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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不转睛地瞅着那条船。它亮着耀眼的灯光，停泊在塔霍河上。我来到里斯本虽然已经有一个星期，可是对它那种无忧无虑的灯火通明还不太习惯。在我离开的那几个国家里，一到夜晚，个个城市都像煤矿一样漆黑，昏暗中的一盏提灯，简直比中世纪的瘟疫还要叫人害怕。我来自二十世纪的欧洲。

那条船是一艘客轮，这会儿正在往船上装货。我知道明天下午它就要出航了。在裸露的灯泡那刺目的光芒里，一箱箱的肉、鱼、罐头、面包，还有蔬菜正在被装进下面的货舱里；甲板上，搬运工人正在搬运行李，他们把一只只箱子和一个个捆包悄没声息地扛起来，仿佛它们一点儿重量也没有。那条船正在为出航做准备——如同洪水时代的方舟一样。它确实是一艘方舟。在1942年的那几个月里，每一艘离开欧洲的船都是方舟。亚拉腊山乃是美国，而洪水还在一天天上涨。很久以前，洪水就已经席卷吞没了德国和奥地利，现在波兰和布拉格也被淹没，而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哥本哈根、奥斯陆和巴黎也都沉在水下了，意大利的许多城市已经闻到了一股渗水的味道，而西班牙也不再安全了。葡萄牙的海岸成了流亡者的最后希望。对他们来说，正义、自由和容忍远比家园和生计更有意义。这是通往美国的大门。要是到不了那边，那你就倒霉了，你就会注定要在领事馆、警察局、政府机关的丛莽之中奔走得精疲力尽，那里既不给你签证，也不让你得到工作和居留许可，那是一个拘留营、官僚习气、凄凉寂寞、怀乡病以及无处不在、叫人萎顿的冷漠的丛莽。在战争、恐惧和苦恼的时日，这变得稀松平常：作为个体的人不再存在了，只有一样东西是重要的——一份有效的护照。

那天下午，我到埃斯图里尔赌场去赌钱。我还有一套漂亮的衣服，他们便让我进去了。这是向命运讹诈的孤注一掷。我们那张葡萄牙的居留许可，再过几天就要到期，而露特和我都没有别的签证了。我们在法国曾经考虑过一些计划，草拟过一张可能去纽约的船期表。眼下停泊在塔霍河上的这条船，是我们的船期表上的最后一艘。可是早在几个月前，船票都已经卖光了。我们没有美国签证，连船费都还短缺三百多美元。我至少得试一试筹集这笔款子，用作为身在里斯本的一个外国人唯一还可以采用的办法——赌博。这是个荒谬的念头，因为即使我把钱赢到手，要让我们搭上那条船也还得出现一个奇迹。但是，在危急和绝望的时候，你会相信奇迹；要是没有这个信心，那你也就完蛋了。我们还剩下六十二美元，结果我输掉了五十六美元。

夜已经很深了，码头区差不多没有什么人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发觉有个人就在离我不太远的地方。最初，他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随后他停下来，也开始朝那条船盯着看。又是一个走投无路的流亡者，我想，也就不再去注意他了，直到我发觉他正在看着我。流亡者对警察的恐惧是怎么也不会消失的，即使在睡着的时候，或者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时候——因此我就装出一副无动于衷又充满厌烦的神气，转过身子，挪步离开码头，走得慢悠悠的，如同一个毫无理由感到害怕的人。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背后传来脚步声。我继续往前走，可并没有加快脚步，心里思忖，万一我被捕了，怎么才能让露特知道。码头尽头那一幢幢彩色粉墙的房子，如同一羽羽蝴蝶在黑夜里沉睡着，离得还太远，我没办法奔到那里消失在一条条湫隘街道的迷阵中间。

这会儿，那个人已经走到我身边了。他个头比我稍微矮些。“你是德国人吗？”他用德语问我。

我摇了摇头，继续往前走着。

“是奥地利人？”

我没有回答。我望着那一幢幢彩色粉墙的房子，觉得它们挨近得实在太慢了。我知道有些葡萄牙警察德语讲得很流利。

“我不是警察。”那个人说。

我不相信他的话。他穿的是便衣，可是在欧洲，我被这种穿便衣的人逮捕就已经有六次了。我有证件，还挺像模像样，是在巴黎由一位从布拉格来的数学教授给我做的，可是也经不起仔细的检验。

