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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让女性发起战斗的呼声从四面八方传来。这些号召鼓励女性向前一步，积极表达自己的诉求；要明白自身价值，尽力表现自己；要表现得强硬一些，缩小信心的鸿沟。这些振奋人心的话激励女性积极参与决策，承诺赋予渴望权力的女性权力。同时，也向女性传达这样的信息：只要她们努力工作、目标高远，就会获得巨大成功—这也意味着她们可以做出更多重要的决策。
可是，没有人提到，当女性做重要决策时，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在做高风险的困难决定时，女性的感受与男性有什么区别吗？受这个问题的启发，我开始了相关研究，最终写成了这本书。我发现，男性在面临困难抉择时，只需要思考如何做判断，而女性在面临困难抉择时，不仅要思考如何做判断，还要考虑如何应对他人对自己的判断。
那么，一个聪慧、自尊心强、通常还很忙碌的女性，该如何做决策呢？
她需要知道女性的决策方式，以及如何在制定自己的行动方针时将决策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考虑进去。告诉你一个秘密：女性处理决策的方式实际上比她们自己认为的更具优势。女性与男性处理决策的方式不同，但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些不同。本书的主题既不是“生物性即命运”，也不是男性与女性的大脑差异。多年来，社会一直低估女性的决策力，我们所见到的许多性别差异都源于这种对女性判断力惯常的质疑。
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相较于男性，我们会更加严密地审视女性所做出的决定。这也许不易察觉，因为几乎不存在除了性别以外其他因素完全一样的情况。但是，偶尔也会碰到其他因素极其相似，从而偏见得以凸显的情况。以2013年2月玛丽莎·梅耶（Marissa Mayer）因为取消雅虎公司在家办公的政策而登上头条这一事件为例。当时，雅虎宣布公司员工不能再完全在家办公，媒体因此抨击梅耶。有评论员批评这种政策转变，认为这对女性不利，而且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对梅耶这项富有争议的决策感到诧异。然而，当零售公司百思买（Best Buy）的CEO休伯特·乔利（Hubert Joly）一周后做出同样的决定时，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件事呢？
当他终止百思买优越的家庭办公政策时，商业记者们尽职尽责地报道了这则消息，但乔利并没有像梅耶那样引起民愤。因为这个决策，乔利的名字只是在2013年的头条短暂出现过，但是直到2015年，记者还在讨论梅耶的决策，分析她的做法是否正确。
因此，对于同样根据判断所做出的决定，男性CEO所引起的关注只持续了几个月，而女性CEO却遭到了数年的审视和指责。
起初，我们会试图为自己做出不同反应而辩解：受到雅虎决策影响的员工肯定更多。因为雅虎是一家软件公司，在家办公的程序员可以穿着睡衣，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在任何时间都能工作；而百思买有实体店铺，我们推断其员工必须准时上班、穿着得体，在家办公的职员肯定很少。但有报道文章显示，梅耶的决策只影响到200名雇员，而乔利却让公司近4000名在家办公职员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也就是说，百思买的决定影响到的员工数量是雅虎的20倍。
如果受波及员工的数目不是梅耶引起轩然大波而乔利却自鸣得意的原因，那到底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难道是因为梅耶新近掌舵雅虎，而乔利是百思买的老舵手？也并非如此，两位CEO都任职大约半年，这就让情况显得更加令人不安了。
人们对梅耶的决策一直耿耿于怀，而对乔利的决策却忽略不计，也可能是因为许多人陷入了一种不自觉的思维模式：对于女性做出的决定，我们毫不迟疑地进行质疑；对于男性做出的决定，我们却都倾向于接受。对我们来说，男性和女性做相同的事情，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
这种倾向会造成很现实的后果。想想这种常见的情形，企业乐于提拔男雇员，却在提拔女雇员时顾虑重重。为什么会这样？很多书都解答了这个问题，但我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说法，揭示了被许多人所忽视的东西。对于男性所做的决定，就算它令人费解、不讨人喜欢，我们也会迅速接受，并且认为必须如此。而当女性宣布同样的决定时，我们却会花双倍的力气进行审视。这也许并不是有意为之，但我们确实会怀疑她所做的决定是否正确。
决策包含着性别因素，尽管这可能有些难以置信。对于同样的决策，有人会对男性会心地点点头，对女性却皱起眉头怀疑。我们都会认为自己对待他人很公平而且充满善意，我从未见哪个人说：“我喜欢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的人。”如果我们想弄清楚性别影响决策过程的方式，以及我们面对男性决策和女性决策时细微但明显的反应，那么我们需要提出一些严肃的问题。男性和女性的判断力存在真正的差异吗？我们是否夸大了这种差异？流行的观点所揭示的男女决策方式的差异，哪些是真实的，哪些其实是编造出来的？假如男女使用不同方式做出相同的决定，那女性的决策方式会不会是一种财富，而非负担？
