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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时分我就动身了，我不想等到晚上。我找到一家只有两扇橱窗的小店，里面陈列着收音机、电熨斗、吹风机、搅拌机和其他电动厨房用具，到处是镀铬的金属，锃光瓦亮，可门却锁着。我等了一会儿，然后想到罗伯特·希尔施大概去吃午饭了。我有些失望地转身离开，突然感觉到自己也饥肠辘辘了。我茫然四顾，想吃点儿东西，却不能花太多的钱。我在下一个街角看到一家店，看上去像个药房，橱窗里摆着盥洗器、瓶装花露水以及阿司匹林广告，门开着，我看到里面有人坐在类似吧台的地方吃东西，我走了进去。“来点儿什么？”一位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小伙子不耐烦地问我。

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这是我头一回在美国点吃的。我指了指邻座的盘子。“汉堡包？”小伙子大声问。

“汉堡包！”我出乎自己意料地答道。不曾想到，自己说出的第一个英文词居然是德文。

汉堡包味道不错，我又吃了两个小面包。这时那小伙子又吼了句什么，我没听懂他那不连贯的句子，可我看到邻座的人正在吃冰激凌。我又指了指他的碟子，冰激凌我可是有年头没吃了。可那小伙子这回对我的回答不满意，他指了指自己身后的一块长牌子，喊得底气更足了。

我的邻座看了我一眼，他秃顶并蓄着海象胡子。“要哪种？”他问我，语速慢得像跟孩子讲话。

“普通的。”为了摆脱困境我答道。

那只“海象”微微笑了笑。“这儿一共有四十二种不同品种的冰激凌。”他解释说。

“什么？”

那男子指了指牌子：“您挑吧。”

我辨认出“开心果”一词。在巴黎，那些流动小商贩在咖啡桌旁兜售开心果，我不知道还有这种冰激凌。“开心果的，”我说，“再要一种椰子的。”

我付了账，慢慢往外走，这是我第一次在一家药房 用餐。往外走的半路上，我看到了卖药品的柜台，这儿也能买到橡胶手套、书籍和金鱼。来到街上后我捉摸，这个国家有点儿意思：四十二种冰激凌，战争，可是看不见一兵一卒。

我走回劳施旅馆，老远就认出了它那破败的大理石外墙，在这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它对我似乎有一种临时故乡的意义。不见弗拉基米尔·莫伊科夫的影子，也没有别的人在，整个旅馆像死绝了似的。我穿过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周围有几株栽在木桶里的棕榈无精打采的，这里也杳无人迹。我拿了钥匙，走进楼上自己的房间，和衣躺在床上小歇片刻。醒后，我不知自己身在何方，我做梦了，是个噩梦。此刻房间里充满了飘忽不定的玫瑰色朦胧。我站起身向窗外望去，两个黑人在向外抬垃圾桶，其中一个桶的盖子掉落下来，在水泥地上发出咣当声。现在我能忆起自己梦见了什么，我本以为这些经历不会漂洋过海追随我到这里的。我走到旅馆大堂，莫伊科夫在了，他和一位非常娇小的老妇人坐在桌旁，挥手同我打了个招呼。我看了看表，时间不早，该去罗伯特·希尔施那儿了。我睡的时间比自己意料的要长。

一堆人挤在罗伯特·希尔施的店铺前，我以为出了什么事故或是警察来了，这总是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我很快从人群中挤了过去，这时我听到一个极大的嗓门在讲话。橱窗里正摆着三只扬声器，店门大敞着，那声音就是从扬声器中传出来的。店里黑暗一片，而且空空如也。

我突然看见了希尔施，他和听众一起站在店外。我一眼就认出了他那长着略呈红色的头发的瘦脑瓜，他没有变样。“罗伯特！”我站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轻轻叫了一声，却被扬声器传出的三重强音盖过了。

他没听见。“罗伯特！”我大声喊了起来。“罗伯特！”

他猛转过身，一脸惊喜。“路德维希！是你吗？什么时候到的？”

“今天早晨。我已经来找过你一趟，可是吃了闭门羹。”

我们握了手。“你来了真好，”他说，“太好了，路德维希！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呢。”

“我也以为你不在人世了呢，罗伯特。在马赛，人们到处都在议论此事，甚至有人说亲眼看到你被枪杀了。”

