胭脂是现存历史最悠久、用途也最多样的化妆单品，在过去的几千年中被用来给嘴唇和脸颊上色。虽然在不同时期，时尚和社会对化妆品的认知差异使得历史上胭脂的使用程度不尽相同，但是红色的地位却从未被动摇。当今的胭脂被冠上了不同的名称，从传统的粉质胭脂到液体胭脂、口红和唇彩，以及各式用于唇部和脸颊的膏状及啫喱状的产品。不过，为什么它能成为我们化妆包里最受欢迎、地位最为稳固的单品呢？又是什么促使全球一代又一代女性在脸上擦上一抹绯红呢？

想要找到答案，或许要从了解红色和它引起的丰富联想开始。虽然在不同文化中，红色的含义略有差异，但它总是和吸引、爱、热情、青春和健康联系在一起。在东方文化中，红色通常象征着喜庆，所以中国、印度和越南的新娘在婚礼上通常身着红色礼服。它在戏剧中也具有象征意义，在中国京剧和日本歌舞伎的脸谱中被大量使用。当然，红色也有其非常不同的内涵意义——它是鲜血、危险和革命的颜色，也是一些政党团体的象征。

如果我们单纯从化妆品本身和它的功能来看，使用胭脂的目的就是给皮肤增添一抹红晕。进化心理学家南茜·埃特考夫（Nancy Etcoff）曾指出，红色的魅力来自于它能产生纯粹的、生理上的吸引力：“脸颊上的红晕和嘴唇上的烈焰都是性信号，是在模拟一种年轻、还未生育、健康而有活力的状态。”对红色经久不衰的吸引力的另一科学解释是，红色是人类可视范围内波长最长的颜色，意味着和其他颜色相比，红色能够激发起我们更加强烈的潜意识反应。试想一下，你走进一个红色的房间，它对你产生的作用，以及深深浅浅的红色是如何迅速吸引你的目光的。埃特考夫做出了一个完美的总结：“红色是鲜血的颜色，是害羞和激动时的潮红，是性欲高涨时乳头、嘴唇和生殖器的颜色。距离再远，红色也清晰可见，让人心神荡漾。”

最古老的的胭脂是混合氧化铁和动物脂肪或者植物油制成的红赭石棒，这种颜料棒的外形和尺寸和如今诸多品牌旗下较粗的眼影棒无异。到了19世纪，胭脂开始在药店销售，当时的胭脂由手工制成，原料各异，所以色调和质地有所差异。人们会晒干胭脂虫，用以生产鲜红的胭脂红色素。虽然红丹、朱砂、硫化汞等矿物质毒性剧烈，但都曾被用来制造烈火般的鲜红颜料；蔬菜和其他植物的提取物——例如从红花中提取的红花黄色素、从紫草根中提取的紫草红、从捣碎的桑葚和草莓中获取的深红色、红甜菜汁和红苋菜——都曾被用来制造或柔和或浓烈，色调不一的红色和粉色。

早在公元前一万年，古埃及就贡献出了面部化妆颜料和化妆品的杰作。古埃及人精通化学，热衷化妆，通过混合不同原料制造出了润肤霜、眼线、唇彩、胭脂和指甲油等化妆品。他们将由各种天然产物——包括茎块类植物和矿物质——制成的粉末撒在调制盘、碟子和勺子里，加入动物脂肪或植物油进行搅拌，以改变混合物的质地，保证在眼部、嘴唇和脸颊上不会脱落。早期坟墓中出土了诸如调色板、研磨器和涂抹器等用于混合的工具，暗示这些工具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在来生的重要性也丝毫不减。令人惊艳的眼妆是埃及人（在美妆界）被铭记的主要原因，但他们也同样因为大胆运用红色而出名。古埃及人用油脂和赭石红混合制成原始口红，打造出烈焰红唇。腮红的成分和口红相同，可能会用蜡或树脂进行混合，给双颊带去嫣红色的光泽，不过这种光彩被翠绿色的眼影和描着深黑色眼线的电眼所中和，退为配角。

在研究古代化妆品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女性在特定时期拥有的自由和权利与她们化妆的自由紧密相关。