最重要的是，如果发现自己对待男性做出的决策和女性做出的决策的确有所不同，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如何才能及时意识到自己这种不公平的倾向？一方面，我们需要训练自己，学会察觉我们对待决策时的隐性偏向。不管是男是女，在做决定时都必须审时度势、制定策略，因为这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毫无疑问，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阅读此书能够帮助你提高决策能力。但是，如果我们想看到更多的女性参与重要决策，我们应当改变自身所处文化对女性判断力的思考方式。我们需要做一些结构性的改变，这些改变不仅会改善女性的生活，还会改善我们所做出的决定。我希望这本书能带来一点启发：让更多女性参与关键决策不仅对女性自身有益，还能改善决策，这对众人皆有益。
1968年1月，西雅图一个寒冷的冬日，虽然没下雪，但人们都裹得严严实实。23岁的芭芭拉·温斯洛（Barbara Winslow）在华盛顿大学读历史学专业，和丈夫结婚不到一年。就在几天前，芭芭拉被检查出胸部有一个肿块，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医生向她解释，可以在麻醉后从乳房内取出一个切片进行活组织检查，如果检查结果呈阳性，说明是恶性肿瘤，那就直接在之前麻醉的基础上立即进行根治性乳房切除手术。这个手术的名字取得很合适，因为这意味着将会一下子切除整个乳房、乳房下面的胸肌以及位于女性腋窝的淋巴结。显然，这是一种高效而野蛮的治疗方式。
在芭芭拉进入麻醉状态、即将失去意识时，她想自己是否患上了癌症，醒来时等着自己的要么是好消息，要么就是原来乳房所在的位置满是缝线。
解释完手术步骤后，医生说会立即安排活组织检查，但是芭芭拉不愿意。她可以回家想想吗？为什么一定要立即做决定？对此，医生解释说，如果他给芭芭拉大量时间考虑这件事，她很可能因为太害怕，决定不冒这个风险。
芭芭拉认为确实不应该质疑医生的权威，所以她回答道：“好吧，这也有道理。” 医生便把手术同意书递给了芭芭拉的丈夫。“等等，”芭芭拉说，“为什么是我的丈夫签字？”医生给出的回答将会让她永生难忘：“因为女性对她们乳房的依恋既情绪化又毫不理性。”
这句话令人气愤吧？真是有些莫名其妙。做决定的人是谁？难道不是芭芭拉吗？可是这位医生并未真正问过她想怎么办。事实上，医生想表达的是，她容易情绪化、不理智，不能做这个决定。给人一种可自行选择的假象，有什么意义吗？如果芭芭拉当时说，“我不想化验”，那医生还会把手术同意书递给她丈夫吗？
2015年，芭芭拉告诉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希望自己当场就质疑了那位医生，我希望自己砸了他的办公室。我应该问问他，‘我倒想知道，男性对身体的哪个部位依恋到丧失理性？’”芭芭拉有很多生气的理由，比如那位医生不相信女性能在压力处境中做出恰当的判断。然而，芭芭拉当时甚至都没有怀疑过他的武断结论。她说：“那时我不会这样思考，大家都不会往这方面想，那时的女性就是这样生活的。”
这可能只是一个女人的一段可怕遭遇，但是作为一个决策研究者，我从这个故事中看到了更加令人忧虑的东西。我们可能会觉得，这类事情也就是发生在过去而已，这种情境中的各方面因素已经得到了改善，在当今的美国，已经没有医生会让一位女性的丈夫来替她做决定。但是这种处境到底改善了多少呢？人们很愿意自信满满地说，这种歧视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类似这样对女性决策者的歧视，有多少已经完全消失，又有多少只是隐藏起来但仍然影响人们对领导者的选择？不管是在医生的诊室里，还是在商务会议中，女性在做高风险决策时，是否被平等对待？抑或，是否仍有这样一种念头难以打消，即男性不受恼人的情绪束缚，因而具有更高的决策能力？
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了，癌症治疗过程不再像过去那么野蛮：女性自己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在医生和病人讨论过活组织检查结果之后，才会安排进行手术；根治性乳房切除手术也基本上是过去的事了。如今人们听到芭芭拉的这个故事，都会觉得很震惊。但是我们仍旧得问问自己： 情况真的完全不同了吗？
理查德·霍夫曼（Richard Hoffman）是衣阿华大学的一名医学教授，他发现直到今天，仍有必要想一想医生和患者之间是怎样对话的。对于在决策过程中的角色，医生向男性患者和女性患者分别传达的是什么？谁会被问到“你想怎么做”，谁不会被问到？是不是有些患者被当成搭档，而有些则被当成从属？
2011年，霍夫曼教授和他的团队分析了美国不同地方1100名成年人的调查数据，他们让患者报告近期与医生进行的关于癌症筛检的对话。霍夫曼主要关注的是50岁以上的成年人，因为医生一般建议超过50岁的人接受某些类型的癌症常规检查。如果医生认为男性和女性具备同等的决策能力，那么所进行的决策对话应该是相同的。然而并非如此。根据报告，在讨论男性前列腺检查时，有70%的男性被问过，“你想做这个检查吗？”而讨论女性的乳房检查时，同样的问题只有43%的女性听过。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当面临性器官癌症筛检的选择时，为什么男性比女性有更多选择权？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前列腺癌症筛检的有效性，一直存在争议。前列腺癌的前期筛检一般都要验血，大约有3/4的男性检查结果呈阳性，但并未患上前列腺癌，也就是说，误判比例很高。前列腺癌血检问题重重，因此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将这项检查评为D级，表明它的害处大于益处。而乳腺癌筛检，虽然也说不上完美，但至少被评为B级。