希尔施笑了。“流亡者的饶舌！再说一个人如果常常被人传说已经死去，那他就会活得更长。你来了真好，路德维希！”他指了指橱窗里那三个扬声器。“罗斯福！”他说。“你的救星正在演讲，咱们听听吧。”

我点点头。反正经扬声器被放大了的超强音已经遮盖了任何情绪，何况我们已经不习惯流露情绪了。人们在苦路上常常彼此走散，有的后来能再聚首，有的就成了永别。这似乎已成为家常便饭，人们不再为此激动，甚至对此保持缄默。有人死亡，有人被捕，也有其他人日后会重逢。只要活着，这就够了。在欧洲，活着就是最大的胜利，我想。在这儿则另当别论，想到这我激动起来。而总统的讲话我几乎一点儿也没听懂。

我看到希尔施也没有专心听，他在观察橱窗前的人们。大多数人毫不动情地站在那儿听，有几个边听边评论。有个把金色头发高高梳起的胖妇人鄙视地笑着，做了个鬼脸，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然后就一步三晃地扭着腰肢走了。“They should kill that bastard！” 我身旁一个穿方格运动衫的男子咬牙切齿地说。

“‘kill’是什么意思？”我问希尔施。

“杀死，”他微笑着解释说，“谋杀，这你应该知道的。”

此时，扬声器中传出的声音戛然而止。“就为这个，你就让所有的设备都运作起来？”我问。“作为一种强制教育手段，让人们学会宽容？”

他点了点头。“我的老毛病，路德维希。我仍旧欲罢不能。但毫无指望，到处都一样！”

聚集的人群很快散了。只有那个穿格子运动衫的男人没走。“你们在那儿到底说的什么语言？”他嘟囔着问。“德语？”

“法语，”希尔施不动声色地回答，其实我们刚才说的是德语，“您的盟国的语言！”

“天下难寻的盟国！我们替他们打仗。这都是罗斯福的馊主意！”

那男子摇摇晃晃地走了。“老一套，”希尔施说，“仇外是愚昧最真切的标志。”然后他望着我说：“你瘦了，路德维希！也老了。我以为你死了！奇怪，只要是有些日子没有听到另一个人的消息，人总会马上这么想。其实我们并没老到这份儿上啊！”

我笑了。“这都是该死的生活给逼的，罗伯特。”

希尔施与我年纪相仿，三十二岁，可看上去比我年轻得多，也比我瘦小。“我也确信你已经不在人世了。”我说。

“这种谣言是我自己散布出去的，为的是能更顺利地出逃，”他回答说，“当时已是箭在弦上！”

我们进了他的店铺，里面一台收音机中正传出为一块墓地做的短小广告，声嘶力竭。“干燥的沙地，”这我听懂了，“宜人的风景！”希尔施把收音机关掉了，然后他从一个小冰箱中取出酒杯、冰块和一瓶酒。“这是我最后一瓶苦艾酒，”他解释说，“今儿这个日子咱们得把它打开喝了。”

“苦艾酒？”我问。“是真货吗？”

“不，不是真货，冒牌的，一切都是伪造的。保乐酒 ，但还是巴黎货呢。干，路德维希！因为我们还活着！”

“干，罗伯特！”我讨厌保乐酒，它一股甘草和八角茴香味儿。“你最后待在法国什么地方？”我问。

“我在普罗旺斯一家修道院里藏了三个月。神父们很可爱，他们想让我成为天主教徒，却也不坚持非如此不可。此外还有两名被击落的英国飞行员藏在那儿。为谨慎起见，我们三个人都穿上了僧袍。我利用那段时光提高自己的英语，我那淡淡的牛津口音就是那时候学来的，那两位飞行员都在牛津受过教育。莱文把你的钱全捞走了吧？”

“没有，他只拿走了你送给我的。”

“那就好！所以我才让他把钱带给你，”希尔施笑着说，“这儿还有一部分，是我没有托他带给你的，否则这钱也得进了他的腰包。”

他掏出两张五十美元的钞票，塞进了我的兜里。“我现在还不需要，”我说，“我自己还有足够的钱，比在欧洲时候的钱还多！先让我试试自食其力吧。”

“胡扯，路德维希！我完全了解你的财产状况。再说，一个美元在美国的价值只有在欧洲的一半，因此在这儿受穷要比在别处困难一倍。你还听到过约瑟夫·里希特的消息吗？我去西班牙时，他在马赛。”

