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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待在火线后面九公里的地方。昨天我们才换了防，这会儿肚子里都装满了牛肉和菜豆。我们感到一种平和中的满足。每个人甚至还有满满一饭盒的东西可以留到晚上吃。另外，香肠和面包也发了双份。这样可以让我们好好地休整一下。我们已经好久没有遇到过这种好事了。那个脑瓜像番茄一样的炊事员只顾劝我们吃，他用长柄勺子招呼每一个走过的人，舀给他结结实实一大勺菜肴。他不知道该怎么样把他的炖锅及时清空好用来盛咖啡。加登和缪勒端着两个脸盆，里面的食物满得都快要溢出来了。这些是他们的储备，加登这么做是出于贪食成性，而缪勒这么做则是出于深谋远虑。至于加登的东西到底吃到哪里去了，那倒是一个谜，因为他现在和今后一直像一匹瘦骨嶙峋的马。

更重要的是，烟也发了双份。每个人十支雪茄，二十根纸烟，还有两块嚼烟。在眼下，这已经很可观了。我拿嚼烟去换卡钦斯基的纸烟，这样我就一共有了四十根纸烟，抽一天是足够了。

说真的，我们其实没有权利得到这些意外的收获。普鲁士人并不那么慷慨大方。多亏计算错误，我们才捞到了这么多东西。

十四天前，我们不得不开到前线去调防。那一带的战事相当平静，因此待在后方的军需官为我们征用了正常数量的每日给养，供全连一百五十人回来时享用。不料正好在最后那一天，数量惊人的英国重炮向我们袭击，对准我们的阵地不停猛轰，因此我们的损失十分惨重，只有八十几个人活着回来。

昨天夜里，我们撤离前线安顿下来后，立刻好好地睡了一觉。卡钦斯基说得很对，只要大家能够多睡一点，这个战争也不算太坏。在前线，我们几乎不曾睡过什么觉，一连熬了十四天，时间是够长的了。

第一批人还没爬出营房，已经是正午了。半小时后，每个人都拿好自己的饭盒，跑到随军伙房前排队，有股油腻和滋养丰富的香味飘了过来。排在长队最前头的自然是最饿的那些人：小艾伯特·克罗普，我们中间头脑最清楚的思想家，所以只当了个一等兵；缪勒，他随身还带着学校里的课本，梦想着考试，在炮火密集轰击的时候嘴里还念叨着物理定理；勒尔，他蓄着络腮胡子，特别喜爱军妓院里的姑娘，他一口咬定，按照军队里的命令，这些姑娘都得穿上丝绸衬衫，而且在接待上尉以上的客人时，事先还得洗个澡；第四个便是我本人，保罗·博伊默尔。我们四个人都是十九岁，四个人都是从同一个班级里出来，参加战争当志愿兵的。

紧跟在后面的是我们的朋友：加登，一个瘦骨嶙峋的钳工，年纪与我们相仿，在连队里数他饭量最大，坐下来吃的时候，他瘦得像只蚂蚱，可他吃罢了站立起来，却又粗大得如同一只怀孕的臭虫；海伊·韦斯特许斯，也跟大家同年，是个挖泥煤的，他能够轻轻松松把一条配给面包抓在手里，问人家：猜猜看我手里抓的是什么东西；德特林，一个农民，他除了农家院和妻子，什么也不想；最后是斯坦尼斯劳斯·卡钦斯基，我们这伙人的头儿，坚强，机灵，狡猾，他年纪四十，有一张土灰色的脸，一双蓝幽幽的眼睛，一副佝偻的肩膀，还有一个了不起的鼻子，它嗅得出糟糕的天气、可口的食物和舒适的工作。在炊事房前面，我们这伙人站在长队的最前面。我们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因为那炊事员一直没理会我们。终于，卡钦斯基朝他喊道：“我说，赶快把你的舀汤勺子拿出来吧，海因里希！大家都看到菜豆已经煮熟了。”

炊事员睡眼惺忪地摇了摇头：“你们先得都到齐了才行。”

加登龇牙咧嘴地笑了笑：“我们都到齐了。”

那炊事班下士依然不理会：“你们几个都到齐了！可是其他人到底在哪儿呢？”

“他们今天是不会来吃你的东西了！他们不是在野战医院，就是群葬在地下长眠啦。”

炊事员知道了这个情况后，茫然不知所措。他动摇了。“可我已经煮了够一百五十个人吃的东西啦！”