前列腺癌筛检会造成大量不必要的担忧，更不用说多余的诊疗及检查带来的风险。也许正因为如此，医生给男性更多选择权，让他们自行决定是否要经历这些可能具有误导性且令人不安的筛检过程。
好吧。那么对于同一个器官的检查，情况又如何呢？霍夫曼后来考察了一个两性兼具的器官的筛检。他专门选了一个被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评为A级的检查，它能可靠地检测出男性和女性是否患有癌症。这个检查就是可怕的结肠镜检查。
在美国，结肠癌在最常见的致死癌症中排名第三，男性和女性都有很高的患病风险。
当医生和患者讨论是否要进行结肠镜检查时，是只需要说“你得做这项检查”，还是告诉他们有什么选择，然后问“你想做这项检查吗？”。霍夫曼教授得到的结果发人深省。医生问了71%的男性是否要做结肠镜检查，却只问了57%的女性同样的问题。这两个数字差别不是很大，没错，但是为什么不是一样的呢？为什么更多男性得到了选择的权利？这些男性和女性的年龄是在同一个区间内的，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年龄在50～70岁之间，因为医生一般会建议从50岁开始做第一次结肠镜检查。美国男性患结肠癌的风险比女性稍高，21名男性中有1人会在人生的某个时期患上这种疾病，而女性的患病比例是1/22。
不过，这是否就意味着更多男性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医生应该更多地询问男性，而不是直接告诉他们去做这项检查？相比之下，女性患结肠癌的风险更低。这就说明，如果有一个性别可以选择不做这项检查，那就是女性。那么，女医生更可能会询问女患者她们想怎么做（而不是直接告诉她们做什么）吗？我们不得而知。这组数据并不包含医生性别的信息。
第一次阅读这份报告时，我不知道该作何感想。也许医生对男性和女性区别对待是为了更有效地工作。医生一年要看几百名病人，察言观色是所有优秀专业医生的必备技能。会不会是医生发现如果不让男性自己做出选择，就会激怒他们，从而使他们一去不回？抑或是相当比例的女性一开始不肯做癌症筛查，但后来后悔不已，所以才更少地让女性选择？尽管现在医生已经不会让男性来签妻子的手术同意书，但似乎他们还是跟以前一样，比起女性，会更加相信男性以及自己的正确判断力。
在美国，女性获得重大决定权的历史较短。直到1920年，美国的女性才获得选举的权利，那时世界上已经有十几个其他国家通过了允许女性参与公民决策的法律。
在1968年芭芭拉看着丈夫勉为其难地签署手术同意书时，医生并不是唯一认为男性比女性判断力好的群体，大多数专业领域都存在这样的看法，毕竟那时女性解放运动才刚刚开始。在20世纪60年代末，离过婚的女性想开始新的生活，一般无法直接买到属于自己的房子。她们有两个选择：不买房而是租房；如果一定要买，需要说服她身边的男性，通常是她的前夫，在抵押贷款上签字。
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高收入女性申请信贷额度时，通常会遭到拒绝。以比莉·简·金（Billie Jean King）为例，她是世界网球冠军，曾在某一年的温网比赛中赢得三个冠军，用挣来的钱养活家庭。她曾经想以自己的名字办张信用卡，却没办成。她发现想要办理信用卡的唯一办法是让她的丈夫成为第一担保人，因为只有当贷款方确定此卡的财政决定者有一位男性支持时，她才能成为第二持卡人。如果她丈夫有经济来源的话，这种做法也许还有点道理，但是当时他并没有收入，比莉·简·金那时正供他在法学院上学。
现在借贷程序的相关法律已经修改，但是为什么在21世纪，这些潜在性别偏见仍然影响女性在决策方面的待遇？为什么医生更多地让男性参与决策？不仅是医生，大多数人在评判一个人的决策能力时，是否对男性和女性进行了区别对待？社会对女性判断力的评估是否受偏见影响？
为了更好地了解现状，我们走进了维多利亚·布里斯科（Victoria Brescoll）的实验室。布里斯科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一位社会心理学家，她对于男性和女性是如何被评价的这一问题很感兴趣。布里斯科研究了普通成年人评价求职者、应试学生和政客的方式。她想知道，我们如何判断电视上的那位候选人或者站在我们面前的某个人能否胜任。
在一项研究中，布里斯科让普通人评价求职者。每个参与研究的成年人拿着一个写字板坐在屏幕前，观看一场已经开始的面试视频。这场面试分为两个版本，一个是男性，另一个是女性。整个面试过程看上去很常规，直到经理让面试者描述自己在以前的工作中曾犯过的一个错误。面试者都讲述了一个和同事丢掉重要客户的故事。随后，经理问道：“你当时是什么感受？”求职者听到这个问题恼怒起来，不安地高声回答：“当然很生气了。”看完视频后，受试者要对这个求职者进行打分，评估这个人在未来的工作中可以拥有多少权力。你会信任这个人，让他独立决策吗？最后，应该雇用这个人吗？
布里斯科真正想知道的是，这些评价会因求职者的性别不同而有所差异吗？
结果确实如此。布里斯科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新加坡校区的教授埃里克·乌尔曼（Eric Uhlmann）进行了三种形式的研究。在每种研究中，受试者给生气的女性求职者的分数比给有同样行为的男性求职者的分数都低。