我点点头。“他也是在那儿被捕的。在美国领事馆前，他来不及逃进领事馆。你知道那里当时的情况。”

“是的，”他说，“我知道。”

盖世太保和法国宪兵最喜欢在外国驻法国领事馆附近逮捕人。大多数流亡者都试图去那里申请出境签证，只要他们待在享有治外法权的领事馆内，他们的安全就有保障。但一旦他们从那里出来，就常常被抓获。

“还有维尔纳呢？”希尔施问。“他怎么样了？”

“被盖世太保打残后带走了。”

我不问罗伯特·希尔施他自己是如何逃离法国的。他同样也不问我。这还是我们的老习惯——不知道的事情，自然也就无从泄露——因为谁都不知道，自己能否挺得住现代化刑具的严刑拷打。

“这是个什么样的民族啊！”希尔施突然感慨道。“如此丧心病狂地迫害自己流亡者的民族算个什么民族！我们竟然属于这个民族！”

他呆呆地在那儿出神，我们沉默了片刻。“罗伯特，”我问道，“坦嫩鲍姆是谁啊？”

他猛地从沉思中回过神来。“坦嫩鲍姆是个犹太银行家，”他答道，“他在这儿定居多年了，很富有。如果求他办事，他总是乐于助人。”

“噢，那是谁求他帮我的呢？是你吗，罗伯特？又是逼人向善？”

“不，路德维希。不是我，是世上流亡者最温柔敦厚的主心骨——杰西·施泰因。”

“杰西？她也在这儿？谁把她带到这边来的？”

希尔施笑了。“她自己，路德维希。而且完全单枪匹马，还极为舒适，甚至可以说是奢侈。她到美国来，就像当年福尔贝格去西班牙那样。你在这儿还会碰到更多的熟人，甚至就在劳施旅馆中。毕竟大家没有全死绝或被捕。”

两年前福尔贝格曾在法国与西班牙边境滞留数周，他既没有弄到法国的出境签证，也没有搞到西班牙的入境签证。当其他流亡者沿着比利牛斯山脉的秘密小道翻越国境时，不善攀岩的福尔贝格绝望之下只好租了一辆老掉牙的劳斯莱斯，那辆车的汽油大概还够行驶三十公里，他们沿公路主干道直接驶向西班牙。车主充当司机，他把自己一套最好的、挂满军功章的西服借给了福尔贝格，这位悠闲自得地坐在后座上，骄傲地炫耀着财富与军功。不出所料，没有一位海关人员向劳斯莱斯的“车主”索要签证。相反，他们一窝蜂地挤在发动机旁，听福尔贝格和蔼可亲地给他们讲解发动机的特点。

“难道杰西·施泰因也是开劳斯莱斯车来纽约的？”我问。

“不，路德维希。但她是战前乘最后一班‘玛丽王后’号轮船来的。她到达时，签证的有效期还有两天，后来延长了六个月，以后每六个月延长一次。”

我突然屏息凝神盯着希尔施。“真有这种事吗，罗伯特？”我问。“签证在这儿可以延期？旅游签证也可以吗？”

“只有旅游签证才可以，其他签证不需要延长，就是那些所谓真正的限额入境签证，持有这种签证有望在五年后获得国籍。而且一下就能先拿到今后十年或二十年的签证！有了限额入境签证甚至可以打工，旅游签证是不允许打工的。你的签证有效期是多长时间？”

“八周。你真相信可以延期吗？”

“为什么不可以？莱文和沃森相当能干。”

我在椅子上往后一靠，突然如释重负。这是多年以来头一回觉得轻松，希尔施看着我笑了。“今晚我们得庆祝你以流亡身份进入了市民生活阶段，”他说，“咱们出去吃一顿。苦路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路德维希。”

“只到明天，”我说，“明天起我得去找打工机会，这样马上就又违法了。纽约监狱的条件怎么样？”

“民主，有些还配备有收音机。要是碰上没有的，我给你送一台过去。”

“美国也有拘留营吗？”

“有，但不同之处在于那里关的主要是纳粹嫌疑犯。”

“这转折可够大的！”我站起身。“我们去哪儿吃饭呢？去一家美国药房？今天中午我就在一家药房吃的，很好。那儿供应避孕套和四十二种冰激凌。”

希尔施乐了。“那是家兼营快餐的杂货店。不去那儿，我们今天去别的地方。”