通常来说，在女性受压迫最强烈的年代，化妆品也会备受非议，被视为无法接受。比起后几个世纪，古埃及的女性实际上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她们可以拥有和继承土地与财产（据美国记者威尔伯在埃及购买的莎草纸记载，10%～11% 的土地所有者是女性），经营自己的生意，并对男性提出法律诉讼。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并不会招来厌恶，一些底层的古埃及妇女以出卖体力谋生。虽然古埃及是最早使用化妆品的社会之一，但考虑到上述原因，它能成为最具实验性和包容性的社会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遗憾的是，后期的其他文明却非如此开明。

在伊朗，考古学家在克尔曼省（Kerman）的沙赫达德（Shahdad）发现了胭脂最早的痕迹，当地每一个坟墓中都能找到数量可观的白色粉末。在储藏白色粉末的船只的船底（这种白色粉末被男性和女性用作粉底），考古学家找到了涂成红色的金属小碗和浅碟，他们认为这些是曾装过口红和腮红的容器。

红色能够自我保护。没有一种颜色能像红色一般充斥着领地意识，它宣示了自己的领土主权……
——《色彩的浓度》（ Chroma ），德里克·贾曼（Derek Jarman）

胭脂在当地被称为“surkhab”“ghazah”和“gulgunah”，由赤铁矿和红色大理石粉末，甚至是纯红色土壤制成，其中还会加入茜草等天然红色染料。沙赫达德等地的早期遗址发掘显示，人们在青铜时代之前就开始使用胭脂。在建于公元前5至前4世纪的一位伊朗女性的坟墓中，考古学家有了最新发现，他们找到了用一块已被染红的棉布块上妆的胭脂，而这种使用方法似乎一直延续到恺加王朝（Qajar Dynasty）。

早在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女性们就开始使用胭脂给嘴唇和脸颊增加一抹青春的红润。她们把胭脂涂抹在苹果肌上，手法和我们使用现代的腮红时一样。希腊人使用的胭脂由多种天然产物制成，包括海藻、老鼠簕属植物和类似紫草根的根茎作物。欧洲中部和南部居民种植这种根茎植物，用来提取染料，提取的过程中需要使用油脂和酒精。之后，人们开始使用朱砂色来制作胭脂，这种红色的色素是从粉末状的辰砂中提取的，是红色硫化汞的衍生物。然而和所有汞类衍生物一样，这样的胭脂在长期使用下会产生毒副作用。虽然人们还在使用化妆品，但惹眼的妆容普遍会招来厌恶，尤其是男性精英的反感。在他们眼中，贤良淑德、安分守己、以家为业才是女性在生活中的主要形象。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两性相较，男性生来优越，而女性次之；男性统治，而女性臣服。”

我们或许认为城邦较为先进发达，但是雅典城邦女性的生活却最受限制和管控。她们被鼓励留在家中，这使得她们不仅和外部世界隔离，也和周遭城市的政治生活无缘。公元前6至前4世纪，女性“被剥夺了财产所有权，也无权参与政治事务、法律事务和战争”。女性的公民权不被认可，因此，她们不得不继续生活在男性亲属的控制和庇护中，连婚姻大事都无权做主。政府甚至设立了办公室，来监管女性在公共场合的行为举止。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被监控和评判，如此看来，女性使用化妆品会引来诸多争议也并不令人意外。常态之下也有例外，交际花们通常都是浓妆艳抹的，而颇为讽刺的是，她们也因此拥有了更多的权利。她们被允许参与讨论和管理自己的钱财。有趣的是，交际花、职业情妇和妓女比其他女性拥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利（除了化妆方面），这个规律在不同时期被不断地重复。

希腊作家色诺芬（Xenophon）在以家政管理为主题的语录体著作《经济论》（ Oeconomicus ）中明确指出，使用胭脂是不诚实的行为，因为它掩盖了女性天生的容貌。

“作为你肉体的伴侣，”我说，“我是应该在确认自己的身体健康又强壮之后把它献给你，而我也会因此容光焕发，还是应该用朱砂糟蹋自己，在脸颊上涂上鲜肉的颜色，然后把自己展现给你并拥抱你呢？然而我始终在欺骗你，给你看的是朱砂，给你摸的是假皮肤。我怎样做才更值得被爱呢？”