克罗普往他腰里推了一下。“那么这一回咱们倒可以饱餐一顿了。来，开饭吧！”

加登心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他那老鼠似的尖脸蛋兴奋起来，一双眼睛狡猾地眯缝着，下颚抽动着，他往前走了一步，小声说道：“伙计，那么面包你也领来了够一百五十个人吃的了，是吗？”

那炊事班下士愣头愣脑、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

加登一把拉住他的上衣。“那香肠呢？”

那个番茄脑瓜又点了点头。

加登的皮套裤在颤动。“纸烟也是一样的吗？”

“是的，样样都一样。”

加登容光焕发了。“哎呀，这才叫做走运咧！全是给咱们准备的！每个人都能得到——让我算一算——一点不错，正好是双份！”

番茄脑瓜这才回过神来，说：“那可不行。”

我们都很兴奋，开始围拢过去。

“那为什么不行，你这个老胡萝卜头？”卡钦斯基质问道。

“本来是给一百五十个人吃的东西，不能让八十个人给拿走。”

“我们这就让你看看八十个人怎么把这些东西解决掉。”缪勒喃喃地抱怨着。

“饭菜我可一点不在乎，但是我只能分发八十个人的份。”番茄脑袋坚持道。

卡钦斯基生气了。“你这一次就不能宽宏大量些？你领的不是八十个人的军粮，你领的是二连的，这就够啦。那你发给我们吧！我们正是二连嘛。”

我们动手推撞那个家伙。对这个人谁都没有好感，有过好多次，由于他的过错，饭菜送到战壕里太晚，而且都凉了。因为在炮火底下，他不肯把锅子移得近些，所以我们那些送菜的人不得不比别的连队多跑一段路。现在，一连的布尔克要好得多。他虽然胖得像只冬天的仓鼠，可是临到紧急关头，他甚至会把锅子一直抬到最前面的火线上来。

我们心里都憋着这股火，若不是连长到来，肯定会发生一场骚乱。他问清了争吵的原因，只说了一句：“是的，我们昨天损失惨重。”

随后，他朝那锅子瞥了一眼。“这些菜豆看样子还不错。”

番茄脑瓜点点头。“是用猪油和肉一起煮的。”

那中尉瞅着我们。他知道我们在想些什么。而且他还知道一些别的事情，因为他到连队来的时候只是一个下士，后来是从行伍中间被提拔上去的。他又把大铁锅的盖子揭开，嗅了一下。于是他一边往前走去，一边说道：“给我送一满盘来。把所有的饭菜都分发掉。我们也许用得上。”

加登在他周围手舞足蹈起来了，番茄脑瓜的脸上露出一副局促不安的神情。

“这又不会破费你什么！倒像军需处储藏的东西全属于他一人似的。现在你就动手分吧，你这个爱吃肥肉的家伙，可你千万别数错了。”

“你真该被绞死！”番茄脑瓜咒骂道。他已经垮掉了，每当事情超出他的掌控时，他就干脆认输。似乎为了要表示对此感觉无所谓，他还主动地给每个人多发了半磅人造蜂蜜。

今天真是了不起。邮件也送来了，差不多每个人都有几封信和报纸。我们溜达到营房后面的草地上。克罗普的胳膊底下夹着一个人造黄油桶的圆盖子。

草地右边修建了一座很大的公共厕所，盖了屋顶，结构也很坚固。不过这是给新入伍的士兵用的，他们还没有学会怎么样尽量利用随便哪一件偶尔碰上的东西。我们却需要更好用的。到处散落着一只只矮小的箱子，就是为了那个用途。这些箱子是方形的，很干净，四边都用木板围着，座位舒适得无懈可击。边上还有把手，可以随意搬动。

我们搬来了三只，围成一个圆圈，大家舒舒服服地坐下。这一坐就坐了两个小时才站起来。

我记得很清楚，当初我们在营房里当新兵，非得用公共厕所不可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感到不好意思。厕所没有门，二十个人并排坐着，仿佛在火车车厢里一般。这样，一眼就可以把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原来当小兵的必须时刻有人监视。

这期间，我们学会了对这类小节不再觉得害臊。到后来，比这还要糟得多的事情我们也不当回事了。

这里虽然是露天，上厕所却全然是一种享受。我再也无法理解，我们从前对这类事情为什么一定要觉得害臊，其实还不是跟吃饭喝水一样自然。这类事情若不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那么重要的作用，若不是在我们的心目中偏偏又显得那么新奇，我们也许不会对它们特别注意。对老手来说，它们早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了。