他锁上店铺的门。“这家店是你的吗？”我问。

他摇摇头。“我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店员，”他突然苦涩地说，“一个从早忙到晚的无聊的售货员。谁曾想到会是这种下场！”

我没搭茬。我要是能当上售货员就知足了。我们走到街上，一抹淡淡的晚霞无助地挂在楼宇间，似乎它是冰冷的，而且不属于这里。晴朗的天空中有两架飞机嗡嗡飞过，没人为此分心，没人往门洞里躲，也没有人就地卧倒。双排的路灯亮了起来，楼房上的霓虹灯广告瞬息万变，就像五彩猴子在爬上爬下。欧洲这个钟点已经到处一片漆黑，如同在矿井深处。“此地真的无战事。”我说。

“没有，”希尔施回复道，“此地无战事。没有废墟，没有危险，没有轰炸，你指的是这些吧？”他笑了。“没有危险，取而代之的则是无所事事的等待导致的彻底绝望。”

我凝神望着他，他的脸又变得让人捉摸不透了。“我想，这我能忍受相当长的时间。”我说。

我们拐进一条马路，它被红黄绿三色的交通信号灯照得很亮。“我们去一家海鲜馆，”希尔施说，“你还记得我们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在法国一起吃过鱼吗？”

我笑了。“这我还记得一清二楚。是在马赛，我们在老港口附近的巴索餐厅吃的。我点的是海产什烩配番红花，你要的是虾仁沙拉。是你请的我，也是咱们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可惜没吃完，我们发现餐厅里有警察，就溜之大吉了。”

希尔施点了点头。“这回你可以放心吃完，路德维希。再也不会遇到生死攸关的事了。”

“谢天谢地！”

我们站在一家灯火通明的餐馆前。两个大橱窗里摆着各种鱼和别的海鲜，它们被放在一大堆细碎的冰块上。一大排翻着白眼的鱼银光闪闪；虾则呈粉红色，已经煮熟了；但大龙虾们还活着，它们看上去就像穿黑色盔甲的古代骑士。一开始我们没看见，后来才发现它们的触角和眼睛，眼睛像纽扣一样向外凸出并会转动。它们盯着人看，爬几下，再盯着人看，像大剪刀一样的巨螯缓慢地活动着。人们把木钉敲入它们的关节，这样它们就不能用巨螯截断同类的肢体了。

“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我说。“被放到冰上，受束缚，无力反抗！就像没有护照的流亡者。”

“我给你要一只，来只最大的。”

我没同意。“今天不吃，罗伯特。我不想第一天在这儿就大开杀戒。让这些不幸的龙虾活着吧！即便是这种可怜的生存方式，对它们来说大概也是一种活法，它们会捍卫它的。我宁可要小虾，它们已经被煮熟了。你呢？”

“来只龙虾！我想解救它脱离痛苦！”

“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我说，“你的更实用，我的更虚伪。”

“这会马上发生变化的。”

我们走进餐馆，一股热气迎面扑来。餐馆里弥漫着一股醉人的鱼香，几乎座无虚席。跑堂们托着大盘大碗匆忙奔走，盘碗中露出的巨大蟹腿看上去如同食人族节日吃剩的骨头。一张桌旁坐着两名警察，他们胳膊肘支在桌上，手里攥着螃蟹腿在啃，就像在吹口琴。我本能地站住了脚，向出口望去。罗伯特·希尔施推着我继续往里走。“你不需要再逃跑了，路德维希，”他笑着说，“但合法也需要勇气！有时比逃跑需要更大的勇气。”

我坐在有丝绒沙发的小厅里学习英语语法，在劳施旅馆，这间小屋被称作沙龙。天已经不早了，但我仍不想睡觉。莫伊科夫在隔壁的小接待室忙乎。过了片刻，我听见有人走进来，听声音来者是个跛子。这跛行有点特别，其磕绊方式听上去如同切分音，这让我想起在欧洲认识的一个熟人。由于光线太暗，我看不清来者。

“拉赫曼！”我随便叫了一声。

那个人站住了。“拉赫曼！”我又重复了一遍，并打开顶灯。天花板上，新艺术主义 风格的三枝形吊灯洒下昏黄、柔弱而惨淡的灯光。

那男子冲我眨了眨眼。“天哪，路德维希！”然后他问：“你是什么时候住到这里的？”