这些求职者其实是专业的演员，他们严格按照同一剧本进行表演，一样都牙关紧闭，发泄同等程度的情绪。但是那些受试者并没有这么看，发怒的女性求职者在他们看来显得“沉不住气”，不具备作为领导者的素质。
不仅男性受试者这样看待女性求职者，连女性受试者也这么看。两种性别的受试者都认为，对过去的失误而感到挫败的女性应该担任低权力的工作，应该拥有少量独立决策的机会。
相较之下，受试者将男性的怒气归因于他们所受的压力，而非缺少控制力。因失误而感到挫败并没有影响一名男性的可信度，发泄情绪反而提高了他的地位。如果一位怒气冲冲的男性说他只是一名职位较低的助手，这些评估的人就想给他更多领导的机会。他们想让一个感到挫败的男人拥有更多的决策机会。
布里斯科的研究说明，当男性和女性用同样的方式说同样的话时，我们潜意识中的偏见会自然而然地导致我们认为，他一定会大有作为，而她真是个麻烦精。
有些群体坚持认为，如今女性已经获得大量的决策权，并列举了位高权重的杰出女性。谢天谢地，和不能办理信用卡的时候相比，女性的地位是有了很大提高。近年来，任职于美国最高司法职位的两位法官都是女性，她们是最高法院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和艾莉娜·卡根（Elena Kagan）。自2000年以来，德国、巴西和韩国的公民都陆续选出了自己国家的首位女性首脑，让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和朴槿惠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女人。甚至，从创立之初就由男性负责的金融机构，也最终决定让女性一展拳脚。2014年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开始指挥美国中央银行系统，2011年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
鉴于人们能一口气说出一长串权势女性的名字，似乎可以认为目前社会对女性判断力的信任程度与男性相当。然而，这些都是特例，并非常态。女性占世界人口的一半还多，可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担当重要决策者的女性却只有一小部分。2015年世界上的独立国家有195个，这些国家中只有11.2%的国家由女性领导；在美国500家最大的公司和英国100家最大的公司中，女性高管所占的比例都只有15%。
进入标准普尔前1500名的公司里叫约翰的男性CEO比叫任何名字的女性CEO都要多，我将其称作“约翰数据”。
我们对女性是糟糕决策者的看法，并不是促成领导层性别比例差距的唯一因素。但是这个因素到底有多重要呢？公司机构喜欢找其他原因来解释高层女性稀少的现象，他们经常归因于野心的差距，称女性不像男性那样热衷于晋升。但有数据显示，职业女性和男性一样富有进取心。2013年，一项调查收集了超过1400位管理人员的信息，发现想在公司担任高职位的女性和有同样想法的男性一样多。当被问到是否想让自己的职位再升一级时，83%的女性管理者做出了肯定回答。同样的问题，只有74%的男性管理者做出了肯定回答。
有些评论者认为，女性采取的成功路线不对。她们或是没能找到能够指导或支持她的人，或是没有要求晋升或加薪，抑或是不愿牺牲晚上和周末的时间，而办公室的男同事周日可能会来上班。然而，一项研究显示，仅仅“做正确的事”对于女性还不够。这项研究由非营利研究机构Catalyst开展，它跟踪调查了3345名毕业于美国顶尖商学院的学生，询问了这些商学院男女毕业生所使用的职业策略，并在数年间跟踪了解他们的收入变化以及晋升速度。在调查中发现，比起女性，那些理应行之有效的职业策略对男性更有帮助。
千方百计采用所有职业发展策略的女性，还是没有使用同样策略的男性上升得快或挣得多。
另一个群体不以为意，认为这个问题正在逐渐得到解决。“耐心点，”他们说，“现在处于中层领导岗位的女性越来越多，再过几年，等到体制跟上去，就会有更多的女性跻身高层。”也许吧，可是最近几年的数据却呈现出另外一种情形。
美国500强公司中女性董事成员的人数连续9年没有大的变化。
2014年美国女性州长的人数只是2004年的一半。
如果把女性的进步比作管道的话，这个管道在科技领域满是漏洞，在科技产业女性的离职率是男性的两倍。
Textio是一家新成立的软件公司，它的CEO基兰·斯奈德（Kieran Snyder）采访了超过7000位离开科技产业的女性，发现她们离开的主要原因是那里的文化氛围排斥女性。其中一位受访女性电力工程师杰西卡说：“我热爱我的工作，我喜欢解决问题，创造能够改善人们生活的科技。我不喜欢的是，每天都要去兄弟会（frat house）上班。”
要理解这种女性领导的边缘化，我们需要自问：
为什么人们不放心让女性成为高层决策者？
并非人们认为女性的智力不如男性。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做了一项面向超过28岁的美国人的调查，结果发现86%的调查对象认为男女智力相当。此外，有9%的调查对象认为女性比男性更聪明。也就是说，只有5%的人认为男性更聪明。
但是
智力
不等同于
判断力
。我们脑中完美的决策者是什么样的呢？调查显示大多数人认为领导者必须勇敢无畏、行动力强，只有那些临危不惧、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信心十足的人才能做出最佳的管理决策。
聪明的人可能懂得多，但一名优秀的决策者要敢于在自己懂的东西上下重注。
在大多数人脑中，以上所有特征勾勒出了一位男性的形象。
但是你在自己公司四处看看，也许能看到不少女性在做重要决策。在美国，38%的经理是女性。但是这些女性经理都做什么类型的决策呢？