“我看见你在盯着那条船，”那个人说，“所以我很好奇……”

我漫不经心地打量了他一眼。看样子，他的确不像是一个警察，可是上次在波尔多把我抓去的那个穿便衣的人，一副可怜样子，简直像是在坟墓里待了三天的拉撒路，其实却是个最最残酷的家伙。他明明知道第二天德国人就要开进波尔多，却还把我关了进去，若不是几小时之后有个好心肠的典狱长将我释放出来，我可早就完蛋了。

“你要去纽约吗？”那个人问。

我没有搭理。只消再走二十米就行了。到那时，万一有必要，我可以把他击倒，自己撒腿就逃。

“这儿，”那个人说，把手伸进衣袋，“是搭乘那条船的两张船票。”

我看见那两张票子。在微弱的灯光下，我看不清那上面写的是什么。不过我们走的路已经够多了。现在停下来也不会出什么事。

“这都是怎么回事？”我用葡萄牙话问他。我学了几句葡萄牙语。

“这船票你不妨拿去，”那个人说，“我不需要它们了。”

“你不需要它们？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再需要它们了。”我瞪着他看。我理解不了。他的确不像一个警察。如果他真要逮捕我的话，那也用不着搞这种异想天开的诡计。可是如果这两张船票是好用的，那他自己又为什么不用呢？而他又为什么要给我呢？有种什么东西开始在我心里颤动了。

“这船票我买不起，”我最后用德语说，“那要花一大笔钱咧。在里斯本，有钱的流亡者有的是，你要多少，他们能给你多少。你找错了人啦。我是一个子儿也没有了。”

“我不是要卖钱。”那个人说。

我又转过眼去望望那两张船票。“那是真的船票吗？”

他把船票递给我，没说一句话。它们在我手指中间窸窣作响。是真的船票。把它们拿到手，是关乎毁灭与得救的大事。没有美国签证，这两张船票我还不能使用，可我凭着它们毕竟还可以在第二天早晨再试一试——或者，至少我还能把它们卖掉。那就意味着可以多维持六个月的生活。

“我不明白。”我说。

“你不妨拿去，”他答道，“不要你一分钱。明天早晨，我就要离开里斯本。我只有一个条件。”

我的胳膊耷拉了下来。我知道这件事情太美妙了，简直不像是真的。“什么条件？”我问。

“今天夜里，我不愿意一个人待着。”

“你是要我跟你待在一起吗？”

“是的。一直到明天早晨。”

“就是这么一个条件吗？”

“就是这么一个条件。”

“没有别的条件了吗？”

“没有别的条件了。”

我难以置信地瞅着他。我知道，当然啦，像我们这种处境的人是会支持不住的，而孤独，有时候是会叫人难以承受。我知道这种对空虚的害怕心情，它袭击着那些世界已成为虚空的人。而我也知道，哪怕有一个完全素不相识的人来作伴，也会把一个人从自杀中挽救出来。可是在那种情况之下，人们互相帮助原是理所当然的事，本来无需给什么报酬，更别说是这样一种报酬！“你住在哪儿？”我问。

他做出一个否定的手势。“我不愿意到那儿去。这个时候还有酒吧开着吗？”

“总该会有的。”

“没有供难民就餐的地方吗？像巴黎的玫瑰咖啡馆那样的？”

我知道那家玫瑰咖啡馆。露特和我在那边睡了两个星期。只消一杯咖啡的代价，老板便让你待在那儿，你爱待多久就待多久。你把几张报纸一铺，就可以睡在地板上。我从来不睡桌子；睡地板你怎么也不会摔下来。

“我一个地方也不认识。”我答道。这不是实话，可是你总不会把一个想要把两张船票送掉的人带到那么一个地方去嘛，在那个地方经常进出的人，为了要搞到那两张船票，会把灵魂都出卖掉。

“我只知道一个地方，”那个人说，“我们不妨去试一试。说不定那儿还开着。”