“三天了。一听脚步声我马上知道是你。”

“是从我那该死的一脚轻一脚重的跛行上听出来的？”

“是从你那华尔兹舞步听出来的，库尔特。”

“你是怎么过来的？拿到罗斯福签证了？你是不是在欧洲宝贵知识分子名单上，属于必须得拯救的？”

我摇了摇头。“咱们当中没人在那个名单上。咱们那帮可怜虫还没那么出名。”

“我肯定不行。”拉赫曼说。

莫伊科夫走了进来。“你们认识？”

“是的，”我说，“我们早就认识。我们一块儿蹲过许多监狱。”

莫伊科夫把枝形吊灯又关上了，然后拿出一瓶酒。“这回可该喝点儿伏特加了，”他说，“该庆祝就得庆祝。这伏特加算在旅馆账上，我们这儿格外好客。”

“我不喝酒。”拉赫曼回复道。

“我把这茬儿给忘了！”说着莫伊科夫只给我一个人倒了一杯。“流亡的一个好处是，人们必须经常告别，然后就能庆祝重逢，”他解释说，“这令人产生一种人生漫漫的幻觉。”

拉赫曼和我都没搭腔。莫伊科夫属于另一代人，是1917年逃离俄国的。令我们仍旧怒火中烧的事，在他早就成了茶余饭后的传闻了。

“干杯，莫伊科夫！”我终于说道。“我们怎么没有生成瑜伽修行者，或是生在瑞士？”

拉赫曼干笑道：“我要是没有在德国以犹太人身份来到这个世界，就已经知足了！”

“你们是世界公民的先驱，”莫伊科夫不动声色地说，“你们的举止起码得像先驱的样。有朝一日，人们会为你们竖立纪念碑的。”

他去柜台给房客拿钥匙。“玩笑大王，”拉赫曼在他身后说，“你也替他做事吗？”

“做什么事？”

“伏特加、海洛因、赌博一类的？”

“他搞这些？”

“有人这么说。”

“你也是为此而来的？”我问。

“不是。但我以前也在这儿住过，差不多和每个新来的人一样。”

拉赫曼用心怀叵测的眼神望着我，然后就坐到我身旁。“我对住在这儿的一个女人朝思暮想，”他小声说，“你想象一下：一个四十五岁的波多黎各女子，有只跛足，是车祸造成的。她与一个墨西哥籍的皮条客有染，这皮条客愿意以五美元的价格为我们提供方便。我还能出更高的价，但她不愿意。这女人很虔诚，真倒霉！她对他忠诚，他为此揍了她。尽管如此，她还是不愿意。她相信，上帝在云端监视着下界，夜里也在瞧着。我对她说上帝近视眼，早就近视了。毫无用处！可她收了钱！也答应了！她把钱给了拉皮条的，不守信用，还笑。然后再答应。现在我让她折磨得快疯了！毫无希望！”

因为跛腿，拉赫曼有了心理障碍。据说以前他在柏林是个大色鬼。一名党卫军冲锋队队员听说后，把他拖到冲锋队聚会的酒馆，打算把他给阉了，结果被警察阻止——那还是1933年——没干成。拉赫曼只是被打掉了几颗牙，阴囊上留下疤痕，而且一条腿被打断了四处。他的腿恢复得不好，因为医院已经拒绝收治犹太人了。他此后就成了跛子，从而偏爱身体有轻微残疾的女子。只要有结实的丰臀，他都来者不拒。他声称在法国鲁昂 认识了一个有三个乳房的女人，那女人成了他的最爱。警察两次在那女人那儿抓到他，并把他驱逐到瑞士，但他坚定不移地第三次回到那女人身边，就像孔雀蛾飞翔数公里去寻找关在铁丝笼中的雌蛾一样。结果，人们把他在鲁昂的监狱里关了四周，然后又被驱逐。他没能再次回到那里，仅仅是因为此间德国人已经侵入法国。希特勒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救了犹太人拉赫曼一命。

“你没有变，库尔特。”我说。

“人从来不会变的，”拉赫曼神色阴郁地说，“人被打趴下的时候会千百次地赌咒发誓，要改变自己，可刚能喘过气来，就忘了自己的誓言。”拉赫曼自己喘了口气。“这到底是英雄行为还是傻瓜举止呢？”