鉴于古希腊女性教育的缺失和权利的缺乏，所有关于化妆品的手稿都出自男性笔下，就显得合乎逻辑了。但是，男性谈及化妆品时竟能写出如此长篇大论，着实让人震惊。不论是在诗歌、散文还是信件中，化妆品都被反复提及。此外，化妆品的使用被一一描述、赞扬和斥责，可见这个话题着实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在写过化妆品的男性作家中，色诺芬的作品对我们了解古希腊人的化妆术至关重要，后来的罗马诗人和作家奥维德（Ovid）也同样关键。与色诺芬不同，奥维德似乎非常赞同使用化妆品，这在当时实为罕见。为了给自己做一个道德免责声明，他承认并强调贤良淑德是女性至上的美德，然而，他笔下的说教性诗歌《女性化妆品》（ Medicamina Faciei Femineae ）中却囊括了诸多肌肤护理方法。罗马作家和哲学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也曾记录过几种护理肌肤的配方，里面有老鼠粪和猫头鹰脑等听上去很奇特的成分。相较之下，奥维德的护肤术有效的可能性更大。写于公元2世纪的指导性诗歌《爱的艺术》（ Ars Amatoria ）就两性关系提出了建议，这些建议放到现代也毫不过时，令人惊叹（它类似一本古代约会指南）。诗歌的第三卷为女性提供了化妆方法和礼仪的全方位建议，其中提到女性需要懂得用“胭脂红颜料给肌肤带去玫瑰的色彩，以弥补先天不足”，还提及以玫瑰花瓣和罂粟花瓣为原料来制作腮红。

虽然遭受怀疑和非难，化妆品依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古罗马时期也被广泛使用。考古学家找到了各式装化妆品的容器（带盖的小瓶子）——其中一些由价格低廉的常见材料制成，比如木头和玻璃，下层市民通常用这类容器装化妆品；有的容器外观华丽，用贵重金属制成，使用者多为富人和贵族。由此可见，化妆品并不是富人专享的，不论是富裕人家的贵妇还是寻常人家的女性都能使用它。

含有胭脂虫、茜草和赭石染料的混合物以及有毒的朱砂（古希腊也使用该物质）都是当时给嘴唇和脸颊上色的原料。存放在所谓“甜蜜的箱子”里的化妆品，囊括了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女性所需的所有化妆品：白铅粉（打造苍白瓷肌的不二法宝）、胭脂和饰颜片。即便异常追捧苍白的面容，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宫廷和贵族女性也都会用胭脂涂满脸颊和唇部，打造出健康的红晕，给人刻意为之的印象。

古罗马的文学、艺术和雕塑中关于化妆品的描述和逸闻，为我们深入了解当时女性的日常生活和社会角色提供了一个绝妙的视角。然而，和古希腊时期一样，男性对化妆品几乎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化妆品是他们批评和嘲讽的对象，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时的古罗马女性嘴唇和脸颊上的胭脂颜色都不重，她们只化淡妆，不爱浓抹。当时胭脂的成分既有毒性较强的朱砂和红丹，也有红赭石、紫色地衣、红垩和紫草根等毒性较弱的成分。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古罗马的女性通常只能躲在一个完全属于她们自己的小房间里偷偷地化妆。当时的富家女子还能雇佣女性奴隶作为化妆师来服侍自己梳妆。

有趣的是，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都把有节制地使用色泽柔和的胭脂奉为标准，只有在较短的几个时期中，过度且夸张地使用胭脂才会成为潮流。与柔和且有节制的使用方法恰恰相反，16世纪的欧洲推崇“浓艳为上”的使用法则。当时的威尼斯是时尚之都，也是富人们的游乐场。聚会和舞会接连举办，浓妆艳抹便成为威尼斯时尚圈的社交礼仪，当时的女性们也需要用浓妆来遮盖前晚狂欢后留下的疲态。当佛罗伦萨出生的凯瑟琳·德·梅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1547—1559年间为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王后）鼓励在宫廷里使用化妆品和香水，意大利的时尚开始影响法国。当时英国贵族的脸上都涂着浓浓的胭脂，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于伊丽莎白一世颁布了允许使用化妆品的许可，而在女王现存的诸多画像里，都可以清晰地看见她涂着白色粉底、抹着胭脂的脸庞。