胃肠这些器官对士兵说来比对别人可要亲密得多。他四分之三的词汇都是从这里得来的，不仅在表达最大的喜悦，而且在表达最深的愤怒时，都能在此处信手拈来。要表达得这样贴切，这样清楚，用任何别的方式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和老师们听了一定会大吃一惊，可是在此地，这却是一种通用语言。

这种强制性的公开，已经使这些事情在我们心目中恢复了它们那纯洁的性质。更何况，它们本来都是那么理所当然的事，舒舒服服地解决一下，正像玩纸牌时拿到一手稳赢的同花顺一样畅快。胡诌出“粪坑传闻”这个词，倒不是毫无道理，这些场所原是部队里的流言市集和公共休息室咧。

我们觉得此时此刻好过任何铺着白瓷砖的豪华厕所。在那里，只能说是卫生，可在这里，却是美妙。

眼下真是个出奇无忧无虑的时刻。头顶上是一片蓝天。天边悬挂着浅黄色的照亮的侦察气球，被阳光照得灿烂异常，以及高射炮弹散发出来的一团团白茫茫的烟雾。发射时，这些烟雾就像稻束一样升了上去。

我们隐约听到前线那沉闷的隆隆声，好像十分遥远的雷鸣。野蜂嗡嗡地飞过，就把这种声音压了下去。

在我们周围，伸展着一片繁花盛放的草地。青草摇摆着高高的嫩枝，白蝴蝶翩翩翻飞，飘浮在残夏那柔和的暖风上面。我们读着信，看着报，一边还抽着烟。我们摘下了军帽，放在身边。和风拨弄着我们的头发，也在拨弄着我们的语言和思想。

三口箱子就放在那光闪闪、红艳艳的野罂粟花中间。

我们把那人造黄油桶的盖子放在膝盖上。这样我们就有了一张非常合适的玩纸牌的桌子。克罗普身边带着一副纸牌。每打完一回一人公开亮牌的牌局，就插进一局拿破仑牌戏。人们可以永远这样坐下去。

手风琴的乐声从宿营地那边飘过来。我们不时搁下纸牌，向四周张望。一个人会说“孩子们啊……”或者说“那一回可真是九死一生咧……”，于是我们便沉默半晌。心里都有一种强烈的压抑之感，大家都能意识到，不需要用多少言语来表达。很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今天就不能再坐在这几口箱子上面了。眼下，已经十分接近这个时候啦。因此，样样东西都是新鲜的，强烈的——殷红的罂粟、可口的食物、纸烟，还有夏天的风。

克罗普问：“最近有谁看见过克默里希？”

“他在圣约瑟夫医院里。”我说。

缪勒认为他的大腿被一颗子弹打穿了，可以幸运地回家养伤了。

我们决定当天下午去探望他。

克罗普掏出一封信来。“坎托列克要我向你们大家问好。”

我们都笑了。缪勒把纸烟扔了，说道：“我倒希望他也在这里。”

坎托列克原来是我们的老师，一个严厉的矮子，穿一件灰色的燕尾服，长得活像一只尖嘴老鼠。他的身材，跟有“克洛斯特堡的恐怖”之称的希默尔施托斯下士差不多。说也奇怪，天下的不幸往往是由身材矮小的人造成的，比起身材魁梧的人来，他们精力更加旺盛，更加不容易相处。我一向十分留神，绝不去那些矮小的连长管辖的部门。他们大多是些该死的纪律的忠实拥护者。

在体能训练课上，坎托列克向我们做了长篇报告，直到全班的人，在他的带领之下，一起去地区指挥部报名参军。他从眼镜后面瞪着我们，用令人感动的嗓音说道：“你不愿意参军吗，同志？”这一切仍然历历在目。

这些教师往往把他们的感情藏在背心口袋里备用，只按课时掏出来向人家炫耀炫耀。可是在那时，这一点我们却并没有想到。

我们中间，确实有一个人迟迟疑疑，不愿意入伍。那个人就是约瑟夫·贝姆，一个胖胖的、和气的小伙子。可是他还是被说服了，否则他会被周围人疏远的。而且和他一样想法的，在我们中间说不定还有更多的人，不过没有一个敢站出来，因为在那个时候，连自己的父母也随时会说出“懦夫”这个词。大家对我们为什么要出来参战都一无所知。其实最明智的倒是那些贫穷和单纯的人，他们都认为战争是个灾难，而那些处境较好的人，本该对战争会产生什么后果看得更加清楚一点，却反而快乐得忘乎所以了。

