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本章介绍了身份经济学的总体框架，它为我们揭示了两种经济学之间的差异：一种包含身份和规范，另一种则不包含身份和规范。
经济学家用“效用函数”来描述动机。效用函数是一个数学表达式，它刻画人们究竟关心什么。例如，有的人可能很关心如何在今天和明天的消费之间做出选择，他需要做的就是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函数，比如他需要在借贷和储蓄的规模上做出选择，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用这种方式描述动机太过间接，但实践表明这是非常有效的方式。效用函数及其变量为经济学家对动机进行分类提供了一个规范方法。理论上，效用函数能够表示任何类型的动机。
大部分经济分析关注金钱动机，例如对消费和收入的渴望。但如今的经济学不仅只关乎钱，很多经济学家相信对非金钱动机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效用函数也因此得到了发展，一系列非金钱喜好和偏好成为了变量，比方说对孩子的渴望、对社会地位的关注以及对公正和复仇的渴望。
但是，在这些眼花缭乱的研究中，经济学家们几乎还是毫无例外地坚持一个基本假设：这些喜好和偏好是个人的特征，独立于社会环境。一些人更关心小孩，而另一些人则不是；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更关心自己的社会地位，如此等等。这些假设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人们关注什么以及关注的程度是以其身份为基础的。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公平”的例子。著名经济学家，包括约翰·纳什、马修·拉宾、恩斯特·费尔，都谈到了公平的问题。
他们指出，人们关注公平，渴望被公平地对待，因此效用函数应当包含这个因素。公平可以解释很多经济学实验的结果，特别是高校教师主持的旨在模拟真实市场交易的实验，受试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公平”的结果，而非单纯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
但是在真实世界里，人们对公平的定义建立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在某些情况下被视为公平、自然而然的处事方式，在其他地方可能被看作是鲁莽、有失公允的，这个道理非常重要且显而易见。在印度，上等种姓对待下等种姓是非常不平等的；在卢旺达，图西族人和胡图族人之间的长期矛盾，造成他们彼此始终无法平等地对待对方；美国也不例外，长期以来，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地位也有欠平等。此外，在日常交往中，我们同样可以观察到不平等的现象，比如在运动场上。在医院手术室，我们也可以看到医生对护士居高临下，颐指气使。至今在很多国家，妇女和女童仍然遭受人身攻击，她们无法入学，甚至不能离开家门半步，更不要说拥有选举权、财产权，或是开设银行账户了。
这些例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与人们的身份直接相关。人们的行为规范，取决于他们在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地位和位置。因此，人们对公平的定义，也取决于谁和谁互动，在什么社会环境中互动。在受试者及其身份明确匹配的实验中，受试者对待他人的方式就有所不同。我们将在第四章中评估这些实验证据。
人们是如何掌握并运用社会规范，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呢？我们从观察他人行为当中学到了很多，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学习语言，儿童貌似不费吹灰之力，通过模仿他人就学会了说话。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学习词汇和语法，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正确的发音，此外，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他们还能够辨别细微的差异。
移民子女的口音和他们的同伴而非父母类似；六岁儿童开始懂得，对某些人合适的说话方式对另一些人是不妥当的。比如，丽莎·黛尔比提到一个一年级黑人学生，这个学生问她的老师：“为什么您像白人那样说话，就像我妈妈在电话里讲话那样？”
在社会科学的规范语言中，人们将自己和他人划分成不同的社会类型，而这些类型与相应的规范自动地联系在一起：属于不同社会类型的人应当有不同的行为方式。这些规范同样说明了不同类型的人群（用我们新的词汇就是不同社会类型）之间应当如何相互交往。
身份、规范以及社会类型看起来都是非常抽象的概念，但是它们有很强的现实性，而且很容易观察到。当人们对自己是谁、应当如何行为拥有一个理想类型时，规范尤其清晰（所谓理想类型是指与特定社会类型相对应的典型特征和行为）。这种理想类型可以在真实或者假想的个人中找到。宗教为我们提供了显而易见的有力证据。宗教创始人及其先知或圣人往往都是典范。对基督教徒来说，福音书中描述的耶稣生平为信徒应当如何行为提供了一个理想类型；对于穆斯林来说，理想类型就是穆罕默德的生平和传统教规。我们甚至还可以从人们如何谈论自己的生活中，观察到社会类型、规范以及理想类型。很多人能轻易描述自己是怎么想的、应该怎么做，他人应该怎么做。外部观察者，例如外来的人类学家，只需要听听故事或者流言八卦，就可以推断出规范。
戈夫曼观察到的美国日常生活的点滴，清楚地说明了身份和规范的作用。
