超越古丝绸之路本身。古代丝绸之路从东方到西方，中亚只是过道、洼地，并没有实现共同富裕。“一带一路”就是要消除这种贫富的差距，真正让沿线国家命运铆在一块，寓命于运，寓运于命，形成命运共同体。
空间上，“一带一路”到底包括哪些国家，如何布局？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包括6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9％，人口占63％，也就是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以前改革开放盯着发达国家，现在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还有人把“一带一路”说成对外撒钱，等同于对外援助，这实在是误解。这些国家虽然不够富裕，但发展潜力非常大，他们对中国的需求与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对发达国家的需求一样，他们要资金、技术，我们要市场。所以若要将“一带一路”落到实处，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普通民众，都需要进行观念和思想的转变。
第一，要转变发展观。《史记·六国年表》写道：“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改革开放主要向西方开放，尤其向美国开放，但这个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金融危机以后，西方消费者购买力下降，中国的产能过剩，产品卖不出去，证明只盯着发达国家的市场是不够的。经济学家提出，除了跟发达国家这个环流以外，能不能跟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建立一个新的产业链环流，形成“双环流”，对冲发达市场的风险，这就是“一带一路”最早思想的原型。
第二，要转变时空观。“一带一路”超越了历史上“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大战略——在天下观里，空间不是很重要，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今天我们的时间和空间要同时突破，要陆海兼顾、东西呼应。近代李鸿章、左宗棠争论海防还是塞防重要，“一带一路”提出来以后，说明两者都很重要，所以要从大的时空观理解“一带一路”。
第三，要转变世界观。以前美国人说“世界是平的”，其实“世界是通的”。翻开《三国演义》，第一句话就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冷战”结束以后，美欧追求的全球主义包括在政治上推行普世价值和西方民主政治，在经济上推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试图让全球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按照西方模式实现标准化。美国耗费了大量实力，但并未实现全球西方化的目标，而是使财富和权力更快地集中到顶层资本所有者手里，同时也掏空了工业基础，扩大了贫富差距。事实是西方的权力阶层操纵了全球化，而社会的底层民众却把矛头对准全球化和中国这样一些全球化中的成功者，试图彻底打击和抛弃全球化。全球化开始走向碎片化。“一带一路”的提出，是要以互联互通这一新的合力，引领全球化朝向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方向发展。
在欧亚大陆时代（17世纪前），马／骆驼＋帆船是人类主要交通工具；海权时代（18世纪），蒸汽机车成为主要交通工具；进入铁路时代（19世纪）、飞机时代（20世纪），火车、汽车、飞机成为主要交通工具；如今，人类迈入陆海联通、万物互联时代，高铁成为21世纪代表性交通工具。中国已经在引领人类新型的工业化、城镇化，实现世界的互联互通，这就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精髓。
“一带一路”空间重点布局总体上分为陆上三条、海上两条，共五个方向。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第一个方向是中亚—俄罗斯到波罗的海，第二个通过西亚—波斯湾到地中海，第三个通过中巴经济走廊到印度洋。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通常说的“一带一路”包括60多个国家，是这五个方向的沿线国家。另外还有相关国家，比如美国。项目建设在沿线国家，但是项目本身需要全球融资、全球市场的支持，需要美国公司、美国人大量参与，因此美国是“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的，远期可考虑北极、南美方向，目前的空间布局是产业链的自然延伸，将来还会进一步拓展。
从空间角度来讲，“一带一路”很大程度上帮助那些内陆国家寻找出海口，实现陆海联通，比如欧洲有“三河”（易北河、多瑙河、奥得河）通“三海”（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黑海）的千年梦想。“一带一路”激活了这一梦想，通过中欧互联互通平台、中欧陆海快线、三海港区项目，助推欧洲互联互通。另外一个是实现规模效应，近代欧洲越分越小，“一带一路”提出以后，能够把小国连通在一起，建立大市场，尤其把内陆和海洋连在一起，实现陆海联通。这是“一带一路”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一带一路”提出以后，推动中国重新建构世界经济地理版图，很多人把它称为“第二次地理大发现”。世界上71％面积被海水覆盖，其中70％，也就是地球面积的近一半（49％）是国际海域、公海。人类合作具有巨大空间，这是“一带一路”倡导开放、包容、创新原则的现实基础。
美国“领导”世界，建立在西方中心论基础上，并将美国中心论隐藏其中。中国“领导”世界，站在哪个巨人的肩膀上？还是欧洲，欧亚大陆的欧洲（美国是站在大西洋的欧洲肩膀上），方式就是“一带一路”：经营欧亚大舞台，盘活世界大棋局。
自古以来，欧亚大陆是世界政治的中心舞台；欧亚大陆命运折射了人类命运。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H.J.Mackinder）因此称欧亚大陆为“世界岛”：
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
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