一位不具名的讽刺作家曾经评论道：“艺术家工作的时候不需要颜料盒，只需要身边站一位时髦女士，她脸上的颜料就够用了。”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通过敏锐的观察，发现问题就出在“感知”上：“汝爱慕其脸之颜色，颜料予之；然汝恶之，非厌其色，实则因汝察之。”胭脂赋予嘴唇和脸颊的颜色既符合当时的审美标准，也颇为讨喜——但是男性却不希望自己意识到这种色彩并非天然，而是人为。随着圣·居普良（Saint Cyprian）宣称在脸上化妆的行为和给脸颊“染色”等同于“通过对面部与头部的衰老进行围攻，来驱逐一切关于面部和头部的真实情况”，早期的基督教作家在化妆和欺骗之间建立起了无可动摇的联系。化妆创造“假脸”的看法在文艺复兴时期非常普遍，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可见一斑。尤其在《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尖刻地对奥菲莉娅说：“我也知道你们会怎样涂脂抹粉；上帝给了你们一张脸，你们又替自己另外造了一张。”丹麦评论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甚至这样评论：“如果有一件莎士比亚百般厌恶的事，而厌恶的程度与事情本身的琐碎度不成正比……这件事就是胭脂的使用。”

红色是生命和鲜血的颜色。我热爱红色。
——可可·香奈儿（Coco Chanel）

随着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结束，对化妆品使用的王室许可也继而失效，毫不意外，人们使用化妆品时开始变得谨慎小心起来。在17世纪的英格兰，胭脂的使用方法以及化妆潮流的变化，都受到盛行的政治理念与清教教义的影响。1650年，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向长期国会提出动议，要求“于下周五上午审阅一项关于禁止女性化妆、使用黑色饰颜片和穿着暴露服饰的恶习的法案”，该法案在首次审阅之后就被废止。显然，化妆在英国社会和文化中极其普遍，完全无法控制。双重标准在其中也起了作用，男性私下里还是很欣赏得体、自然的妆容：化妆的不可接受性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但如果必须化妆，就必须保证妆容自然、不做作。伦敦日记作家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用实际经历告诉我们，美貌会附带诸多好处，他在描述一位妇人不小心在他身上吐了口痰后曾挖苦地写道：“在发现她长得美丽动人之后，我就丝毫不觉得恼怒了。”

18世纪中期的欧洲因广泛而过度使用胭脂而闻名。从画像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审美标准是苍白的皮肤配上玫瑰色的脸颊（和16世纪类似）和轮廓清晰的浓黑双眉。

化妆品关乎使用者的地位和在他人眼中的时髦形象——尤其是擦得惹眼醒目的胭脂，显然不可能看起来十分自然。尤其是在作为时尚焦点和全欧洲审美灵感来源的法国，化妆是宫廷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众更衣和涂抹脂粉是贵妇们梳妆展览的一部分，不过这项仪式带有很强的表演性质，因为贵妇们事先在观众到来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工作（和现今时尚大片拍摄的幕后花絮有些类似）。在画像里，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人蓬巴杜夫人的脸颊上总是涂着清晰可见的胭脂，她也由此闻名。在大众的印象里，蓬巴杜夫人身上总会出现她喜爱的某种深粉红色，这款颜色也因此得名为“蓬巴杜粉”。弗朗索瓦·布歇于1758年完成的蓬巴杜夫人画像中，夫人正坐在梳妆台旁化妆，她手拿一把精巧的化妆刷，扫过盒子里的胭脂，给脸颊上色——这是通过绘画艺术来复制化妆艺术的罕见个例。胭脂和颜料一样，有不同的色调，使用手法也颇具艺术性。瑞典贵族阿克塞尔·冯·菲尔逊（Axel von Fersen）伯爵在1877年出版的私人手稿中描述了他目睹一位法国贵妇上妆的过程。他记录道，这位贵妇有六罐胭脂，另外一个罐子里装着颜色比红色更深的东西。而根据莫拉格·马丁（Morag Martin）在《贩卖美丽》（ Selling Beauty ）一书中所说，公爵“发觉那个罐子里装着‘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美丽的红色’，那位贵妇先用深色的物质涂第一层，然后依次取出其他六个罐子中两个里的胭脂上妆”。当时的贵族男性和儿童都可以使用胭脂，尤其是在宫廷中，但是他们所用胭脂的色调有细微的差别（有的差别并不那么细微）。到了1780年，胭脂在法国的香水商店均有出售，只要有钱，任何人都能买来涂抹嘴唇和脸颊，不过和贵族相比，中产阶级使用的次数更少，妆容也不是那么显眼招摇。法国作家爱德蒙·德·龚古尔（Edmond de Goncourt）和他弟弟儒勒·德·龚古尔（Jules de Goncourt）曾写道：“贵妇使用的胭脂既和宫中的胭脂不同，也和高级妓女们的相异；那种胭脂微微泛红，颜色令人难以察觉。”