他向一辆孤孤单单停在那儿的出租汽车打了个手势，一面朝我看了一眼。

“好吧。”我说。

我们坐进汽车，他给了司机一个地址。我一心想让露特知道，那天夜里我不回去了。可是，我一坐进这辆黑乎乎的、有股臭烘烘味道的出租汽车，一种非常强烈、非常惊人的希望便向我猛袭过来，弄得我的头脑差一点发晕。说不定这一切确确实实都是真的，说不定我们的生命还没到结束的时候，不可能的事情正在发生，说不定我们就要得救了。这个念头一闯进我的脑海，我就生怕这个陌路人闪出我的视野，哪怕只有一秒钟的瞬间。

我们绕着剧院模样的商业广场走着，过了一会儿，来到一条条坡形的小巷和梯级的迷阵中间，里斯本的这一带我并不熟悉。和往常一样，我熟悉的主要是教堂和博物——倒不是由于我多么敬爱上帝或者喜爱艺术，而只是因为在教堂和博物馆里，没有人来查看你的证件。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和艺术大师面前，你仍然是一个人——而不是什么带着可疑证件的个体。

我们走下出租汽车，继续往上攀登梯级和弯曲的街道。有一股鱼腥、大蒜、暗夜的花朵、消逝的阳光和睡眠的味道。初升的月亮底下，圣若热城堡在黑夜中矗立在一边，月光如同瀑布一般泻落在梯级上。我转过身子，俯视着港口。下面是那条河，河是自由和生命，河流进海洋，而海洋就是美国。

我一动不动地站住了。“我希望你不是在捉弄我。”我说。

“我没有。”那个人说。

“我指的是那两张船票。”刚才在码头上，他已经把两张船票又放回口袋里去了。

“没有，”那个人说，“我没有捉弄你。”他朝树丛里一小排房子指了一指。“那就是我讲的那个地方。这会儿它还开着。我们不会引起人家的注意。几乎所有的顾客全是外国人。他们会以为我们明天就要离开，上船之前正在庆祝我们在葡萄牙的最后一夜。”

这个地方属于夜宵餐厅一类的场所，有一小方舞池，还有一个露台，原是为旅游业兴建的。有人在弹奏吉他，后面有个姑娘在演唱一支忧郁的葡萄牙民歌。露台上有好几张桌子都给外国人占了。有一个女人穿着一身夜礼服，一个男人穿着一套雪白的无尾晚礼服。我们在露台尽头找到一张桌子。你可以从那里俯瞰里斯本，看到惨白月色下的教堂、街道、港湾、码头，还有那条方舟似的船。

“你相信人死之后还会继续活着吗？”那个带着两张船票的人问。

我抬起头来望着他。我怎么也没有料到他会问我这么一句话。“我不知道，”最后我说，“近几年来，我一直忙着为我未死之前的生存问题操心。你的问题，等我到了美国以后再考虑吧。”我又补充了一句，以便提醒他曾经答应给我的那两张船票。

“我不相信。”他说。

我宽慰地舒了一口气。什么话我都准备听，就是讨论问题我受不了。我心神太不安宁了。下面就停着那条船嘛。

那个人在那儿坐了一会儿，像是睁大了眼睛睡着了似的。随后，当那个弹奏吉他的人走到外面露台上的时候，他才醒了过来。“我叫施瓦茨，”他说，“那不是我的真名，是我护照上的名字。可是我已经用惯了。今天夜里这样叫就行啦。你在法国住过很久吗？”

“一直住到他们不让我住下去为止。”

“被拘留了？”

“那时候战争爆发了。跟其他任何人一样嘛。”

那个人点点头。“我们都一样。我曾经很快乐，”他说，又急促又轻柔，脑袋耷拉着，眼睛转了过去，“我那时十分快乐，比我曾经设想的还要快乐。”

我吃惊地转过身去。他实在不像是一个会说这种话的人。他仿佛难以捉摸而又缄默孤独。

“什么时候？”我问。“在难民营里吗？”

“不。在那以前。”

“1939年？在法国？”

“是的。战争爆发之前的那个夏天。我至今还不明白那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现在我之所以非得找个人谈谈，原因就在这儿。在此地，我什么人也不认识。可是，如果我跟什么人说了，那些事就会回到我心上。它就会在我心坎里清清楚楚地出现。而且它会长留下去。我简直非得——”他忽然停住不说了。“你理解吗？”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理解，”我说，“那倒是不难理解的，施瓦茨先生。”