卡钦斯基断言，这都是由于他们受的教育使他们变蠢了。这些话，都是他经过仔细考虑的。

说也奇怪，贝姆是最先阵亡者中间的一个。在一次冲锋时，他的眼睛受了伤，我们把他留在战场上让他等死。没法将他带回来，因为我们自己也是手忙脚乱地逃回来的。那天下午，我们忽然听到他在呼唤，还看见他从前沿阵地朝“真空地带”爬了过去。原来他仅仅是昏了过去，因为他双目失明，而且又疼得发疯，找不着一个掩蔽的场所，所以还没等到有人跑过去把他拖回来，他就被打死了。

我们自然不能怪罪坎托列克。如果要每个人都承担罪责，那么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天下有成千上万的坎托列克，他们个个都相信自己做的是好事，用的也是无损于自己的方法。

而这也正是他们让我们感到无比失望的原因。

对我们这些十八岁的小伙子而言，他们理应成为我们走向成熟的世界，走向工作、职责、文化和进步的世界，走向未来的中间人和向导。我们常常嘲笑他们，稍稍作弄他们一下，但是在内心深处却是信任他们的。他们代表的权威的观念，在我们思想中是和更远大的见识、更合乎人性的智慧联系在一起的。可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死者，却把这种信念完全击碎了。我们不能不认识到我们这一代要比他们那一代更加正直，他们只是在空谈和圆滑方面超过了我们。那第一次密集的炮火就向我们揭示出了我们的错误，而他们教给我们的那种世界观也在炮火底下崩溃了。

他们仍在继续写文章，发表演说，而我们却已经看到了野战医院和死亡；他们依旧在说对国家的责任是头等大事，而我们却已经知道死亡的剧痛比以前更为强烈了。尽管这样，我们绝不做叛乱者，绝不做逃兵，也绝不做懦夫——这些词，他们原是随便使用的——我们跟他们一样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英勇地参加每一次进攻，但我们还会辨别是非，我们一下子学会了观察问题。于是，我们看到，他们的那个世界已经荡然无存。我们突然觉得孤独得可怕，而又必须一直孤独下去。

在动身去看克默里希之前，我们先收拾好了他的东西。这些东西，他在回去的路上都要用的。

野战医院里活动非常繁忙：里面始终弥漫着一股石炭酸、脓液和汗水的气味。这种气味，我们在营房里大多是闻惯了的，可是到这里一闻，却还是感到很不舒服。我们打听克默里希在哪里，他躺在一间很大的病房里，看到我们时露出一种虚弱的表情，其中既有喜悦又有一种无助的愤怒。在他不省人事的时候，有人把他的一块表给偷走了。

缪勒摇了摇头：“我总是跟你说，不该带这样好的一块表来的。”

缪勒这个人有点粗鲁，也不太圆滑，要不他就不会吭声了，因为每个人都看得出来，克默里希是再也不会走出这个病房了。他能不能把表找回来，已经完全没有什么不同，至多也不过把这块表寄给他的家属罢了。

“情况怎么样，弗兰茨？”克罗普问。

克默里希把脑袋沉了下去。“还不坏，只是我的脚可他妈的疼得太厉害了。”

我们看看他的被子。他的腿藏在一只铁丝网篓底下，被子呈拱形盖在上面。我往缪勒的胫骨上踢了一下，因为他差一点就要把外面那些护理员告诉我们的话讲给克默里希听：克默里希的脚已经没有了。他的腿已经被截去了。

他的气色很可怕，萎黄又苍白，脸上还有一条条异样的纹路，那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因为到如今已经看见过几百次了。那其实不是纹路，而是标志。在皮肤下面，生命已经不再搏动，它被挤到身体的边缘去了，而死神正在从里面起着作用，而且早已把一双眼睛给控制住了。这里躺着我们的伙伴克默里希，前不久还跟我们在一起烤马肉，蜷缩在弹坑里；这仍然是他，然而又已经不再是他了，他的形象变得模模糊糊，仿佛一张冲洗了两次的照相底片。甚至连他的嗓子也变得如同火灰一般沙哑无声了。

我想起我们当年出来的时候。他母亲，一个胖乎乎的善良女人，陪他到了车站。她不断地流着眼泪，把脸蛋儿哭得又胀又肿。克默里希为此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她无法沉着镇定，简直瘫成一团，成了个泪人。后来她看见了我，一再拉住我的手臂，恳求我到了那边以后照顾弗兰茨。他确实有着一张儿童似的脸，而且骨头也是那么软弱，只背了四个星期的背包，一双脚已经成为平足了。可是在战场上，一个人怎么能照顾别人啊！