协调团队、计划项目、解决纠纷和监督部门预算。对于此类重要的内部决策，女性通常颇受欢迎。但是对于决定企业发展方向的外部决策，要靠公司老板，很多时候是公司的CEO。就美国95%的大型公司而言，靠的是男性。
有些人可能会反驳，中层管理人员所做的许多决定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决定。2015年一项面对21859名全职雇员的研究发现，主管和中层经理通常是最抑郁的雇员，他们的抑郁水平高于薪水更少的下属和收入丰厚的老板。
为什么中层人士如此郁郁寡欢呢？哥伦比亚大学和多伦多大学的研究者认为，原因在于这些中层管理人员拥有的决断权太少。主管和中层经理一直在执行别人的决策，如果出错，他们不能像一线工作者那样轻易地指责别人。在很多组织里，中层管理人员无法获得处理最终产品或者帮助客户的满足感。也就是说，自治权很少，影响力也很小，但压力和责任却很大。
在纽约做视觉艺术和法律助理的莉斯听到这种说法时，一点也不觉得吃惊。她把专业领域的决策分工比作狗拉雪橇比赛。她认为，在执行所有次要决定和处理团队准备阶段的选择时，女性备受欢迎。人们很乐意让女性决定在工作中谁需要更多鼓励，谁需要适当约束，谁能在额外培训中有所收获，谁最后得到奖赏。莉斯解释说，让女性管理预算，甚至挑选顶尖团队的成员，都没有问题。“但是，在赛跑那天，当观众和摄像机就位，控制一切的是一个男人，而不是安排好这一切的那个女人。”我把这种现象称作“狗拉雪橇问题”。女性做一系列开始的决定，将雪橇准备妥当，但是当旗子升起，赛跑正式开始，大家都希望由男性来驾驶雪橇，由他们来做大家都看得到的、能赢得比赛的关键性决定。
男性和女性在电脑编程领域的历程是狗拉雪橇问题的完美例证。尽管今天看起来很不可思议，但女性的确是电脑编程领域的开拓者。传记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在他2014年出版的书《创新者》（
The Innovator
）中描述了女性在编程史上扮演的极其重要但鲜为人知的角色。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建立第一代通用电脑硬件的工程师都是男性，编程人员却全是女性。在哈佛大学工作的女数学家兼海军军官葛丽丝·霍普（Grace Hopper），创造出了第一个使用文字而非数字的电脑程序COBOL。那时男性对电路系统很感兴趣，认为编程和打字一样，都是秘书性质的工作，没有什么声望，也不需要做什么有趣的决定。编程只不过是在为电脑解决问题做准备。在男人们看来大约如此。
但是，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迹象日益明显：关于软件方面的决策十分有趣而且格外关键。工程师和管理员们逐渐认识到，事实上软件也许比硬件还重要，因为电脑程序是可以移动的—不论程序是在伯克利还是在柏林被开发出来的，它能在任何一台电脑上运行。于是，男性忽然想做编程工作。当然，吸引男性的不只是程序员可以做关键性的决定。在1984年前后，大学里电脑科技专业的男生比例大幅上升，这可能是因为比起他们的女儿，父母更可能为儿子购置个人电脑，因此，青少年中对编程产生兴趣的男孩居多。
对于女性来说，做一个富有耐心和进取心的勤奋工作者还不够，她们仍旧会不断遭遇这种狗拉雪橇问题。如果我们想让领导层有更多女性的身影，我们不能再将她们看作专门负责准备工作的人，要开始将她们看作竞赛当天富有潜力的控制者，甚至更进一步，让她们来决定是否该有这样一个团队。
我是一名认知神经学家，在我过往的学术生涯中，我总会绕开性别问题。上大学时，作为一名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我疯狂学习一切有关语言、记忆、推理等方面的知识，唯独对性别方面的课程避之不及。如果有人问我原因，我可能会礼貌地回答，我对女性问题不感兴趣。但事实上，研究性别这一行为本身似乎带着一种性别色彩，我的男性朋友中没有一位研究性别问题，我想表现出我在智力方面和他们一样强。对于这种想法，我现在会摇摇头，但是在22岁时，我认为关键是要做了不起的事。在研究生院，我专攻三个由男性主导的领域—计算机建模、认知科学和认知神经学。通常实验室里的男生很多，男女比例至少是6∶1，但是我从不把女性稀少当成一个问题，指出偏见的存在无异于示弱。如果我努力奋斗，我也通常如此，那么它就成了我要解决的问题—我只需要更卖力地干活儿。我话不多，也很谦虚，但我从没想过是不是因为我扎马尾，我的科研素养就会被特别审视。实验室里的每个人都在玩着名为“审视”的游戏。
我认为性别不是真正的问题，至少在专业领域不是。所以在经历困惑之后—由于我一直认为这个问题并不存在，所以尤为困扰—我才开始思考，是不是大家对女性和男性所做决定的评判标准有所不同。
我和丈夫订婚之初，两人住的地方相距480多千米。我们各自都有前景不错的工作，他在费城，为一个上好的工作机会而接受培训；而我在匹兹堡，做的工作能使我进入更受瞩目的项目。有些关系即使相距很远，也会保持亲密。但是我们的不行。我们很想在忙完一天后见见面，但那时离Skype（可以视频通话的软件）的出现还很遥远。我们花了一年时间来研究我们的选择，寻找空缺职位，一遍又一遍地讨论各种可行方案，最终决定追随我的职业。因为我的上司跟我说过，她想让我在将来的某一天接替她的职位（也因为我在费城找到的唯一类似的工作，是让我和复印机共用同一间办公室，而不是和下一任CEO）。在婚礼举行的前两天，我的准丈夫将他的衣服、电脑、长号和他儿时的伙伴—好奇猴乔治，一起塞进车子，驶上了宾夕法尼亚州的收费高速公路，然后搬进了我的公寓。在出发去度蜜月时，我们坚信他回来后能找到工作。