在法国过度使用的化妆品到了英国则惨遭非难；虽然英国人也会使用化妆品，但在多数人眼中，化妆品等同于“虚假”和“伪造”。18世纪的英美女性画像显示，比起同时代的法国人，英美更偏好不过多修饰的模样。一封1775年从巴黎寄出的信件令人忍俊不禁，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在信中这样总结英法对胭脂看法的差异：“昨晚在歌剧院，我看见一位英国女子全身缀满羽毛，脸上不施粉黛，把自己搞得像浑身沾满口水的妓女。我们国家的女人们煞费苦心，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自己的美德！”然而这样的审美差异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法国大革命后，审美取向整体趋于自然。

虽然潮流发生了改变，但胭脂的不断普及让女性继续使用着它。到18世纪末，胭脂的种类也日渐多样化。随着大众对铅和硫化汞危害的了解，以蔬菜为原料的胭脂受到了人们的推崇。一种名为“西班牙羊毛”的胭脂直到17世纪才面世，但是广受欢迎。这款产品有不同颜色和规格，将织物用胭脂虫红或类似染料染制之后，切割成约4厘米宽的薄片，用它轻拍嘴唇和脸颊，就可以上色。另一款携带更为方便的胭脂名叫“西班牙纸”，由用色素浸泡过的纸张制成，可以放在手袋里携带。也有装在小罐子、玻璃瓶或是浅碟里的胭脂，并根据不同的配方选择用手指、骆驼毛刷、野兔腿或是粉扑上妆。

红色予之灵魂，亦予之容颜。
——《女人与美丽》（ Women & Beauty ），索菲亚·罗兰（Sophia Loren）

然而，19世纪的到来标志着对化妆品，特别是对胭脂态度的又一转变。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宣称化妆品粗俗不堪，让大众重拾对苍白、贞洁样貌的喜爱。而随之而来的对化妆的强烈反对，意味着女性只能靠掐脸颊制造红晕，或靠咬嘴唇使其自然地发红，要不就是偷偷摸摸地使用化妆品。未上妆的苍白皮肤和浓密健康的头发被看作淑女的象征，而惹眼的胭脂是戏剧演员或被委婉地称为“道德水平低下”的女性的标志。与此同时，以巴黎为中心的化妆品制造业到19世纪50年代时已经成为法国的民族工业，标志着胭脂首次开始规模性的商品流通。到19世纪末期，各种色调和质地的胭脂在市面上均有出售。

随着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结束，她的儿子、后来的国王爱德华七世和莉莉·兰特里（Lillie Langtry）、莎拉·贝恩哈特（Sarah Bernhardt）等著名舞台剧女演员的亲密关系，让世人对胭脂的憎恶和轻蔑有所缓和。英国作家、讽刺作家马克斯·比尔博姆（Max Beerbohm）曾在《为化妆品辩护》（ Defence of Cosmetics ，1896）——后更名为《胭脂的普及》（ Pervasion of Rouge ）中写道：

看呐！维多利亚时代就要结束，那被奉朴素为神圣的日子快要终结……我们早已为奇思妙想的时代做好了准备。男人们不是正在掷骰子，而女人们不是正在把手伸向胭脂罐么？……如果一位时髦的女子来到梳妆台前寻求庇护，来逃避时下残暴的迫害，她将不再受到非难；如果一位少女对镜祈祷，一心想拿起化妆刷，用化妆品给自己增加几分魅力，而我们不会因此恼怒。说实话，我们之前到底为何愤怒呢？

当然，比尔博姆言语讽刺。抛开其中的讽刺意味，他的话的确触及要害，甚至比预期更加正确：进入爱德华时代后，人们对化妆品的接受程度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