“不可能理解！”他答道，突然变得狂暴起来。“她躺在那边一间屋子里，窗户紧闭着，躺在一口可怕的木头棺材里。她死了，她再也不存在了！这一点，什么人能够理解？没有一个人！你不能，我也不能，什么人都不能，任何人说他能够理解，那他就是个撒谎者！”

我没有吱声，等待着。我常常跟一个处境相似的人坐在一起。当你没有了祖国的时候，这些损失就更加难以忍受。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支持你，而他乡异国总使人觉得越发生疏。这种情况，我自己在瑞士也曾亲身经历过，那时候我接到消息，说是我的父母在一座德国集中营里被杀害后焚化了。我常常会想起焚尸炉的火焰里我母亲的一双眼睛。

“我想，”施瓦茨越发沉着地说道，“你总知道流亡者的紧张不安是怎么回事。”

我点点头。一个侍者送上来满满一碗小虾。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肚子很饿，而且记得从午餐之后我还不曾吃过一点儿东西。我迟迟疑疑地朝施瓦茨瞅了一眼。“你尽管吃吧，”他说，“我等着。”

他点了酒和纸烟。我吃得很快。那小虾很新鲜，味道烧得又很好。“原谅我，”我说，“可我实在饿透了。”

我一边吃，一边望着施瓦茨。他平心静气地坐在那儿，俯视着那个名为里斯本的伟大的舞台场景，没流露出半点儿急躁或者恼怒的神色。这倒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感激。他似乎也明白，不管有关礼节的书本上对这个问题是怎么个讲法，一个人即使在面对不幸时，也会感到饥饿，而非麻木。如果你一点也没有办法帮助别人，那你不妨照样吃你的饭菜，趁它们还不曾从你面前撤走。因为那样的事是随时都会发生的。

我把碗碟推开，拿起一支纸烟。我已经好久不抽烟了。我不抽烟，为的是想多积攒些钱去赌博。

“那种紧张不安是在1939年春天闯到我的头脑里来的，”施瓦茨说，“我已经做了五年多的流亡者了。1938年秋天，你在哪儿？”

“在巴黎。”

“我也在那边。我已经不存什么希望了。那正是在《慕尼黑协定》签订以前不久。我由于长期处于恐惧状态，反而不再害怕了。但是出于习惯，我仍然躲躲藏藏，小心谨慎，可我已经不存什么希望了。战争总会爆发，德国人总会开过来把我抓去。那是我的命运。我只好听天由命了。”

我点了点头。“那正是掀起一股自杀浪潮的时候。事情也真古怪，一年半之后当德国人真正进来的时候，自杀的人反而少了。”

“随后，来了个《慕尼黑协定》，”施瓦茨说，“那一年秋天，我们获得了满怀希望的新生。生活是那么美妙，那么轻松，我们都无忧无虑了。那一年在巴黎，栗树当真第二次开了花，你还记得吗？这些事冲昏了我的头脑，我开始感觉到自己又像是一个人了，而且更糟的是，又像一个人那样行动起来了。于是，警察就把我逮住，关了我四个星期，原因是多次非法入境。老是那一套老把戏：他们把我驱逐出境，赶到瑞士巴塞尔，瑞士人又把我赶回来，法国人便在另一个地点又把我逐出边境，我又被拘捕了——你知道这种例行公事，这种用活人当棋子来下的棋……”

“我知道。到了冬天，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了。瑞士的监狱是最好的。简直像旅馆一样暖和。”

我又开始吃起来。回忆不愉快的往事也有好处，会使你想到你现在是幸福的，而片刻之前，你还并不这样认为。幸福是个程度问题。懂得这一点，你就不大会太过苦恼了。我在瑞士监狱里觉得很高兴，因为那不是德国监狱。可是，这里，在我的面前就坐着这样一个人，他说话的口气好像他也享有着幸福，虽然在里斯本的什么地方，在一间不透空气的屋子里停着一具木头棺材。

“最后一次释放我的时候，他们关照我，如果下一回再因为没有证件被抓住的话，那么他们将非把我送回德国去不可，”施瓦茨说，“这不过是一种威胁，可是却把我给吓住了。我开始纳闷，万一真的发生这种事情，我该怎么办。夜里，我开始梦见我在德国，被希特勒的党卫队追踪着。这样的梦我常常会做，弄得我开始害怕睡觉。你有过这种经历吗？”