“英雄行为，”我说，“到了我们这个份儿上，就该用最好的形容词和定语来美化自己。”

拉赫曼擦了擦脑门上的汗，他的脑袋长得像海豹。“你也没有变！”他叹了口气，掏出一个用棉纸裹着的小包。“念珠，”他解释道，“我做这种生意。圣人遗物和护身符，还有圣像、塑像和供奉用的蜡烛。我成功地被引荐进了天主教社交圈。”他高举起念珠。“真银和象牙的，教皇亲自祝福过的。你觉得这会打动她吗？”

“哪位教皇祝福过？”

他恼火地盯着我。“庇护！庇护十二世 ，不是他还能是谁？”

“要是本笃十五世 会更好。首先，他已经去世，这会导致升值，就像邮票一样。另外，他不是法西斯分子。”

“你总是开这种愚蠢的玩笑！我把这事儿给忘了！最后一次，在巴黎……”

“打住，”我说，“不要回忆过去！”

“不回忆就不回忆。”拉赫曼犹豫了片刻，还是忍不住要倾诉。他边打开另一个棉纸裹着的小包边说：“耶路撒冷客西马尼园 的橄榄枝！绝对原件，有印章和书面证明！她看到这个，一定会动心的，是吧？”他用充满祈求的眼神凝视着我，等待我的回答。

我着迷地看着这些东西。“做这种买卖有赚头吗？”我问。

他突然起了疑心。“刚够糊口的，怎么？你想跟我竞争吗？”

“只是好奇而已，没别的意思，库尔特。”

他看了一眼表。“十一点钟我得去接她。祝我好运吧！”他站起来，整理了一下领带，一瘸一拐地向楼上走去，然后又转过身忧伤地说：“我有什么办法呢！谁让我是天生的情种呢！真是苦不堪言，我早晚得为情而死。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值得人眷恋的呢？”

我合上语法书，向后靠坐在沙发上。从我坐的位置可以看到一段街景。旅馆门开着，天气很热，外面一盏弧光灯的光线一直照到入口处的柜台，然后消失在楼梯的昏暗中。对面的镜子中有一缕惨淡的灰色，它徒劳地想变成银色，我心不在焉地望着镜面。由于镜子的反光，红丝绒沙发椅几乎呈紫色，瞬间，上面的污迹看上去仿佛是干了的血迹。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这种痕迹？血，已经干了的血，是在一间斗室中，窗外残阳如血，将室内的一切都怪异地反衬得色彩全无，只剩下一片毫无质地的灰、黑以及这种黑暗的紫红。倒在地上的是扭曲的遍体鳞伤的躯体，窗前一张脸突然转过来，一半被夕阳斜照着，另一半仍旧笼罩在阴影中。一个带鼻音的高嗓门厌倦地说：“继续！带下一个进来！”

我迅速站起身，重新打开顶灯并环视四周。冠状吊灯的微弱灯光现在又像灰黄色的雨点一样照射到椅子和丝绒沙发上，勃艮第葡萄酒色的沙发像从前一样丑陋。没有血。我往镜子里望去，只看到接待柜台那幽暗与扭曲的画面，别无他物。

“不，”我大声说，“不！不是这里！”

我向门口走去。站在柜台后面的莫伊科夫抬头看见了我。“我们要不要下一盘棋？”

我摇了摇头。“待会儿。现在我想出去走走，看看纽约的商店和灯光。欧洲每逢这个时辰都一片漆黑，如同在煤窑里。”

莫伊科夫满腹狐疑地看着我，然后摇了摇他那大脑袋。“您可千万别跟女人搭讪，”他说，“她会叫警察的。纽约不是巴黎。欧洲人一般不知道这点。”

我站住了。“难道纽约没有妓女吗？”

莫伊科夫脸上的褶子变深了。“妓女不上街，警察看见她们会赶。”

“那么在妓院里呢？”

“那儿警察也赶她们。”

“那美国人如何繁殖自己呢？”

“通过世俗婚姻，这种婚姻还受到强大无比的妇女协会的保护。”

这是我没有料到的。看来人们在纽约迫害妓女就像在欧洲迫害流亡者一样。“我会小心的，”我说，“再说我的英语还没有好到能跟女人搭讪的程度。”