他确实找到了工作，但让他感到泄气的是，这份工作一点都不适合他。他很努力地工作，决心充分利用当时的处境—我们甚至竞投了一所小巧漂亮的殖民地风格的房子—但是不到一年，我们都认为，他需要变换职业路线。当时我们面临一个可怕的选择。在那一年中，我的工作得到了大量认可，我大幅度升职，而且我和他人合著了两份项目申请书，我的老板还邀请我做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项目的带头人。但是在和丈夫深入讨论和调查后，我必须承认，虽然离开这份工作我会难过，但我们应该像重视我的事业那样重视他的事业，这样才公平。我们在国内挑了一个我想居住的地方，他申请到了理想的工作，公司给他的待遇也很好。虽然我还没有找到工作，但就像之前一样，我同样信心满满。
一年前，我的丈夫向同事宣布，他要辞掉工作追随我，也就是说，要离开一个优秀的雇主，到一个尚无工作前景的地方。当时几个关系好的同事告诉他，这个决定很伟大。领导们告诉他，欢迎他随时回来，并且如果需要推荐，他们也很乐意替他说好话。在他的朋友、家人和同事中，没有一个人质疑过他的决定，至少没有人当面这样做，也没人说过， 你确定要这样做吗？
当我们两个人的情况掉转过来，我追随他，让他抓住自己下一个重要的职业机遇时，发生了什么呢？我真希望自己能说大家对我像对他那样，做出了相同的反应。然而，并非如此。我的上司告诉我，她觉得我对待自己的事业不够认真：“有太多女人这样做了，不要犯这个错。”几个熟悉的人以及好朋友都忧心忡忡地问我，是否确定自己做的是“正确的选择”。我的上司为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表扬我的工作。然而，有一天她走进我的办公室，关上门说，如果我要这样做的话，她认为我还没准备好接任她一直以来培养我担任的管理职位。
我并没有把这种情况归结为性别歧视。我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反应揭露了一个隐秘而令人不安的真相。也许那些关切的朋友在我身上看到了令人失望之处；也许这个选择真的说明我对待自己的事业不够认真；也许这说明了，到最后关头，我还是会固守传统，把丈夫的需要放在首位。我以为我们会轮流讨论彼此的工作，但是也许夫妻之间总是这样开始协商，直到自然而然地落入一种模式：他的事业，还是他的事业。最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我上司的评论。也许她是正确的，也许这真的说明我的决策能力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缺陷，我还没准备好成为一个管理者。接连好多天，我夜不能寐，不停思考有什么万全之策能让我既保留上司的尊重，又能支持我的丈夫。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能力。当我后来找到一份很棒的工作，成为一名管理者时，我尽量淡化我的职位。我办公室的门牌上写的是主管，但是我避免别人那样称呼自己，总是用含糊不清的表达描述自己的岗位：“我在教学中心工作。”我担心如果我说出自己的头衔，有人会质疑我的领导能力。
我们之所以遭遇不同，可能是性别的原因，几个月后我的丈夫先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这是不是很有趣？一个男人决定把自己的事业放在一边，去追随他的妻子，没有人质疑他；而当一个女性做同样的决定，要去追随她的丈夫，却要经受审视。”这时，我才放下了之前的思维。确实，在我做决定时，感觉自己被冠以辜负女性、辜负自己的罪名。因为这个选择，我让自己之前做过的所有重要的决策都显得站不住脚。但是，当我的丈夫做出自己的选择时，大家认为他支持配偶的决定不畏艰难，令人钦佩，所以对他频频称赞。我和丈夫描述了同样的决定，人们怀疑我的决定，却向他的决定致敬，这种现象只发生在我们身上吗？抑或，这只是特例吗？
与男性相比，决策对女性来说更麻烦，要接受这一点可能有些不容易。我们都愿意相信这是个正义的世界，也都想相信进步。我的朋友和上司对我的决定心存疑虑，也许是出于好意，是在担心我，但值得思考的是，人们是否更容易评判女性的选择。社会对男女决策的偏见，容易让人们在评价女性决策时落入狭隘的、模式化的窠臼。这对社会来说很轻松，却为女性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优秀的决策能力不是单一的技能，它包括多种技能。你必须能分清轻重缓急，想出并仔细分析方案，然后测试你的想法，进而选出与优先考虑因素相匹配的方案，得到人们的支持，并且要为决策失误可能导致的情况做准备。
无论男女，都能获取以上所有技能，而在这本书中，你将看到其中某些技能对于女性来说其实更容易获取。
不难看出机构组织对足智多谋的决策者都格外看重。在工作文化越来越呈现出全天候趋势的今天，老板想要员工能展现出良好的判断力，而不是事事都征询上司的意见。但是，我们将在这本书中看到，拥有优秀的决策技能对职场女性尤为重要，因为女性往往要比男性更频繁地证明自己。如果一位男性为公司做了一次英明的重要决策，他会因此受益良久，也许他能得到提拔。可是，大多数女性需要证明她并不是只能做一次聪明而富有战略性的选择，而且并不是运气、时机或人际关系的作用使她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琼·威廉姆斯（Joan Williams）和蕾切尔·邓普斯（Rachel Dempsey）将女性所面临的这种情况称作“再次证明”歧视。
这也意味着突出的判断力是女性应该具备且经常使用的技能。
许多女性还在努力挣脱这样一种看法：比起男性，女性更难将一种行动路线贯彻始终。因为人们普遍对女性存在着误解，认为她们天生优柔寡断，面对选择时不停纠结，不肯承担做决定时应担负的责任。在本书的第二章，我们将会看到女职员的同事可能将她表现出的合作意愿误解为缺乏决策能力。