他谈到儿童对自己的年龄非常敏感，他们骄傲地告诉别人自己的年龄，不仅可以精确到月，有时甚至精确到日。儿童了解什么样的规范适用于多大年龄，他们清楚地知道大龄儿童的行为应当有别于低龄儿童。乘坐旋转木马的儿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让我们深入了解规范在其中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年龄儿童玩耍时的反应，幼儿在父母的陪伴下骑乘，四五岁大的孩子独自骑乘，他们对自己的成就深感自豪，不断地向等候在一旁的父母挥手示意。更大一点的儿童骑着有趣的动物形状的旋转木马，如青蛙或者老虎，他们很兴奋，但极力表现得若无其事。2010年夏天我们观察到了一个13岁的男孩，他先是不安分地骑在一匹马上，随后换到了一头鸵鸟的背上，接着又开始变换坐骑，在游戏音乐停止之前，他就下来了。为什么大龄儿童会有上述行为呢？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旋转木马，就像经济学家传统上描述的那样，而是喜好变了。相反，大龄儿童和低龄儿童同样着迷于这种旋转的游戏和音乐，前者内心充满矛盾，他们喜欢这项活动但认为这个游戏只是给小朋友玩耍的，而自己已经长大了。
喜好和规范的这种交互影响将是本书讨论的核心。旋转木马的例子阐述了一个一般观点：当人们做着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时，他们感到愉快，就像上文提到的四五岁儿童骑旋转木马。但是，当他们（和他人）的行为有悖于规范时，就像大龄儿童一样，他们会感到沮丧，于是，他们会改变自己的决策，以满足自己设定的标准。
本书将身份、规范和社会类型均引入经济学分析。为了简便起见，我们用身份来统称这三个术语，身份这个术语在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这里我们将结合我们的分析给身份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人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社会类型，身份影响着人们的决策，因为不同的行为规范与不同的社会类型紧密相连。戈夫曼的“旋转木马”清楚地表明：首先，社会类型是存在的，例如不同年龄组的儿童；其次，关于某一社会类型的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规范也是存在的；最后，规范影响行为，上文提到的13岁男孩已经不能从旋转木马的游戏中获得快感，所以他决定放弃。
我们对身份和效用的探讨，从旋转木马一直到种族灭绝。本书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身份、规范以及它们所依赖的社会类型是变化多端的。身份的内涵可以是当下、某一天、一年、一生或是几代人。例如，女性在一天当中可以是家庭中的母亲，也可以是职场上的专业人士；此时，社会类型就是指她在某个时候如何给自己定位。在人的一生当中，人们对生活的认识也极有可能发生戏剧性的转变。
因此，身份和经济学中已被证明真实有效的供给与需求概念一样，拥有多样性。一方面，供给和需求可能指的是短期内对股票和债券的供给需求；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指总量经济中的长期供给和需求。无论哪一种情况，我们都会在某个特定背景下探讨这两个概念。
我们也运用类似的手法来探讨身份。在某个背景下，对供给和需求的分析需要我们首先辨析买方和卖方；其次，我们对现行的技术条件及市场结构加以说明；最后，我们开始探讨人们特定行为（例如价格或者购买选择）的所得及所失。同样的，对于身份，我们首先将个体与特定的社会类型相联系；其次，我们对现行的规范及社会类型加以说明；最后，我们探讨在特定的身份及相应的规范下，个人作出不同决策的得失。这些得失和经济学分析中的标准问题，将决定人们的行为。
第一篇建立了身份经济学的框架。其中，我们谈到了身份和规范如何被正式引入经济学分析，之后我们讨论了这些概念可以被运用在经济学的哪些方面。
第二篇和第三篇将身份经济学的框架引入了经济学的四个重要研究领域，包括组织、教育、劳动力市场和家庭中的性别问题，以及种族和贫困。对每个领域我们都得到了全新的结论。比如组织理论，40年前经济学家开始建立工作的激励机制理论，强调了工资和奖金的重要性。根据该理论，一个好的公司拥有一套恰当的激励机制。然而一个更加微妙的观点却得出了近乎相反的结论，如果员工们仅仅关注工资和奖金，他们就只会做那些仅增加自身利益、但可能无法使顾客和公司获益的工作。如果单纯的经济激励无法收到预期的效果，哪些努力才是有效的呢？身份经济学认为一个公司要想良好运行，就要获得雇员的认同，而且雇员遵循的规范能推进公司的目标。由于公司及其他组织是所有经济体的基础，上述认识改变了我们对经济成功或失败的理解。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投向教育领域，我们也同样有了全新的认识。40年前，经济学家在教育理论中强调其货币成本及收益。经济学家详细阐述了这些成本及收益，包括有关教育收益的信息可能不正确、同伴对学习的影响、学生的耐心等。身份经济学为其注入了新活力。求学的大部分成本和努力学习的大部分成本源于规范。在校学生获得多少教育，也即所谓的教育需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他们是否应当留在学校。好学校，即辍学率低和学术水平高的学校，可以改变学生的身份和规范，因此我们解决了教育经济学中的两个基本问题：哪些人最终留在了学校？为什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学校的成功或失败？
本书的最后部分讨论了身份经济学研究的未来，它如何被用于解决新的问题，经济学家和科学家一样需要慎重对待从观察中得到的数据。接着，我们探讨了身份如何拓展经济学研究，比如身份拓展了“选择”研究的范围。人们根据自己的身份做出选择，父母为子女选择学校，女性选择外出工作抑或是做家庭妇女，移民选择是否被同化，单身男女决定继续维持单身还是结婚。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的动机或喜好一定程度上是他们自己促成的。因此，关于身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首先，身份选择可能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经济决策；其次，身份解释了为什么人们的偏好会发生改变；再次，第三方可能有激励按人们的想法来改变自己和规范。广告商、政治家以及公司老板均会影响社会类型和规范；最后，身份为我们研究不平等提供了新的机会。规范可能会引起某些导致业绩低下和失业的行为。界限分明的种族、民族和社会阶层限制了人们的身份。由于身份是行为的基础，这种限制可能是决定个人经济地位和福利水平的最重要的因素。