我来到街上，眼前的街道虽然被灯光照得如同白昼，却索然无味。这个钟点在法国正是妓女们穿着高跟鞋招摇过市的时候，或者是她们风情万种地站在防空式路灯那幽暗的蓝光中。她们是非常坚韧的一类人，连盖世太保都不怕。她们也是孤独流亡者的露水伴侣，如果这些流亡者忍受不住寂寞，身边又有一点儿钱的话，就可以很快买到一小时平淡的柔情。我望着那些堆满了火腿、香肠、菠萝和奶酪的精美食品店。别了，我想，你们这些巴黎的夜间性伴侣！我今后恐怕只能手淫、过僧侣般的禁欲生活了！

我站在一家商店前，店里挂着一块纸牌子，上面写着：热Pastrami 。这是家精品美食店，尽管已经是半夜，还开着门。纽约好像就没有法定的打烊时间。

“来一份热Pastrami。”我说。

“放黑麦面包片上？”售货员指了指一种黑麦面包。

我点了点头。“来条黄瓜。”我指了指一种芥末腌黄瓜。

售货员把盘子递给我，我坐上吧台高脚凳吃了起来。我不知道什么是Pastrami，原来是热的罐头牛肉，很可口。这些天我吃什么都香极了，我总是饿，总有好胃口。埃利斯岛上的伙食有种独特的味道，人们传说里面放了苏打，是为了抑制性欲。

除了我，吧台边还坐着一位美女。她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脸就像是大理石雕塑出来的。打了蜡的头发让她看上去仿佛埃及的斯芬克斯。她化了很浓的妆，要是在巴黎，人们会把她当成妓女，只有妓女才这么浓妆艳抹。

我想起希尔施，下午我去过他那儿。“你需要一个女人，”他说，“尽快！你一个人已经太长时间了。最好找个女流亡者，她能理解你。你也能跟她谈得到一块儿。可以说德语或法语，甚至英语也行。孤独是一种傲慢而可怕的病，我们已经尝够了它的苦头。”

“找个美国女人如何？”

“暂时先别找，几年以后也许可以找。别给自己找不必要的麻烦，你的烦心事已经够多了。”

我又要了一份巧克力冰激凌。两个同性恋者牵着一条杏黄色的哈巴狗进来买香烟和莎莉雪藏蛋糕 。我想真滑稽，大家都以为我会猴急地冲向女人，而我则根本没有这种欲望。大街上不同寻常的灯光倒还令我更为兴奋。

我慢吞吞地走回旅馆。

“一无所获？”莫伊科夫问。

“我根本没有寻找什么。”

“那更好。那我们就可以安安静静地下盘棋了。还是您累了？”

我摇摇头。“自由了就不会轻易觉得累了。”

“或者正因为自由了，才会觉得累。”莫伊科夫反驳说。“一般流亡者来到这里后都会累瘫的，经常会睡几天几夜。我想是彻底安全后的精疲力竭。您不是这样吗？”

“不。至少我还没有感觉到累。”

“也许稍后会感到的，疲倦感肯定会来的。”

“好。”

莫伊科夫去取棋子。“拉赫曼走了吗？”我问。

“还没有。他仍旧在他心仪的女人那儿。”

“您认为他今天会如愿以偿吗？”

“怎么会呢？她会和他与那位墨西哥人一起去吃饭，让他付账。他一直是这样吗？”

“据他说不是，他说自己自从跛腿后就有了心理障碍。”

莫伊科夫点了点头。“也许吧，”他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您难以想象，上了年纪，很多事情都无所谓了。”

“您在这里多长时间了？”

“二十年了。”

我看见有个人影跨门而入。是个上身稍微有些前倾的年轻女子，瘦长脸。她面色苍白，有双明亮的灰眼睛，头发红褐色，看上去像染过似的。“玛丽亚！”莫伊科夫惊讶地脱口而出，站起身问道：“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

我也站了起来。莫伊科夫吻了吻这位姑娘的两颊。她个子比我矮一些，穿着一身紧贴在身上的套装。她说话有些仓促，声音沙哑，铿锵有力。她没有注意到我。“来杯伏特加？”莫伊科夫问。“或是威士忌？”

“伏特加吧。不过只要一点点！我还得上路，去拍照。”

“这么晚了还拍照？”

“摄影师只有这么晚才有时间。给衣帽拍广告。小帽子，小得不能再小了。”