目前，已经出版了很多关于做决定的优秀书籍，但这些书中给出的一些建议对男性来说颇有助益，对于女性来说却糟糕透顶。想想这些建议：“只要有可能，尽量让所有人对一项决定达成一致”“多花些时间来思考，拓宽你的选择面”。当男性管理人员采用这些策略时，可能显得耳目一新，但如果是一位女性管理者，就不会有这种效果。如果一位女性副总裁说，“等所有人达成一致后再决定”，大家会觉得她既没把握又没能耐，而不会想到她是在努力建立一个联盟。当一位女性不紧不慢地分析选项时，人们很可能会认为她缺乏决断、不够称职，而不会觉得她深思熟虑、考虑周全。
即使是备受爱戴的女性，所承受的期待和刻板印象也和男性不同，所以人们应该根据她们的实际情况来提出相关的决策建议。是时候停止让女性使用男性的战术了。
也许这样做会更麻烦？在那些针对女性所著的领导战略书籍中，有许多建议并没有包含科学家对成功决策法的发现。人们经常见到这样针对女性提出的建议：“像你身边有魄力的男性那样自信。”但研究表明，事实上自信会对良好的判断造成阻碍，相信自己是许多糟糕决定的根源，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都是这样。更加自信也许会促使人们在会议中发言，但却不能提高他们发言的质量。自信心像一个人人都能使用的工具，但成熟的决策者大多明白什么时候拿起这个工具，什么时候将它放下。
研究者在性别和决策方面得到了许多发现，这些发现能够在组织机构中进行实际运用，但人们无法在任何关于男性或女性决策的书籍中找到它们。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当人们在高压情境下做决定时，女性的决定一般偏向一个特定的方向，而男性的偏向与之相反。这种相互抗衡的局面说明，要在高压下做出正确的决定，需要男性和女性共同参与，需要同等重视双方的意见。神经科学家知道这种倾向，但投资银行家不一定知道，公立学校的负责人也很可能不知道。人们对性别和决策的相关科学了解得越多，在组建高压环境下的工作团队时，就能准备得越充分，也会更警觉。
这本书适合任何一个在乎自己事业的女性阅读。处于职业生涯各个阶段的女性—不论你是正在应聘第一份全职工作，还是正值职业生涯中期，考虑给自己放个长假—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我之所以关注职场女性的决定，一方面是因为有关的文献资料很分散，另一方面是因为有太多女性觉得之所以一进办公室，她们的决定就会受到评判，原因在于她们自身。她们想知道，自己在职业中面临的挑战和感受到的劣势地位是自己造成的，还是现行体制带来的。如果是体制问题，是否有办法来打破当前的局面。但我希望每一位女性都觉得这个讨论与自己相关，书中提出的问题和策略不仅对工作场合适用，还能运用在生活中。
这本书也适合那些想把自己的公司做强，以及关心身边女性的男性阅读。如果你是男性，希望留住自己公司里的女性人才，通过阅读这本书，你就会明白她们面对的挑战是什么，你能找到改变环境的策略，从而使她们的决定得到公平的判断，同时尽可能地使她们走向成功。如果你有一个女儿，你想知道她的决策过程为什么看上去和你的很不一样，那也适合看这本书。
同时，我写这本书也是为了那些想提高工作效率的人。作为专业人士，我们会参加关于提高工作效率的研讨会，也会参加关于利用多样性的研讨会，但是我们很少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如果你看到这种关联会怎么样？如果包容差异能提高你的决策质量，而且也能保证你按时完成任务，会怎么样？这本书不会附赠魔杖，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神秘配方。但是，书中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能让你想出更多出色的点子，确保你的同事，无论男女，都能在决策过程中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基于大家对我追随丈夫的决定而做出的奇怪反应，我想全面了解女性的决定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面对不同的性别，采用不同的标准来评价他们的决定，这种现象普遍吗？男性和女性的决策方式真的有所不同吗？我承认，我不愿相信男女决策者在大众眼中分别是这样的形象：男人做决定时迅速果断，而女人似乎永远也下不了决心，我想知道：这些看法符合事实吗？
在项目开始之初，我找了一些我尊敬的女性，让她们谈谈自己做过的特别满意以及特别犹豫的决定。我把这些谈话称作“决策对话”。我提出问题，做笔记，对自己听到的内容感到愕然无语，这些想法和感受比我从鸡尾酒会上的闲谈和学术研究中所了解到的要复杂得多。一位女性说到自己在决定是否要做身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的代理人时是多么煎熬；另一位则谈到了自己放弃护理工作，回去读研究生的决定；几位亚裔女性说，她们羡慕在场的其他女性，因为她们理所当然地享有自由。而自己虽然已经成年，事业有成，但是仍要应付父母亲毫无道理的期待。我不知道她们的兄弟是否也背负同样的包袱，但这些期待让她们疲惫不堪。
我们的谈话总会绕回“别人如何看待女性做出的决定”这一问题。有些人说，她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有些则承认她们很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并为此感到十分苦恼。但是无论参与者的立场如何，如何评价决策这一话题总能引起讨论。