“关于这种经历，我简直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了。”我答道。

“有一天夜里，我梦见我在奥斯纳布吕克，那个城市我曾经住过，我妻子当时还住在那儿。我站在她房间里，看见她病了。她瘦得像一根芦苇，而且她还在流泪。我一身冷汗，醒了过来。五年中间，我没有看见过她，也没有接到过她的信。我也没有写过信给她，因为我不知道她的信是不是会被偷拆。我离家之前，她曾经答应我要办离婚手续。我想这样一来，她的日子会好过一些。这几年里，我想她总该已经把手续办好了。”

施瓦茨缄默了一会儿。我没有问他为什么要离开德国。有千条万条的理由，可就没有一条是有趣的，因为所有的理由全是非正义的。成为一个牺牲者本来就不是有趣的事。他或者是个犹太人，或者属于一个敌视现政权的政党，或者自己的冤家爬上了有权有势的地位——在德国，有几十条理由可以把人关进集中营或把人处死。

“我好不容易回到巴黎，”施瓦茨说，“可是那梦境却叫我不得安宁。它不时还会重新出现。而同时，《慕尼黑协定》的幻想破灭了。到了春天，人人都知道战争就要爆发了。你可以闻到那股味儿，正如你在看到大火之前老早就已经闻到火的味道一样。只有那些外交官才闭着眼睛，做着一厢情愿的美梦——想着签第二个或者第三个《慕尼黑协定》，或者随便什么玩意儿，只要不发生战争就行。从来没有像我们这个时代这样，有这么多的人相信奇迹，可是根本没有奇迹发生。”

“哦，奇迹是有的，”我说，“要不，我们今天谁也不会活着了。”

施瓦茨点点头。“这倒是实话。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奇迹。我自己就经历过一次。那是在巴黎，我突然承继到了一张有效的护照，就是写着施瓦茨这名字的这张。它原来属于一个奥地利人，那个人是我在玫瑰咖啡馆遇到的。他后来死了，留给我一张护照和一点儿钱。他来到那里仅仅只有三个月。我在卢浮宫见到他——在看印象派的绘画。每天下午，我常常到那边去，镇定一下神经。当你看着那些宁静的、浴着阳光的风景画，你实在不相信能够创作这种画的人类居然就要发动一场残酷的战争——一种抚慰人心的幻想，可以使你的血压降低这么一两个小时。

“那个带着写有施瓦茨这个姓氏的护照的人，常常站在那里观看莫奈画的睡莲和大教堂。我们搭起讪来了，他告诉我，在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以后，他就设法逃出了奥地利，并放弃了他的大宗财产，其中包括收藏的印象派画家的名画。这些收藏品都给政府没收了。他并不觉得遗憾。只要这些绘画能在博物馆展出，他就不妨把它们当作是自己的东西，还可以不愁火灾和盗窃。何况在法国博物馆里，还有比他自己的收藏品更加出色的画作。本来总是撇不下他自己那些平庸的收藏品，就像一个做父亲的撇不下他自己的家庭，总有一种义务要关爱他自己的东西，可他现在却拥有了公共博物馆里所有的绘画，既不费力，也不需要任何责任。他是一个古怪的人，文静，优雅，乐观，尽管他曾有过种种的遭遇。他随身只能携带很少一点儿钱，但是他却保全了很多的旧邮票。邮票是最小的东西，比钻石还容易隐藏。要是你把钻石藏在鞋子里，那就不容易走路，你势必会从队列中被叫出去查问。而且除非打个极大的折扣，你无法将它们脱手，而且往往还会被盘讯很多的问题。邮票是卖给集邮者的。集邮者不会那么喜欢追根究底。”

“他用什么办法把邮票带出来的呢？”我问，带着所有流亡者都有的那种兴趣。

“他随身携带几封陈旧的、看起来不会惹麻烦的信，把邮票藏在信封的衬里底下。海关官员只检查信纸，却不检查信封。”

“不赖。”我说。

“他还带了安格尔的两张小幅人像，都是铅笔素描。他把它们放在丑陋的镀金镜框里，还说它们是他父母的肖像。他又把德加的两幅画藏在那两张人像和衬垫中间。”