我看到她本人就戴着一顶帽子，更确切地说是一顶小便帽，黑色，斜压在头上，几乎看不出来。

莫伊科夫去拿酒。“您不是美国人吧？”这位姑娘问我。她与莫伊科夫刚才说的是法语。

“不是，我是德国人。”

“我恨德国人。”她说。

“我也恨。”我回复道。

她吃惊地盯着我。“我不是这个意思！”她迅速解释说。“不是恨具体什么人！”

“我也不恨具体什么人。”

“您得理解：现在正打仗。”

“是的，”我冷漠地回答，“我也知道，现在在打仗。”

我因自己的国籍受到辱骂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时在法国这曾是家常便饭。战争是进行简单归纳的大好时光。

莫伊科夫拿来一瓶酒和三个小酒杯。

“别给我倒。”我说。

“您生气了？”姑娘问道。

“没有，我只是什么都不想喝。我希望这不会也影响到你们的情绪。”

莫伊科夫会心一笑。“干，玛丽亚！”他边说边举起酒杯。

“酒是神仙给我们的馈赠！”姑娘说罢一仰脖就把自己那杯干了，活像一匹小马驹。

莫伊科夫举起酒瓶。“杯子很小，再来一杯？”

“谢了，弗拉基米尔。够了，我得走了。再见！”

她也伸手与我告别。“再见，先生。”

她握手用力之大超过了我的预料。“再见，女士。”

莫伊科夫把她送到门外，回来后问道：“她惹你生气了？”

“没有，是我自找的。我本可以说自己拿的是奥地利护照。”

“别想太多。她没别的意思，只是有口无心。一开始她几乎令每个人恼火。”

“真的吗？”我不快地问。“其实要想让每个人恼火她还不够漂亮吧。”

莫伊科夫眨了眨眼。“她今天情绪不好。认识她时间久了，就能发现她身上的优点。”

“她是意大利人吗？”

“我想是吧。她叫玛丽亚·菲奥拉。像这里的许多人那样是个混血儿，母亲是西班牙或是俄国犹太人。她是摄影模特儿，以前在这儿住过。”

“像拉赫曼一样。”我说。

“像拉赫曼，像希尔施，像勒文施泰因和许多其他人那样。”莫伊科夫回复道。“这里是一所便宜的国际荒漠商旅客栈，比流亡者初来乍到住的各国犹太人隔离区要高一个档次。”

“犹太人隔离区？这儿也有这种地方？”

“不过是人们这么叫罢了。许多流亡者更喜欢和同胞们住在一起。过一阵子他们的孩子们就向往搬出去了。”

“这儿也有德国犹太人隔离区？”

“当然，在约克镇。就是八十六街和兴登堡 咖啡馆周围的那个区。”

“什么？兴登堡？在战争时期还起这么个名？”

莫伊科夫点了点头。“德国侨民往往比纳粹还坏。”

“流亡者呢？”

“有些也住在那里。”

有脚步声沿楼梯而下，我听出拉赫曼跛行的脚步声。接着我听到一个女人低沉的说话声，非常悦耳，这肯定是那个波多黎各女人。她走在拉赫曼前面，根本不管他是否跟得上。我没有看出来她一只脚有毛病，她只跟走在自己身边的那位墨西哥男子交谈。

“可怜的拉赫曼！”这群人消失后我说。

“可怜？”莫伊科夫反驳道。“为什么说他可怜？他不是有虽然还没得到、却想得到的东西吗？”

“能永远保持这样吗？”我问。

“真正可怜的是心死。您现在想喝杯刚才拒绝过的伏特加吗？”

我点了点头。莫伊科夫给我斟了一杯酒。我认为他赠送伏特加十分慷慨，他的饮酒方式也很特别。那小酒杯完全消失在他的大手之中，他不一口闷，而是慢慢地品。他喝酒时人们几乎看不到他的酒杯，喝完后他小心翼翼地把空酒杯放到桌上。人们看不见他是怎么喝的。过后他重新睁开眼睛，他的眼睛好像瞬间失去了眼睑，宛如一只很老的鹦鹉的眼睛。

“现在下盘棋如何？”他问。

“好的。”我回复道。

莫伊科夫摆上棋子。“下棋的妙处就在于它是完全中立的，”他解释说，“没有那些深藏不露的可恶的道德。” NCEusqrKPSG1iSqOW6dBibEOdvwHVgIJSaw7RL3SQIytGgcEBxyItObBjQ+OGT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