我搜罗了有关决策的热门书籍。这些书并没有谈到性别，也没谈到如何在审视之下做决定，更没提到如何应对这种审视。除了阅读关于决策方面的全部大众书籍，我还梳理了几百项原始研究，这些研究聚焦男性和女性的决策方式，以及在面临高风险决策时，他们所处的复杂境地。接着，我开始直接联系女性，对她们进行采访。共有34名女性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为阐释这本书中的心得和见解提供了案例。除了芭芭拉·温斯洛和其他几位曾谈起过自己故事的公众人物，其他人都使用了化名。你会见到一位警察局长、一位主厨和一位朋克摇滚歌手；你会听到一位专攻神经理论的数学天才和一位因为厌烦常见的相亲网站而自己创建公司的女性，讲述她们的故事；你还会看到一位挑战忍耐力世界纪录的女性决定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尽管她已经几乎无法动弹。跟我谈话的女性，有些只有20多岁，正面临着毕业后的首次重大决定；有些正值事业巅峰；还有的已经退休，能够回望自己做过的决定。
当你读到这本书中的一些发现时，你肯定会想到一些例外情况，也许你的妻子就是例外，也许你儿时的好友长大后成为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她的个人经历和书中讲性别和冒险的一整个章节完全不符。没关系，就像我们不能说所有女性的头发都比男性的长，我们也不能说所有女性都是这样做决定的，而所有男性都是那样做决定的。在你阅读接下来的研究过程中，如果你能始终记住“ 一般来说 ”这个词，你会更有收获。一个群体中的每个成员和另一个群体的每个成员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有同样的差别，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论我们所讨论的是某人打断别人说话的频率，还是一个人做糟糕决定的频率。
此书的首要任务是考察女性在我们眼中是怎样的决策者。在决策方面，男女有什么不同？女性做决策的优势是什么？劣势是什么？当女性回头看自己深思熟虑后所做的选择时，总是将复杂的抉择过程变得看似简单、轻松。
看到这里，有些人马上会说（在办公室里私下表达，或者在网站上匿名发声），每种刻板印象都有几分道理。这些人坚称，他们相信女性的负面特征，是因为他们有眼睛和耳朵，知道自己看到和听到了什么。他们会说：“我多么希望这不是真的，可是这确实是我的亲身经历。”这就是我们在讨论团体差异时，特别想弄明白的问题。这些刻板印象真的说明了一些事实吗？还是我们只注意到了我们所期待的东西，却忘掉了自己遇到的所有例外情况？对此，科学给出的说法是什么？剖析这些问题，找到并理解其中的科学根据是这本书的第二个任务。为此，我们会对一些研究成果进行深入调查，并采访现实中一些女性，从而探究人们对女性决策者的不同误解。我们将会发现在决策过程中，男性和女性在何时同路共行，又在何时分道扬镳，以及是什么促使他们分道扬镳。
不过，我想说明一下，这本书与以下两件事情无关：首先，它与纠正女性无关。近几年，陆续出版了一些聚焦职场女性的精彩书籍，但是这些书所引发的讨论通常围绕同一个主题，那就是“女性做得不对”。而当我考察女性的决策方式时，脑海中浮现的不是“ 差错 ”。那么，是 勇敢 吗？是的。是 瑕疵 吗？当然，但并不比男性的多。是 误解 吗？必然如此。这本书致力于帮助我们每个人理解女性如何决策，以及女性在职场中如何应对别人的评判，如何发挥出她们最好的技能和天赋。其次，这本书不会告诉女性哪个选择最好。如果你是一名女性，在继续工作和回去读书之间不知该如何选择，你在这本书里找不到明确答案。我也无法告诉你，是否应该嫁给那个你正在交往的人。我肯定不知道，当艺术家到底适不适合你。此书探讨的话题不是女性要决定的 内容 ，而是女性的决策 方式 。
不过，我会提供一些实用的策略，让大家在做选择时考虑得更加全面周到，我也会提出一些两性都适用的建议。如果你因为要做一个决定而感到压力重重，那是不是可以用这份压力来改善你的思维？是否有应该完全 跟着感觉走 的时候？通过分享有助于更好决策的方法，我希望男性和女性读者都能够做出令人尊重的满意决定。
现在是重新审视我们对女性和决策的看法的好时机。我们正在逐渐接近2020年，这一年是美国女性获得选举权的100周年。虽然从首次赋予美国女性表达“我想让这个人来领导，而不是那个人”的机会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一个世纪了，但是社会大众依然对女性的决策方式抱有极其陈旧的看法。现代世界和我们过时的观念之间的鸿沟，不仅让我们对那些做出大胆决定并经受严格评判的女性肃然起敬，而且激起了我们对那些因为屡次未能做出有力而周全的决定而感到悔恨的女性的同情。
还记得芭芭拉·温斯洛吗？她从活组织检查中醒来时，听到了好消息，那个肿瘤是良性的，根治性乳房切除手术没有在她沉睡时进行。苏醒后，她还意识到，自己不想像有些女性那样轻视自己的判断力。几年之后，当医生再次不尊重她时，芭芭拉起身拿起外套，愤然离去。之后，她成了妇女运动方面的国际专家，2012年美国妇女研究会将她提名为“30位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
女性如何增加自己的决策工具？怎样才能让女性不再怀疑自己的判断力，而是去质疑那些关于女性决断力的说法？她们不一定要直接追随芭芭拉的脚步，成为杰出的妇女运动家，但是理应好好想一想，一直以来她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思维过程的。她们可以选择自己想利用的决策工具，来了解并且消除那些自己长久以来存在的决策偏见。对于想做出更有力、更聪明的决定的女性—尽管这个世界仍旧在暗示她们无法做到这一点—这本书是一份邀请函，也是一个工具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