“不赖。”我又说。

“四月里，他突然发作了一次心脏病。他就把他的护照、剩下来的邮票和绘画都给了我。他还给了我一些人的地址，这些人他估计会买他的邮票。第二天早晨，我顺便进去看看他，可他已经躺在床上死了，那种沉寂把他改变得简直叫我认不出来。我拿走了他剩下的钱，一套衣服，还有几件内衣——这是他前一天关照我的。所有的这些东西，他宁肯留给一个患难之交，也不愿意送给房东。”

“你改动那张护照了吗？”我问。

“只改贴了相片，改填了出生年份。施瓦茨比我大二十岁。我们的教名倒是相同的。”

“是谁改的？布吕纳吗？”

“从慕尼黑来的一个人。”

“那正是布吕纳了，护照医生。他是一个艺术家。”

布吕纳改制身份证的精巧手艺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帮助过无数人，可是他自己被捕的时候却连一张证件也没有。他很迷信。他相信自己是一个高尚的人，又是一个公众的恩主，他认为只要不为自己的私利而搞他的手艺，就不会出什么事。他在慕尼黑经营一间小小的印刷所。

“他眼下在哪儿？”我问。

“他不在里斯本吗？”

我不知道，不过那倒是可能的，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说来也可笑，”施瓦茨二世说，“有了那护照，我却不敢使用它。再说，要习惯我那新的姓名，我又花了好几天工夫。我不断地自己反复记诵。穿过香榭丽舍大道，我嘴里在咕咕哝哝地默念我的姓名、新的地址和出生年月日。我坐在博物馆里凝望着雷诺阿的画作，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我便演习一段虚构的对话。一个严厉的嗓音嚷嚷：‘施瓦茨！’于是我马上一跃而起，答：‘到！’或者我大声咆哮：‘姓名！’接着我就机械地回答：‘约瑟夫·施瓦茨，1898年6月22日出生在维也纳新城区。’我甚至在临睡的时候还要练习。我不愿意自己在被警察惊醒以后，恢复神志清醒之前，说错我的姓。我非得彻彻底底地忘掉我原来的姓名不可。没有护照和有一张伪造的护照，情况是有所不同的。伪造的护照更加危险。

“我卖掉了安格尔的那两幅画。得到的比我指望的来得少，可是我现在有了钱了，而这点钱却比我好久以来见过的都多。

“于是一天夜里，我起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从那时起就一直萦绕在我心里。我是不是可能带着这张护照回到德国去呢？这张护照简直跟真的一模一样，在边境线上人家怎么还会怀疑呢？那我又可以跟我妻子见面了。我可以解除我对她的担忧。我可以……”

施瓦茨瞅着我。“你一定懂得那种感情。流亡者以最纯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紧张不安。出现在胃部，在喉头，在眼睛背后的那种紧张。几年来，你一直试着要埋葬的一切，你千方百计想要忘掉的一切，你像躲瘟疫一样避开的这种种东西，却又复活过来了。对一个流亡者来说，回忆是一种致命的疾病，是他心灵上的癌症。

“我试着把它压下去。我一次又一次地去看那些和平与宁静的画，西斯莱的，毕沙罗的，还有雷诺阿的。我几小时几小时地待在博物馆里——是如今这对我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那些画再也不能叫我平静下来——它们开始呐喊，挑衅，让我记起……一个还不曾被那褐色麻风病蹂躏过的国家，两旁立着攀满了紫丁香的围墙的街头的夜晚，古老城市里的金黄色的晚霞，燕子在四周翻飞的绿色的钟楼——还有我的妻子。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禀赋。我跟我的妻子一起生活了四年，就像大多数人那样生活，平静而愉快，不过没有热烈的激情。最初几个月过去以后，我们的关系变成了一种所谓幸福的婚姻关系——两个都没有什么奢望的、能够体谅对方的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梦想属于过去，可是我们并没有怀念它们。我们都是通情达理的人。而且我们非常恩爱。