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
麦金德称，“由哥伦布一代的伟大航海家们开始的变革，赋予基督教世界以最广大的除飞翔以外的活动能力。……主要的政治效果是把欧洲和亚洲的关系颠倒过来。”
的确，在15至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之前，世界的中心是欧亚大陆，即从西班牙海岸延伸到中国海岸的一整块大陆，当时的主要商道就是丝绸之路。而欧洲特别是英国显然处于世界的边缘地带。
自从丝绸之路中断以后，很多国家都想恢复。恢复丝绸之路是百年梦想，因为欧亚大陆内陆国家物流成本非常高，根本竞争不过海上，而产业链都是沿海布局，内陆地区就落后了。不打通丝绸之路，内陆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就难以消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先后提出了东西文明对话、欧亚大陆桥的概念。第一个欧亚大陆桥是从海参崴到鹿特丹，第二个是从连云港到鹿特丹，第三个是从昆明到鹿特丹。这些理想因为“一带一路”而全部实现，而且是超越实现，今天欧亚大陆已开通35对欧亚快线。其他国家也有一些复兴丝绸之路的想法，包括日本、美国等。中国最晚提出丝绸之路复兴计划，却是最成功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100年前，李希霍芬的学生瑞典人赫定（Sven Hedin）就预测到中国要复兴丝绸之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条交通干线（丝绸之路）是穿越整个旧世界的最长的路。从文化—历史的观点看，这是联结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重要的纽带……中国政府如能使丝绸之路重新复苏，并使用现代交通手段，必将对人类有所贡献，同时也为自己树起一座丰碑。”
“一带一路”倡议可谓“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国际经济体系已经全球化，而世界政治结构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这是全球治理的软肋。基辛格博士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写道：“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
“一带一路”能否成功，就看它能否解决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一带一路”就是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解决世界问题，在解决世界问题时解决中国问题。“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实现了国际政治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到地缘文明的跨越。
超越地缘政治：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传统地缘政治的牺牲品、文明与板块断裂带，如今成了欧亚互联互通的香饽饽。中东欧国家本为欧洲的边缘地带，如今成为欧亚连接处；塞尔维亚本是大国角逐的弃儿，如今成为中欧陆海快线的节点、“16＋1”合作非欧盟成员国的领头羊和基础设施欧方协调国；波兰从俄德对峙的牺牲品到“16＋1”合作的领头羊、中国进入欧洲的门户，告别非欧元区国家的尴尬而在中东欧国家中率先加入亚投行；乌兹别克斯坦从传统内陆国变成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的节点国……原因都是一样的，因为有了“一带一路”倡议，这些国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超越地缘经济：地理环境不仅规划了政治版图，也促进了经济合作。然而，地理因素、区域经济是地缘经济的主要表征，跨国公司是地缘经济中最活跃的要素。“一带一路”空间重点走向可以用“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来概括。“六廊”就是六大经济走廊；“六路”就是铁路、公路、水路、空路、管路、信息高速；“多国”就是培育若干支点国家；“多港”就是建设若干支点港口。
塑造地缘文明：“一带一路”建设强调市场化运作，但也体现正确的义利观，强调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统一。沙特麦加轻轨铁路被誉为穆斯林“朝觐之路”，就超越了经济—政治考量，缩短的不仅是空间距离，更是心理距离。该轻轨是沙特阿拉伯王国用于缓解每年数百万穆斯林在朝觐期间的交通压力，在伊斯兰教第一圣城麦加投资兴建的铁路，全长18.25公里，是沙特第一条轻轨铁路。2009年2月10日中沙两国签订合同，2010年9月23日全线铺通，2010年11月14日开通运营。而中国—尼泊尔—印度的经济—文化走廊，打造的是佛教朝觐之路，是“一带一路”倡导地缘文明的又一例证。
在此基础上，“一带一路”从三个方面创新了文明的逻辑：
一是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交流的前提是平等。近代以来，西方以先进文明自居，凭借工业文明优势通过坚船利炮打开各国大门，摧毁了各种古老文明，打乱了其他文明发展进程，造成巨大的文明隔阂和灾难。21世纪的今天必须开创有别于近代的合作模式。不同于近代以来西方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以国际掠夺、竞争为常态，而合作、妥协为非常态，也不同于战后西方对外援助等各种名目的国际合作模式，“一带一路”依靠中国与沿线国家已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主动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把中国现在的产能优势、技术优势、资金优势、经验和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将中国机遇变成世界机遇，融通中国梦与世界梦。