“现在你马上可以回家了，”克罗普说，“如果是等休假，你至少还得等上三四个月才行咧。”

克默里希点点头。我不忍看他的手，那双手简直像蜡一样。指甲里面还有战壕里的泥土，颜色蓝里透黑，如同毒药一般。我忽然转了一个念头，这些指甲在克默里希停止呼吸以后很久，还会继续生长，仿佛地窖里精灵鬼怪般的瘦细植物。我看到展现在眼前的一幅图画：它们像开瓶器的螺丝钻那样卷起来，一个劲地往上长啊长啊，而同时往上长的还有那腐烂了的脑壳上的头发，好像沃土里的青草，的确像是青草，这怎么可能呢？

缪勒弯下身去。“我们把你的东西给带来了，弗兰茨。”

克默里希做了个手势。“把它们搁在床底下。”

缪勒照他的话做了。克默里希又提起那块表来了。我们怎么才能叫他放心又不引起他疑心呢！

缪勒直起腰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双飞行员的长筒靴。这是一双漂亮的英国货，用柔软的黄色皮革制成，高到膝盖，从下往上都有带子系缚着，是件叫人艳羨的东西。缪勒一看就很高兴，便把靴底跟他自己那双笨重的皮鞋比了一比，问道：“那你也要把这双皮靴一起带回去吗，弗兰茨？”

我们三个人都有同样的想法：即使他恢复了健康，也只能穿一只皮靴，因此这一双鞋对他总是没有用处的了。可是，照眼下的情况看来，把它们留在这里很可惜——等他一死，护理员自然马上就会将它们拿走的。

缪勒重新拿起来：“你是不是愿意把这双靴子留在这里？”

克默里希表示不愿意。这是他最好的一件东西。

“那我们不妨拿东西来交换，”缪勒又建议道，“在前线这里，人们倒是用得着它。”可是克默里希却没有被说动。

我往缪勒的脚上踩了一下，他才勉强把这双漂亮皮靴放回床底下去。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随后就告辞了。“好好保重，弗兰茨。”

我答应他明天早晨再来。缪勒也这样说，他是在想着那双系带皮靴，所以要亲自在场监视。

克默里希呻吟着。他在发烧。我们到外面找来一个年纪大些的护理员，要他给克默里希打一针吗啡。

他拒绝了。“要是我们把吗啡开给每一个人，那我们得有满满的一桶才行……”

“你们只肯好好地侍候军官。”克罗普恶狠狠地说。

我急忙去打圆场，递给那个护理员一根纸烟。他接过去了。我便问道：“那也允许给普通士兵打一针吗？”

他很气恼。“你都知道这不行，何必还要问我呢？”

我又把几根纸烟塞到他手里。“请你给我们帮个忙吧——”

“好吧。”他说。克罗普跟着他一起进去，因为他不相信这个人，想要自己去看看。我们就在外面等着。

缪勒又把话题转到长筒皮靴上来了。“那双靴子，给我穿起来可合适得真是没有话说咧。穿着自己这双笨重的皮鞋，我总是起泡，一个接一个。你认为他会拖到明天早晨值勤以后吗？要是他夜里就去了，那我们眼看着那双长筒靴——”

克罗普回来了。“你们觉得——？”他问。

“没救了。”缪勒惋惜地说道。

我们朝营房走回去。我想起明天一定要给克默里希的母亲写的那封信。我全身都凉了，巴不得喝一杯朗姆酒。缪勒拔起几根草，塞在嘴里嚼着。蓦然间，矮小的克罗普把纸烟往地上一扔，用脚狂暴地乱踩，抬起一张毁损了的、心神不宁的脸向四周看着，结结巴巴地说道：“臭狗屎，真他妈的臭狗屎！”

走了好长一会儿，克罗普已经平静下来了。我们都知道，这是前线士兵精神失常的表现，在这里，每个人有时候都会这样。缪勒问他：“坎托列克写给你的信上到底说了些什么？”

他笑了：“他说我们是钢铁青年。”

我们三个人都气恼地笑了起来。克罗普在咒骂：他心里很高兴，因为他还能够开口说话。

是的，他们的思维就是如此，这成千上万个坎托列克！钢铁青年。青年！我们没有一个人超过二十岁。但还年轻吗？青年？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们现在都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