“现在，我对一切都要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了。我开始责备自己。我们的婚姻搞得这样平淡，都是我的过错。我把一切都搞糟了。我过去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现在又打算怎么办？我爬进了一个洞里，过着呆板的生活。这种生活还能过多久？结局又将怎样？战争会爆发，德国肯定会胜利，别的国家没有一个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到那时又将出现什么情况呢？我还能爬到哪儿去，即使我还有时间和精力？我将在哪一个集中营里饿死？我将在哪一垛墙边被枪毙——如果我运气还不错的话？

“本该叫我定下心来的那张护照，却使我陷入了绝望。我在街上彷徨，一直走到我累得要死。可是我又睡不着觉，有时刚一睡着，噩梦又把我惊醒。我看见我的妻子给关在盖世太保的牢房里，我听到她在我旅馆的庭院里求救的呼声。有一天，我走进玫瑰咖啡馆，一心认为从门口对面的镜子里看到了她的脸。有一会儿工夫，她朝我转过身来——她脸色苍白，眼神凄惶——随后，她就悄悄地走开了。我看得那么清楚，我敢肯定她确实是在那儿。我奔进里面那间屋子。屋里照例坐满了客人，可是他们里头就没有一个是她。

“有那么几天，我完全给这样一个念头缠住了：她已经来到了巴黎，而且正在找我。有好几十次，我看见她沿着街角拐过弯去，我看见她坐在卢森堡花园的一条长凳上，等我赶到那边的时候，一张陌生的脸惊诧地朝我抬起来。她穿过协和广场，恰巧一股车流正涌将过来，而这一次那确实是她了——她那走路的步态，还有耸起肩膀的姿势，我甚至好像还认出她的衣服，可是当那交通警察最后拦住车流，而我可以追上她的时候，她却已经消失，被地铁的乌黑大口吞掉了。我急忙奔下台阶，只看到列车那令人失望的尾灯在黑暗中逐渐远去。

“我向一位朋友吐露心里的秘密。他叫勒泽，靠贩卖袜子过活，从前在布雷斯劳当过医生。

“他劝我不要单独一个人度过那么多时间。‘给自己找个女人。’他说。那也没有用。你也知道这种由于悲愁、寂寞和恐惧而干下的风流事儿。你追求人的温暖，一个嗓音，一个肉体——等你在一间陌生而可怕的屋子里醒来，你会感觉到好像自己已经一跤摔得离开了地球似的。在你凄凉寂寞的当口，听到身边有种呼吸的声息，你会感到很快慰——可是，你的想象力随后又会活动起来，没多一会儿，除了一种你在糟蹋自己的丑恶感觉以外，还会留下什么呢？

“这些事眼下我说起来，都似乎有点荒谬，有点矛盾。可在当时却不是这样。所有我的奋斗，总体来说就是一件事情：我非得回去，我非得跟我的妻子再见一面不可。说不定她跟哪一个男人同居了，天知道已经有多久了。那倒没有关系。我非得去看看她不可。对我来说，那好像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一天比一天清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希特勒迫不及待地要违背他那仅仅占领苏台德区、不再染指捷克斯洛伐克其他领土的诺言。很明显，他对波兰也想同样搞这一手。那就意味着战争，因为法国和英国都和波兰订有盟约。而且那已经不再是几个月的问题，而是几个星期或者甚至几天之内就可以发生的事了。对我来说，也得迅速做出决定。我的整个生活，将以这一决定为转移。后来，我果然做出了决定。我决定回去。以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我完全不知道。而我也根本不在乎。要是战争爆发了，说什么我都完蛋了。我还不如干这件蠢事好呢。

“最后那几天，我感到一种出奇的宁静。那是五月，巴黎圆点广场的花床里盛开着灿烂的郁金香。夜晚沐浴在印象派画作那银色的光芒和蔚蓝的阴影里。在第一批街灯冷漠的闪光后面，矗立着高高的淡青色的天空，在新闻大楼的屋顶上头，横贯着一条条颤动的红色电光文字，凡是识字的人都认得出那里面讲的是战争。

“我首先到了瑞士。我不得不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试试我的护照，然后才能确定无疑地信任它。法国的边防警卫漫不经心地把护照还给了我，那是在我意料之中的。只有那些由独裁者统治的国家，你才不容易走出他们的国境。可是，当瑞士的警卫进来的时候，我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在蜷缩。我尽量装作若无其事地坐在那儿，可是在肺脏的边缘，我感到一阵扑扑的颤动，恰似一片树叶，在一个无风的日子里却开始狂飘了起来。