二是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互鉴的前提是尊重。尊重文明差异性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就是尊重发展模式多样性，鼓励各国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建立文明伙伴关系，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习近平主席2013年10月在印尼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时就特别强调建立“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其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他都明确表示，“一带一路”不搞势力范围，而是推动大家一起加入朋友圈，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络。
三是以文明进步超越文明优越感。进步的前提是学习。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学习其他文明，学习时代新知识，才能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否则就会故步自封，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优越感中被时代淘汰。当今世界，新产业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蓄势待发，国与国争夺的焦点在于创新，创新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来源和缩小南北国家差距的重要手段。中国逐渐成为创新领先者，“一带一路”着眼于21世纪的全球化，推动人类文明创新和各种文明的共同进步。
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一带一路”，就是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实现包容性全球化。
自从古丝绸之路中断后，欧洲人走向海洋，通过地理大发现殖民世界，开启所谓的全球化。然而，这是真正的全球化吗？打开夜晚的世界版图可以发现，只有日本、北美和欧洲发达国家沿海地区才灯火辉煌，证明其实现了现代化，而世界的其他地方在卫星上看不到灯光，依然生活在“贫困的黑暗”之中，所以“一带一路”就是要让所有人在晚上都有电，见到光，这才能搞工业化。按照世界银行数据，当今世界产出的80％来自于沿海地区的100公里以内的地带，因为地球71％面积被海洋覆盖，90％贸易通过海洋进行。这种西方中心的海洋型“全球化”其实是“部分全球化”（partial globalization），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互联互通，帮助内陆地区寻找海洋，帮助南方国家实现工业化，助推人类文明的共同复兴，打造更包容的全球化（inclusive globalization）。
如果我们把作为古代东西方贸易与文明交流之路的丝绸之路称为“全球化1.0时代”，其单元是文明，载体是欧亚大陆，动力是贸易、文化，遵循“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近代西方开创的全球化称为“全球化2.0时代”，是以民族国家为单元，通过海洋实现全球贸易、投资扩张，确立西方中心世界；那么，“一带一路”是21世纪的跨洲际合作倡议，不只是打通历史上中断的丝绸之路，而是借助丝绸之路的历史概念，开创“全球化3.0时代”：秉承“万物互联”，运用3D打印机、大数据和智慧城市，推动EWTO进程，开发和应用包容性技术——改变传统技术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状态；创新和实施包容性制度安排——推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更加公正、合理、包容；开创包容性全球化——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千年梦想。因此，“一带一路”旨在圆梦欧亚大陆互联互通的百年憧憬，携手开创“全球化3.0时代”。
“一带一路”着眼于欧亚地区的互联互通，着眼于陆海联通，是对传统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扬弃。美战略家康纳（Parag Khana）在《超级版图》一书中提出，传统全球化——关税减让，最多能推动世界经济增长5％，而新型全球化——互联互通，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10％—15％。
因此，“一带一路”给全球化提供更强劲动力，并推动传统全球化，朝向开放、均衡、包容、普惠方向发展。据彭博社预测，到2050年，“一带一路”会新增30亿中产阶级。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中也提到，希望用10年时间，使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年贸易额突破2.5万亿美元。“一带一路”是一种包容型的全球化。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将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架构。同时，“一带一路”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让老百姓在其中有更多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是老百姓版本的全球化，是“南方国家”的全球化，这与跨国公司或少数利益集团把世界变成投资场所的全球化有本质的不同。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出现再造中国与再造世界的双重逻辑：通过再造中国而再造世界——“一带一路”建设正在超越西方中心论，打造东西互济、陆海联通的新中国、新世界，开创包容性全球化；通过再造世界而再造中国——从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到全球中国。
传统中国，正在经历“一带一路”建设所开启的三大文明转型：从农业文明向工业—信息文明转型，从内陆文明向陆海兼备文明转型，从地域性文明向全球性文明转型，从而超越现代中国身份，树立全球中国新身份，走出近代而告别西方，助推中国成为新的世界领导型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