“那警卫看了看我的护照。他身强力壮，肩膀宽阔，身上一股水烟味儿。站在车厢门口时，他把灯光给挡住了，一刹那间，我有种感觉，仿佛被他遮断的是我的自由——这间车厢似乎变成了一间牢房。随后他把护照递还给我。‘您忘了在这上面盖个章啦。’我说，那么舒坦地松了一口气，让这些话比我原来打算的更快地脱口而出。那警卫微微笑了一笑。‘别担心。我自会把章盖上的。难道这有那么大的关系吗？’

“‘不。不过，对我来说，那也是一种纪念。’

“那个人在护照上盖了个章，走了。我咬了咬嘴唇。我变得多么神经紧张啊！那时，我突然意识到，盖了这个章，这张护照看上去更加像是真的了。

“在瑞士，我花了一天工夫考虑自己要不要乘火车到德国去。结果，我还是害怕了。我不知道德国人或者是曾经的奥地利人，他们回国时护照查验起来会不会特别仔细。大概也不会，但是非法越过边境，看来仍然是明智的。

“在苏黎世，我先去了邮政总局，几年以前我第一次来到这儿的时候就是先来这里的。在待领处的窗口，你总会遇到熟人——没有居留许可的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会给你介绍情况。从那儿出来，我再到格雷夫咖啡馆——这是瑞士版的玫瑰咖啡馆。我碰到许多偷越边境过来的人，可是没有一个确切知道怎样安全地溜回德国去。那是可以理解的。除我以外，还有谁会愿意回到德国去呢？我注意到他们盯着我看的那种神情。后来，他们看到我不是在开玩笑，便都畏畏缩缩地走开了。凡是打算回去的人，准是个叛徒。因为除非他甘心接受这种政权的统治，谁愿意回去呢？而且，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来，那么下一步他又会干出什么勾当来呢？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他将要出卖呢？

“只撇下我孤单单一个人了。他们回避我，好像我是一个杀人犯似的。再说，我也没有办法解释。当我一想到自己将要干些什么的时候，我就会惊慌失措，大汗一身。我怎么还可能向其他任何人解释呢？

“第三天清早六点钟，警察来到我的住处，把我从床上拖了起来。我心里很清楚，那准是有个熟人去告发我的。他们怀疑地查看我的护照，把我带回去审问。总算幸运，护照上已经盖了个章，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可以证明自己是堂堂正正地进入国境的，而且在这儿仅仅只待了三天。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一大早，被押送着穿过街头的情景。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城里的塔楼和房顶在天空的衬托下显得轮廓分明，仿佛是用金属镂刻出来的一般。从一家面包店里飘出来了一股刚烤好的面包的香味，天下所有的安慰仿佛都包藏在这股香味里了。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我点了点头。“世界从来不会比你被禁锢起来的时候，比你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更美丽了。我们要是一直能够保持这种心情就好了。”

“我是有过这种心情的。”

“你那时能把它抓住不放吗？”我问。

“我不知道，”施瓦茨慢条斯理地说，“正是这个问题，我想找出它的答案来。它从我的手指缝里溜走了——可是，即使我把它抓住了，我抓住的是不是就都完整呢？我就不可能把它重新争回来，比以前抓得更紧，并永远保持下去吗？难道它就一点也不会再改变了吗？我们认为自己已经抓住了的东西，不是常常也会失去吗？我们会失去它，不正因为它是在活动着吗？只有在它一去不返而且再也不能有所改变的时候，它才会静止不动咧，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它才算真正为我们所有了吗？”

他的一双眼睛，呆呆地直瞪瞪地瞅着我。他正面盯住我的脸，这还是第一次。他的瞳孔张大了。真是个狂徒，要不就是个疯子，我心里这样想。

“我从来都不知道答案。”我说。“但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都想抓住无法抓住的，留下不能留下的。”

旁边一张桌子上那个穿夜礼服的女人站了起来。她一双眼睛越过露台望着下面的城市和港口。“亲爱的，我们干吗一定要回去呢？”她跟那个穿雪白礼服的男人说。“我们要是能够住在这里就好了！我实在一点儿也不想回美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